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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珊珊，文学博士，东南学术杂志社副总编辑、副编审。
宋徽宗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君之一。但他的著名并没有使世人真正认识他，后世早已对他形成了难以撼动的刻板印象：他是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他担任皇帝是北宋的大不幸。一句话概括历史固然有助于传播，却未必有益于还原历史真实。世人对亡国君的许多刻板认识也先入为主地扣在了他头上：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宠幸奸佞、迷信术士、昏庸无道，等等。然而，人是复杂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宋徽宗的真实面目绝非几个负面的关键词就能概括。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在整理辨析了大量史料后，展现了一个面相丰富的宋徽宗，并试着从徽宗的视角再现北宋末年的历史情境，最终形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一个普遍的假设是，徽宗沉迷奢侈生活而导致了这场灾难。一项主要的指控是针对他身边的一些人，如蔡京、蔡攸、王黼、梁师成和童贯，正是这些人纵容并唆使了徽宗的这种倾向”。①虽然徽宗对北宋覆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将所有罪责归咎于他或他重用的几个官员，并无益于后世總结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吸取历史教训。毕竟，“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②正确对待历史就是正确认识人类，透过历史也有助于审视当下。伊沛霞对徽宗时代历史细节的真实呈现，对徽宗形象的重塑，主要是为历史真实负责。而她的这种新型历史叙事，与近年来的历史研究趋向有一定关联，也为学界带来一些启示。
一、破除逆向归因的亡国叙事
徽宗显然有不少缺点，如虚荣、自负、迷信道教等。由于其亡国君身份，这些缺点所造成的影响被后世放大了不少。但客观地说，徽宗的这些缺点又很难说是致命的。就通常认为的奢靡而言，伊沛霞将徽宗与中西历史上许多帝王对比后发现，徽宗在个人享受方面的挥霍其实不算出格。屡受诟病的兴建艮岳，实际上是大多数帝王的常态。与宋朝前后的王朝相比，北宋的皇城比汉唐和明清的都要小，这就使得徽宗在大兴土木方面的挥霍有所局限;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比较，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统治的人口和国土面积远远小于北宋，却修建了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卢浮宫等宏伟奢华的宫殿，但仍不妨碍他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当然，徽宗所任用的一些官员在逢迎他的个人享受时大肆贪污腐败，造成民生疾苦，特别是与他之前几任节俭的北宋皇帝相比，他确实令民生的负担增加，因而背负骂名并不冤枉。可与朝廷庞大的军费开支比较，徽宗的宫廷花费不算大。北宋倾覆前的几年，经历了征方腊、联金攻辽、抗金等一系列耗资巨大的战争后，财政负担相当沉重，但“宫廷费用在政府的全部财政中只占比较小的份额”;金兵攻破开封后，开封府被女真人逼着从国库和全城中搜刮了24.76万两金和772.8万两银，而“金人在开封翻箱倒柜地搜刮金银时，一座福田院中的贫民也拿出了二两金和七十多两银”。③这些或许可以说明，宋徽宗的“穷奢极欲”虽然激化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矛盾，但尚未导致国家财政和社会民生的全面破产。如果不是军事的崩溃，北宋应该还能维持一定的统治力。
类似的，徽宗的好大喜功、崇信道教以求不朽，也是历代许多帝王相同的追求。另外，诚然徽宗拥有众多妃嫔，但并无史实显示他因此误国。编撰于宋徽宗后不久的《大宋宣和遗事》“并未将大宋的衰亡归咎于女人或徽宗在这方面的弱点”。④这本小说中记载的徽宗宠爱李师师的故事，重点在于皇帝与妓女交往的传奇性，并不涉及国政，更何况这一故事早已被历史学家考证为杜撰。许多昏君常有的沉迷女色、红颜祸水的故事，并没有发生在徽宗身上。对此，伊沛霞很多年前就指出过：“传统上纵情多是指声色犬马，而徽宗没有那么颓废，他热衷的是园林、寺庙、艺术和古董。”⑤
客观来看，广为流传的徽宗的声色犬马，大多是后世逆向归因的亡国叙事，或是普通民众对帝王生活的猎奇想象。这类故事经由《李师师外传》《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小说的艺术渲染，形成了后世大众对于徽宗的一般性认知。但严谨的历史研究必须抛开简单的道德判断，伊沛霞说：“在本书中，我尽量不让女真人攻陷开封这件事影响到对徽宗在位前二十年的叙述。”⑥一旦抛开刻板印象去翻检信史会发现，真实的宋徽宗对于其为人君的态度是相当认真尽责的。即便他对艺术投入了大量热情和精力，但在政务上，“他并没有表现得玩忽职守，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视朝或不看奏疏”。⑦即使事情进展不顺利，他仍“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阅读奏疏，向信任的大臣咨询建议，亲自接见使臣，并亲笔给宋使写手诏，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谈判”。⑧甚至可以说，他对政治富有精力和热情。他对大宋基业怀着雄图伟略，即位之初便积极调和业已纷扰几朝的朝廷党争;大力推行慈善福利，为穷人、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提供系统化的救助;一直关注外交和军事，对许多具体事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艺术的投入和对奢华的追求，也是君主权威的表现。