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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秀良，历史学者、社会工作学者。著有《幽燕六百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前世今生》《王士珍传》《段祺瑞传》《冯国璋传》《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一次读懂社会工作》。
1898年的石家庄村还只是一个蕞尔小村，仅有93户人家，532口人。《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在“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可是，当1907年正太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与原有的京汉铁路交汇于石家庄村东以后，蕞尔小村很快就发展起来，今天已经是人口超三百万的大城市了。
20世纪70年代末，我正上小学三年级，记忆中最深的是那时曾经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进城就如同过年一般神圣。尽管我的家乡距离北京还不到90公里，可连村子里的大人们去过北京城的也不多。那时，我就偷偷地琢磨着：我们这里啥时候能变成城市呢？其实，直到今天，我还是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动力机制不甚明了。不讲大道理了，还是让我从孩提时代的梦想说起吧。
村里人为什么喜欢“飞鸽”牌自行车
在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得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因为村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家庭拥有自行车。骑着崭新的自行车上路，那是一件多么威风的事情啊！为什么非要“飞鸽”牌自行车不可呢？是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的“有车族”以这种自行车为多。长大以后才知道，“飞鸽”牌自行车是天津出产的，我的家乡离天津很近，因而买这种自行车的人也就显得多一些。
虽然天津自行车制造业出现得很早，1936年便有了自行车厂，但作为自主品牌的“飛鸽”自行车却是1950年7月才诞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当然最为急务的是发展生产，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此，1953年开始实施的“一五”计划，确立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导的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即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工业地理格局很是狭小。20世纪40年代末，全国工业的70%以上集中分布在被戏称为“上青天”（即上海、青岛、天津）的临海城市，而轻工业地理分布更为集中。1949年全国500万棉纺锭中有80%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毛纺织业的90%集中于上海、天津。自行车制造业虽然也属于轻工业，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产量很小，拥有自行车的家庭当然也很少。记得1979年有位城里亲戚结婚时，女方要的“三大件”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虽然比赵本山家里的那个“家用电器”高档多了，但现在看起来就不值一提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候，全国叫得响的自行车品牌也就是天津产的“飞鸽”和上海产的“永久”，别的就不知道了。不像这两年，城市里的共享单车满大街都是，没有人会注意是什么牌子的，反正取用方便即可。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个时候自行车都是在城市里生产的，城里人挣工资，比农村人的收入有保障，买得起自行车的人当然也多呀。于是，再一次回到了起初的话题，我们这个村子啥时候能变成城市呢？
计划改变城乡地理格局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说，城市的出现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早得连当时城市的影子都找不到了。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类早期的城市根本就没有在脑海中出现过，他们只是对个人生命历程中所见所闻的城市感兴趣，尤其是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城市。
2017年上半年最令人激动和震撼的大事件，莫过于设立雄安新区消息的公布。居住和生活在河北省容城县、雄县和安新县的人们，一下子就感觉幸福得不得了，世世代代的乡下人转瞬间变成了城里人，岂不是在做梦？5月初，当我到安新县的某个村子调查当地人的心理状况时，仍然有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原有的城乡地理格局，因为一项重大决策而改变，若干年后的雄安新区将会是一座崭新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城市。
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因为政府的决策而改变城乡地理格局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是，大规模地借助于政府决策改变城乡地理格局，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这还要从“一五”计划说起，因为“一五”计划明确要求投资的分配要有助于改变原有的畸形工业布局，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新中国不仅迅速建成了一批核心工业城市和重要的配套工业城市，而且还初步形成了多类型的工业城市群体，尤其是重型工业城市及综合性工业城市的成批出现，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工业城市发展的基础。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到1957年底，全国综合性工业城市共有6个，北京、天津分得其中的两席；五大新兴纺织工业城市中，就有北京和石家庄；承德为新兴冶金工业城市；石家庄还成为新兴的电力工业城市和医药工业城市。
