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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承志的《心灵史》自出版以来便饱受文学和宗教人士争议，经过了多次修改和再版，在内容上进行了多处删改。这其中反映的不仅是张承志出于教徒、作家、学者等身份对哲合忍耶教史的后期搜集和修正，更是他面对文学、宗教、历史、社会诸多问题的再思考和成长，投射在文字上，足以体现他创作心理的变化。创作心理历程的变化和创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感情积累是分不开的，这使得《心灵史》不仅仅是讲述哲合忍耶历史的著作，更是作者张承志个人的一部心灵纪史。
关键词：《心灵史》 张承志 生命体验
作家的生命体验由在客观环境下被动体验和主动追求亲历构成，这两部分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张承志早期成长过程中复杂的生命体验塑造了他的性格特征，而后期对蒙古高原、新疆天山、黄土高原三块大陆文明的探寻支撑了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内涵，尤其体现在他奉为一生文学最高峰的《心灵史》创作中。
一、成长经历对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成长环境对性格的影响是不可抹去的。“生在真主的怀抱，长在红旗下。”①张承志虽为回族出身，但从小受到的是汉族儒家思想的教育，上小学时听姐姐说过的“你的名字是赛义德”姑且算是他对自身血统独异的印象。幼时因汉族孩子的民族歧视，导致他宗教情感的受挫，性格“既凶蛮，又羞涩；既羞怯，又自尊”。张承志自称是伟大的60年代的儿子，在他的青年时期特别体现为革命教育。在红卫兵运动强烈鼓吹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之下，个人主义被淹没其中，这给了张承志自我证明的机会，“红卫兵生涯的反叛特征无疑为张承志开创了崭新的环境条件，使他青年时期的角色实验挥别了早期的暗淡”②。作为“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张承志回忆起红卫兵这段记忆时，语气总有自豪的意味，“所谓的老红卫兵的成员中，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红卫兵的造反含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特权阶级更敌对”③。张承志所属的早期红卫兵，在精神上表现为革命批判主义和英雄主义，这对他日后文学创作中的反抗精神奠定了基础。
然而张承志真正精神世界的建立得从赴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算起。脱离了红卫兵的身份，面对严酷的草原环境和贫乏的物质环境，张承志一腔的知青政治激情渐渐消解了。由于在草原得不到当地牧人的理解，张承志失去了原红卫兵的精神支撑，饱受内心斗争的折磨，忍受着孤独和无助。这一时期张承志的坚韧、孤独、独立的精神世界恰恰构成了他独特的性格特征。正当他困顿不前的时候，广阔的大草原成了最好的容身之所，“我的得救是倚仗了大自然”④。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找到了精神慰藉，学会将主观感情倾诉于自然之中，也因此将内蒙古视为第二“精神故乡”。从处女作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他凭借着《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一系列沉雄苍凉的草原游牧题材的小说赢得了一定的文坛地位。可以说，草原成就了早期的张承志，构成了他人生的第一块大陆，也是他迈向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一步。
二、《心灵史》的改编体现创作心理变化
（1）1991年初版。1972年张承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开始从事民族文学研究，这正是他研究黄土高原回族历史的契机。1984年的12月，张承志初次深入西海固，“在1984年隆冬，完全是由于冥冥之中造物的主，我因他的安排走进了大西北……我一直在徘徊，想寻找一个合我心意的地方，但最终还是选中了西海固”⑤。在这片黄土地上，他感受到了血液中的信仰对他的召唤，漂泊的精神得以栖息寄存，于是张承志选择在这片被哲合忍耶殉教者鲜血浸润过的圣土完成自己的宗教定位。
