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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印度发源的佛塔、佛寺在向中亚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周缘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沿途的文化元素，因地制宜，逐渐形成了“（多层）方形塔基-柱形塔身”的佛塔形制，以及“塔院-僧院”并列分布的佛寺布局模式，可见佛教寺院风格渐趋简单、封闭，反映了佛教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不同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元素之间的矛盾与调和。
关键词：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犍陀罗;塔里木盆地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013-11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yout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Gandhāra and the Tarim Basin， two areas along the Silk Road that were significant for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since the 3rd century B.C.E After its inception in ancient India， Buddhism and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it inspired underwent many periods of localization when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various people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on its path to Central Asia. In particular， multi-layered stupas with a square base and the layout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that include stupas and small cells for monks are notable later developments in Buddhist architecture.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se monasteries tended to be simpler and more enclosed， which reflects the compromise that was necessary as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encountered different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s.
Keywords：Buddhist monastery; layout; Gandhāra; Tarim Basin
前 言
本文所要討论的区域横越了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北部，大致涉及帕米尔山结的所有区域和今天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图1）。
佛教诞生后不久，便在西北印度的白沙瓦（Peshāwar）、斯瓦特（Swāt）、塔克西拉（Taxila）（今巴基斯坦北部）、克什米尔（Kashmir）等所谓“大犍陀罗地区”（Greater Gandhāra）形成中心，并由此向喀布尔（Kabul）地区（今阿富汗东南部）扩展，随后进入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带”（Transoxiana）。而中亚佛教的一支在大约公元3、4世纪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西北缘的喀什绿洲;另一支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翻越喀喇昆仑山到达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和田绿洲。在此期间，伴随佛教传播的除了佛教教义、经典外，还有佛教绘画、雕塑及建筑艺术，它们沿途不断地吸收当地信众的文化元素，所以即使在中亚地区，佛教艺术——当然包括建筑艺术在内——都呈现出印度及波斯、希腊或所经之处土著民族的艺术特征，而这些佛教艺术的多样性恰好也标示出北传佛教传布所经过的区域和时代的差异。古代来自中原的求法者如法显、玄奘、宋云等人的旅行路线就反映出古代印度、中亚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交通网络的复杂性[1]。
西北印度、中亚地区最早的佛教建筑始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主要以埋藏佛舍利的覆钵塔（Stūpa）和阿育王法敕（Aoka edicts）的形式，零星分布在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至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建筑才开始大量出现。自此以后，佛教建筑的发展大体可分成三期：第一期为贵霜王朝时期，即公元1至3世纪，佛教建筑主要分布在以白沙瓦为中心的犍陀罗核心地区（Gandhāra Proper）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铁尔梅兹一带（Termez）。第二期是后贵霜时期，即公元4、5世纪，建筑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巴米扬（Bamiyan）和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Merv）。第三期是突厥与盛唐时期，即公元6至8世纪，建筑主要分布于阿富汗海巴克（Haibak）、巴米扬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Tashkent）一带。另外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印度河上游河谷一线发现了公元1至8世纪的佛教岩刻和题记[2]。
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现存的佛教遗迹时代差异较大，如吐鲁番交河故城北端塔林主塔内的木材碳十四数据显示，佛塔建造年代约在公元前后的东汉时期，而盆地北缘佛教石窟的年代最早者也在公元3、4世纪左右，这表明佛教传入盆地周缘的路径非常复杂。