另一方面，在北京获得大发展及河北省内一批新型工业城市出现的同时，天津的经济地位却在不断下降。1 56个重点工程和整个“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全国5947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没有一个建在天津；“三五”到“六五”期间，全国建成2520个大中型项目，天津只有38个，占1.5%。1979年—1986年，天津市年均经济增长只有6.5%，远低于全国9.5%的平均水平，甚至没有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计划。天津在京津冀区域内的经济地位下降了，它的工业和港口功能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天津在1861年开埠后，曾发展成为“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延续，天津被剥夺了北方“龙头”的地位。是计划，在最近的70年时间里改变了京津冀区域的城乡地理格局。
城乡地理格局的改变还有其他因素
从再长一些的时间跨度来看，城乡地理格局的改变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天津近代工业兴起并获得大发展以后，对煤、铁等原材料的需求量大增；同时，上海到天津的航线开通以后，到港的轮船日益增多，煤炭的需求量大为上升，洋商借机囤积居奇，抬高煤价，使得运输成本增加很快。在这种情势下，寻求开办毗邻天津的内陆新式煤矿便提上了日程，开平煤矿就是这一需求的产物。
开平煤矿的开发，不仅仅带动了唐山这座城市的兴起，更因其生产能力的扩大导致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的修筑。这条长度不足10公里的铁路，连接的不只是矿区与运煤河，它还连接起了古老的乡村和近代化的城市。由于铁路的修筑增大了货物长途运输的能力，开平煤矿不能通过天津港输出的“过剩”产能，必须要寻找新的输出港。于是，就有了秦皇岛港的选址和开发建设。秦皇岛虽然是因港口而兴的城市，但在秦皇岛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京奉铁路（北京到奉天的铁路，奉天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有人总结说：“京奉铁路贯穿秦皇岛沿海地带，是联结港口与其陆向腹地的交通‘动脉’，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这个港口城市的‘新陈代谢’。”诚哉斯言！
说唐胥铁路连接起了古老的乡村和近代化的城市，也是在说唐胥铁路的成功示范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兴起，而这又促进了城乡地理格局的改变。1898年的石家庄村还只是一个蕞尔小村，仅有93户人家，532口人。《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在“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可是，当1907年正太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与原有的京汉铁路交汇于石家庄村东以后，蕞尔小村很快就发展起来，今天已经是人口超三百万的大城市了。
城乡地理格局的改变，也是城乡景观分隔的过程。在古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界线虽然很清晰，一道高高的城墙将城市与乡村区划开来。但是，中国古代的城市与乡村的人文景观却有着近似之处，城里也是泥土路，下雨天走出门去也要弄得两脚泥。近代中国的城市突破了城墙的界线，不但规模变得大了起来，而且市政设施也逐步完善。曾有诗云：“不教路上起尘埃，清道人夫日泼街。大似一番春雨后，十分得用是皮鞋。”“清道人夫日泼街”，反映出一种全新的城市管理模式。慢慢地，城市与乡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它们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文景观。
编辑：耿凤
1898年的石家庄村还只是一个蕞尔小村，仅有93户人家，532口人。《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在“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可是，当1907年正太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与原有的京汉铁路交汇于石家庄村东以后，蕞尔小村很快就发展起来，今天已经是人口超三百万的大城市了。
20世纪70年代末，我正上小学三年级，记忆中最深的是那时曾经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进城就如同过年一般神圣。尽管我的家乡距离北京还不到90公里，可连村子里的大人们去过北京城的也不多。那时，我就偷偷地琢磨着：我们这里啥时候能变成城市呢？其实，直到今天，我还是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动力机制不甚明了。不讲大道理了，还是让我从孩提时代的梦想说起吧。
村里人为什么喜欢“飞鸽”牌自行车
在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得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因为村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家庭拥有自行车。骑着崭新的自行车上路，那是一件多么威风的事情啊！为什么非要“飞鸽”牌自行车不可呢？是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的“有车族”以这种自行车为多。长大以后才知道，“飞鸽”牌自行车是天津出产的，我的家乡离天津很近，因而买这种自行车的人也就显得多一些。
虽然天津自行车制造业出现得很早，1936年便有了自行车厂，但作为自主品牌的“飛鸽”自行车却是1950年7月才诞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当然最为急务的是发展生产，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此，1953年开始实施的“一五”计划，确立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导的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即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工业地理格局很是狭小。20世纪40年代末，全国工业的70%以上集中分布在被戏称为“上青天”（即上海、青岛、天津）的临海城市，而轻工业地理分布更为集中。1949年全国500万棉纺锭中有80%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毛纺织业的90%集中于上海、天津。自行车制造业虽然也属于轻工业，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产量很小，拥有自行车的家庭当然也很少。记得1979年有位城里亲戚结婚时，女方要的“三大件”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虽然比赵本山家里的那个“家用电器”高档多了，但现在看起来就不值一提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候，全国叫得响的自行车品牌也就是天津产的“飞鸽”和上海产的“永久”，别的就不知道了。不像这两年，城市里的共享单车满大街都是，没有人会注意是什么牌子的，反正取用方便即可。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个时候自行车都是在城市里生产的，城里人挣工资，比农村人的收入有保障，买得起自行车的人当然也多呀。于是，再一次回到了起初的话题，我们这个村子啥时候能变成城市呢？
