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银行系统工作了30多年的银行家张燕玲来说，近几年层出不穷的影子银行业务（以下简称“影子银行”），的确令其“眼花缭乱”。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开始成为国内外金融界关注的焦点。在国内，各方对影子银行的界定众说纷纭，对其规模也有不同版本的预测，更有观点认为影子银行是潜在中国经济背后的巨大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经济周期下行、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兴起等一系列挑战。如何以改革的眼光看待当下的影子银行显得尤为重要了。
　　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详解影子银行在中国发展的情况以及该如何监管。
　　张燕玲于1977年加入中国银行，先后担任中国银行营业部总经理、米兰分行总经理及法律事务部总经理、行长助理、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副主席；2002年3月起，张燕玲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同时兼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银飞机租赁公司董事长等职务。2010年7月23日，张燕玲主动申请辞去副行长职务。
　　张燕玲认为，目前影子银行的创新，实际上是绕开监管，赚更大利润，也承担更大风险，“也许是无知无畏”。

要警惕美国次贷在中国重演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影子银行业务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张燕玲：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影子银行业务开始兴起。但他们刻意回避了“影子银行”这个词，而是用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保合作等字样。影子银行的产品，基本上用于资产管理、理财产品、非标资产等。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客户需求高回报的理财产品，也需要超出授信规模的融资产品；二是金融机构追求业务发展，一笔影子银行业务可帮助资产和负债业务同时增长；三是为了迎合和满足监管指标如存贷比要求等。
　　总的来说，我国的影子银行发展甚快，不够规范，大部分产品是政策套利，监管缺失。如果管理不好，真可能会产生美国次贷危机那样对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杀伤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些产品都是我国金融机构的相互债务，如果一家出现问题，可能会产生多米诺效应；而美国则是将其衍生产品销售到全球的金融机构和主权基金。
　　中国新闻周刊：影子银行业务出现后，业界褒贬不一，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出现的影子银行业务？
　　张燕玲：首先应先理清褒和贬的概念。我觉得褒贬所指内容不一致。影子银行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直接融资必须要有影子银行的服务，如美国、英国当年都取消了严格的法规，让投行发展，来促进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发展，尽而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褒的是真正的资产证券化及直接融资业务，股市和债市融资；贬的是目前的银信、银证等跨界合作，都衍生于银行信贷。如信托业因渠道式融资，已成为金融业老二，总规模已经达到十几万亿。券商通道式资产管理余额，约6万亿元，通道业务代理、代销混淆，资产错配。
　　中国新闻周刊：影子银行因为自身的业务特点，可能积聚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你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燕玲：的确如此，不规范的影子银行业务会影响金融系统的安全，如不透明——影子银行的产品表现形式多为信托计划、理财产品，背后还是银行贷款，帮银行资产偷偷走出表外。有些影子银行的产品，只是金融机构过桥或通道，如买信托产品或券商资产管理产品，实际上是直投，法律权益关系不清晰，风险承担不明确。
　　国外当年亦有这种情况。上世纪70年代，西方金融自由化浪潮下，影子银行直接融资，使传统银行业务受到挤压。银行把资产证券化后再出售给投资者，催生了金融机构投资者，主要购买商业银行的证券资产。
　　中国新闻周刊：影子银行对传统银行体系的影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张燕玲：正常的影子银行机构（即从事金融业务但不叫银行的金融机构），会帮助投资人做直接融资，如IPO、扩股、发债等。这些业务都要吸走银行的存款，也要减少企业对银行的贷款需求，所以对银行的存款贷款业务，即银行盈利的主要来源（存贷利差）产生影响，那么就会促进银行发展中间业务，服务型业务，如贸易融资、SME贷款、结算、清算、担保、各类卡、咨询等业务，促使金融产品创新，而不是现在的主要为了规避监管要求的创新。
　　目前的创新实际上是绕开监管，赚更大利润，也承担更大风险，也许是无知无畏。很多创新产品，存在固有风险，与此同时还埋下很多隐患。
　　中国新闻周刊：影子银行的出现，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燕玲：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发展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即直接融资的股市和债市。股市是高效的、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如美国纳斯达克，培育出了微软、苹果、Facebook。他们能让年轻人白手起家，让创意和资本无缝对接，减少资源错配成本，改善创业环境。