通过对上述区域内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本文希望能够明晰佛教寺院建筑中哪些元素是保持不变或极少变化的，哪些是入乡随俗地加入了当地的文化特色，由此推进佛教建筑艺术和佛教传播的研究。
一 犍陀罗地区佛教寺院的历史沿革、
形制布局特点
古代犍陀罗地区大致位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Khyber-Pakhtunkhwa Province）。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佛教在此地兴盛近千年，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佛教建筑遗迹（图2）。 犍陀罗地区的佛寺基本由供奉佛塔的塔院（stūpa court）及供僧众修行的僧院（monastery court）两部分组成，这也是犍陀罗佛教建筑最重要的创新之一[3]，这种模式向外扩展到阿富汗、中亚地区，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直至中原、东亚地区。
贵霜时期的佛塔大都呈覆钵状，基坛多为方形，侧壁刻有雕像纹饰，向上依次分布塔身、覆钵丘、平台、塔刹、相轮。初期佛塔的覆钵丘低矮，为印度早期佛塔的典型样式，周边尚可见到栏楯遗迹。从公元2世纪迦腻色伽（Kanihka）统治时期开始，犍陀罗地区的佛塔逐渐发展出新的模式，方形基坛、多层建筑的佛塔建筑逐渐成为主流，这或许说明犍陀罗的佛教仪式变得更加成熟、复杂[3]。
现以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焦里安和白沙瓦的塔赫特巴希佛教寺院遗址为代表进行研究。
1. 达摩拉吉卡佛寺 （Dharmarājikā）
达摩拉吉卡佛寺包含数座以佛塔为中心的塔院和僧院建筑（图3），主佛塔亦称“法王塔”。由其覆丘状塔体推测，法王塔建于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又进行了扩建。佛塔的环形礼拜道外围尚存始建时的石质栏楯痕迹。该塔是犍陀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大塔，可能与阿育王传法有关，废弃于公元6世纪[4]。
主佛塔基坛呈圆形，直径46m，东、南、西、北四面设向外伸出的长方形平台，符合大众部戒律《摩诃僧祇律》卷33记载的覆钵塔结构：“尔时世尊自起迦叶佛塔，下基四方周匝栏楯，圆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盘盖长表轮相。佛言：‘做塔法应如是’”[5]。所谓“方牙四出”即指基坛四面的长方形平台，经踏步可从环形礼拜道登上和基坛相连的“方牙”（图4）。佛塔积土石为塔体，外砌石块，覆钵之下有轮辐状石砌结构以加固原始塔基[6]，覆钵现已部分坍塌，但残存部分仍高达15m，在当时是塔克西拉地区规模最宏大的佛塔。主佛塔四周矗立着 4座体现犍陀罗艺术风格不同发展阶段特点的寺院和若干陆续增建的还愿塔。这些建筑最初布局协调合理，其后随着佛教仪式的变化而数量骤增、变得杂乱无序，挤满了全部可用的空间。
塔庙区的北侧寺院由以方形基坛的佛塔为中心、众多房间围绕的塔院区和北侧与其相邻的僧院区组成，从形制上看始建于贵霜时期，时代晚于法王塔，保存完整。僧院平面呈方形，仅南院院墙正中开有对着塔院区的院门，狭窄的院门似显示着戒律的严格。院门左右两侧房间面积较大，可能有其他用途。北、东、西三面院墙内建有大小基本一致的僧房。僧院中间为非常宽敞的中庭，中庭之中为一个方形的水池，应为当年僧众沐浴之处（图5）。这种以居室围绕中庭周围（三面或四面）的僧院布局起源于贵霜时期的犍陀罗地区。西北方向发现一方形基址的一角被该僧院打破，前者可能时代更早，而后者可能是犍陀罗地区晚期的遗迹。{1}
2. 焦里安佛寺（Jauliā）
焦里安佛寺始建于公元2世纪左右，由一座僧院和一座大型塔院构成。
僧院位于佛寺西侧，为两层建筑结构，由石砌楼梯相连。僧院内庭院、水池、经行石路、排水暗渠、灯龛、佛龛、窗户俱备，会堂、食堂、厨房、仓库、厕所等设施完善[7-9];塔院位于僧院东侧，由两个高度不同的院落构成，北侧低院（lower stūpa court）西边尚有一较小的方院与之衔接。主塔位于南侧高院（higher stūpa court）中央，仅存略微凸出地面的塔基部分，周围密布还愿塔、龛像等建筑，塔院四周建有高大的佛龛[7-9]。
3. 塔赫特巴希佛寺（Takht-i-bāhī）
塔赫特巴希佛寺位于古代犍陀羅地区的中心，建筑遗迹位于西、中、东三条山脊中段，主体建筑位于最为宽阔的中间山脊上（图6-1、2），佛寺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至公元7世纪仍在使用。
1836年，库尔（General Court）最先注意到这个遗址。1852至1871年，拉姆斯登（Lieutenant Lumsden）、威尔彻（R.E. Wilcher）、坎宁安（A.Cunningham）等人相继考察、挖掘了该遗址并发表了有关报告; 1907年，斯普纳（D.B.Spooner）对这处遗址进行了首次系统的考古发掘; 1910至1911年，哈格里夫斯（H.Hargreaves）再次对该遗址做了进一步清理。{1}
基于上述考古调查并参考汉译佛典，该寺院遗迹主要包括塔院、僧院、中庭、布萨处（uposathā-gāra）或讲堂（prāsāda），以及其他附属设施[7]273。
寺院主入口在东院墙上，由北向南可以上到中庭西端，随后向东即可进入中庭。中庭位于塔院与僧院之间，地面较两者地面低凹，密布形制各异的还愿小塔。其北、东、南三面共建二十九座佛龛，均面向中庭敞开，佛龛顶部已毁，原来应为类似于塔院佛龛的穹窿顶，其中一些窄高的佛龛疑为大佛龛（图7：a-h）。一条砖铺道路呈南北向穿过中庭，联通塔院与僧院，北侧的僧院通过一低矮的五级踏道与中庭相连，而南侧的塔院与中庭相连的踏道较高，共十五级。
塔院中心为一方形台基，台基北面置踏步，正对塔院入口。此台基应是主塔塔基，塔基上似保留了当时右绕佛塔的礼拜道。塔院南、东、西三面分置五座佛龛，每座佛龛皆向主塔敞口。佛龛始建时，彼此存在间隔，后为增塑佛像，在每龛间补砌一道横墙，形成类似佛龛的小神龛，故形成了东、南、西三面封闭的塔院[7]275。整个塔赫特巴希遗址仅存塔院的两座佛龛保存了原始屋顶的痕迹（图8）：佛龛顶以托臂（corbels）相承，呈穹顶，上部截平;穹顶之上另置系梁（collar），上托另一小穹顶，外观呈斜顶形，平面呈半圆状;外立面敞口如三叶形，上有蘑菇形小尖顶，复原后整个塔院遗址显得十分紧凑（图9）。
僧院地面略低于塔院，系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元，是整个寺院群最大的建筑。其平面呈方形，十五座僧房分布于南、西、北三面（图10）。僧院中庭的东南部尚存一方形水池，用于承接僧房顶的排水。僧院东墙中央有门通向一个6.1米见方的房间，应为厨房。厨房北墙辟二门，一门通向另一小房，另一通往楼上;厨房东墙两端各辟一门，皆通往室外，室外有二凸起扶壁，似为厕所;南墙西侧有单门通往另一大面积房间，应为食堂。诸房舍屋顶皆不存，原来应为叠压式穹顶。 在遗址北部，紧靠僧院西侧，有座较大的露天方院，围墙高且仅在南壁东侧开一门道。关于这座方院的用途，说法颇多，李崇峰根据其简约的布置推测其为汉译佛典中的“布萨处”[7]279。
“布萨处”南侧是十间所谓的“地下室”，但实际上它们并非真正的地下室，只是建在低洼处而已。其年代较中庭为晚，倚中庭西墙而建，顶为突拱结构，上覆厚泥，与中庭地面齐平。坎安宁认为这些房舍曾作仓库之用。
