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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优秀作品，其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它在人物的性格塑造上是比较成熟的：既可以看到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也可以看到林道静所处的那个时代之中各色人物的发展状况。可以说，《青春之歌》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人物的成长叙事。本文将从主人公林道静与“传统”的决裂、得到“已经成熟的人”的引导、把自己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三个方面来探究《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成长叙事。
【关键词】 成长;传统;革命加恋爱;工农群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4-0004-03
一、引言
作为成长小说的典范，《青春之歌》实际上就是以北平为地域中心、以北大为斗争中心，来描绘知识分子的蜕变与成长。其中尤以主人公林道静为代表，“成长”在她的身上无疑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她一个人在成长，其实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在成长，如果说广义上的成长可以用变化发展来进行定义的话，那么成长也可以分为“好的成长”和“坏的成长”。
“好的成长”是在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实现的，会赢得支持与赞誉;“坏的成长”则逐渐地成为“好的成长”的对立面，因而遭到抛弃与鄙夷。
具体说来，在《青春之歌》中，知识分子的成长要想实现，就必须做到这么几点：第一，与“传统”彻底决裂;第二，要有已经成熟的人来引导他们成长;第三，把自己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在实践中不断考验自己，从错误中寻求发展的路径，才能实现与历史的同步。下面便从以上三点进行阐述。
二、与“传统”的决裂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它的表现形式也分为多种。在《青春之歌》里，笔者把“传统”这个词定义为旧势力和旧的生活习惯。其实很明显，旧势力和旧的生活习惯，是主人公以及一切需要成长的人物所面对的共同难题。
先从林道静说起，她从一出场其实就在与“传统”决裂着：她拒绝母亲给她安排的婚事，厌恶那个没有关爱、没有同情、只有压迫的封建家庭，所以她选择了逃离，孤身一人乘火车去北戴河投靠亲人。可以看到，这时的林道静还只是一个柔弱无力、精神迷茫的女青年，缺乏安全感，漂泊无依，对前路不知所措。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她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成长历程。
对于封建家庭的逃离，很容易让人们想到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子君和道静一样，都是有一点知识文化，同样看透了封建家庭的腐败与堕落，也同样选择了逃离那个如魔窟一般的封建家庭。
有的学者说杨沫在此处对道静的描写借鉴了鲁迅笔法，想来也不尽然，毕竟《青春之歌》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了，其创作环境与五四时期已经大不相同。
鲁迅时期的中国是黑暗的，是看不到希望的，因而子君最后只能走向毁灭，这也是对黑暗最有力的控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的任务是要回溯历史，自然要用文学笔法来描绘一段斗争的历程，而斗争的起点，自然也要从反封建开始。
事实证明道静从反封建的起点出发，而最终完成了对自我的升华，这一点与子君其实是不一样的。因而这种笔法上的相似应当是历史带来的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偶然在于子君与道静有着相似的出身与经历，必然在于是社会历史决定了这一阶级人物的共同命运。
对于封建家庭的逃脱，是她要解除的第一层枷锁;而第二层枷锁，就是以余永泽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那可鄙的个人主义。
在余永泽和林道静生活在一起后，她才发现这个浪漫多情的诗人原来是一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余永泽的自私自利，与卢嘉川等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精神相比，不免就相形见绌了。
林道静从来都是一个善良单纯、追求上进的女青年，这一点作为她的基本性格特征，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没有变的，因而当余永泽的个人主义阻碍了她的进步时，她又一次毅然决然地与“传统”决裂了，选择离开了余永泽。只不过这一次的“传统”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其实当她离开余永泽的那一刻，她就完成了自己第二次的成长。最起码在个人主观意志上，她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只是对党有着一种懵懂的崇拜，她还不能认清社会的形势以及共产党人应当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但这毕竟是属于第二层次的成长了，从她离开余永泽以及发放传单开始，她与“传统”的决裂这一第一层次的成长，就基本上完成了。