“纵观一些亡国之君，要么是由于愚蠢或残酷，要么是成为军事政变的牺牲品，但这些用在徽宗身上都不合适。”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人们普遍认为徽宗是庸君这一观点没有质疑”，但他也提出，“徽宗并不似隋炀帝等前朝皇帝那样奢侈，蔡京也不比唐朝的李林甫等历代主要辅臣恶劣，但降临在徽宗身上的灾难却要沉重得多”。⑩只能说，在宏大的时代面前，个人的力量终究微弱。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11显然，徽宗的政治能力无法支持他的政治追求，复杂的局势也超出了他的判断能力和把控能力。时势有时能令竖子成名，有时也让平庸之人背负了过多罪责。至少就徽宗的命运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机缘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2
伊沛霞并不是为徽宗推卸亡国责任，而是追究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未必在于徽宗对个人享受的追求，而在于他有限的个人能力无法驾驭极度复杂的朝局政争，也无法抵御迅速壮大的女真势力。他调和党争始终未有奏效，甚至几次引发了朝臣间的政治清洗;他梦想通过联金击辽来成就大宋伟业，却反而成了他最致命的错误决策;他的过于自信使得他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局限和弱点，对于建功立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几次错误的决策最终使得北宋滑向无法救赎的深渊。徽宗或许称不上是昏君，但他肯定是失败的皇帝。 二、走出“了解之同情”的局限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也不可能对今天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更遑论过去发生的事情了。历史学家杜兰特曾悲观地说：“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13宋徽宗生活的年代距今约900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时的历史资料能留存至今的已然不多;更何况后人所能看到的史料，还是前人有选择的记录，带有前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后人解读历史总不免用后世的观念去解释历史本事。“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14对此，伊沛霞很是审慎。她在“前言”中特别强调：“需要注意，这些资料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又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内容。……所有资料首先要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理解。”15这样的研究方法应该是踵武了一些历史学前辈。如陈寅恪曾说：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16
这里说的“了解之同情”，是指史學研究“必须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能以想象和内心的深刻体会，与古人站在同一立场和情境中，才能感同身受，深刻地理解古代的历史;与历史上的人物有着同样的情感和思想，才能更真实地接近历史的真实”。17这一观点常常被一些学者视为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同时也启发了不少历史学者。然而，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忽视了陈寅恪紧接着上面这段文字后这样强调道：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8
桑兵指出：“前后连贯来看，陈寅恪的意思其实相当清楚，就是认为了解之同情‘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而不仅不主张使用，甚至认为一般不可用。否则非但不能理解古人，反而可能南辕北辙，愈有条理统系，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19历史或许有很多可能性，也可以有多元化的理解;可是，一旦观点先行，历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甚至可能沦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这一弊端必须为研究者所警惕。桑兵认为，陈寅恪真正的治史方法和态度是长编考异法，即“取事实证言论，搜群籍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可以明圣人之言行”。20可以说，伊沛霞对徽宗的研究正类似长编考异法。她尽量客观地去理解徽宗的思想及其所处的环境，且力避“穿凿傅会之恶习”，采用“最早的、后人改动最少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形成于徽宗统治时的一些资料”，“从徽宗的角度来观察他的世界，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旨在解释，而非开脱或谴责”。21克罗齐说过：“一切脱离活文献的历史都是空洞的叙述。”22对文献的参证、考订正是赋予历史文献以生命和思想，从而超越“了解之同情”，审慎地还原历史真实。
三、尝试认识更广阔的总体史