“地下室”南边尚有一方院，其南墙下部的基坛（image pedestal）上残存六身泥塑大立佛足部痕迹，结合院中出土的若干泥塑大佛头，俗称该院为“大像院”，此方院还建有通往山谷的梯道。
二 中亚——阿富汗地区佛教寺院的
历史沿革、形制布局特点
约在公元前不久，佛教从西北印度传入“河中地带”。至贵霜帝国时期，佛教在此地得到广泛传播，一些早期佛教寺院开始出现。
公元5世纪哒人统治时期，和犍陀罗地区一样，这里的佛教遭受打击。公元6世纪中叶，统治此地的突厥人不信仰佛教，也不排斥佛教，佛教建筑的发展有所恢复。公元7世纪下半叶，唐朝安西都护府控制这一带，并兴建了一批具有中原特色的佛寺。公元8世纪后，随着伊斯兰文化的東扩，佛教逐渐消亡。
中亚-阿富汗地区的佛教遗迹的分布范围东起楚河上游，西到锡尔河上游，南至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带”，向西可达卡拉库姆运河一带。上述地区今分属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图11）。
下文讨论的遗址分别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地区（Termez）、塔吉克斯坦赫瓦什河谷（Vaksh Valley）、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地区（Merv）。
1. 铁尔梅兹地区的卡拉特佩寺院（Kara-Tepe）
铁尔梅兹地区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端、阿姆河中游北岸，对岸就是阿富汗。目前，这里已发掘出几处贵霜时期的佛教建筑遗迹，如卡拉特佩，祖尔玛拉佛塔等。
卡拉特佩寺院始建于公元1世纪左右，位于铁尔梅兹旧城（Old Termez）内西北角（图11：1），目前已发掘出北丘、中（西）丘多处洞穴和地面佛寺遗址，每个洞穴上方山坡上都建有房屋，由洞穴前面庭院的楼梯可登上这些房屋。
形制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丘1号洞穴寺院（图12），从北到南分三进院落，总长约50m。北院是塔院;中院是佛龛院，院西侧连有洞窟佛堂;南院的南北墙建有佛堂，其西侧也连有一个洞窟佛堂。洞窟之上的山坡地表建有僧房。
北院为方形塔院（图12：1），中心有方形塔基，塔身已残（图12：4）。北院南墙有一小门通往中院（图12：2）。
中院四周有回廊，中心是方形的露天庭院，回廊木柱下垫有石础，其样式与希腊阿提卡柱础（Attica）相似。中院的西壁是崖壁，两端各开一洞口，通向洞窟，中院南墙绘有佛塔壁画，可以看出佛塔有三层台基，台基上是覆钵丘、平头和数重相轮，塔柱两侧还绘有漂浮的带状物[10];西壁正中有一个拱形龛（图12：5）。院西北角有一阶梯通向地表山坡，阶梯下方有一洞口，向里是两进的套间僧房窟，外间有石床、桌台和灯龛。
中院南墙与南院之间有一个小塔堂，入口在中院南墙，中心有方形台基，其上原来可能有塔（图12：6）。
中院西墙连接一个洞窟，中心是拱券顶的礼拜堂，面积小，但四周拱券顶的礼拜道又宽又长，开有少量灯龛，整体规模可观（图12：7）。
南院四周有回廊（图12：3），西面连接着洞窟，结构与中院相似，略大于中院洞窟（图12：8）。院子南墙连着一个较大的礼拜堂，南、东、西三面有狭窄的礼拜道（图12：9），院内西北角也有一个僧房小窟，与中院的僧房窟类似。
与印度早期的洞窟寺院不同，卡拉特佩寺院由山地僧院和地面塔院组成，这种模式后来传到了塔里木盆地[2]302[11]。
2. 铁尔梅兹地区的祖尔马拉佛塔（ZurmalaTower）
祖尔马拉佛塔位于铁尔梅兹旧城东南部，是铁尔梅兹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图11：4）。整座佛塔由土坯砌筑，直径14.5m、高16m，始建于公元2世纪左右，属于贵霜帝国的佛教遗迹[12]。公元8至9世纪，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塔体外表被毁，但主体部分幸存。
该覆钵塔属于贵霜早期佛塔的形制，台基较低，圆柱状塔身占塔体比例极大，在塔柱接近覆钵丘（塔顶）时，外表砌有一圈凸棱。该佛塔只在台基西侧保存从地面登上台基的踏步遗迹，佛塔正面应朝向西面（图13），根据佛塔周边考古清理所出土的遗迹、遗物，在正对踏步的佛塔塔柱下部原来开有一个佛龛，龛内有佛像;方形塔基的四个立面上也有佛龛，内有佛立像，佛龛之间有高浮雕的立柱作为间隔的装饰[13]。
3. 赫瓦什河谷的阿吉纳特佩佛寺遗址（Adzhina Tepe）
阿吉纳特佩位于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赫瓦什河谷地区（图11：16），建造年代已是中亚佛教晚期，即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当时唐王朝在此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并推行佛教[2]295-308。
寺院大致可分为南北两院（图14），建造方式非常特别，该寺院带屋顶的建筑都是在地面下挖形成“半地穴”，再沿穴壁用风干泥砖砌墙、柱面或球面顶，从而形成所谓的“拱券顶”或“穹窿顶”。露天佛塔则是先在地面挖出大坑作为庭院，同时预留塔芯位置所需土层，然后用风干泥砖包砌土芯筑成佛塔。这种修建房屋的方法在当地仍有使用。
南院是僧院，中心是方形庭院，向外是僧房、佛堂等。主佛堂入口在北侧，室内南、东、西三面分别筑一个塑像台，佛堂前有砖铺道路通向北边。
北院是塔院，中心的正方形庭院略大于南院，庭院中心残存方形塔基，分层的塔基四面原有踏步，塔身已毁。庭院向外是廊房，可分为四段平面呈“L”形的建筑，再向外有龛室，内设不同的塑像。北廊东段的廊房塑有长达12m的涅槃卧佛像。可见塔院的礼拜对象至少有二：一是塔院中心的主佛塔，二是廊房中的涅槃佛卧像。 三 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
佛教寺院的历史沿革，形制布局特点及受犍陀罗、中亚地区的影响新疆地区虽然紧邻犍陀罗地区，但由于帕米尔高原的阻隔，两地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并不十分畅快。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佛教，不仅传入的时间要晚于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好几百年，而且从传入的路径来看，似乎直接受犍陀罗的影响要弱一些，建筑方面更多受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佛教建筑艺术的熏陶。
总体而言，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佛教寺院建筑形制在传入之初虽然深受上述两个地区的影响，但本地及来自中原的建筑艺术因素一直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在犍陀罗、中亚地区佛教文化趋于衰落时，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佛教文化在东亚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继续发展，开始走上一条独具特色、繁荣很久的发展之路。
