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结束，我（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北大计算中心偶遇已经退休的前招办领导史明老师，从当下的疫情，聊到了2003年非典时期高考阅卷的一幕幕往事。
　　不能让一个人感染SARS
　　 2003年，国家采纳各方建议，高考改到6月。本来这是个载入高考历史的“典型标志”，但谁也没有想到，年初爆发的SARS（非典），春天达到了高潮，直到5月底，北京的新增病例才开始为零。于是留在我们阅卷人员脑海中的那一年，就成为“非典之年”。
　　 由于北大被定为特殊隔离单位，因此那一年另选了保密阅卷场地。北大特派一辆专车每天接送我——这是我唯一连续十天享受校领导待遇的“特权时光”。往年阅卷的首要任务是信息安全，而2003年的首要任务是人员安全——不能让一个人感染SARS。假如一人感染，可能一组人都要隔离。所以每天场地要消毒、人员要消毒、试卷要消毒。
　　 参加阅卷的高校和中学老师们，一早就从小组长手里领到一本一本的试卷，簽名登记，左手翻着卷纸，右手在答案上比量着，远看颇似一个服装车间里，工人们在缝纫机上进行裁剪。那时候还没有建立“双评”制度，从填空到作文，都是一支笔给分。小组长的复查任务非常繁重，大题组长的审核任务也相应加重，而最后推到我这里来的终审工作量，也明显高于往年。
　　 如此劳累阅卷之后，再聪明的人也已经是强弩之末，脑子几乎拒绝运转了，合分工作难免出错，于是就单请了一批学生，专门进行分数加减。史明老师他们紧张地搬运、打包、分类。要把各区县各学校的试卷打乱、混编，阅卷之后还要再归队、合编。既要管物资，又要管人员;既要管交通，又要管吃饭，还要确保人员安全，所有的阅卷员和后勤安保人员，都感觉自己跟非典前线的医生一样，身处一种战时状态，现在想来格外有触动。
　　穿上防护服阅卷
　　 2003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是“转折”，文体不限，这是符合非典背景之下，降低命题难度的上级指示精神的，意思就是尽量不用动脑，不设限制，让所有考生都“有话可说”，另外也有利于引导积极向上的健康情绪。但是从阅卷的学术性来看，命题越放水，就导致阅卷越艰难。就从这个“人人有话说”的“转折”来看，许多考生都简单地把抗击非典取得胜利说成是“转折”，而实际上既没有写出“转”，也看不出有什么“折”。还有大量考生把平时准备好的某篇文章，硬贴上转折的标签。于是得了非典坚持上学，是转折;亲人去世，发现遗物中有张照片，也是转折;李白看见老奶奶磨铁杵，也是转折;爱因斯坦煮手表发明了蒸汽机，也是转折……
　　 本来每年的作文中，那些经过“悲情训练”的学子们，都要写死一大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这特殊的非典之年，就更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了。而站在阅卷立场，既要理解和同情在非典背景之下的教学滑坡，又要坚持为国选材的客观标准;既要防止分数趋中形成的难解难分的“大肚子”，还要注意一些不那么健康的另类思想情绪……这些标准如何细化为阅卷员的操作指南，真是令人煞费苦心。
　　   阅卷进入尾声，突然开来一辆密闭武装押运车，运来的是罹患SARS考生的试卷。由于我掌握每一道题的评分标准，所以我穿上防护服，进入专设的消毒阅卷室，亲自评阅这批试卷。因为数量不多，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印象中整体的成绩还不错，我心想这些考生身患非典还能镇定答题，真是应该嘉勉。不知道17年后，那些我亲自给了全部语文分数的学子，都在何处，其中会不会有人参加了今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呢？
　　 （摘自《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