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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四大“情结”，其倾向性显然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但都在普京身上有所体现。如果把普京的某一“情结”加以放大延伸，就有可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俄罗斯总统普京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今年51岁，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他出生在俄罗斯的“欧洲之窗”圣彼得堡(苏联时期称列宁格勒)，成长在昔日社会主义强国苏联的红旗之下，曾在赫赫有名的“克格勃”系统干了15年职业“特工”，后来又投身“民主派”，被叶利钦看中并选定为“接班人”，从容地登上总统宝座。普京执政以后，强调俄要“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照搬西方。普京的治国方略，带有某种“第三条道路”的特色，既不同于左派俄共的道路，也不同于右派政党的道路，而与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派政党相吻合。普京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时隐时现地表露出那种由传奇式经历所产生的四大“情结”，即“苏联情结”、“圣彼得堡情结”、“克格勃情结”和“叶利钦情结”。普京的四大“情结”颇值得人们捉摸和玩味，这对解读普京的治国方略和探析俄的发展道路或许有所帮助。
“苏联情结”
普京出生于1952年10月7日，是在原苏联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普京的爷爷曾当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厨师，父亲曾参加卫国战争并负了重伤。普京既经历过苏联红旗的高高飘扬，也目睹了这面红旗的最后降落，对苏联自有一番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普京在叶利钦时期经受了全盘否定苏联浪潮的冲击，但他始终难忘心中固有的“苏联情结”。
其一，普京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苏联历史。1999年12月，时任政府总理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既指出苏联时期付出了“巨大代价”，又强调这一时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这种看法，和当时的主流思潮颇有不同。2000年2月，普京在竞选总统期间回答热线电话时引用俄家喻户晓的一句话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种说法，既反对右派为苏联解体而兴高采烈，也反对左派要求“恢复苏维埃政权”。2004年2月中旬，普京在俄举行核军演时强调：“苏联时期，苏联的存在以及它的核力量曾是世界强有力的稳定因素。”也就是说，普京肯定当时苏联的强大威力对世界具有积极意义。这种看法显然与那种一味指责原苏联扩军备战、威胁世界和平、拖垮国内经济的流行观点有很大不同。
普京对斯大林的评价也一分为二。 2002年1月，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据报道，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曾在一次宴会上提议“为斯大林干杯”，普京也跟着举杯说：“为斯大林干杯!”普京在2004年 2月还亲自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 6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普京的影响下，俄国內目前已再次出现正面赞扬斯大林功绩的社会现象。
其二，普京坚持沿用苏联国歌旋律和红旗。在2000年5月就任总统的仪式上，普京向参加仪式的军人们响亮地喊出苏联时期的称呼：“同志们!”当场得到军人们的热烈回应。同年12月，俄国家杜马根据普京的提议通过有关法律，规定用苏联国歌旋律作为俄的国歌，用红旗作为俄军军旗。当时，普京的主张遭到右派政党和前任总统叶利钦的反对。叶利钦批评说，老国歌只代表官僚权力的苏共党代会，年轻一代不会喜欢，总统不应该盲目崇尚民意。但普京强凋：苏联国歌曲调激昂、振奋人心；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象征性标志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
其三，普京强调保存列宁遗体供人瞻仰。在叶利钦时期，一些人强烈要求把原苏联缔造者列宁的遗体迁出红场，送回列宁家乡进行安葬，为此引起激烈争论。叶利钦当年也主张“将列宁土葬”，强调“列宁给俄带来许多苦难”。普京主政后，主张维持现状不变。2001年7月，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有关迁葬列宁遗体问题时说：“我反对这样做。许多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列宁联系在一起，安葬列宁意味着他们虚度了生命。”还说：“安葬列宁遗体将导致社会动乱。”