受篇幅所限，现仅将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佛寺中与前文所述佛寺风格较为近似者进行类比研究。
1. 喀什市莫尔佛塔遗址
莫尔佛寺遗址现存地面建筑以两座佛塔为主，在两座佛塔之间还残留房屋基础的遗迹，其中一座为高塔柱形的覆钵状佛塔（图15），其形制明显受贵霜风格覆钵塔的影响，有着较高的分层的方形基座和圆柱状的塔身;另一座僅从地面上观测似乎是一座覆斗状佛塔（图16-1），而且覆斗的侧壁上似留有三层佛龛的痕迹。但从俯视图可以清晰地发现，其顶部还残留柱状覆钵塔柱痕迹（图16-2），所以这座所谓覆斗状佛塔实际上仍然是一座规模很大的贵霜风格的覆钵塔。
2. 库车县苏巴什佛寺东区佛塔
库车县苏巴什佛寺东区现存一覆钵状佛塔，与西区佛寺隔库车河相望。佛寺始建于魏晋时期，隋唐时期佛事达到鼎盛，公元9世纪后废弃，为龟兹国时期佛教建筑的代表。该塔全高约9.4m，建在一个高约0.5m的地基上，方形台基上是圆柱状塔身[14]。值得注意，此佛塔台基非常高，占到整个塔体近一半的高度，是覆钵状佛塔由中亚地区传入塔里木盆地北缘后受地方文化影响而变化较大的一种类型。
3. 和田市热瓦克佛寺
热瓦克佛寺位于洛浦县城西北约50km的沙漠之中（图17），佛塔用不规整的土坯砌筑，全高约9m。该佛塔大约始建于公元3世纪，一直沿用至公元10世纪。佛塔塔基为方形，呈上下两层的结构，高5.3m：下层塔基边长15m，高2.3m，底部有高约0.31m的地脚线;上层塔基高约2.7m。塔基之上为圆柱状塔身，直径9.6m、残高3.6m，覆钵部分损毁。塔基四面中央砌有踏步连接一、二层塔基，通向佛塔，使佛塔平面呈特殊的“十”字形[15]。
四 结 语
受篇幅所限，现仅将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和上述地区风格较为近似的佛寺遗迹进行类比研究。
1. 覆钵佛塔的形制比较
以巴基斯坦达摩拉吉卡塔寺的法王塔、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祖尔马拉佛塔及喀什莫尔佛塔、库车苏巴什佛寺东寺佛塔、和田热瓦克佛塔为例来看，覆钵塔从犍陀罗、中亚地区传入塔里木盆地周缘，其早期低矮且圆形的塔基形制逐渐被贵霜时期的方形塔基取代并基本固定下来;且方形基坛在整个塔体中所占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当然，位于丝路南道的和田热瓦克佛寺的覆钵塔的基坛占据了塔体将近一半的高度，其形制又和法王塔接近，这可能和丝路南道佛教是从犍陀罗经克什米尔传入有关。
2. 佛寺庭院和水池功能的演变
佛教诞生于炎热难耐的古代印度，对于僧侣们封闭修行的寺院生活来说，消除暑气、清洁身体意义重大。所以在僧房环绕的僧院中央一般都设有宽阔的露天庭院，庭院中央建石砌的水池，具有洗浴和降温的双重作用，如犍陀罗地区的达摩拉吉卡寺院僧院中的水池。可是在中亚地区，一方面，气候不似印度般炎热，还有冬天，洗浴就不是不可或缺的事情了;另一方面，中亚地区气候非常干燥，蒸发量大，加上当地水资源本身不太充裕，若蓄满一池水可能很快就干涸或变质;再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亚流行佛教的地区多是黄土地质，非常缺乏砌筑水池用的石料，想要让这些珍贵的蓄水不从土中渗漏是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当佛教建筑艺术传至中亚地区，虽然僧院仍保留了水池元素，但已发展成很浅的、装饰性的土池，如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地区的法雅兹特佩（Fayaz-tepe）的僧院水池（图18）。当佛教进入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洗浴已成为非常奢侈、可有可无的事情了，但鉴于寺院建筑作为宗教性的建筑，其元素不能随意增减，因此宽阔的水池演变成以汲水为主要功能的水井，如吐鲁番交河故城大佛寺中庭里的两口水井，其中一口是能够出水的真井，另一口只是具有水井形状的“假井”（图19）。
3. 从犍陀罗地区经中亚到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佛寺形制的变化
总体上看，佛教寺院建筑形制从犍陀罗地区向中亚、塔里木盆地扩散、发展既是不同艺术风格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也是不同社会结构与理念在建筑形制上的体现。具体说来就是佛寺建筑的艺术风格趋于简单;建筑趋于封闭，寺院往往为高墙环绕，寺门却狭小的不成比例，说明戒律的森严和社会集权在宗教领域的加强，折射出社会冲突的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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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犍陀罗;塔里木盆地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013-11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yout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Gandhāra and the Tarim Basin， two areas along the Silk Road that were significant for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since the 3rd century B.C.E After its inception in ancient India， Buddhism and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it inspired underwent many periods of localization when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various people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on its path to Central Asia. In particular， multi-layered stupas with a square base and the layout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that include stupas and small cells for monks are notable later developments in Buddhist architecture.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se monasteries tended to be simpler and more enclosed， which reflects the compromise that was necessary as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encountered different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s.