早在1990—1991年，伊沛霞撰写《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一书时就表示，要“尝试认识更广阔的总体史”，“致力于将更大的整体历史纳入研究焦点”，23“考察变动中的社会的复杂性，揭示个人和结构两方面的情况，探询协调的可能性和传统的力量”。24虽然伊沛霞没有具体说明她所谓的总体史是什么，但她对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阐述，显然与以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比勒费尔德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学家的主张一脉相承。“社会史学家的总体史取向通常受某些特定问题的引导，他们围绕某个问题，挖掘和分析有助于说明该问题或与该问题有联系的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形成总体的认识。”25在《宋徽宗》中，伊沛霞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发掘徽宗的真实面相，她将徽宗与其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还原北宋末年丰富而广阔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图景;将徽宗与中西历史上的帝王进行比较，考量北宋皇帝的能力与局限，并从权力合法性角度看待中国皇帝制度;将徽宗的政治行为、文化活动和私人生活等与北宋内政外交联系起来，探究徽宗如何雄心勃勃追求卓越却以失败收场;梳理关于徽宗的负面评价，分析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这样的总体史尝试让这部皇帝的传记迥异于传统的帝王将相史，重塑了一位富有魅力又令人同情的悲剧皇帝。
总体史不是宏大叙事，二者迥然不同。“历史学中所谓宏大叙事大抵指研究者遵循某种理论预设，以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为标志划分时期或阶段，从该时期或阶段中寻出一些重大事件或一连串性质相同相近的事件，根据这些事件的性质特征断识它们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趋势，从中抽绎出一条线索为纲，将若干乃至所有事件人为联系起来，在这条线索联系及其发展的趋势中解释这些事件的意义、评价人物作为，并概括出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规律，形成某种理论认知体系。”26而总体史则是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广泛搜寻材料，观照历史发展的多个层面，深入剖析历史事件之间复杂而多重的关联，探求被重大事件遮蔽的历史的另一面，发现历史情境下的多种面向。也可以说，总体史是由大事与小事总和而成的。总体史研究不但注重微观的具体研究，而且关注历史小人物、小事和重大事件之间的广泛联系，从而规避了“碎片化”的倾向;也观照了重大事件与小事的历史整体，突破了宏大叙事将复杂历史现象简单化的局限。
历史叙事的突破是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的热点问题。对“碎片化”与“宏大叙事”的批判，对传统史观的再审视，对民族主义叙事的反思，都是历史叙事突破的尝试。譬如，跳出王朝更替的叙事框架就可以发现，每一个王朝由兴到衰的原因都可能不一样。不是所有的开国君主都雄韬伟略、英明神武，也不是所有的末代皇帝都暴虐无耻、愚昧荒唐。变换一下叙事的视角，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都可能发生改变。以往对徽宗的评价有多少是囿于传统儒家立场的道德评判，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评判，是值得深思的。再如，传统中国文人看待周边民族政权时往往带着优越感，这是基于传统华夷汉蕃的狭隘的汉族中心民族主义。因此，宋朝大量诗文表现了对周边民族政权的敌意，“战”与“和”成为宋朝君臣争论不休的重要议题。徽宗执意联金击辽也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一心想要取得宋朝从未实际拥有过的“燕云十六州”，扩大宋朝版图，展现中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确实，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徽宗收回了北宋开国以来君臣梦寐以求的燕云部分地区，将宋朝版图扩到最大。可不过四年，北宋灭亡。如果抛开狭隘的民族情绪，“中原帝国选择与草原帝国合作，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是个最低成本的选项。中原帝国由此无须面对外部威胁，不需要强大的动员与控制机制，于是其社会层面有着高度的活力”。27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苛责徽宗的执念，毕竟他的思想无法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历史的书写应避免用今天的观念去要求古人，而要把历史事件放回历史现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这才是对真实历史整体的尊重。另外，我们不能忽视徽宗时代的民族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但也要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的窠臼。汪晖指出，“必须创造出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叙事的民族叙事才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中国认同”。28某种程度上看，超越单一民族叙事的民族叙事也是一种总体史的尝试。 四、余论