艺术创作出于人的“模仿本能”，人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在表现着自己的心灵。出于对信仰皈依的自白，张承志举意采用多斯达尼的形式，写一篇和哲合忍耶和广大底层民众结合的文章。“张承志的文学创作，不是通过论证来捍卫真理，而是通过原初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想象来解释生活，即通过形象的创造本身，来解释世界与生命。”⑥为无所顾虑地亲历现实，张承志辞去公职，决心“做一支哲合忍耶的笔”，写下哲合忍耶数百年来的心灵壮史，他八次深入大西北、十次前往西海固，“三四部一直为他们秘藏的、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下的内部著作，为我译成了汉文……近一百六十份家史和宗教资料送到了我手里。一切秘密向我洞开，无数村庄等着我去居住”⑦。回民的热情欢迎，给了张承志无限创作的动力，更以“哲合忍耶的长子”自命。1991年，这部壮史惊世了。“也许它的著作性质就如同它的书名，它只是我本人以及百万信仰的中国人的心情。”⑧然而，《心灵史》的出版却引发了多方热议，学界对其评价毁誉参半。
（2）1993年日语版。《心灵史》出版的同年，张承志赴日学习研究，留日期间，他接连出版了日文创作的《从回教所见的中国》《殉教的中国伊斯兰》。（其中《殉教的中国伊斯兰》为《心灵史》的日语版）
《殉教的中国伊斯兰》相对于《心灵史》则更像一部真正的史学作品。书内刊有多张他在大西北时拍摄的哲合忍耶教徒的教会活动照片，书首有清朝时期哲合忍耶多次大事件发生时期的简绘地图。在书中序的部分，张承志写道：“大部分的日本人恐怕并没有阅读此类书籍的机会，然而那些因为中国的重要性而对那段历史怀揣着无限关心的一小部分人们，特别是有热心阅读《从回教所见的中国》等书经验的读者肯定会看”⑨。张承志用日语创作的初衷并不是向日本人介绍哲合忍耶历史，而是向关里爷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创作的穆斯林史著《热什哈尔》学习，为更多有意了解哲合忍耶历史的国人“用外语的机密形式保存历史的真实性”⑩。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面对政治意识形态仍有诸多禁忌，因触及政治敏感问题而被列入禁书的书籍不是不存在，张承志的这一举动从今天来看多少有些先见性。
如果说张承志在初版《心灵史》中对哲合忍耶被残暴镇压的愤怒有所抑制，那么日语版则是用异国的文字进行了一次宣泄和回教尊严的捍卫，是一部真正可歌可泣的哲合忍耶民族志。“本书还是被中国的回族——哲合忍耶民众极力称赞的张承志先生在创作本书时将‘人民服务’的所谓信念贯穿始终之故。”{11}从《心灵史》的第二次创作来看，张承志“为人民”的创作意识愈加鲜明了。 （3）《心灵史》改订版。自2009年，张承志便开始对《心灵史》中历史、神学及引发误解的大小问题做出不少补足和修正，加入了二十年阅历的反思，于2012年完成了《心灵史》的修改，并将改订后的《心灵史》豪华装帧发售，承诺受益全数用于扶贫。
创作不仅源于作家民间生活的亲历，更需要情感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末的张承志，在感情方面还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偶有过激的语言冲动，在为哲合忍耶发声的时候，难免语气愤慨。实现自身信仰皈依后，张承志没有停下对哲合忍耶历史的继续搜集考证，在宗教界内积极交流，多次赴外国游历调查，成了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作家、回族代言人。随着对母族对话的深入，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情感也从原初的喷薄走向了醇厚稳重。改订版的《心灵史》在记述石峰堡战役时删去了个人情感化的激愤评判，删去了原版《书耻》一节中“官，对人道来说是最下贱的存在，他们的性命也远远不如衣衫褴褛的贫民高贵”等贬低官员的论断，对乾隆时期的文人涂改石峰堡沦陷日的记录的谴责之情也冷静了许多。同样是形容《书耻》，由“我永远不愿再看那些《钦定》一眼。我觉得恶心。它们是‘书’的耻辱”{12}改为“于是伪作和赝品，就这样成立了。他们貌似公允，其实媚贱。它们是‘书’的耻辱”{13}。