Keywords：Buddhist monastery; layout; Gandhāra; Tarim Basin
前 言
本文所要討论的区域横越了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北部，大致涉及帕米尔山结的所有区域和今天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图1）。
佛教诞生后不久，便在西北印度的白沙瓦（Peshāwar）、斯瓦特（Swāt）、塔克西拉（Taxila）（今巴基斯坦北部）、克什米尔（Kashmir）等所谓“大犍陀罗地区”（Greater Gandhāra）形成中心，并由此向喀布尔（Kabul）地区（今阿富汗东南部）扩展，随后进入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带”（Transoxiana）。而中亚佛教的一支在大约公元3、4世纪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西北缘的喀什绿洲;另一支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翻越喀喇昆仑山到达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和田绿洲。在此期间，伴随佛教传播的除了佛教教义、经典外，还有佛教绘画、雕塑及建筑艺术，它们沿途不断地吸收当地信众的文化元素，所以即使在中亚地区，佛教艺术——当然包括建筑艺术在内——都呈现出印度及波斯、希腊或所经之处土著民族的艺术特征，而这些佛教艺术的多样性恰好也标示出北传佛教传布所经过的区域和时代的差异。古代来自中原的求法者如法显、玄奘、宋云等人的旅行路线就反映出古代印度、中亚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交通网络的复杂性[1]。
西北印度、中亚地区最早的佛教建筑始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主要以埋藏佛舍利的覆钵塔（Stūpa）和阿育王法敕（Aoka edicts）的形式，零星分布在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至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建筑才开始大量出现。自此以后，佛教建筑的发展大体可分成三期：第一期为贵霜王朝时期，即公元1至3世纪，佛教建筑主要分布在以白沙瓦为中心的犍陀罗核心地区（Gandhāra Proper）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铁尔梅兹一带（Termez）。第二期是后贵霜时期，即公元4、5世纪，建筑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巴米扬（Bamiyan）和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Merv）。第三期是突厥与盛唐时期，即公元6至8世纪，建筑主要分布于阿富汗海巴克（Haibak）、巴米扬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Tashkent）一带。另外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印度河上游河谷一线发现了公元1至8世纪的佛教岩刻和题记[2]。
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现存的佛教遗迹时代差异较大，如吐鲁番交河故城北端塔林主塔内的木材碳十四数据显示，佛塔建造年代约在公元前后的东汉时期，而盆地北缘佛教石窟的年代最早者也在公元3、4世纪左右，这表明佛教传入盆地周缘的路径非常复杂。
通过对上述区域内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本文希望能够明晰佛教寺院建筑中哪些元素是保持不变或极少变化的，哪些是入乡随俗地加入了当地的文化特色，由此推进佛教建筑艺术和佛教传播的研究。
一 犍陀罗地区佛教寺院的历史沿革、
形制布局特点
古代犍陀罗地区大致位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Khyber-Pakhtunkhwa Province）。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佛教在此地兴盛近千年，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佛教建筑遗迹（图2）。 犍陀罗地区的佛寺基本由供奉佛塔的塔院（stūpa court）及供僧众修行的僧院（monastery court）两部分组成，这也是犍陀罗佛教建筑最重要的创新之一[3]，这种模式向外扩展到阿富汗、中亚地区，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直至中原、东亚地区。
贵霜时期的佛塔大都呈覆钵状，基坛多为方形，侧壁刻有雕像纹饰，向上依次分布塔身、覆钵丘、平台、塔刹、相轮。初期佛塔的覆钵丘低矮，为印度早期佛塔的典型样式，周边尚可见到栏楯遗迹。从公元2世纪迦腻色伽（Kanihka）统治时期开始，犍陀罗地区的佛塔逐渐发展出新的模式，方形基坛、多层建筑的佛塔建筑逐渐成为主流，这或许说明犍陀罗的佛教仪式变得更加成熟、复杂[3]。
现以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焦里安和白沙瓦的塔赫特巴希佛教寺院遗址为代表进行研究。
1. 达摩拉吉卡佛寺 （Dharmarājikā）