　　我国股市市值很大，但很压抑，先天畸形，后天不足，好在“沪港通”将要出台，但规模有限，两地共800多支股票（香港开放266支、内地开放560余支），额度限制在5500亿元。
　　我国债市世界第三，规模达27万亿（多数是银行理财），最热的是国债，海外有熊猫债、点心债，现在又有地方债、中小企业集合债、中小企业私募债。但发展很慢，新产品少，规模小。
　　中国新闻周刊：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影子银行体系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能否具体介绍？
　　张燕玲：我觉得机遇很多，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十八大及三中全会给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二是国际上已经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可参考；三是实体经济和企业翘首以待。当前排队上市近千家，准备发债的更多。 　　以国家准备发的信用债为例，近期就听到铁路债券、住房金融专项债券等等。如国家准备投资80%支持铁路投产新线6600公里，发铁路债券1500亿；而住房金融专项债券，重点用于棚户区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2013年到2017年，国家要推进1000万套棚户区改造，至少需要资金2.5万亿。
　　有人总结，我国资本市场十多年来原地踏步，金融创新脱离了本意。所以，美国投行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值得借鉴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影子银行的出现对于金融监管的挑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燕玲：在银行系统工作这么多年，我的感受是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高杠杆、高信息不对称、高关联、低容忍度。金融机构自己是控制不了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的。这对监管提出了挑战。
　　因此，我的建议是：首先，要保证相关政策的一致性，不能厚此薄彼。直接融资管理严格，间接融资管理更严，但搞一个“创新”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绕过监管。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第二，产品政策要一致。信托业经过了整顿再整顿，业务规模很小，但得益于信托法（人称信托业的特权法），使它可以提供通道业务，从而导致银信合作爆炸式发展。这个渠道将信贷、股权和债券外的融资方式合法化，让所有金融业眼红。
　　随后证监会也扩大了券商资产管理的投资领域和品种，银证合作来的更猛烈了。券商既无资金，也不需要对项目负责，只收取通道费，比信托更优惠。不到三年，券商通道式资产管理余额达到近6万亿元。
　　第三，监管政策要清晰，监管要到位。现在我国金融是分业监管，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主营业务不交叉，资金不互通。而影子银行的两种渠道业务，则把金融业资金渠道彻底打开。过去资产管理业务特指证券公司代客理财业务和公募、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现在金融各业都要做大做强资产管理业务。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竞相扩大此业务，好像谁投资范围广，谁创新力度就大。
　　从资产运用方看，分业监管模式已被颠覆。各种金融机构都在构建全产业链，金融各业的投资业务已没什么区别。分业监管仅体现在按资金来源方式或负债方式划分。一些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已达几百亿，但投资和研究机构却没建立起来，只为满足理财需求，还成了表内转表外的工具。
　　更可怕的是金融机构相互投资、相互提供通道、相互搭桥。如果有人有项目，有人出资金，有人出通道，一笔业务就完成了，各赚一部分利差和费用，说白点，其本质上是制度套利。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金融理论界、实务界和监管机构等各方面对影子银行的范围及其主要交易形式的认识并不一致，对此你如何看待？
　　张燕玲：的确如此，中国影子银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不仅概念并不清楚，而且对其范围和交易形式的认识并不一致。
　　现在有个比较一致的概念，是指“游离于一行三会监管之外的变相金融机构，其金融交易难以纳入金融统计和被监管。这些机构包括担保公司、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小贷公司、典当行寄卖、期货配资、融资租赁等八种形式。产品包括融资票据、理财产品、代委托资产证券化、网上洗钱、私募股权、Q币等”。这些影子银行机构及业务都没在监管之下，这是否有点可笑？
　　中国新闻周刊：那为什么没人管？
　　张燕玲：不能因为老鼠改个名，猫就不管了！现在管理模式不改会更乱，所有的金融机构及其产品都不能没人管，也不能乱管，流程中不能漏管，制度不能缺失。
　　十八大及三中全会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但要认真细化，做好顶层设计，用智慧来加强监管，用责任来推动创新，只有以高度的使命感才能实现很好的监管。
　　我建议考虑以下三方面问题：国外影子银行衍生产品出事后，我们才大发展，而且走的是不太正规的政策套利之路。当然，它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要引起足够注意。
　　国外影子银行及其衍生产品是在金融自由化政策下发展的，开始时是支持直接融资，促进了经济发展。我国目前的政策是分业监管，但金融机构利用产品创新已打破了分业监管制度，应加强跨业监管机制建设。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大力发展直接投资、融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大有可为，监管机构有责任使其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