其四，普京确认苏联解体是“悲剧”。 2000年3月，普京在《访谈录》中谈到“柏林墙的倒塌”时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还是为苏联阵地在欧洲的丧失感到惋惜”，“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仓促地逃走的话，就可以避免许多许多的问题。”他在回答“什么时候退出苏共”的问题时说：“我没有退出。苏共不存在了，我就把党证放在抽屉里。”2004年2月，普京发表讲话说：“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当时存在问题“本可以在一个国家框架内在新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表明，普京经过十多年思考后，确认苏联解体本可避免而并非必然，当时的危机可以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圣彼得堡情结”
普京的出生地圣彼得堡，是俄的历史名城，它始建于1703年，坐落在涅瓦河两岸，岛屿错落，风光旖旎，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彼得大帝当年决定在此建城时，就赋予它特殊的使命，要让它成为通向欧洲的门户和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后来，圣彼得堡长期作为俄国的首都，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迁都莫斯科，它被改名为列宁格勒。普京从小在这里上学，并在该市最高学府“列宁格勒大学”，毕业。他当年的导师就是后来著名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索布恰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89年，普京从国外回到圣彼得堡，立即投入“民主派”的怀抱，成为该市市长索布恰克的亲信和助理，不久又当上该市第一副市长。
圣彼得堡不仅是普京长期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也是他获得爱情地方，更是他从政的起点。普京从圣彼得堡出发，走向莫斯科，登上俄政坛的最高峰，成为一个大国的元首。圣彼得堡为普京带来了无上的荣誉和权力。这一切，使普京具有一种特殊的“圣彼得堡情结”。普京本人对此也不回避，他就任总统后将很多重要国事活动安排在这里举行，以进一步提高圣彼得堡的知名度。同时，普京把当地的精英大批提拔到中央机关，依靠他们来帮助治理国家，形成著名的“圣彼得堡帮”。在此背景下，社会上一再流行迁都的传言，说要把俄的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圣彼得堡，还说要把圣彼得堡改名为“普京格勒”。俄议会上院议长米罗诺夫等人甚至正式建议，要求赋予圣彼得堡某些首都职能，在税收和财政预算方面具有与莫斯科同等的特殊优惠。
普京的“圣彼得堡情结”，包含浓厚的“西倾”色彩和对彼得大帝的崇敬。普京赞赏并继承彼得大帝的一句名言：“给我20年，还给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普京强调：俄属于“欧洲文明”，是“欧洲国家”，应“回归欧洲”；俄应建立“欧洲式”的政党体系，采用欧洲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模式；俄的对外政策要把同西欧的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2003年5月下旬举行的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庆典，无疑也同普京的“圣彼得堡情结”有关。这次由普京亲自担任庆典委员会主任的盛大活动，事先由俄联邦和地方财政拨出30多亿美元巨资来维修名胜古迹和重整市容，并热情邀请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首脑前来参加，还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谈和会见。普京的目的，显然是要借助圣彼得堡这个“通向西方的门户”，展现俄罗斯的风貌，提高俄的国际威望，显示俄重振大国地位的决心，以稳步实现“融人欧洲”、面向世界的最终目标。普京当时接受记者采访说：“圣彼得堡是一座全俄罗斯人、甚至全欧洲人的城市，它是一座桥梁，通过它，欧洲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俄罗斯。”还说，他把这次庆典看作是抛砖引玉之举，以期唤起人们对圣彼得堡的关注。
“克格勃情结”
普京在上小学时，就崇拜苏联的间谍英雄。他在老师布置的一篇作文中写道：“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出色的间谍，用我的恶名去换取敌人的失败，用我的牺牲去赢得祖国和人民的胜利。”大学毕业后，普京真的投身“克格勃”，经历了15年的“特工”生涯。长期的“克格勃”经历，使普京心中充满爱国热情，养成敢于冒险、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以及谨言慎行、善于幕后操作的神秘作风，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克格勃情结”。