达摩拉吉卡佛寺包含数座以佛塔为中心的塔院和僧院建筑（图3），主佛塔亦称“法王塔”。由其覆丘状塔体推测，法王塔建于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又进行了扩建。佛塔的环形礼拜道外围尚存始建时的石质栏楯痕迹。该塔是犍陀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大塔，可能与阿育王传法有关，废弃于公元6世纪[4]。
主佛塔基坛呈圆形，直径46m，东、南、西、北四面设向外伸出的长方形平台，符合大众部戒律《摩诃僧祇律》卷33记载的覆钵塔结构：“尔时世尊自起迦叶佛塔，下基四方周匝栏楯，圆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盘盖长表轮相。佛言：‘做塔法应如是’”[5]。所谓“方牙四出”即指基坛四面的长方形平台，经踏步可从环形礼拜道登上和基坛相连的“方牙”（图4）。佛塔积土石为塔体，外砌石块，覆钵之下有轮辐状石砌结构以加固原始塔基[6]，覆钵现已部分坍塌，但残存部分仍高达15m，在当时是塔克西拉地区规模最宏大的佛塔。主佛塔四周矗立着 4座体现犍陀罗艺术风格不同发展阶段特点的寺院和若干陆续增建的还愿塔。这些建筑最初布局协调合理，其后随着佛教仪式的变化而数量骤增、变得杂乱无序，挤满了全部可用的空间。
塔庙区的北侧寺院由以方形基坛的佛塔为中心、众多房间围绕的塔院区和北侧与其相邻的僧院区组成，从形制上看始建于贵霜时期，时代晚于法王塔，保存完整。僧院平面呈方形，仅南院院墙正中开有对着塔院区的院门，狭窄的院门似显示着戒律的严格。院门左右两侧房间面积较大，可能有其他用途。北、东、西三面院墙内建有大小基本一致的僧房。僧院中间为非常宽敞的中庭，中庭之中为一个方形的水池，应为当年僧众沐浴之处（图5）。这种以居室围绕中庭周围（三面或四面）的僧院布局起源于贵霜时期的犍陀罗地区。西北方向发现一方形基址的一角被该僧院打破，前者可能时代更早，而后者可能是犍陀罗地区晚期的遗迹。{1}
2. 焦里安佛寺（Jauliā）
焦里安佛寺始建于公元2世纪左右，由一座僧院和一座大型塔院构成。
僧院位于佛寺西侧，为两层建筑结构，由石砌楼梯相连。僧院内庭院、水池、经行石路、排水暗渠、灯龛、佛龛、窗户俱备，会堂、食堂、厨房、仓库、厕所等设施完善[7-9];塔院位于僧院东侧，由两个高度不同的院落构成，北侧低院（lower stūpa court）西边尚有一较小的方院与之衔接。主塔位于南侧高院（higher stūpa court）中央，仅存略微凸出地面的塔基部分，周围密布还愿塔、龛像等建筑，塔院四周建有高大的佛龛[7-9]。
3. 塔赫特巴希佛寺（Takht-i-bāhī）
塔赫特巴希佛寺位于古代犍陀羅地区的中心，建筑遗迹位于西、中、东三条山脊中段，主体建筑位于最为宽阔的中间山脊上（图6-1、2），佛寺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至公元7世纪仍在使用。
1836年，库尔（General Court）最先注意到这个遗址。1852至1871年，拉姆斯登（Lieutenant Lumsden）、威尔彻（R.E. Wilcher）、坎宁安（A.Cunningham）等人相继考察、挖掘了该遗址并发表了有关报告; 1907年，斯普纳（D.B.Spooner）对这处遗址进行了首次系统的考古发掘; 1910至1911年，哈格里夫斯（H.Hargreaves）再次对该遗址做了进一步清理。{1}
基于上述考古调查并参考汉译佛典，该寺院遗迹主要包括塔院、僧院、中庭、布萨处（uposathā-gāra）或讲堂（prāsāda），以及其他附属设施[7]273。
寺院主入口在东院墙上，由北向南可以上到中庭西端，随后向东即可进入中庭。中庭位于塔院与僧院之间，地面较两者地面低凹，密布形制各异的还愿小塔。其北、东、南三面共建二十九座佛龛，均面向中庭敞开，佛龛顶部已毁，原来应为类似于塔院佛龛的穹窿顶，其中一些窄高的佛龛疑为大佛龛（图7：a-h）。一条砖铺道路呈南北向穿过中庭，联通塔院与僧院，北侧的僧院通过一低矮的五级踏道与中庭相连，而南侧的塔院与中庭相连的踏道较高，共十五级。
塔院中心为一方形台基，台基北面置踏步，正对塔院入口。此台基应是主塔塔基，塔基上似保留了当时右绕佛塔的礼拜道。塔院南、东、西三面分置五座佛龛，每座佛龛皆向主塔敞口。佛龛始建时，彼此存在间隔，后为增塑佛像，在每龛间补砌一道横墙，形成类似佛龛的小神龛，故形成了东、南、西三面封闭的塔院[7]275。整个塔赫特巴希遗址仅存塔院的两座佛龛保存了原始屋顶的痕迹（图8）：佛龛顶以托臂（corbels）相承，呈穹顶，上部截平;穹顶之上另置系梁（collar），上托另一小穹顶，外观呈斜顶形，平面呈半圆状;外立面敞口如三叶形，上有蘑菇形小尖顶，复原后整个塔院遗址显得十分紧凑（图9）。
僧院地面略低于塔院，系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元，是整个寺院群最大的建筑。其平面呈方形，十五座僧房分布于南、西、北三面（图10）。僧院中庭的东南部尚存一方形水池，用于承接僧房顶的排水。僧院东墙中央有门通向一个6.1米见方的房间，应为厨房。厨房北墙辟二门，一门通向另一小房，另一通往楼上;厨房东墙两端各辟一门，皆通往室外，室外有二凸起扶壁，似为厕所;南墙西侧有单门通往另一大面积房间，应为食堂。诸房舍屋顶皆不存，原来应为叠压式穹顶。 在遗址北部，紧靠僧院西侧，有座较大的露天方院，围墙高且仅在南壁东侧开一门道。关于这座方院的用途，说法颇多，李崇峰根据其简约的布置推测其为汉译佛典中的“布萨处”[7]279。
“布萨处”南侧是十间所谓的“地下室”，但实际上它们并非真正的地下室，只是建在低洼处而已。其年代较中庭为晚，倚中庭西墙而建，顶为突拱结构，上覆厚泥，与中庭地面齐平。坎安宁认为这些房舍曾作仓库之用。
“地下室”南边尚有一方院，其南墙下部的基坛（image pedestal）上残存六身泥塑大立佛足部痕迹，结合院中出土的若干泥塑大佛头，俗称该院为“大像院”，此方院还建有通往山谷的梯道。
二 中亚——阿富汗地区佛教寺院的
历史沿革、形制布局特点
约在公元前不久，佛教从西北印度传入“河中地带”。至贵霜帝国时期，佛教在此地得到广泛传播，一些早期佛教寺院开始出现。
