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嫂是我妈，我妈叫阿嫂。
　　你不要惊讶，这样称呼在我们乡下并不稀罕。我家在离城百里的清水湾，不到三百口人的小村庄，却有五谷仙庙和观音寺两座寺庙。庙祝是位早年从汀州府逃难来的老人，高个精瘦，马脸长须，偶而也替村里人算算命。我出生时，父亲找老人算过八字，说我命相和父亲相辅，却和母亲有点相克。为了不损寿，我取小名狗仔，名贱命就硬，而且呼母亲为阿嫂。我和姐姐小时都很皮，越是人多的时候，越是阿嫂阿嫂怪怪地叫，觉得越叫越甜。
　　一向身强力壮的父亲，刚满四十那年，却因一场莫名其妙的发烧咳嗽，卧床三日撒手西去，不得善终。含辛茹苦的母亲却像一棵常青树，无病无灾，小病小灾，活到如今古稀之年。我师范毕业当了三五年老师，因为擅长文字，一纸调令到了县政府办公室，两年后提了综合科科长。村里人都以为我当了大官，阿嫂脸上有光，颇以为豪。
　　清水湾草席百里闻名，柔韧耐用，软硬适中，淡青色的席面散发出一股草香。织席需用蒲草，村中有五十来亩蒲草田，我家有两亩最好的，清水淙淙泥层肥，蒲草长得茁壮挺拔。年轻时的阿嫂手脚麻利，一天织一床草席，纹路紧密，外观平整，卖价比别人高三成，买家还抢着要;后来年纪大了，还可以两三天织一床。我让阿嫂随我进城，阿嫂说，城里人踩人，乡下空气好，出门就踩到泥土，有花有草，鸟叫虫鸣，心里头踏实;再说她也舍不得伯父家，那一群年轻的妯娌比儿女还亲。
　　阿嫂最看紧我的婚事，可我生性散淡，散淡得不想早入钱钟书的“围城”。那年我二十七岁，县里组织中考改卷时，梅子对我有点意思，她是一家企业中学的老师，虽然刚认识，却抢着替我洗了两三次衣服。几次三番接触之后，我找了个理由把她押到清水湾。阿嫂诧异地问：“我的狗仔好厉害，才眨眨眼皮功夫，就把人家闺女牵羊一样牵回家了。”我说：“如今不是你年轻时那个旧时代了。”
　　听说阿嫂和我老子搞对象时，磨磨蹭蹭，花了整整五六年时间。阿嫂说，木讷的父亲这辈子，对阿嫂说过最浪漫的一句话是：“我在工地睡着这草席，一闻到蒲草香，就像闻到你的气息，浓浓满鼻子草花香，第二天就浑身是劲。”梅子爱听这些，和我一样也阿嫂阿嫂地叫，阿嫂喜欢梅子，说城里的姑娘嘴甜。
　　阿嫂六十五岁那年，腿脚更僵硬了，孤孤零零的，我看不過去，把蒲草田让给伯父，连哄带骗，将她带到城里居住。梅子对我说，现在的蒲草席，是和阿嫂的爱情一样古老了。阿嫂和我女儿小菁睡一间屋一床席梦思，弹簧陷下去，一老一少就滚到中间，阿嫂接连两夜睡不着，就拿蒲草席铺木地板上睡。她说：“还是我的蒲草席好。”
　　阿嫂很少上街，她说见到的都是陌生人，跟木头一样，很不习惯。有一次，她到附近小卖店买红酒，人家给了酱油，她说她不要酱油，人家又给了醋。阿嫂不仅乡下口音重，耳朵也背，三五个回合，最后才拿到“福州老酒”。阿嫂又说我要散装的，人家说没有散的，只有整瓶的。阿嫂说你骗人，连我们乡下小店都有，城里还会没有？一直到梅子回家看见，才把阿嫂拉回家。店主是纺织厂下岗女工，最近丈夫也下岗了，脾气本来就好不了，这时候用上海话嚷嚷：“这老太太真是拎不清！”
　　阿嫂慢慢接触了一些邻居，也能聊一聊家长里短，当着大家的面，她还是呼我狗仔狗仔的。后来梅子有意见了，说：“阿嫂，你能不能不叫狗仔，叫大名林家福，因为这是在城里。”我当上综合科科长的第二年，换了一套大房子，阿嫂和小菁各住一小间，我还给阿嫂买了一张木板床，让她睡舒适一点。时间一长，她还是有许多困惑。小菁一放学回家，就关起门来做作业。阿嫂说：“城里的孩子真可怜，乡间还有小鸟呀蝴蝶呀野草花呀，城里一出门就吃汽车灰尘。回家也没得玩，就这样关着关着，不关出病来才怪。”梅子刚做了一套晚礼服，袒胸露背的。阿嫂说：“你看，两只兔子都要跑出来了，再省钱，也不要省这一点布料，伤风感冒了怎么办？”
　　不知什么时候，阿嫂又迷上去县政府门口，此地经常围着一拨拨上访的工人、农民，有时还拖儿带女有笑有哭的。阿嫂看不惯那一张张阴沉的面孔，一双双忧郁的眼睛，阿嫂怪我说：“你就不会去安慰安慰人家，你也是政府的人。”我说：“我这个九品官，还没有人家七品鸟毛粗，去了万一讲不好，头头怪罪下来，吃不了还兜着走。”阿嫂又梗起脖子说：“九品不是比七品还多两品吗？怎么就不行呢？”我这个阿嫂啊，就像那个上海人店主说的：“这老太太真是拎不清！”
　　夜间，我听到隔壁翻来覆去的响动和时而响起的叹息声。我知道阿嫂的蒲草席早坏了，下个礼拜，我要抽个时间回老家，给阿嫂买一床结结实实，散发着蒲草香的清水湾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