同时，张承志在学术研究、文化游学、刊物编辑、对外讲学等方面的文化活动也对《心灵史》创作心理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95年起，张承志广泛地开展新疆历史文化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散文随笔。自此，张承志创作的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新疆三块大陆架构成型，创作类型涵盖学术散文（《文明的入门》）、随笔散文（《无援的思想》等）、摄影散文（《大陆与情感》）、专业论文、史学译著（《热什哈尔》），等等。多题材创作、复数文化创作的生命体验使得张承志在思想和文字上有了更大的胸怀和气魄，也加深了他对自身的反思，使他对哲合忍耶狂热的信仰崇拜逐渐回归理性客观。改订版《心灵史》谈到创作目的的时候，张承志加入了对“六十年代”的批判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清算过去的渴望，一直纠缠着我。作为‘红卫兵’这一词汇的作者，我希望自己对革命的反省，不是流行的道德表演，而是一次立场的改变”{14}。以多种文化创作者的身份对哲合忍耶教史重新审视的时候，张承志对回民历史上的暴动明确提出了更加深刻的反思：“对穆斯林来说，清算自己曾有的暴戾，是早晚须做的忏悔”{15}。甚至在《为泥足者序》中，张承志批判了体制豢养的伊斯兰学者，这种本族文化自省意识无疑体现了张承志的成长。
三、后《心灵史》散文创作时期
张承志后期的散文里曾不止一次提到了从《心灵史》完成便就此封笔的想法，但实际他仍笔耕不辍，创作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鞍与笔》等多部散文集，包括回族题材散文卷《在中国信仰》。
散文集的创作大多是对《心灵史》内容及哲合忍耶牺牲精神的延续和再现，是张承志对信仰追随情感的再抒发。“我决心以全部残生投入为哲合忍耶、为宗教、为人心最起码和最高尚的自由、为拯救我自身终旅决战”{16}，“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17}。在《心灵模式》和《热什哈尔：拒绝现实的学术和艺术》中，张承志以史学研究者的角度就《热什哈尔》这部由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创作的哲合忍耶史巨作展开了更为深入而专业的介绍，强调了它在回族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再创作同样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通俗性大众文化的需求日益提升，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人开始贬低汉文化的价值，迎合西方热潮。“是形势，是我在西方国家深深感到的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形势以及我在北京感到的中国文允的可怕堕落这种形势，使我无法挣脱近乎暴怒的一种激动。本来自《心灵史》完成以来，我已经考虑不再执笔并结束自己的文学创作——但是我无法做到旁观。”{18}汉文化“不是基于宗教信仰的民族文化，所以历来就没有严格的、不可动摇的“生命价值观念，要求全体成员必须誓死坚守”{19}，张承志企图用回族宗教文化拯救民众汉文化本位不坚定，在物欲面前信仰缺失的问题，从而建立共同的生命价值秩序。《清洁的精神》中，张承志讲述了曹沫一刀制霸权、专诸鱼腹藏剑、刺死怨主王僚、聂政为知己者赴死、荆轲刺秦的故事。无论是哲合忍耶对信仰的纯粹、坚守的执着、殉教的决然，还是古代烈士的义、离、信、耻、殉，都是中华民族清洁精神的骨髓，都能净化人的心灵。
四、对《心灵史》的自我评判和思考
虽然《心灵史》创作至今已二十余年，但它始终要面对着历史、社会、神学和文学问题的多重拷问，张承志从未停止过对此的思考和自我审判。他承认作品中存在“作家的特权渲染过分、感情使用失衡”等问题，“随着我又用了近二十年渐渐感到了一种火候的把握，随着我终于对它的学术本质、宗教特征、仪礼内涵、社会枝杈——都能掂量分寸之后，我也就学会了从反对的话语中获取参考”{20}。于是在2012年的再版中修正了部分历史问题，并对伊斯兰教的新道路发展提出了“倾向性的追求”。如今，张承志已是知名的穆斯林作家，完成了为底层人民而书的创作目标，“对于我在1978年童言无忌地喊出口号——那倍受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能无愧地说：我实践了它”{21}。同时，他也在等待与一个同等高度的心灵对话。“在20年的时光里我一直在等待——站在不同立场上、拥有不同的哲学和社会知识基础的人，对这本书提出严肃的驳难和批评”{22}。在这20年中，张承志奔赴多个宗教地区进行交流和调查，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思考也上升了一个高度，也期待着《心灵史》能得到认真的批判，而不是仅仅站在文学、史学或是神学某个独立的立场，这更是对他多年信仰求索的价值评定。
而即便耗十余年再次搜寻史料，对史观、对信仰重新梳理，用精进的全面把握能力改定《心灵史》，张承志仍觉留有阙漏之处。“世间事，古难全，首先严峻的环境不允许‘全’。比如我的代表作《心灵史》就难寻自家的全集门而入。”{23}也许，《心灵史》会是张承志一生难以尽善的遗憾，也是他一生求索的方向和独善其身的动力之源。 五、结语