对于徽宗来说，所有已经发生的遗憾只能归结为宿命。而对于后人来说，对历史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历史学家总是在不断重写历史，人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会随着时代流变而常变常新。《宋徽宗》的历史叙事令人感到新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本书从徽宗视角出发，强调徽宗政治上的无能与无奈，但对他的一些负面事迹少了批判的力度。事实上，徽宗的痴迷道教、重用骗子等荒诞行为令普通民众深受其害，即便其统治前期北宋的文化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北宋平民的负担依然颇为繁重。可是伊沛霞将视角局限于徽宗，缺乏对民众的人本关怀。她选取历史上部分夸张的传言进行辨析后，将徽宗的行为归结为他将道教视为“能够帮助自己进行统治的一套工具”，29这显然避重就轻了。从徽宗的视角看待历史固然有新的意义，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了民众的经历和感受。毕竟，“历史阐释必须穿越多重叠加的主体滤镜而达到阐释的共同性与公共性”。30徽宗与北宋末期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当时民众的命运密切相关。对徽宗的认识和评价不能无视他对民众造成的伤害。其次，伊沛霞很重视史料辨析工作，但书中仍有一些细节值得斟酌。例如书的第一章描述了北宋皇宫“修有七座城门、四座六十米高的角楼”，31注释显示这些资料出自《东京梦华录》卷一。但《东京梦华录》对北宋皇宫的描述很简略，没有提到角楼的高度。而且北宋皇宫角楼高度似乎未见文献记载。《大金国志》卷三十三载：“汴京制度：宣宗所迁，大概依宋之旧。……宫墙四角皆有楼，高五丈。”32金代汴京宫殿的制度沿袭北宋，以此推之，北宋皇宫的角楼高度应该与金代宫殿的角楼差不多，大约十多米。再参考现在北京故宫的角楼，从墩台下地面到角楼宝顶高度为27.5米，故书中声称北宋皇宫角楼高达60米值得怀疑。再如，第十七章《北狩》中关于徽宗抵达燕京的时间不一致，第413页的图17.1中标注徽宗抵达燕京为5月3日，而第419页却说徽宗“在五月十三日到达燕京”。
总的来说，一些瑕疵对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伊沛霞重塑的徽宗和她呈现的新型历史叙事，显示了当前历史研究的新变，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海外汉学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而我们也要保持主体意识，坚持与之对话，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进步。
注释：
①③④⑦⑧⑨⑩2931 伊沛霞：《宋徽宗》，韩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5，406—407，269—270，293，420，436，437，136，3页。
②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何兆武、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⑤ 伊沛霞：《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⑥ 伊沛霞：《宋徽宗》，韓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华版序。
1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1314 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张闶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2页。
121521 伊沛霞：《宋徽宗》，韩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vii。
1618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79，279—280页。
17 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920 桑兵：《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1，338页。
22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23 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自序第2页。
24 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5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26 刘俐娜：《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7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4页。
28 汪晖：《高句丽、蒙元史与跨体系社会的历史叙事》，《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
30 李红岩：《从阐释学到历史阐释学：何为历史的“正用”》，《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
32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李西宁点校，《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49页。
（责任编辑：斯扬）