计划改变城乡地理格局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说，城市的出现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早得连当时城市的影子都找不到了。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类早期的城市根本就没有在脑海中出现过，他们只是对个人生命历程中所见所闻的城市感兴趣，尤其是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城市。
2017年上半年最令人激动和震撼的大事件，莫过于设立雄安新区消息的公布。居住和生活在河北省容城县、雄县和安新县的人们，一下子就感觉幸福得不得了，世世代代的乡下人转瞬间变成了城里人，岂不是在做梦？5月初，当我到安新县的某个村子调查当地人的心理状况时，仍然有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原有的城乡地理格局，因为一项重大决策而改变，若干年后的雄安新区将会是一座崭新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城市。
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因为政府的决策而改变城乡地理格局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是，大规模地借助于政府决策改变城乡地理格局，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这还要从“一五”计划说起，因为“一五”计划明确要求投资的分配要有助于改变原有的畸形工业布局，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新中国不仅迅速建成了一批核心工业城市和重要的配套工业城市，而且还初步形成了多类型的工业城市群体，尤其是重型工业城市及综合性工业城市的成批出现，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工业城市发展的基础。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到1957年底，全国综合性工业城市共有6个，北京、天津分得其中的两席；五大新兴纺织工业城市中，就有北京和石家庄；承德为新兴冶金工业城市；石家庄还成为新兴的电力工业城市和医药工业城市。
另一方面，在北京获得大发展及河北省内一批新型工业城市出现的同时，天津的经济地位却在不断下降。1 56个重点工程和整个“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全国5947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没有一个建在天津；“三五”到“六五”期间，全国建成2520个大中型项目，天津只有38个，占1.5%。1979年—1986年，天津市年均经济增长只有6.5%，远低于全国9.5%的平均水平，甚至没有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计划。天津在京津冀区域内的经济地位下降了，它的工业和港口功能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天津在1861年开埠后，曾发展成为“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延续，天津被剥夺了北方“龙头”的地位。是计划，在最近的70年时间里改变了京津冀区域的城乡地理格局。
城乡地理格局的改变还有其他因素
从再长一些的时间跨度来看，城乡地理格局的改变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天津近代工业兴起并获得大发展以后，对煤、铁等原材料的需求量大增；同时，上海到天津的航线开通以后，到港的轮船日益增多，煤炭的需求量大为上升，洋商借机囤积居奇，抬高煤价，使得运输成本增加很快。在这种情势下，寻求开办毗邻天津的内陆新式煤矿便提上了日程，开平煤矿就是这一需求的产物。
开平煤矿的开发，不仅仅带动了唐山这座城市的兴起，更因其生产能力的扩大导致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的修筑。这条长度不足10公里的铁路，连接的不只是矿区与运煤河，它还连接起了古老的乡村和近代化的城市。由于铁路的修筑增大了货物长途运输的能力，开平煤矿不能通过天津港输出的“过剩”产能，必须要寻找新的输出港。于是，就有了秦皇岛港的选址和开发建设。秦皇岛虽然是因港口而兴的城市，但在秦皇岛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京奉铁路（北京到奉天的铁路，奉天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有人总结说：“京奉铁路贯穿秦皇岛沿海地带，是联结港口与其陆向腹地的交通‘动脉’，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这个港口城市的‘新陈代谢’。”诚哉斯言！
说唐胥铁路连接起了古老的乡村和近代化的城市，也是在说唐胥铁路的成功示范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兴起，而这又促进了城乡地理格局的改变。1898年的石家庄村还只是一个蕞尔小村，仅有93户人家，532口人。《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在“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可是，当1907年正太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与原有的京汉铁路交汇于石家庄村东以后，蕞尔小村很快就发展起来，今天已经是人口超三百万的大城市了。
城乡地理格局的改变，也是城乡景观分隔的过程。在古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界线虽然很清晰，一道高高的城墙将城市与乡村区划开来。但是，中国古代的城市与乡村的人文景观却有着近似之处，城里也是泥土路，下雨天走出门去也要弄得两脚泥。近代中国的城市突破了城墙的界线，不但规模变得大了起来，而且市政设施也逐步完善。曾有诗云：“不教路上起尘埃，清道人夫日泼街。大似一番春雨后，十分得用是皮鞋。”“清道人夫日泼街”，反映出一种全新的城市管理模式。慢慢地，城市与乡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它们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文景观。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