除了林道静，像王晓燕、李槐英等人，都是一批未能认清社会形势的迷茫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她们被社会的成规所束缚，对党和革命认识不清，也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也是在林道静的帮助下，她们毅然地与个人主义决裂，走上了拥护革命的道路。
三、已经成熟的人的引导
上文提到，成长分为“好的成长”和“坏的成长”。好的成长，像林道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坏的成长，就像余永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那自私自利的本性来。如果说引导林道静成长的人是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员的话，那么从某种角度上似乎也可以说，小资产阶级的堕落，就是被胡梦安、胡适这类人引导所致的。
林道静的成长，很集中地体现了被已经成熟的人来引导的重要性。而且很明显的，对于林道静这一女性形象的成长，是使用了“革命加恋爱”这一传统模式的。
引导林道静成长的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与林道静有着恋人关系。因此，李杨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中提到，《青春之歌》是“性”与“政治”的双重变奏，以情爱叙事的方式来描绘政治信仰上的进步与升华，确实是《青春之歌》的一大创举。
但同时也有人诟病，说如果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只能依靠于爱情，依靠于男主人公的引领，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于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想的一种否定呢？女性是否只能在男权之下才能实现思想上的升华呢？ 其实个人认为，《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通过爱情来实现了自身的成长，但是对道静思想上有所帮助的不仅是卢嘉川和江华，比如代表农民阶级的郑德富、共产党人刘大姐、姑母等，都让道静的生活阅历与斗争经验越发的丰富起来，道静的成长如果缺乏了他们，也是不能够实现的。
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确实是《青春之歌》的一大特色。
可以说，蒋光慈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的集大成者，因而“蒋光慈笔法”在这部小说中也就有所体现。“革命加恋爱”模式与“成长小说”相结合，就使得道静在爱情与革命的双线话语中逐步成长起来。
首先，她选择了余永泽，这个浪漫多情的小资产阶级诗人是不同于她以前所见到的人的。北大的学生，思想进步，知识渊博，这对于起初无家可归、年幼时遭际不幸、受尽封建家庭侮辱的道静来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直到卢嘉川出现在她的视野里，为她带来了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书籍，为她带来了共产主义信仰之后，她突然发现余永泽身上的优点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狭隘与自私。
因此，这时的道静其实在精神上已经与余永泽产生了分歧，他们之间爱情的破灭也就成为必然。卢嘉川作为道静的精神领袖，成为她新的爱慕对象。
如果不是因为卢嘉川的牺牲，或许他们两个就会在一起。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么简单，《青春之歌》的深度就不够了，所以杨沫精心安排了卢嘉川的被捕与遇害。卢嘉川的人物角色就被定位为道静投身于党的事业的领路人，而且成为道静永恒的精神信念。
小说没有直接描写卢嘉川遇害时的情景，而是借刘大姐之口，以及卢嘉川的书信，才让读者了解到他牺牲在雨花台。而且自始至终，卢嘉川都没有向林道静正式地表白过。借助这样一种方式，使得林道静对于卢嘉川的情感在爱情之上又多了一份崇敬，而且也有着一种前仆后继的意味。
而江华的使命，则是引导着道静逐步成熟。最初的道静，其实仍然有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思想，以及缺乏实践经验空谈理论这样的缺点的。
是江华让道静逐步明白，单纯明白理论是没有用的，只有与当前的社会形势相结合，踏踏实实做好工作，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
因而，综上所述，林道静的成长，是以三段爱情为标志，被分为三个阶段的。
有学者认为，这同时也体现了林道静的三重人格：本我、自我与超我。对于余永泽，林道静更多的是一种无助的依靠，出于本能地想要被保护的心理，因而爱上了他;而卢嘉川则不同，他给予林道静的是自我实现的愉悦感。当温饱不再是第一要务时，精神上的升华就成为了林道静的必然需要。
卢嘉川的人格魅力，带给她的帮助，都让林道静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引起了林道静对于革命事业的初步憧憬。
爱上卢嘉川，似乎就是爱上革命事业那样神圣。江华则是作为卢嘉川的同志与战友，在卢嘉川牺牲后出现在道静身旁，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予她关心，帮助她了解身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能力，从而让道静实现了超我的飞跃。