近年来，围绕张承志《心灵史》及其后心灵史时期创作的研究不在少数，主要分为民族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两大类。然而研究者的重心多放在张承志早期人生经历和小说、散文创作上，且存在对文本过度解读的情况，而忽视了后期张承志以历史学者和宗教人士等进行的多身份、多题材作品创作的生命经历对情感活动、创作心理的影响。理解《心灵史》对张承志的价值意义，不仅要从文本揣测创作情感，更要置于全部创作经历和文字删改中体会作者的心理变化。
① 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②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张承志：《张承志散文集》，《清洁的精神》，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④{23} 张承志：《张承志文集Ⅳ：绿风土 错开的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页，第419页
⑤ 张承志：《回民的黄土高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⑥{19} 李咏吟：《通往本文解释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185页。
⑦{12} 张承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第66页。
⑧{18} 张承志：《岁末的总结》，《中国作家》1994年第2期。
⑨{11} 张承志：《殉教的中国伊斯兰》，日本亚纪书房发行所1993年版，笔者自译序。
⑩ 张中复：《历史民族志、宗教认同与文学意境的汇通》，《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13}{14}{15}{20}{21} 张承志：《心灵史》改订版，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第10页，第147页，第13页，第17页。
{16}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语言憧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7} 张承志：《张承志文集Ⅴ》，《荒芜英雄路》，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页。
{22} 张承志：《复旦大学光华楼讲稿——从清华园到巴勒斯坦》，2012年。
作 者：胡袤姻，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校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心灵史》 张承志 生命体验
作家的生命体验由在客观环境下被动体验和主动追求亲历构成，这两部分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张承志早期成长过程中复杂的生命体验塑造了他的性格特征，而后期对蒙古高原、新疆天山、黄土高原三块大陆文明的探寻支撑了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内涵，尤其体现在他奉为一生文学最高峰的《心灵史》创作中。
一、成长经历对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成长环境对性格的影响是不可抹去的。“生在真主的怀抱，长在红旗下。”①张承志虽为回族出身，但从小受到的是汉族儒家思想的教育，上小学时听姐姐说过的“你的名字是赛义德”姑且算是他对自身血统独异的印象。幼时因汉族孩子的民族歧视，导致他宗教情感的受挫，性格“既凶蛮，又羞涩；既羞怯，又自尊”。张承志自称是伟大的60年代的儿子，在他的青年时期特别体现为革命教育。在红卫兵运动强烈鼓吹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之下，个人主义被淹没其中，这给了张承志自我证明的机会，“红卫兵生涯的反叛特征无疑为张承志开创了崭新的环境条件，使他青年时期的角色实验挥别了早期的暗淡”②。作为“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张承志回忆起红卫兵这段记忆时，语气总有自豪的意味，“所谓的老红卫兵的成员中，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红卫兵的造反含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特权阶级更敌对”③。张承志所属的早期红卫兵，在精神上表现为革命批判主义和英雄主义，这对他日后文学创作中的反抗精神奠定了基础。