第一，普京始终以“克格勃”经历为荣。普京上台伊始，就下令将已经流失的苏联“克格勃”著名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的一块牌匾找回来，使之重新悬挂在原来的地方。2001年6月，普京面对西方记者关于他出身“克格勃”的挑衅提问时自傲地说，“克格勃”经历使他学会如何同人交流，学会处理吸收大量的信息，还教会他“更加热爱国家”。同年11月，普京在访美前夕对美国记者说：“走谍报工作这条路我从不后悔。我自认为是个卓有成效的情报官，我始终在为祖国的利益而工作。”他在访美回国后发表电视讲话说：“现在的美国总统也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儿子，所以我们拥有相似的背景。”
第二，普京乐于从原“克格勃”系统中寻觅人才。普京在用人方面的一大特点，就是重用“克格勃”干部。一开始，普京把“克格勃”同事召来帮助对付寡头和惩治腐败。后来，又把“克格勃”干部引进政权上层，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现任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就是普京的同乡、同学和“克格勃”时期的同事，据说此人已被普京视为头号“接班人”。另据报道，来自“克格勃”系统和其他强力部门的干部目前已占居俄政坛25％的高级职位，其中包括总统顾问、政府部长、联邦区“总统代表”、州长等等，他们控制着国家行政、经济、司法和监管媒体的大权。这种干部的比例，在叶利钦时期为11％，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仅为3％。最近新任政府总理的弗拉德科夫，据说也具有“克格勃”的历史背景。这一切，使人们得到一种“铁腕治国”的深刻印象。
“叶利钦情结”
普京4年前当上总统，全靠叶利钦的提携和“保送”。1996年5月，普京在圣彼得堡官场失意之后来到莫斯科，被叶利钦的“大管家”博罗金引进总统办公厅。3年后，普京被选定为叶利钦的“接班人”，从容地登上总统宝座。“接班”那天晚上，普京自称思想“毫无准备”，因此“没有欣喜若狂”，但也“几乎动情落泪”。由于深受“传位”之恩，普京自然产生某种“叶利钦情结”。这有三件事情可以说明。
第一，普京积极评价叶利钦时代。普京刚出任代总统，便在2000年新年献词中说：俄“走上了民主和改革的道路”，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这都是叶利钦的“伟大功劳”。2001年6月，普京发表讲话赞扬叶利钦时代说：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俄国体的性质和宪法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俄获得了民主，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普京多次表示，俄的内外政策要保持“继承性”，同时也说，“继承性”并不意味着盲目遵循过去的一切。2004年初，普京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又说，叶利钦是“俄罗斯变革的领袖人物”。几年来，普京一直同叶利钦保持亲密联系，不仅向他通报情况，而且向他讨教问题，听取建议。据叶利钦前两年说，普京同他“每月至少会面一两次”。
第二，普京下令保护叶利钦及其家人。普京当代总统之后签署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为辞去总统职务的叶利钦及其家人“提供法律保障”，不仅使其生活待遇受到国家保护，而且使其今后不被追究法律责任。对于这个总统令，俄共认为它违反宪法，因此向国家杜马提出动议，要求取消叶利钦及其家人的起诉豁免权，还要求宪法法院介入此事，但俄共遭到了失败。后来的情况说明，普京的这项命令意义重大。据报道，叶利钦在辞职前不仅本人险遭国家杜马反对派的弹劾，其家人也因“洗钱”等丑闻受到检察机关的调查。1999年披露的“克里姆林宫受贿案”，当时曾引起轰动，被列为全国“第一要案”。此案情节严重，涉及博罗金在主管克里姆林宫修缮工程时收受瑞士建筑公司的巨额贿赂，为此瑞士检察机关曾对他发出“国际通缉令”。不仅如此，案中也牵连到叶利钦小女儿塔季扬娜的问题。但随后不久，此案子2000年12月被终止调查，予以撤销。2001年1月，博罗金被骗到美国抓了起来，扦将被引渡到瑞士。当时，俄当局不仅力证博罗金的“清白”，而且花300多万美元把他保释回国。后来，博罗金去瑞士法庭受审时供认，他确曾收受巨额贿赂，并帮助塔季扬娜在国外开立了非法账户。尽管他被判有罪，却又当庭释放。另据俄媒体2002年3月公布，塔季扬娜名列俄十大女富豪名单的榜首，其总资产达1．8～2亿美元。这些财富显然是在叶利钦当总统时积聚起来的，但她始终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事实说明，普京当年的总统令起了重要作用。2004年3月，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发表普京的独家访谈，普京说：“对我来说，当年叶利钦为何挑选我做他的接班人，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叶利钦当初之所以选中我，也许是看中我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寡头集团，至少我可以保证他离任后的人身自由和某种宁静的生活空间吧。”