由此也可以看到，书末的道静，已经是一个坚强果敢、经验丰富、热血激昂的共产党员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道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比如在定县工作的冒进（虽然受到戴愉和赵毓青的影响，但侧面也反映出她经验不足）;在宋府贸然的暴露身份;同刘大姐工作时险些暴露等等。但幸好有江华、姑母、刘大姐、徐辉等人的帮助，才使得道静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变得愈加成熟而又稳重，最终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至于“坏的成长”，类似于余永泽、王忠这类破坏革命、反对革命的青年，以及先革命后堕落的白莉苹等人，既是林道静为代表的革命进步青年的对立面，也是被整个时代所鄙夷、所斗争的一类人。
有的人要进步，就一定会有人退步。进步的人由进步的人来领导，退步的人也不缺乏帮凶。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条法则，在《青春之歌》的人物设计中，也体现得淋漓极致了。
四、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提到，知识分子必须要与工农相结合。
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国国情，也是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步骤之一。
而这一观点在《青春之歌》中也是有所体现的。主要体现就在于林道静在定县和宋府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她与农民更加充分地接触，了解了农村生活的情况，这为她去除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提供了条件。
据相关学者研究以及杨沫自身叙述，这一段其实是《青春之歌》再版的过程中增加的。对这一增加，褒贬不一，但这种增加是必要的。
一方面，这是对党的政策的一种展现，它诉说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这也是林道静实现自我成长的关键步骤，因为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同时，林道静的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她在逐步试错的过程中找到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如果没有这段工作经历，后期林道静工作时的沉稳干练就显得不够自然了。
而且，正是由于林道静与工农群众站到了一起，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才被暴露得愈加彻底，比如一开始她是嫌弃郑德富那肮脏而又充满臭味的小屋的，而且她是不想在农村锻炼的。
这种笔法，既是一种艺术真实，也是成长小说展现成长过程的一种方法。
而且只有把主人公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才能构筑出宏大叙事的场面，才能产生振奋人心的力量。
《青春之歌》，既然有个“歌”字，就必然要有人间赞歌一般的气势。
这气势，主要是在书末一二九运动的浪潮中体现出来的，因为这一场运动也是主人公实现成长历程的一个标志，因而这首“青春之歌”到结尾迎来了它的高潮。
那种盛大的场面描写，以及道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让人们看到了在成熟的革命者们领导下的革命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也让人们看到了那一代人抗日救国的热血与豪情。
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及宏大叙事模式的运用，只有通过工农群众，才能够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书开篇处道静的孤独无依，与书末的热情洋溢相对比，就呈现出了一个知识青年历尽艱难，最终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动人故事。
五、总结
总而言之，《青春之歌》中的“成长”，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来的人物成长史。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为主，其他一些人的成长为辅。这其他一些人，“好的成长”如王晓燕、王教授、李槐英等;“坏的成长”如余永泽、戴愉等。
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成长，从侧面描绘出在那样一个时代下知识分子的迷茫与选择，并且暗示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也就更加坚定了当代有为的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继续奋斗的信仰。
所以说，《青春之歌》的意义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就在于把人物的成长放到历史中去，因为成长是永恒的主题，历史又是永恒的事物，所以其价值自然也是永恒的。
参考文献：
[1]宋剑华，刘冬梅.《青春之歌》的再论证[J].小说评论，2008，（05）：59-65.
[2]程光炜.《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4，（01）：86-100.
[3]杜鹃.政治话语下林道静的“潜抑”[J].名作欣赏，2016，（36）：92-94.
[4]孟庆楠.从三重人格学说解析《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形象[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3）：169-170.