然而张承志真正精神世界的建立得从赴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算起。脱离了红卫兵的身份，面对严酷的草原环境和贫乏的物质环境，张承志一腔的知青政治激情渐渐消解了。由于在草原得不到当地牧人的理解，张承志失去了原红卫兵的精神支撑，饱受内心斗争的折磨，忍受着孤独和无助。这一时期张承志的坚韧、孤独、独立的精神世界恰恰构成了他独特的性格特征。正当他困顿不前的时候，广阔的大草原成了最好的容身之所，“我的得救是倚仗了大自然”④。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找到了精神慰藉，学会将主观感情倾诉于自然之中，也因此将内蒙古视为第二“精神故乡”。从处女作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他凭借着《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一系列沉雄苍凉的草原游牧题材的小说赢得了一定的文坛地位。可以说，草原成就了早期的张承志，构成了他人生的第一块大陆，也是他迈向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一步。
二、《心灵史》的改编体现创作心理变化
（1）1991年初版。1972年张承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开始从事民族文学研究，这正是他研究黄土高原回族历史的契机。1984年的12月，张承志初次深入西海固，“在1984年隆冬，完全是由于冥冥之中造物的主，我因他的安排走进了大西北……我一直在徘徊，想寻找一个合我心意的地方，但最终还是选中了西海固”⑤。在这片黄土地上，他感受到了血液中的信仰对他的召唤，漂泊的精神得以栖息寄存，于是张承志选择在这片被哲合忍耶殉教者鲜血浸润过的圣土完成自己的宗教定位。
艺术创作出于人的“模仿本能”，人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在表现着自己的心灵。出于对信仰皈依的自白，张承志举意采用多斯达尼的形式，写一篇和哲合忍耶和广大底层民众结合的文章。“张承志的文学创作，不是通过论证来捍卫真理，而是通过原初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想象来解释生活，即通过形象的创造本身，来解释世界与生命。”⑥为无所顾虑地亲历现实，张承志辞去公职，决心“做一支哲合忍耶的笔”，写下哲合忍耶数百年来的心灵壮史，他八次深入大西北、十次前往西海固，“三四部一直为他们秘藏的、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下的内部著作，为我译成了汉文……近一百六十份家史和宗教资料送到了我手里。一切秘密向我洞开，无数村庄等着我去居住”⑦。回民的热情欢迎，给了张承志无限创作的动力，更以“哲合忍耶的长子”自命。1991年，这部壮史惊世了。“也许它的著作性质就如同它的书名，它只是我本人以及百万信仰的中国人的心情。”⑧然而，《心灵史》的出版却引发了多方热议，学界对其评价毁誉参半。
（2）1993年日语版。《心灵史》出版的同年，张承志赴日学习研究，留日期间，他接连出版了日文创作的《从回教所见的中国》《殉教的中国伊斯兰》。（其中《殉教的中国伊斯兰》为《心灵史》的日语版）
《殉教的中国伊斯兰》相对于《心灵史》则更像一部真正的史学作品。书内刊有多张他在大西北时拍摄的哲合忍耶教徒的教会活动照片，书首有清朝时期哲合忍耶多次大事件发生时期的简绘地图。在书中序的部分，张承志写道：“大部分的日本人恐怕并没有阅读此类书籍的机会，然而那些因为中国的重要性而对那段历史怀揣着无限关心的一小部分人们，特别是有热心阅读《从回教所见的中国》等书经验的读者肯定会看”⑨。张承志用日语创作的初衷并不是向日本人介绍哲合忍耶历史，而是向关里爷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创作的穆斯林史著《热什哈尔》学习，为更多有意了解哲合忍耶历史的国人“用外语的机密形式保存历史的真实性”⑩。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面对政治意识形态仍有诸多禁忌，因触及政治敏感问题而被列入禁书的书籍不是不存在，张承志的这一举动从今天来看多少有些先见性。
如果说张承志在初版《心灵史》中对哲合忍耶被残暴镇压的愤怒有所抑制，那么日语版则是用异国的文字进行了一次宣泄和回教尊严的捍卫，是一部真正可歌可泣的哲合忍耶民族志。“本书还是被中国的回族——哲合忍耶民众极力称赞的张承志先生在创作本书时将‘人民服务’的所谓信念贯穿始终之故。”{11}从《心灵史》的第二次创作来看，张承志“为人民”的创作意识愈加鲜明了。 （3）《心灵史》改订版。自2009年，张承志便开始对《心灵史》中历史、神学及引发误解的大小问题做出不少补足和修正，加入了二十年阅历的反思，于2012年完成了《心灵史》的修改，并将改订后的《心灵史》豪华装帧发售，承诺受益全数用于扶贫。