第三，普京长期沿用叶利钦的执政班底。普京当代总统时，据说曾向叶利钦作出承诺，上台一年之内不更换原有执政班底。后来，普京开始从圣彼得堡同乡和“克格勃”系统中搜罗人才，以逐步取代“叶利钦帮”。但这一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经历了4年之久。直到2003年10月，“叶利钦帮”的主将、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才“自动”辞职。2004年2月，叶利钦最后一位“老臣”卡西亚诺夫也被解除总理职务。但普京这样做，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要同叶利钦时代“彻底告别”。其实，在更换执政班底和革除种种积弊的同时，普京并未抛弃叶利钦当年所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尤其是1993年制定的宪法。普京一再强调：“不要触动宪法。”
上述四人“情结”，其倾向性显然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但都在普京身上有所体现。如果把普京的某一“情结”加以放大延伸，就有可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例如，有人认为普京是苏联式的“专制主义者”，有人则认为普京是叶利钦式的“民主派”；有人认为普京是“强硬的克格勃”，有人则认为普京是“欧化的自由派”。其实，普京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把各派政党和各种思潮的“精华”拿来“为我所用”，并凭借他特有的直觉和务实精神，把许多看似繁杂和矛盾的东西融合起来。“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涅姆佐夫在2000年12月29日曾说：普京“具有惊人的交际能力，他与什么人交往，就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色泽。当他与我交往时，他是右翼，而与久加诺夫交往时，他又成了左翼。”叶利钦时期当过总统办公厅主任的丘拜斯也说，每个人在与普京交谈过后，都以为普京会站在自己一边。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 2000年3月甚至说：“克里姆林宫已在采用我们的纲领”，“我们怎么办?难道要向法院控告他剽窃吗?”普京自己则强调：“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就是“普京模式”的真实含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今年51岁，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他出生在俄罗斯的“欧洲之窗”圣彼得堡(苏联时期称列宁格勒)，成长在昔日社会主义强国苏联的红旗之下，曾在赫赫有名的“克格勃”系统干了15年职业“特工”，后来又投身“民主派”，被叶利钦看中并选定为“接班人”，从容地登上总统宝座。普京执政以后，强调俄要“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既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照搬西方。普京的治国方略，带有某种“第三条道路”的特色，既不同于左派俄共的道路，也不同于右派政党的道路，而与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派政党相吻合。普京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时隐时现地表露出那种由传奇式经历所产生的四大“情结”，即“苏联情结”、“圣彼得堡情结”、“克格勃情结”和“叶利钦情结”。普京的四大“情结”颇值得人们捉摸和玩味，这对解读普京的治国方略和探析俄的发展道路或许有所帮助。
“苏联情结”
普京出生于1952年10月7日，是在原苏联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普京的爷爷曾当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厨师，父亲曾参加卫国战争并负了重伤。普京既经历过苏联红旗的高高飘扬，也目睹了这面红旗的最后降落，对苏联自有一番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普京在叶利钦时期经受了全盘否定苏联浪潮的冲击，但他始终难忘心中固有的“苏联情结”。
其一，普京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苏联历史。1999年12月，时任政府总理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既指出苏联时期付出了“巨大代价”，又强调这一时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这种看法，和当时的主流思潮颇有不同。2000年2月，普京在竞选总统期间回答热线电话时引用俄家喻户晓的一句话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种说法，既反对右派为苏联解体而兴高采烈，也反对左派要求“恢复苏维埃政权”。2004年2月中旬，普京在俄举行核军演时强调：“苏联时期，苏联的存在以及它的核力量曾是世界强有力的稳定因素。”也就是说，普京肯定当时苏联的强大威力对世界具有积极意义。这种看法显然与那种一味指责原苏联扩军备战、威胁世界和平、拖垮国内经济的流行观点有很大不同。