[5]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6]贾愫娟.从《伤逝》到《青春之歌》中的女性叙事[J].名作欣赏，2019，（20）：96-97.
【关键词】 成长;传统;革命加恋爱;工农群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4-0004-03
一、引言
作为成长小说的典范，《青春之歌》实际上就是以北平为地域中心、以北大为斗争中心，来描绘知识分子的蜕变与成长。其中尤以主人公林道静为代表，“成长”在她的身上无疑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她一个人在成长，其实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在成长，如果说广义上的成长可以用变化发展来进行定义的话，那么成长也可以分为“好的成长”和“坏的成长”。
“好的成长”是在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实现的，会赢得支持与赞誉;“坏的成长”则逐渐地成为“好的成长”的对立面，因而遭到抛弃与鄙夷。
具体说来，在《青春之歌》中，知识分子的成长要想实现，就必须做到这么几点：第一，与“传统”彻底决裂;第二，要有已经成熟的人来引导他们成长;第三，把自己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在实践中不断考验自己，从错误中寻求发展的路径，才能实现与历史的同步。下面便从以上三点进行阐述。
二、与“传统”的决裂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它的表现形式也分为多种。在《青春之歌》里，笔者把“传统”这个词定义为旧势力和旧的生活习惯。其实很明显，旧势力和旧的生活习惯，是主人公以及一切需要成长的人物所面对的共同难题。
先从林道静说起，她从一出场其实就在与“传统”决裂着：她拒绝母亲给她安排的婚事，厌恶那个没有关爱、没有同情、只有压迫的封建家庭，所以她选择了逃离，孤身一人乘火车去北戴河投靠亲人。可以看到，这时的林道静还只是一个柔弱无力、精神迷茫的女青年，缺乏安全感，漂泊无依，对前路不知所措。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她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成长历程。
对于封建家庭的逃离，很容易让人们想到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子君和道静一样，都是有一点知识文化，同样看透了封建家庭的腐败与堕落，也同样选择了逃离那个如魔窟一般的封建家庭。
有的学者说杨沫在此处对道静的描写借鉴了鲁迅笔法，想来也不尽然，毕竟《青春之歌》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了，其创作环境与五四时期已经大不相同。
鲁迅时期的中国是黑暗的，是看不到希望的，因而子君最后只能走向毁灭，这也是对黑暗最有力的控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的任务是要回溯历史，自然要用文学笔法来描绘一段斗争的历程，而斗争的起点，自然也要从反封建开始。
事实证明道静从反封建的起点出发，而最终完成了对自我的升华，这一点与子君其实是不一样的。因而这种笔法上的相似应当是历史带来的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偶然在于子君与道静有着相似的出身与经历，必然在于是社会历史决定了这一阶级人物的共同命运。
对于封建家庭的逃脱，是她要解除的第一层枷锁;而第二层枷锁，就是以余永泽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那可鄙的个人主义。
在余永泽和林道静生活在一起后，她才发现这个浪漫多情的诗人原来是一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余永泽的自私自利，与卢嘉川等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精神相比，不免就相形见绌了。
林道静从来都是一个善良单纯、追求上进的女青年，这一点作为她的基本性格特征，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没有变的，因而当余永泽的个人主义阻碍了她的进步时，她又一次毅然决然地与“传统”决裂了，选择离开了余永泽。只不过这一次的“传统”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其实当她离开余永泽的那一刻，她就完成了自己第二次的成长。最起码在个人主观意志上，她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只是对党有着一种懵懂的崇拜，她还不能认清社会的形势以及共产党人应当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但这毕竟是属于第二层次的成长了，从她离开余永泽以及发放传单开始，她与“传统”的决裂这一第一层次的成长，就基本上完成了。
除了林道静，像王晓燕、李槐英等人，都是一批未能认清社会形势的迷茫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她们被社会的成规所束缚，对党和革命认识不清，也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也是在林道静的帮助下，她们毅然地与个人主义决裂，走上了拥护革命的道路。
三、已经成熟的人的引导