宋徽宗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君之一。但他的著名并没有使世人真正认识他，后世早已对他形成了难以撼动的刻板印象：他是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他担任皇帝是北宋的大不幸。一句话概括历史固然有助于传播，却未必有益于还原历史真实。世人对亡国君的许多刻板认识也先入为主地扣在了他头上：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宠幸奸佞、迷信术士、昏庸无道，等等。然而，人是复杂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宋徽宗的真实面目绝非几个负面的关键词就能概括。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在整理辨析了大量史料后，展现了一个面相丰富的宋徽宗，并试着从徽宗的视角再现北宋末年的历史情境，最终形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一个普遍的假设是，徽宗沉迷奢侈生活而导致了这场灾难。一项主要的指控是针对他身边的一些人，如蔡京、蔡攸、王黼、梁师成和童贯，正是这些人纵容并唆使了徽宗的这种倾向”。①虽然徽宗对北宋覆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将所有罪责归咎于他或他重用的几个官员，并无益于后世總结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吸取历史教训。毕竟，“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②正确对待历史就是正确认识人类，透过历史也有助于审视当下。伊沛霞对徽宗时代历史细节的真实呈现，对徽宗形象的重塑，主要是为历史真实负责。而她的这种新型历史叙事，与近年来的历史研究趋向有一定关联，也为学界带来一些启示。
一、破除逆向归因的亡国叙事
徽宗显然有不少缺点，如虚荣、自负、迷信道教等。由于其亡国君身份，这些缺点所造成的影响被后世放大了不少。但客观地说，徽宗的这些缺点又很难说是致命的。就通常认为的奢靡而言，伊沛霞将徽宗与中西历史上许多帝王对比后发现，徽宗在个人享受方面的挥霍其实不算出格。屡受诟病的兴建艮岳，实际上是大多数帝王的常态。与宋朝前后的王朝相比，北宋的皇城比汉唐和明清的都要小，这就使得徽宗在大兴土木方面的挥霍有所局限;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比较，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统治的人口和国土面积远远小于北宋，却修建了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卢浮宫等宏伟奢华的宫殿，但仍不妨碍他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当然，徽宗所任用的一些官员在逢迎他的个人享受时大肆贪污腐败，造成民生疾苦，特别是与他之前几任节俭的北宋皇帝相比，他确实令民生的负担增加，因而背负骂名并不冤枉。可与朝廷庞大的军费开支比较，徽宗的宫廷花费不算大。北宋倾覆前的几年，经历了征方腊、联金攻辽、抗金等一系列耗资巨大的战争后，财政负担相当沉重，但“宫廷费用在政府的全部财政中只占比较小的份额”;金兵攻破开封后，开封府被女真人逼着从国库和全城中搜刮了24.76万两金和772.8万两银，而“金人在开封翻箱倒柜地搜刮金银时，一座福田院中的贫民也拿出了二两金和七十多两银”。③这些或许可以说明，宋徽宗的“穷奢极欲”虽然激化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矛盾，但尚未导致国家财政和社会民生的全面破产。如果不是军事的崩溃，北宋应该还能维持一定的统治力。
类似的，徽宗的好大喜功、崇信道教以求不朽，也是历代许多帝王相同的追求。另外，诚然徽宗拥有众多妃嫔，但并无史实显示他因此误国。编撰于宋徽宗后不久的《大宋宣和遗事》“并未将大宋的衰亡归咎于女人或徽宗在这方面的弱点”。④这本小说中记载的徽宗宠爱李师师的故事，重点在于皇帝与妓女交往的传奇性，并不涉及国政，更何况这一故事早已被历史学家考证为杜撰。许多昏君常有的沉迷女色、红颜祸水的故事，并没有发生在徽宗身上。对此，伊沛霞很多年前就指出过：“传统上纵情多是指声色犬马，而徽宗没有那么颓废，他热衷的是园林、寺庙、艺术和古董。”⑤
客观来看，广为流传的徽宗的声色犬马，大多是后世逆向归因的亡国叙事，或是普通民众对帝王生活的猎奇想象。这类故事经由《李师师外传》《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小说的艺术渲染，形成了后世大众对于徽宗的一般性认知。但严谨的历史研究必须抛开简单的道德判断，伊沛霞说：“在本书中，我尽量不让女真人攻陷开封这件事影响到对徽宗在位前二十年的叙述。”⑥一旦抛开刻板印象去翻检信史会发现，真实的宋徽宗对于其为人君的态度是相当认真尽责的。即便他对艺术投入了大量热情和精力，但在政务上，“他并没有表现得玩忽职守，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视朝或不看奏疏”。⑦即使事情进展不顺利，他仍“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阅读奏疏，向信任的大臣咨询建议，亲自接见使臣，并亲笔给宋使写手诏，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谈判”。⑧甚至可以说，他对政治富有精力和热情。他对大宋基业怀着雄图伟略，即位之初便积极调和业已纷扰几朝的朝廷党争;大力推行慈善福利，为穷人、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提供系统化的救助;一直关注外交和军事，对许多具体事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艺术的投入和对奢华的追求，也是君主权威的表现。“纵观一些亡国之君，要么是由于愚蠢或残酷，要么是成为军事政变的牺牲品，但这些用在徽宗身上都不合适。”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人们普遍认为徽宗是庸君这一观点没有质疑”，但他也提出，“徽宗并不似隋炀帝等前朝皇帝那样奢侈，蔡京也不比唐朝的李林甫等历代主要辅臣恶劣，但降临在徽宗身上的灾难却要沉重得多”。⑩只能说，在宏大的时代面前，个人的力量终究微弱。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11显然，徽宗的政治能力无法支持他的政治追求，复杂的局势也超出了他的判断能力和把控能力。时势有时能令竖子成名，有时也让平庸之人背负了过多罪责。至少就徽宗的命运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机缘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2
