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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在往来旅客眼中，是一张争购的车票，在交通职工心中，是一场必打的硬仗；在政府部门工作中，年年是集中部署的重点。它好像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更是一个困扰了中国人数十年的难题。
这是中国一道特有的世界客运难题。短短的40天之内，超过31亿人次的中国人要在神州大地上奔波，其他国家还没机会回答这道考题呢。
每年的春节回家，是亿万中国人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情结。无论2008年的那一场雨雪冰冻灾害，无论海陆空运力是否有限，也无论爆炸性增长的人流让旅途拥挤不堪，似乎什么也阻不断中国人春节回家团圆的路。
研究者发现，春运作为一个问题，在1953年就出现了。到1957年则变成大问题，《人民日报》破天荒第一次为此发表社论，以《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为题疏导群众不满情绪。这一年铁路运送其实只有1500万人次左右，往返即为3000万人次。
不管投放多少运力，最终都被国人春节期间消化掉，还总是处于吃不饱的饥饿状态，这或许是春运难题在60年里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破解的原因所在。春运难题实质就是国人的回家文化情结问题，这60年，春运一直在承载这沉甸甸的情结。
回家“GDP”
2015年1月20日，刘梅和老伴拖着四个大箱子，在甘肃兰州火车站门前排队进站候车。同一时刻，刘争正在北京通州八里桥市场为婆家采购年货，这是刘争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
和过去一样，每年这个时候，刘争都会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过年回家这个“宏大”的事业当中，这种情形在她2007年结婚以后更甚。刘争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她生在云南，丈夫是内蒙古人，为了兼顾双方老人的感受，春节回老家只能交替回家，不偏不倚每年如此。
而此刻在兰州的刘梅，面对着茫茫的人潮，忽然感觉到了年轻人在外工作的不易，这是她的孩子离家的第九年，只身一人过节的第四年。在和老伴商量后，年迈的刘梅做出了一个决定—逆流而上，去北京陪女儿过年。
这是每年一度的路上中国，也是迁徙中的GDP。
知道他们的决定后，刘梅的女儿试图给父母买张机票，但被拒绝了，母亲知道飞机方便，但携带的行李却极为有限。她想给女儿多带一些东西。
2015年2月初，刘梅和老伴分了工，一个去买票，一个去为女儿买年货。甘肃鲜有总部经济，和大部分的西部省市一样，这里也是一个人口输出为主的城市。这令春节的逆行，反倒显得毫无阻力。老伴顺利地买到了两张从兰州到北京的火车票，直达，硬卧下铺，票价343.5元每张。
负责采办的老伴买了枸杞和蕨麻，还要等到临近出发的时候再去买百合、腊肉、锅盔，尽管女儿一再叮嘱他们不要买或者少买，但出发的时候，所有东西装满了四口大箱子。
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我国高铁线路的逐渐完善，运力的增强。和过去相比，目前的出行环境和便利程度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刘梅的女儿才愿意让长辈走进春运的浪潮。
就在刘梅在兰州顺利进站候车的时候，刘争结束了采购，她没有时间休息，拎着所有的年货就奔向了最近的邮局。每次回家前，刘争还会提前一天跑到稻香村，去拎几大盒糕点回家孝敬长辈。
作为北京知名的糕点品牌，稻香村在2013年春节期间曾增产20%，为此，这家企业不得不24小时不停生产。尽管如此，去年春节期间生产260万套左右的“年味礼盒”仍供不应求。
实际上，这260万套糕点并非在北京市内消化。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的”一词仍有着明显的心理崇拜。对于长期生活在内地的长辈来说尤其如此。
“每次家里来人拜年，姥姥姥爷都会很自豪地让人家尝尝北京带来的点心。”刘争说，这些费用也不高，也就是几百元钱。
路不在脚下
刘争的娘家在云南的西双版纳，距离北京3366公里，两地间没有直达的飞机和火车。
省钱的方式是坐火车，但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尽管两人往返费用只需要1988元，但往返的时间却需要6天。对于只有7天假期的刘争夫妇来说，春节中所有省时省力的出行方式，都需要钱，或者说和父母的团聚时间长短，关系到了春节支出费用的多寡。
为了能赶上年三十的团圆饭，也为了能好好在家过个年，刘争夫妇只能选择飞。
刘争算了一笔账，从北京到西双版纳经济舱2490元，再加上机建燃油170元，两人往返的费用高达10640元。
而正是因为陆上交通的拥堵，航空公司通常在春节期间的机票都鲜有打折。
根据2013年民航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2月航空公司盈利12亿元，而1月份则亏损10亿元，在此之前的2012年11月和12月已有连续两月亏损。
这份统计显示，在当年2月份，国内航空公司收入314亿元，利润总额12亿元，同比增长305%。
这背后，是我国2787.4万人在当月选择了搭乘飞机回家过年。虽然更多的人不得不选择以火车的形式出行，但和航空不同，我国铁路方面却并未有喜人的利润。相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反倒给铁路带来了更大的亏损压力。
回家的预算
来北京三年，因为种种原因，阿甘没有回过家，这次是三年来他第一次见到父母，也是父母第一次来北京过年。