上文提到，成长分为“好的成长”和“坏的成长”。好的成长，像林道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坏的成长，就像余永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那自私自利的本性来。如果说引导林道静成长的人是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员的话，那么从某种角度上似乎也可以说，小资产阶级的堕落，就是被胡梦安、胡适这类人引导所致的。
林道静的成长，很集中地体现了被已经成熟的人来引导的重要性。而且很明显的，对于林道静这一女性形象的成长，是使用了“革命加恋爱”这一传统模式的。
引导林道静成长的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与林道静有着恋人关系。因此，李杨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中提到，《青春之歌》是“性”与“政治”的双重变奏，以情爱叙事的方式来描绘政治信仰上的进步与升华，确实是《青春之歌》的一大创举。
但同时也有人诟病，说如果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只能依靠于爱情，依靠于男主人公的引领，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于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想的一种否定呢？女性是否只能在男权之下才能实现思想上的升华呢？ 其实个人认为，《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通过爱情来实现了自身的成长，但是对道静思想上有所帮助的不仅是卢嘉川和江华，比如代表农民阶级的郑德富、共产党人刘大姐、姑母等，都让道静的生活阅历与斗争经验越发的丰富起来，道静的成长如果缺乏了他们，也是不能够实现的。
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确实是《青春之歌》的一大特色。
可以说，蒋光慈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的集大成者，因而“蒋光慈笔法”在这部小说中也就有所体现。“革命加恋爱”模式与“成长小说”相结合，就使得道静在爱情与革命的双线话语中逐步成长起来。
首先，她选择了余永泽，这个浪漫多情的小资产阶级诗人是不同于她以前所见到的人的。北大的学生，思想进步，知识渊博，这对于起初无家可归、年幼时遭际不幸、受尽封建家庭侮辱的道静来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直到卢嘉川出现在她的视野里，为她带来了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书籍，为她带来了共产主义信仰之后，她突然发现余永泽身上的优点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狭隘与自私。
因此，这时的道静其实在精神上已经与余永泽产生了分歧，他们之间爱情的破灭也就成为必然。卢嘉川作为道静的精神领袖，成为她新的爱慕对象。
如果不是因为卢嘉川的牺牲，或许他们两个就会在一起。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么简单，《青春之歌》的深度就不够了，所以杨沫精心安排了卢嘉川的被捕与遇害。卢嘉川的人物角色就被定位为道静投身于党的事业的领路人，而且成为道静永恒的精神信念。
小说没有直接描写卢嘉川遇害时的情景，而是借刘大姐之口，以及卢嘉川的书信，才让读者了解到他牺牲在雨花台。而且自始至终，卢嘉川都没有向林道静正式地表白过。借助这样一种方式，使得林道静对于卢嘉川的情感在爱情之上又多了一份崇敬，而且也有着一种前仆后继的意味。
而江华的使命，则是引导着道静逐步成熟。最初的道静，其实仍然有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思想，以及缺乏实践经验空谈理论这样的缺点的。
是江华让道静逐步明白，单纯明白理论是没有用的，只有与当前的社会形势相结合，踏踏实实做好工作，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
因而，综上所述，林道静的成长，是以三段爱情为标志，被分为三个阶段的。
有学者认为，这同时也体现了林道静的三重人格：本我、自我与超我。对于余永泽，林道静更多的是一种无助的依靠，出于本能地想要被保护的心理，因而爱上了他;而卢嘉川则不同，他给予林道静的是自我实现的愉悦感。当温饱不再是第一要务时，精神上的升华就成为了林道静的必然需要。
卢嘉川的人格魅力，带给她的帮助，都让林道静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引起了林道静对于革命事业的初步憧憬。
爱上卢嘉川，似乎就是爱上革命事业那样神圣。江华则是作为卢嘉川的同志与战友，在卢嘉川牺牲后出现在道静身旁，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予她关心，帮助她了解身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能力，从而让道静实现了超我的飞跃。
由此也可以看到，书末的道静，已经是一个坚强果敢、经验丰富、热血激昂的共产党员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道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比如在定县工作的冒进（虽然受到戴愉和赵毓青的影响，但侧面也反映出她经验不足）;在宋府贸然的暴露身份;同刘大姐工作时险些暴露等等。但幸好有江华、姑母、刘大姐、徐辉等人的帮助，才使得道静在一次次失败中总结经验，变得愈加成熟而又稳重，最终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至于“坏的成长”，类似于余永泽、王忠这类破坏革命、反对革命的青年，以及先革命后堕落的白莉苹等人，既是林道静为代表的革命进步青年的对立面，也是被整个时代所鄙夷、所斗争的一类人。