公元5世纪哒人统治时期，和犍陀罗地区一样，这里的佛教遭受打击。公元6世纪中叶，统治此地的突厥人不信仰佛教，也不排斥佛教，佛教建筑的发展有所恢复。公元7世纪下半叶，唐朝安西都护府控制这一带，并兴建了一批具有中原特色的佛寺。公元8世纪后，随着伊斯兰文化的東扩，佛教逐渐消亡。
中亚-阿富汗地区的佛教遗迹的分布范围东起楚河上游，西到锡尔河上游，南至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带”，向西可达卡拉库姆运河一带。上述地区今分属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图11）。
下文讨论的遗址分别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地区（Termez）、塔吉克斯坦赫瓦什河谷（Vaksh Valley）、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地区（Merv）。
1. 铁尔梅兹地区的卡拉特佩寺院（Kara-Tepe）
铁尔梅兹地区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端、阿姆河中游北岸，对岸就是阿富汗。目前，这里已发掘出几处贵霜时期的佛教建筑遗迹，如卡拉特佩，祖尔玛拉佛塔等。
卡拉特佩寺院始建于公元1世纪左右，位于铁尔梅兹旧城（Old Termez）内西北角（图11：1），目前已发掘出北丘、中（西）丘多处洞穴和地面佛寺遗址，每个洞穴上方山坡上都建有房屋，由洞穴前面庭院的楼梯可登上这些房屋。
形制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丘1号洞穴寺院（图12），从北到南分三进院落，总长约50m。北院是塔院;中院是佛龛院，院西侧连有洞窟佛堂;南院的南北墙建有佛堂，其西侧也连有一个洞窟佛堂。洞窟之上的山坡地表建有僧房。
北院为方形塔院（图12：1），中心有方形塔基，塔身已残（图12：4）。北院南墙有一小门通往中院（图12：2）。
中院四周有回廊，中心是方形的露天庭院，回廊木柱下垫有石础，其样式与希腊阿提卡柱础（Attica）相似。中院的西壁是崖壁，两端各开一洞口，通向洞窟，中院南墙绘有佛塔壁画，可以看出佛塔有三层台基，台基上是覆钵丘、平头和数重相轮，塔柱两侧还绘有漂浮的带状物[10];西壁正中有一个拱形龛（图12：5）。院西北角有一阶梯通向地表山坡，阶梯下方有一洞口，向里是两进的套间僧房窟，外间有石床、桌台和灯龛。
中院南墙与南院之间有一个小塔堂，入口在中院南墙，中心有方形台基，其上原来可能有塔（图12：6）。
中院西墙连接一个洞窟，中心是拱券顶的礼拜堂，面积小，但四周拱券顶的礼拜道又宽又长，开有少量灯龛，整体规模可观（图12：7）。
南院四周有回廊（图12：3），西面连接着洞窟，结构与中院相似，略大于中院洞窟（图12：8）。院子南墙连着一个较大的礼拜堂，南、东、西三面有狭窄的礼拜道（图12：9），院内西北角也有一个僧房小窟，与中院的僧房窟类似。
与印度早期的洞窟寺院不同，卡拉特佩寺院由山地僧院和地面塔院组成，这种模式后来传到了塔里木盆地[2]302[11]。
2. 铁尔梅兹地区的祖尔马拉佛塔（ZurmalaTower）
祖尔马拉佛塔位于铁尔梅兹旧城东南部，是铁尔梅兹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图11：4）。整座佛塔由土坯砌筑，直径14.5m、高16m，始建于公元2世纪左右，属于贵霜帝国的佛教遗迹[12]。公元8至9世纪，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塔体外表被毁，但主体部分幸存。
该覆钵塔属于贵霜早期佛塔的形制，台基较低，圆柱状塔身占塔体比例极大，在塔柱接近覆钵丘（塔顶）时，外表砌有一圈凸棱。该佛塔只在台基西侧保存从地面登上台基的踏步遗迹，佛塔正面应朝向西面（图13），根据佛塔周边考古清理所出土的遗迹、遗物，在正对踏步的佛塔塔柱下部原来开有一个佛龛，龛内有佛像;方形塔基的四个立面上也有佛龛，内有佛立像，佛龛之间有高浮雕的立柱作为间隔的装饰[13]。
3. 赫瓦什河谷的阿吉纳特佩佛寺遗址（Adzhina Tepe）
阿吉纳特佩位于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赫瓦什河谷地区（图11：16），建造年代已是中亚佛教晚期，即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当时唐王朝在此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并推行佛教[2]295-308。
寺院大致可分为南北两院（图14），建造方式非常特别，该寺院带屋顶的建筑都是在地面下挖形成“半地穴”，再沿穴壁用风干泥砖砌墙、柱面或球面顶，从而形成所谓的“拱券顶”或“穹窿顶”。露天佛塔则是先在地面挖出大坑作为庭院，同时预留塔芯位置所需土层，然后用风干泥砖包砌土芯筑成佛塔。这种修建房屋的方法在当地仍有使用。
南院是僧院，中心是方形庭院，向外是僧房、佛堂等。主佛堂入口在北侧，室内南、东、西三面分别筑一个塑像台，佛堂前有砖铺道路通向北边。
北院是塔院，中心的正方形庭院略大于南院，庭院中心残存方形塔基，分层的塔基四面原有踏步，塔身已毁。庭院向外是廊房，可分为四段平面呈“L”形的建筑，再向外有龛室，内设不同的塑像。北廊东段的廊房塑有长达12m的涅槃卧佛像。可见塔院的礼拜对象至少有二：一是塔院中心的主佛塔，二是廊房中的涅槃佛卧像。 三 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
佛教寺院的历史沿革，形制布局特点及受犍陀罗、中亚地区的影响新疆地区虽然紧邻犍陀罗地区，但由于帕米尔高原的阻隔，两地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并不十分畅快。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佛教，不仅传入的时间要晚于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好几百年，而且从传入的路径来看，似乎直接受犍陀罗的影响要弱一些，建筑方面更多受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佛教建筑艺术的熏陶。