创作不仅源于作家民间生活的亲历，更需要情感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末的张承志，在感情方面还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偶有过激的语言冲动，在为哲合忍耶发声的时候，难免语气愤慨。实现自身信仰皈依后，张承志没有停下对哲合忍耶历史的继续搜集考证，在宗教界内积极交流，多次赴外国游历调查，成了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作家、回族代言人。随着对母族对话的深入，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情感也从原初的喷薄走向了醇厚稳重。改订版的《心灵史》在记述石峰堡战役时删去了个人情感化的激愤评判，删去了原版《书耻》一节中“官，对人道来说是最下贱的存在，他们的性命也远远不如衣衫褴褛的贫民高贵”等贬低官员的论断，对乾隆时期的文人涂改石峰堡沦陷日的记录的谴责之情也冷静了许多。同样是形容《书耻》，由“我永远不愿再看那些《钦定》一眼。我觉得恶心。它们是‘书’的耻辱”{12}改为“于是伪作和赝品，就这样成立了。他们貌似公允，其实媚贱。它们是‘书’的耻辱”{13}。
同时，张承志在学术研究、文化游学、刊物编辑、对外讲学等方面的文化活动也对《心灵史》创作心理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95年起，张承志广泛地开展新疆历史文化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散文随笔。自此，张承志创作的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新疆三块大陆架构成型，创作类型涵盖学术散文（《文明的入门》）、随笔散文（《无援的思想》等）、摄影散文（《大陆与情感》）、专业论文、史学译著（《热什哈尔》），等等。多题材创作、复数文化创作的生命体验使得张承志在思想和文字上有了更大的胸怀和气魄，也加深了他对自身的反思，使他对哲合忍耶狂热的信仰崇拜逐渐回归理性客观。改订版《心灵史》谈到创作目的的时候，张承志加入了对“六十年代”的批判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清算过去的渴望，一直纠缠着我。作为‘红卫兵’这一词汇的作者，我希望自己对革命的反省，不是流行的道德表演，而是一次立场的改变”{14}。以多种文化创作者的身份对哲合忍耶教史重新审视的时候，张承志对回民历史上的暴动明确提出了更加深刻的反思：“对穆斯林来说，清算自己曾有的暴戾，是早晚须做的忏悔”{15}。甚至在《为泥足者序》中，张承志批判了体制豢养的伊斯兰学者，这种本族文化自省意识无疑体现了张承志的成长。
三、后《心灵史》散文创作时期
张承志后期的散文里曾不止一次提到了从《心灵史》完成便就此封笔的想法，但实际他仍笔耕不辍，创作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鞍与笔》等多部散文集，包括回族题材散文卷《在中国信仰》。
散文集的创作大多是对《心灵史》内容及哲合忍耶牺牲精神的延续和再现，是张承志对信仰追随情感的再抒发。“我决心以全部残生投入为哲合忍耶、为宗教、为人心最起码和最高尚的自由、为拯救我自身终旅决战”{16}，“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17}。在《心灵模式》和《热什哈尔：拒绝现实的学术和艺术》中，张承志以史学研究者的角度就《热什哈尔》这部由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创作的哲合忍耶史巨作展开了更为深入而专业的介绍，强调了它在回族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再创作同样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通俗性大众文化的需求日益提升，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人开始贬低汉文化的价值，迎合西方热潮。“是形势，是我在西方国家深深感到的中国所面临的危险形势以及我在北京感到的中国文允的可怕堕落这种形势，使我无法挣脱近乎暴怒的一种激动。本来自《心灵史》完成以来，我已经考虑不再执笔并结束自己的文学创作——但是我无法做到旁观。”{18}汉文化“不是基于宗教信仰的民族文化，所以历来就没有严格的、不可动摇的“生命价值观念，要求全体成员必须誓死坚守”{19}，张承志企图用回族宗教文化拯救民众汉文化本位不坚定，在物欲面前信仰缺失的问题，从而建立共同的生命价值秩序。《清洁的精神》中，张承志讲述了曹沫一刀制霸权、专诸鱼腹藏剑、刺死怨主王僚、聂政为知己者赴死、荆轲刺秦的故事。无论是哲合忍耶对信仰的纯粹、坚守的执着、殉教的决然，还是古代烈士的义、离、信、耻、殉，都是中华民族清洁精神的骨髓，都能净化人的心灵。