普京对斯大林的评价也一分为二。 2002年1月，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据报道，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曾在一次宴会上提议“为斯大林干杯”，普京也跟着举杯说：“为斯大林干杯!”普京在2004年 2月还亲自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 6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普京的影响下，俄国內目前已再次出现正面赞扬斯大林功绩的社会现象。
其二，普京坚持沿用苏联国歌旋律和红旗。在2000年5月就任总统的仪式上，普京向参加仪式的军人们响亮地喊出苏联时期的称呼：“同志们!”当场得到军人们的热烈回应。同年12月，俄国家杜马根据普京的提议通过有关法律，规定用苏联国歌旋律作为俄的国歌，用红旗作为俄军军旗。当时，普京的主张遭到右派政党和前任总统叶利钦的反对。叶利钦批评说，老国歌只代表官僚权力的苏共党代会，年轻一代不会喜欢，总统不应该盲目崇尚民意。但普京强凋：苏联国歌曲调激昂、振奋人心；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象征性标志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
其三，普京强调保存列宁遗体供人瞻仰。在叶利钦时期，一些人强烈要求把原苏联缔造者列宁的遗体迁出红场，送回列宁家乡进行安葬，为此引起激烈争论。叶利钦当年也主张“将列宁土葬”，强调“列宁给俄带来许多苦难”。普京主政后，主张维持现状不变。2001年7月，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有关迁葬列宁遗体问题时说：“我反对这样做。许多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列宁联系在一起，安葬列宁意味着他们虚度了生命。”还说：“安葬列宁遗体将导致社会动乱。”
其四，普京确认苏联解体是“悲剧”。 2000年3月，普京在《访谈录》中谈到“柏林墙的倒塌”时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还是为苏联阵地在欧洲的丧失感到惋惜”，“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仓促地逃走的话，就可以避免许多许多的问题。”他在回答“什么时候退出苏共”的问题时说：“我没有退出。苏共不存在了，我就把党证放在抽屉里。”2004年2月，普京发表讲话说：“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当时存在问题“本可以在一个国家框架内在新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表明，普京经过十多年思考后，确认苏联解体本可避免而并非必然，当时的危机可以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圣彼得堡情结”
普京的出生地圣彼得堡，是俄的历史名城，它始建于1703年，坐落在涅瓦河两岸，岛屿错落，风光旖旎，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彼得大帝当年决定在此建城时，就赋予它特殊的使命，要让它成为通向欧洲的门户和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后来，圣彼得堡长期作为俄国的首都，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迁都莫斯科，它被改名为列宁格勒。普京从小在这里上学，并在该市最高学府“列宁格勒大学”，毕业。他当年的导师就是后来著名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索布恰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89年，普京从国外回到圣彼得堡，立即投入“民主派”的怀抱，成为该市市长索布恰克的亲信和助理，不久又当上该市第一副市长。
圣彼得堡不仅是普京长期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也是他获得爱情地方，更是他从政的起点。普京从圣彼得堡出发，走向莫斯科，登上俄政坛的最高峰，成为一个大国的元首。圣彼得堡为普京带来了无上的荣誉和权力。这一切，使普京具有一种特殊的“圣彼得堡情结”。普京本人对此也不回避，他就任总统后将很多重要国事活动安排在这里举行，以进一步提高圣彼得堡的知名度。同时，普京把当地的精英大批提拔到中央机关，依靠他们来帮助治理国家，形成著名的“圣彼得堡帮”。在此背景下，社会上一再流行迁都的传言，说要把俄的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圣彼得堡，还说要把圣彼得堡改名为“普京格勒”。俄议会上院议长米罗诺夫等人甚至正式建议，要求赋予圣彼得堡某些首都职能，在税收和财政预算方面具有与莫斯科同等的特殊优惠。
