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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2006年第10期“来自‘盟友’的贸易挑战”)
继欧美之后,曾经作为传统政治盟友的发展中国家也针对中国拿起了“特保”或“反倾销”武器,而且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传统盟友在启动这些“保障措施”时,更为任意和随便。
迄今为止,中国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一直是谅解,并通过政府以“贸易和利益交换”的方式求得事态的暂时解决。但从长远看,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变相助长这些发展中国家频繁使用“特保”和“反倾销”措施的积极性,甚至使之变成和中国在其他贸易领域谈判的筹码,迫使中国在相关领域让步,从而造成中国国家利益受损。因此,这种以利益输送换得问题解决的方式不宜长期使用。
对于来自传统盟友的挑战,比较正确和可行的做法是,我们基于“大国胸襟”和“传统政治盟友”的关系,应给予这些发展中国家以合理的调整时间,不宜将该等贸易争端一概诉之于 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或将之随意上升为政治争端,乃至“规则之争”;但我们的确需要对一些明显属于采用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是像在反倾销案中不当采用“替代国”等贸易歧视措施、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传统盟友”国家,进行据理力争,结合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力求在“斗争”中求得合作双赢。
北京 李季先
继欧美之后,曾经作为传统政治盟友的发展中国家也针对中国拿起了“特保”或“反倾销”武器,而且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传统盟友在启动这些“保障措施”时,更为任意和随便。
迄今为止,中国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一直是谅解,并通过政府以“贸易和利益交换”的方式求得事态的暂时解决。但从长远看,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变相助长这些发展中国家频繁使用“特保”和“反倾销”措施的积极性,甚至使之变成和中国在其他贸易领域谈判的筹码,迫使中国在相关领域让步,从而造成中国国家利益受损。因此,这种以利益输送换得问题解决的方式不宜长期使用。
对于来自传统盟友的挑战,比较正确和可行的做法是,我们基于“大国胸襟”和“传统政治盟友”的关系,应给予这些发展中国家以合理的调整时间,不宜将该等贸易争端一概诉之于 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或将之随意上升为政治争端,乃至“规则之争”;但我们的确需要对一些明显属于采用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是像在反倾销案中不当采用“替代国”等贸易歧视措施、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传统盟友”国家,进行据理力争,结合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力求在“斗争”中求得合作双赢。
北京 李季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