总体而言，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佛教寺院建筑形制在传入之初虽然深受上述两个地区的影响，但本地及来自中原的建筑艺术因素一直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在犍陀罗、中亚地区佛教文化趋于衰落时，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佛教文化在东亚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继续发展，开始走上一条独具特色、繁荣很久的发展之路。
受篇幅所限，现仅将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佛寺中与前文所述佛寺风格较为近似者进行类比研究。
1. 喀什市莫尔佛塔遗址
莫尔佛寺遗址现存地面建筑以两座佛塔为主，在两座佛塔之间还残留房屋基础的遗迹，其中一座为高塔柱形的覆钵状佛塔（图15），其形制明显受贵霜风格覆钵塔的影响，有着较高的分层的方形基座和圆柱状的塔身;另一座僅从地面上观测似乎是一座覆斗状佛塔（图16-1），而且覆斗的侧壁上似留有三层佛龛的痕迹。但从俯视图可以清晰地发现，其顶部还残留柱状覆钵塔柱痕迹（图16-2），所以这座所谓覆斗状佛塔实际上仍然是一座规模很大的贵霜风格的覆钵塔。
2. 库车县苏巴什佛寺东区佛塔
库车县苏巴什佛寺东区现存一覆钵状佛塔，与西区佛寺隔库车河相望。佛寺始建于魏晋时期，隋唐时期佛事达到鼎盛，公元9世纪后废弃，为龟兹国时期佛教建筑的代表。该塔全高约9.4m，建在一个高约0.5m的地基上，方形台基上是圆柱状塔身[14]。值得注意，此佛塔台基非常高，占到整个塔体近一半的高度，是覆钵状佛塔由中亚地区传入塔里木盆地北缘后受地方文化影响而变化较大的一种类型。
3. 和田市热瓦克佛寺
热瓦克佛寺位于洛浦县城西北约50km的沙漠之中（图17），佛塔用不规整的土坯砌筑，全高约9m。该佛塔大约始建于公元3世纪，一直沿用至公元10世纪。佛塔塔基为方形，呈上下两层的结构，高5.3m：下层塔基边长15m，高2.3m，底部有高约0.31m的地脚线;上层塔基高约2.7m。塔基之上为圆柱状塔身，直径9.6m、残高3.6m，覆钵部分损毁。塔基四面中央砌有踏步连接一、二层塔基，通向佛塔，使佛塔平面呈特殊的“十”字形[15]。
四 结 语
受篇幅所限，现仅将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和上述地区风格较为近似的佛寺遗迹进行类比研究。
1. 覆钵佛塔的形制比较
以巴基斯坦达摩拉吉卡塔寺的法王塔、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祖尔马拉佛塔及喀什莫尔佛塔、库车苏巴什佛寺东寺佛塔、和田热瓦克佛塔为例来看，覆钵塔从犍陀罗、中亚地区传入塔里木盆地周缘，其早期低矮且圆形的塔基形制逐渐被贵霜时期的方形塔基取代并基本固定下来;且方形基坛在整个塔体中所占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当然，位于丝路南道的和田热瓦克佛寺的覆钵塔的基坛占据了塔体将近一半的高度，其形制又和法王塔接近，这可能和丝路南道佛教是从犍陀罗经克什米尔传入有关。
2. 佛寺庭院和水池功能的演变
佛教诞生于炎热难耐的古代印度，对于僧侣们封闭修行的寺院生活来说，消除暑气、清洁身体意义重大。所以在僧房环绕的僧院中央一般都设有宽阔的露天庭院，庭院中央建石砌的水池，具有洗浴和降温的双重作用，如犍陀罗地区的达摩拉吉卡寺院僧院中的水池。可是在中亚地区，一方面，气候不似印度般炎热，还有冬天，洗浴就不是不可或缺的事情了;另一方面，中亚地区气候非常干燥，蒸发量大，加上当地水资源本身不太充裕，若蓄满一池水可能很快就干涸或变质;再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亚流行佛教的地区多是黄土地质，非常缺乏砌筑水池用的石料，想要让这些珍贵的蓄水不从土中渗漏是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当佛教建筑艺术传至中亚地区，虽然僧院仍保留了水池元素，但已发展成很浅的、装饰性的土池，如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地区的法雅兹特佩（Fayaz-tepe）的僧院水池（图18）。当佛教进入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洗浴已成为非常奢侈、可有可无的事情了，但鉴于寺院建筑作为宗教性的建筑，其元素不能随意增减，因此宽阔的水池演变成以汲水为主要功能的水井，如吐鲁番交河故城大佛寺中庭里的两口水井，其中一口是能够出水的真井，另一口只是具有水井形状的“假井”（图19）。
3. 从犍陀罗地区经中亚到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佛寺形制的变化
总体上看，佛教寺院建筑形制从犍陀罗地区向中亚、塔里木盆地扩散、发展既是不同艺术风格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也是不同社会结构与理念在建筑形制上的体现。具体说来就是佛寺建筑的艺术风格趋于简单;建筑趋于封闭，寺院往往为高墙环绕，寺门却狭小的不成比例，说明戒律的森严和社会集权在宗教领域的加强，折射出社会冲突的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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