普京的“圣彼得堡情结”，包含浓厚的“西倾”色彩和对彼得大帝的崇敬。普京赞赏并继承彼得大帝的一句名言：“给我20年，还给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普京强调：俄属于“欧洲文明”，是“欧洲国家”，应“回归欧洲”；俄应建立“欧洲式”的政党体系，采用欧洲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模式；俄的对外政策要把同西欧的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2003年5月下旬举行的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庆典，无疑也同普京的“圣彼得堡情结”有关。这次由普京亲自担任庆典委员会主任的盛大活动，事先由俄联邦和地方财政拨出30多亿美元巨资来维修名胜古迹和重整市容，并热情邀请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首脑前来参加，还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谈和会见。普京的目的，显然是要借助圣彼得堡这个“通向西方的门户”，展现俄罗斯的风貌，提高俄的国际威望，显示俄重振大国地位的决心，以稳步实现“融人欧洲”、面向世界的最终目标。普京当时接受记者采访说：“圣彼得堡是一座全俄罗斯人、甚至全欧洲人的城市，它是一座桥梁，通过它，欧洲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俄罗斯。”还说，他把这次庆典看作是抛砖引玉之举，以期唤起人们对圣彼得堡的关注。
“克格勃情结”
普京在上小学时，就崇拜苏联的间谍英雄。他在老师布置的一篇作文中写道：“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出色的间谍，用我的恶名去换取敌人的失败，用我的牺牲去赢得祖国和人民的胜利。”大学毕业后，普京真的投身“克格勃”，经历了15年的“特工”生涯。长期的“克格勃”经历，使普京心中充满爱国热情，养成敢于冒险、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以及谨言慎行、善于幕后操作的神秘作风，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克格勃情结”。
第一，普京始终以“克格勃”经历为荣。普京上台伊始，就下令将已经流失的苏联“克格勃”著名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的一块牌匾找回来，使之重新悬挂在原来的地方。2001年6月，普京面对西方记者关于他出身“克格勃”的挑衅提问时自傲地说，“克格勃”经历使他学会如何同人交流，学会处理吸收大量的信息，还教会他“更加热爱国家”。同年11月，普京在访美前夕对美国记者说：“走谍报工作这条路我从不后悔。我自认为是个卓有成效的情报官，我始终在为祖国的利益而工作。”他在访美回国后发表电视讲话说：“现在的美国总统也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儿子，所以我们拥有相似的背景。”
第二，普京乐于从原“克格勃”系统中寻觅人才。普京在用人方面的一大特点，就是重用“克格勃”干部。一开始，普京把“克格勃”同事召来帮助对付寡头和惩治腐败。后来，又把“克格勃”干部引进政权上层，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现任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就是普京的同乡、同学和“克格勃”时期的同事，据说此人已被普京视为头号“接班人”。另据报道，来自“克格勃”系统和其他强力部门的干部目前已占居俄政坛25％的高级职位，其中包括总统顾问、政府部长、联邦区“总统代表”、州长等等，他们控制着国家行政、经济、司法和监管媒体的大权。这种干部的比例，在叶利钦时期为11％，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仅为3％。最近新任政府总理的弗拉德科夫，据说也具有“克格勃”的历史背景。这一切，使人们得到一种“铁腕治国”的深刻印象。
“叶利钦情结”
普京4年前当上总统，全靠叶利钦的提携和“保送”。1996年5月，普京在圣彼得堡官场失意之后来到莫斯科，被叶利钦的“大管家”博罗金引进总统办公厅。3年后，普京被选定为叶利钦的“接班人”，从容地登上总统宝座。“接班”那天晚上，普京自称思想“毫无准备”，因此“没有欣喜若狂”，但也“几乎动情落泪”。由于深受“传位”之恩，普京自然产生某种“叶利钦情结”。这有三件事情可以说明。