四、对《心灵史》的自我评判和思考
虽然《心灵史》创作至今已二十余年，但它始终要面对着历史、社会、神学和文学问题的多重拷问，张承志从未停止过对此的思考和自我审判。他承认作品中存在“作家的特权渲染过分、感情使用失衡”等问题，“随着我又用了近二十年渐渐感到了一种火候的把握，随着我终于对它的学术本质、宗教特征、仪礼内涵、社会枝杈——都能掂量分寸之后，我也就学会了从反对的话语中获取参考”{20}。于是在2012年的再版中修正了部分历史问题，并对伊斯兰教的新道路发展提出了“倾向性的追求”。如今，张承志已是知名的穆斯林作家，完成了为底层人民而书的创作目标，“对于我在1978年童言无忌地喊出口号——那倍受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能无愧地说：我实践了它”{21}。同时，他也在等待与一个同等高度的心灵对话。“在20年的时光里我一直在等待——站在不同立场上、拥有不同的哲学和社会知识基础的人，对这本书提出严肃的驳难和批评”{22}。在这20年中，张承志奔赴多个宗教地区进行交流和调查，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思考也上升了一个高度，也期待着《心灵史》能得到认真的批判，而不是仅仅站在文学、史学或是神学某个独立的立场，这更是对他多年信仰求索的价值评定。
而即便耗十余年再次搜寻史料，对史观、对信仰重新梳理，用精进的全面把握能力改定《心灵史》，张承志仍觉留有阙漏之处。“世间事，古难全，首先严峻的环境不允许‘全’。比如我的代表作《心灵史》就难寻自家的全集门而入。”{23}也许，《心灵史》会是张承志一生难以尽善的遗憾，也是他一生求索的方向和独善其身的动力之源。 五、结语
近年来，围绕张承志《心灵史》及其后心灵史时期创作的研究不在少数，主要分为民族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两大类。然而研究者的重心多放在张承志早期人生经历和小说、散文创作上，且存在对文本过度解读的情况，而忽视了后期张承志以历史学者和宗教人士等进行的多身份、多题材作品创作的生命经历对情感活动、创作心理的影响。理解《心灵史》对张承志的价值意义，不仅要从文本揣测创作情感，更要置于全部创作经历和文字删改中体会作者的心理变化。
① 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② 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张承志：《张承志散文集》，《清洁的精神》，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④{23} 张承志：《张承志文集Ⅳ：绿风土 错开的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页，第419页
⑤ 张承志：《回民的黄土高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⑥{19} 李咏吟：《通往本文解释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185页。
⑦{12} 张承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第66页。
⑧{18} 张承志：《岁末的总结》，《中国作家》1994年第2期。
⑨{11} 张承志：《殉教的中国伊斯兰》，日本亚纪书房发行所1993年版，笔者自译序。
⑩ 张中复：《历史民族志、宗教认同与文学意境的汇通》，《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13}{14}{15}{20}{21} 张承志：《心灵史》改订版，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第10页，第147页，第13页，第17页。
{16}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语言憧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7} 张承志：《张承志文集Ⅴ》，《荒芜英雄路》，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页。
{22} 张承志：《复旦大学光华楼讲稿——从清华园到巴勒斯坦》，2012年。
作 者：胡袤姻，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校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