有的人要进步，就一定会有人退步。进步的人由进步的人来领导，退步的人也不缺乏帮凶。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条法则，在《青春之歌》的人物设计中，也体现得淋漓极致了。
四、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提到，知识分子必须要与工农相结合。
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国国情，也是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步骤之一。
而这一观点在《青春之歌》中也是有所体现的。主要体现就在于林道静在定县和宋府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她与农民更加充分地接触，了解了农村生活的情况，这为她去除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提供了条件。
据相关学者研究以及杨沫自身叙述，这一段其实是《青春之歌》再版的过程中增加的。对这一增加，褒贬不一，但这种增加是必要的。
一方面，这是对党的政策的一种展现，它诉说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这也是林道静实现自我成长的关键步骤，因为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同时，林道静的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她在逐步试错的过程中找到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如果没有这段工作经历，后期林道静工作时的沉稳干练就显得不够自然了。
而且，正是由于林道静与工农群众站到了一起，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才被暴露得愈加彻底，比如一开始她是嫌弃郑德富那肮脏而又充满臭味的小屋的，而且她是不想在农村锻炼的。
这种笔法，既是一种艺术真实，也是成长小说展现成长过程的一种方法。
而且只有把主人公置身于工农群众之中，才能构筑出宏大叙事的场面，才能产生振奋人心的力量。
《青春之歌》，既然有个“歌”字，就必然要有人间赞歌一般的气势。
这气势，主要是在书末一二九运动的浪潮中体现出来的，因为这一场运动也是主人公实现成长历程的一个标志，因而这首“青春之歌”到结尾迎来了它的高潮。
那种盛大的场面描写，以及道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让人们看到了在成熟的革命者们领导下的革命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也让人们看到了那一代人抗日救国的热血与豪情。
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及宏大叙事模式的运用，只有通过工农群众，才能够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书开篇处道静的孤独无依，与书末的热情洋溢相对比，就呈现出了一个知识青年历尽艱难，最终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动人故事。
五、总结
总而言之，《青春之歌》中的“成长”，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来的人物成长史。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为主，其他一些人的成长为辅。这其他一些人，“好的成长”如王晓燕、王教授、李槐英等;“坏的成长”如余永泽、戴愉等。
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成长，从侧面描绘出在那样一个时代下知识分子的迷茫与选择，并且暗示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也就更加坚定了当代有为的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继续奋斗的信仰。
所以说，《青春之歌》的意义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就在于把人物的成长放到历史中去，因为成长是永恒的主题，历史又是永恒的事物，所以其价值自然也是永恒的。
参考文献：
[1]宋剑华，刘冬梅.《青春之歌》的再论证[J].小说评论，2008，（05）：59-65.
[2]程光炜.《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4，（01）：86-100.
[3]杜鹃.政治话语下林道静的“潜抑”[J].名作欣赏，2016，（36）：92-94.
[4]孟庆楠.从三重人格学说解析《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形象[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3）：169-170.
[5]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6]贾愫娟.从《伤逝》到《青春之歌》中的女性叙事[J].名作欣赏，2019，（20）：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