作为一家知名电视台的编导，在媒体发展普遍不被看好的大环境下，阿甘最近反倒显得特别忙碌—他接下了一档节目的整体制作。他的收入开始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喜人。
但他对于过年回家，仍然斤斤计较。“来北京第一年的时候我就算过，回家一次的包括路费等在内的花销都七八千元，这还只是火车来回，路费1400元左右的情况，如果是机票往返的话得3000元。“当时这些费用就已经占到了我一个月工资的60%以上。”
阿甘说，现在回家得带差不多一个半月的工资，大概占自己一年收入的七分之一，这些钱回家基本就会被清空，路费两三千，回家要给父母钱，要五六千，要给亲戚朋友孩子的压岁钱，“一个孩子在我们当地最少得给200元，10个孩子就是2000元，还有同学结婚有孩子的，这些费用下来都得三四千元，再加上请客吃饭喝酒的一些费用，基本上近2万元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已经不剩什么了。”基于此，阿甘想到了让父母来北京过年。 一个细节是阿甘所指的过年关系维护成本。“如果回了老家，过年期间就没办法和一些重要的朋友聚会拜年，如果通过手机或者网络拜年，一来时间和精力的成本会增加，二来会显得并无诚意。”他拿出手机，随意地翻动电话本，联系名单已经超过了400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职场上的朋友，而且大多都在北京，群发个拜年短信，都要好几十元。”
在网络上的社交软件并未普及时，人们仍然依赖于运营商提供的短信和彩信服务互相拜年，而近年随着微博和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普及，通过互联网拜年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另一个选择。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随着微信、微博等新兴拜年方式的流行，语音业务受影响较大，数据业务替代效应显现。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累计完成420.1亿分钟，仅为平日通话量的80%。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1971.5万G，人均接入流量达到26.4M，比平日流量高33.6%。而这背后，是阿甘这样的移动用户，特意为了春节多充的200元话费。
春运的“前世今生”
1951年的辛卯年春节，“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的设立，也许可以视为中国“春运”的一个正式起点。
从1951年至今，粮票、布票、油票到车票等很多特有的历史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车票”却愈演愈烈，日益成为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和街头巷尾的谈资。
春运这种现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出现：1951年，新中国初建不久，基本建设开始恢复，人民生活基本稳定，人员外出和返乡活动逐渐增加，交通运输能力紧张。为防止春节期间因旅客增多而形成的混乱拥挤现象，一些铁路局成立了“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以保证旅客旅途安全。
从1954年可查证的春运客流量73万人次，到如今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几十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春运也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
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的春运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蕴含了所有的“中国特色”。如果想知道中国几十年中在经济、政策上有何变化，几十年返乡的路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一张回乡的票可以显现所有的温馨和矛盾、争议和趋同、发展和不足，也印证着“传统”与“现代”、“抗拒”与“接受”、“稳定”与“变革”，文化习俗与现代社会经济、政策的交织渗透。
从最初的铁路兼有自行车的回乡征程，到现在的“海、陆、空”三线配合返乡之路；从大跃进时代的大工业化进程中，挤得“水泄不通”的陇海线，到现在的不分区域不分地域的全线紧张；从早前支援西部建设“合同工”的单一客流主力，到目前的工、农、商、学、兵旅客全民化，中国的春运在几十年中从各个层面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专家学者们说，隐藏在春运背后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存在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城乡二元结构、资源配置、户口壁垒等一系列深层次因素。春运现象，已经不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也不单单是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值得人们从经济、制度、政策、传统文化、风俗人情等诸多方面加以认真研究的现象，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现象。春运现象可以解决和无解的争论也充斥于各个媒体。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最渴求的是需要及时拿到一张回家的车票，希望在过年时有个好心情。因为对绝大多说中国人来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习俗已根深蒂固，过年回家成为外乡人心中分量极重的情结。
