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他与北大的不解深情

　　1917年1月4日。时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门口，所有校工毕恭毕敬，迎接新校长的到来。
　　一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从车上下来，竟然先脱帽鞠躬，向校工致意。
　　这一举动引起不小的轰动，要知道，彼时国立北京大学官僚气息浓厚，校长是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校役需行礼，校长大人自是不必侧目。
　　这位儒雅的学者正是蔡元培，后来被北大学子们尊称为“永远的校长”。他的雕像至今伫立在燕园，与北大共沐春夏秋冬。
　　蔡元培的到来，书写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崭新篇章。
　　彼时北大非此时北大也。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庆祝建校120周年。长期以来，北大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时光倒流回民国初年，当时的北大却是一个“很多大学问家听到都头疼”的地方。
　　彼时的国立北京大学本质上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官僚气息浓厚，学风不端，教风散漫。
　　大部分学生“学而优则仕”，念书是为了混个文凭，然后当官；
　　许多老师“走后门”进来，为的是拿一份公家的薪水。老师上课，发给学生一些印好的材料，然后照本宣科一读就下课；
　　官僚習气，腐败积弊，但因背景特殊，没人敢管，前后5任校长都是满腔热血而来，遗憾而去。
　　彼时的蔡元培，也正为教育奔忙。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蔡元培应邀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他主持制定了《大学令》、《中学令》等，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已经勾画出了中国未来教育的蓝图。
　　历经乱世，屡经失败，却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
　　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濂请他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朋友大都劝他不必就职，“学校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也有人说：“既然知道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
　　从1916年秋接到范源濂的电报，到12月26日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蔡元培踌躇了三个月。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自青年时代就有的“教育救国”之梦：
　　“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16年1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在北京前门附近的旅馆走廊，有一位身穿长袍，戴着眼镜的文化人不停徘徊。
　　旅馆伙计一打听，原来是这位先生要拜访一位客人，可是这个人正在客房里睡觉。这位先生招呼伙计不要叫醒他，而是拿一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
　　这位先生，就是蔡元培。而他想见的人，是陈独秀。
　　蔡元培为什么急着要见陈独秀？他想请陈独秀做北大的文科学长。
　　陈独秀与蔡元培早已认识。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在青年中的号召力，也是即将上任的蔡元培所需要的。
　　讲明来意，陈独秀却嫌自己学历有些低，难以担起文科学长的重任，便向蔡元培推荐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叫胡适，是哲学博土，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
　　于是，获得校长授职、尚未正式就任的蔡元培，一出马就将陈独秀、胡适两位知名人物招致麾下。

要想让北大变成真正治学的场所，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新旧政体交替之际，许多学人未能获得正式学位文凭，如何衡量其学术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蔡元培的眼光与判断。

　　“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年纪轻轻著有论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看到了，认为水平很高，邀请他来学校讲哲学；
　　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徐宝璜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新闻学导师；
　　任命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
　　当时因参与支持袁世凯“筹安会”而在天津潦倒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同样接到蔡元培的邀请，被聘为文科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政治保守、国学功底深厚的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留学归来的李四光、丁燮林等，以及法科领域马寅初、陈启修……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百家争鸣，出现中国群星闪耀的盛景。
　　于是校园里可见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辜鸿铭、刘师培与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人，构成的“旧派”与新派对垒，一时争论不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这是蔡元培先生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与坚持。面对新派学生一味攻击旧派的辜鸿铭、刘师培等现象，蔡元培出面劝导，“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这一系列人事任免，为北大注入活水，构成蔡元培办学所倚重的基本力量。
　　对于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来说，1917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以蔡元培入主北大为标志，新文化运动有了阵地，新旧两个阵营最活跃的思想者们由他而汇集在了同一场域。
　　“北大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真正诞生”
　　1月9日，国立北京大学开学仪式上，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进行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肩负力矫社会颓俗的重任；敬爱师友，师生应以诚相待，敬爱有加。”
　　蔡元培告诉学生们，读书要抱着求学的宗旨，不要那么功利。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又对老师们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诤语良言，至今仍余音回响，掷地有声。
　　无数名家在此以辛勤汗水与毕生所学，耕耘北大的学术沃土。
　　渐渐教风端正，学风清明。
　　在这片土地上，蔡元培尽量培养学生的兴趣，鼓励社团活动。新闻研究会、学术讲演会、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体育会等，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蔡元培常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学生请来业界名人指导。比如音乐研究会请来萧友梅、画法研究会请来陈师曾、徐悲鸿等。

　　教育以德育为先。主政北大后，蔡元培將老友李石曾早年在上海发起的“进德会”移植到北大，要求入会者戒除嫖赌等恶习，修身养性。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是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

启迪民智，开拓新风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设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启迪民智”的举措——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
　　1918年4月，北大开办校役夜班。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认为，但凡有求学之心者，便应当获得同等的机会。
　　1920年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短短几年里，北大不但成为北方第一学府，也成了全国第一学府。
　　经营北大之难，难在树立其“学府”的本质，摒除其“官府”的实质。而蔡元培先生以其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与坚定决绝的改革信念，为北大去封建沉疴，树发展方向。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这段歌词，曾记录下北大师生对蔡校长执掌北大的感激之情。一百多年过去了，北大学子仍然忍不住时时回望蔡先生的背影，从他那里汲取思想、学术与人格的力量，自省、自励，不断前行。
　　历史上的今天，他曾以一人之力，拨开学府的迷雾，点燃思想的火种。正如美国学者杜威所评价：“以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