第一，普京积极评价叶利钦时代。普京刚出任代总统，便在2000年新年献词中说：俄“走上了民主和改革的道路”，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这都是叶利钦的“伟大功劳”。2001年6月，普京发表讲话赞扬叶利钦时代说：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俄国体的性质和宪法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俄获得了民主，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普京多次表示，俄的内外政策要保持“继承性”，同时也说，“继承性”并不意味着盲目遵循过去的一切。2004年初，普京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又说，叶利钦是“俄罗斯变革的领袖人物”。几年来，普京一直同叶利钦保持亲密联系，不仅向他通报情况，而且向他讨教问题，听取建议。据叶利钦前两年说，普京同他“每月至少会面一两次”。
第二，普京下令保护叶利钦及其家人。普京当代总统之后签署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为辞去总统职务的叶利钦及其家人“提供法律保障”，不仅使其生活待遇受到国家保护，而且使其今后不被追究法律责任。对于这个总统令，俄共认为它违反宪法，因此向国家杜马提出动议，要求取消叶利钦及其家人的起诉豁免权，还要求宪法法院介入此事，但俄共遭到了失败。后来的情况说明，普京的这项命令意义重大。据报道，叶利钦在辞职前不仅本人险遭国家杜马反对派的弹劾，其家人也因“洗钱”等丑闻受到检察机关的调查。1999年披露的“克里姆林宫受贿案”，当时曾引起轰动，被列为全国“第一要案”。此案情节严重，涉及博罗金在主管克里姆林宫修缮工程时收受瑞士建筑公司的巨额贿赂，为此瑞士检察机关曾对他发出“国际通缉令”。不仅如此，案中也牵连到叶利钦小女儿塔季扬娜的问题。但随后不久，此案子2000年12月被终止调查，予以撤销。2001年1月，博罗金被骗到美国抓了起来，扦将被引渡到瑞士。当时，俄当局不仅力证博罗金的“清白”，而且花300多万美元把他保释回国。后来，博罗金去瑞士法庭受审时供认，他确曾收受巨额贿赂，并帮助塔季扬娜在国外开立了非法账户。尽管他被判有罪，却又当庭释放。另据俄媒体2002年3月公布，塔季扬娜名列俄十大女富豪名单的榜首，其总资产达1．8～2亿美元。这些财富显然是在叶利钦当总统时积聚起来的，但她始终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事实说明，普京当年的总统令起了重要作用。2004年3月，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发表普京的独家访谈，普京说：“对我来说，当年叶利钦为何挑选我做他的接班人，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叶利钦当初之所以选中我，也许是看中我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寡头集团，至少我可以保证他离任后的人身自由和某种宁静的生活空间吧。”
第三，普京长期沿用叶利钦的执政班底。普京当代总统时，据说曾向叶利钦作出承诺，上台一年之内不更换原有执政班底。后来，普京开始从圣彼得堡同乡和“克格勃”系统中搜罗人才，以逐步取代“叶利钦帮”。但这一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经历了4年之久。直到2003年10月，“叶利钦帮”的主将、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才“自动”辞职。2004年2月，叶利钦最后一位“老臣”卡西亚诺夫也被解除总理职务。但普京这样做，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要同叶利钦时代“彻底告别”。其实，在更换执政班底和革除种种积弊的同时，普京并未抛弃叶利钦当年所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尤其是1993年制定的宪法。普京一再强调：“不要触动宪法。”
上述四人“情结”，其倾向性显然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但都在普京身上有所体现。如果把普京的某一“情结”加以放大延伸，就有可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例如，有人认为普京是苏联式的“专制主义者”，有人则认为普京是叶利钦式的“民主派”；有人认为普京是“强硬的克格勃”，有人则认为普京是“欧化的自由派”。其实，普京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把各派政党和各种思潮的“精华”拿来“为我所用”，并凭借他特有的直觉和务实精神，把许多看似繁杂和矛盾的东西融合起来。“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涅姆佐夫在2000年12月29日曾说：普京“具有惊人的交际能力，他与什么人交往，就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色泽。当他与我交往时，他是右翼，而与久加诺夫交往时，他又成了左翼。”叶利钦时期当过总统办公厅主任的丘拜斯也说，每个人在与普京交谈过后，都以为普京会站在自己一边。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 2000年3月甚至说：“克里姆林宫已在采用我们的纲领”，“我们怎么办?难道要向法院控告他剽窃吗?”普京自己则强调：“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就是“普京模式”的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