这是中国一道特有的世界客运难题。短短的40天之内，超过31亿人次的中国人要在神州大地上奔波，其他国家还没机会回答这道考题呢。
每年的春节回家，是亿万中国人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情结。无论2008年的那一场雨雪冰冻灾害，无论海陆空运力是否有限，也无论爆炸性增长的人流让旅途拥挤不堪，似乎什么也阻不断中国人春节回家团圆的路。
研究者发现，春运作为一个问题，在1953年就出现了。到1957年则变成大问题，《人民日报》破天荒第一次为此发表社论，以《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为题疏导群众不满情绪。这一年铁路运送其实只有1500万人次左右，往返即为3000万人次。
不管投放多少运力，最终都被国人春节期间消化掉，还总是处于吃不饱的饥饿状态，这或许是春运难题在60年里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破解的原因所在。春运难题实质就是国人的回家文化情结问题，这60年，春运一直在承载这沉甸甸的情结。
回家“GDP”
2015年1月20日，刘梅和老伴拖着四个大箱子，在甘肃兰州火车站门前排队进站候车。同一时刻，刘争正在北京通州八里桥市场为婆家采购年货，这是刘争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
和过去一样，每年这个时候，刘争都会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过年回家这个“宏大”的事业当中，这种情形在她2007年结婚以后更甚。刘争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她生在云南，丈夫是内蒙古人，为了兼顾双方老人的感受，春节回老家只能交替回家，不偏不倚每年如此。
而此刻在兰州的刘梅，面对着茫茫的人潮，忽然感觉到了年轻人在外工作的不易，这是她的孩子离家的第九年，只身一人过节的第四年。在和老伴商量后，年迈的刘梅做出了一个决定—逆流而上，去北京陪女儿过年。
这是每年一度的路上中国，也是迁徙中的GDP。
知道他们的决定后，刘梅的女儿试图给父母买张机票，但被拒绝了，母亲知道飞机方便，但携带的行李却极为有限。她想给女儿多带一些东西。
2015年2月初，刘梅和老伴分了工，一个去买票，一个去为女儿买年货。甘肃鲜有总部经济，和大部分的西部省市一样，这里也是一个人口输出为主的城市。这令春节的逆行，反倒显得毫无阻力。老伴顺利地买到了两张从兰州到北京的火车票，直达，硬卧下铺，票价343.5元每张。
负责采办的老伴买了枸杞和蕨麻，还要等到临近出发的时候再去买百合、腊肉、锅盔，尽管女儿一再叮嘱他们不要买或者少买，但出发的时候，所有东西装满了四口大箱子。
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我国高铁线路的逐渐完善，运力的增强。和过去相比，目前的出行环境和便利程度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刘梅的女儿才愿意让长辈走进春运的浪潮。
就在刘梅在兰州顺利进站候车的时候，刘争结束了采购，她没有时间休息，拎着所有的年货就奔向了最近的邮局。每次回家前，刘争还会提前一天跑到稻香村，去拎几大盒糕点回家孝敬长辈。
作为北京知名的糕点品牌，稻香村在2013年春节期间曾增产20%，为此，这家企业不得不24小时不停生产。尽管如此，去年春节期间生产260万套左右的“年味礼盒”仍供不应求。
实际上，这260万套糕点并非在北京市内消化。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的”一词仍有着明显的心理崇拜。对于长期生活在内地的长辈来说尤其如此。
“每次家里来人拜年，姥姥姥爷都会很自豪地让人家尝尝北京带来的点心。”刘争说，这些费用也不高，也就是几百元钱。
路不在脚下
刘争的娘家在云南的西双版纳，距离北京3366公里，两地间没有直达的飞机和火车。
省钱的方式是坐火车，但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尽管两人往返费用只需要1988元，但往返的时间却需要6天。对于只有7天假期的刘争夫妇来说，春节中所有省时省力的出行方式，都需要钱，或者说和父母的团聚时间长短，关系到了春节支出费用的多寡。
为了能赶上年三十的团圆饭，也为了能好好在家过个年，刘争夫妇只能选择飞。
刘争算了一笔账，从北京到西双版纳经济舱2490元，再加上机建燃油170元，两人往返的费用高达10640元。
而正是因为陆上交通的拥堵，航空公司通常在春节期间的机票都鲜有打折。
根据2013年民航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2月航空公司盈利12亿元，而1月份则亏损10亿元，在此之前的2012年11月和12月已有连续两月亏损。
这份统计显示，在当年2月份，国内航空公司收入314亿元，利润总额12亿元，同比增长305%。
这背后，是我国2787.4万人在当月选择了搭乘飞机回家过年。虽然更多的人不得不选择以火车的形式出行，但和航空不同，我国铁路方面却并未有喜人的利润。相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反倒给铁路带来了更大的亏损压力。
回家的预算
来北京三年，因为种种原因，阿甘没有回过家，这次是三年来他第一次见到父母，也是父母第一次来北京过年。
作为一家知名电视台的编导，在媒体发展普遍不被看好的大环境下，阿甘最近反倒显得特别忙碌—他接下了一档节目的整体制作。他的收入开始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喜人。
但他对于过年回家，仍然斤斤计较。“来北京第一年的时候我就算过，回家一次的包括路费等在内的花销都七八千元，这还只是火车来回，路费1400元左右的情况，如果是机票往返的话得3000元。“当时这些费用就已经占到了我一个月工资的60%以上。”
阿甘说，现在回家得带差不多一个半月的工资，大概占自己一年收入的七分之一，这些钱回家基本就会被清空，路费两三千，回家要给父母钱，要五六千，要给亲戚朋友孩子的压岁钱，“一个孩子在我们当地最少得给200元，10个孩子就是2000元，还有同学结婚有孩子的，这些费用下来都得三四千元，再加上请客吃饭喝酒的一些费用，基本上近2万元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已经不剩什么了。”基于此，阿甘想到了让父母来北京过年。 一个细节是阿甘所指的过年关系维护成本。“如果回了老家，过年期间就没办法和一些重要的朋友聚会拜年，如果通过手机或者网络拜年，一来时间和精力的成本会增加，二来会显得并无诚意。”他拿出手机，随意地翻动电话本，联系名单已经超过了400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职场上的朋友，而且大多都在北京，群发个拜年短信，都要好几十元。”
在网络上的社交软件并未普及时，人们仍然依赖于运营商提供的短信和彩信服务互相拜年，而近年随着微博和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普及，通过互联网拜年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另一个选择。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随着微信、微博等新兴拜年方式的流行，语音业务受影响较大，数据业务替代效应显现。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累计完成420.1亿分钟，仅为平日通话量的80%。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1971.5万G，人均接入流量达到26.4M，比平日流量高33.6%。而这背后，是阿甘这样的移动用户，特意为了春节多充的200元话费。
春运的“前世今生”
1951年的辛卯年春节，“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的设立，也许可以视为中国“春运”的一个正式起点。
从1951年至今，粮票、布票、油票到车票等很多特有的历史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车票”却愈演愈烈，日益成为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和街头巷尾的谈资。
春运这种现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出现：1951年，新中国初建不久，基本建设开始恢复，人民生活基本稳定，人员外出和返乡活动逐渐增加，交通运输能力紧张。为防止春节期间因旅客增多而形成的混乱拥挤现象，一些铁路局成立了“春节还乡旅客服务委员会”，以保证旅客旅途安全。
从1954年可查证的春运客流量73万人次，到如今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几十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春运也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
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的春运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蕴含了所有的“中国特色”。如果想知道中国几十年中在经济、政策上有何变化，几十年返乡的路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一张回乡的票可以显现所有的温馨和矛盾、争议和趋同、发展和不足，也印证着“传统”与“现代”、“抗拒”与“接受”、“稳定”与“变革”，文化习俗与现代社会经济、政策的交织渗透。
从最初的铁路兼有自行车的回乡征程，到现在的“海、陆、空”三线配合返乡之路；从大跃进时代的大工业化进程中，挤得“水泄不通”的陇海线，到现在的不分区域不分地域的全线紧张；从早前支援西部建设“合同工”的单一客流主力，到目前的工、农、商、学、兵旅客全民化，中国的春运在几十年中从各个层面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专家学者们说，隐藏在春运背后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存在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城乡二元结构、资源配置、户口壁垒等一系列深层次因素。春运现象，已经不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也不单单是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值得人们从经济、制度、政策、传统文化、风俗人情等诸多方面加以认真研究的现象，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现象。春运现象可以解决和无解的争论也充斥于各个媒体。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最渴求的是需要及时拿到一张回家的车票，希望在过年时有个好心情。因为对绝大多说中国人来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习俗已根深蒂固，过年回家成为外乡人心中分量极重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