伊沛霞并不是为徽宗推卸亡国责任，而是追究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未必在于徽宗对个人享受的追求，而在于他有限的个人能力无法驾驭极度复杂的朝局政争，也无法抵御迅速壮大的女真势力。他调和党争始终未有奏效，甚至几次引发了朝臣间的政治清洗;他梦想通过联金击辽来成就大宋伟业，却反而成了他最致命的错误决策;他的过于自信使得他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局限和弱点，对于建功立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几次错误的决策最终使得北宋滑向无法救赎的深渊。徽宗或许称不上是昏君，但他肯定是失败的皇帝。 二、走出“了解之同情”的局限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也不可能对今天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更遑论过去发生的事情了。历史学家杜兰特曾悲观地说：“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13宋徽宗生活的年代距今约900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时的历史资料能留存至今的已然不多;更何况后人所能看到的史料，还是前人有选择的记录，带有前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后人解读历史总不免用后世的观念去解释历史本事。“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14对此，伊沛霞很是审慎。她在“前言”中特别强调：“需要注意，这些资料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又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内容。……所有资料首先要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理解。”15这样的研究方法应该是踵武了一些历史学前辈。如陈寅恪曾说：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16
这里说的“了解之同情”，是指史學研究“必须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能以想象和内心的深刻体会，与古人站在同一立场和情境中，才能感同身受，深刻地理解古代的历史;与历史上的人物有着同样的情感和思想，才能更真实地接近历史的真实”。17这一观点常常被一些学者视为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同时也启发了不少历史学者。然而，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忽视了陈寅恪紧接着上面这段文字后这样强调道：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8
桑兵指出：“前后连贯来看，陈寅恪的意思其实相当清楚，就是认为了解之同情‘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而不仅不主张使用，甚至认为一般不可用。否则非但不能理解古人，反而可能南辕北辙，愈有条理统系，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19历史或许有很多可能性，也可以有多元化的理解;可是，一旦观点先行，历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甚至可能沦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这一弊端必须为研究者所警惕。桑兵认为，陈寅恪真正的治史方法和态度是长编考异法，即“取事实证言论，搜群籍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可以明圣人之言行”。20可以说，伊沛霞对徽宗的研究正类似长编考异法。她尽量客观地去理解徽宗的思想及其所处的环境，且力避“穿凿傅会之恶习”，采用“最早的、后人改动最少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形成于徽宗统治时的一些资料”，“从徽宗的角度来观察他的世界，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旨在解释，而非开脱或谴责”。21克罗齐说过：“一切脱离活文献的历史都是空洞的叙述。”22对文献的参证、考订正是赋予历史文献以生命和思想，从而超越“了解之同情”，审慎地还原历史真实。
三、尝试认识更广阔的总体史
早在1990—1991年，伊沛霞撰写《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一书时就表示，要“尝试认识更广阔的总体史”，“致力于将更大的整体历史纳入研究焦点”，23“考察变动中的社会的复杂性，揭示个人和结构两方面的情况，探询协调的可能性和传统的力量”。24虽然伊沛霞没有具体说明她所谓的总体史是什么，但她对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阐述，显然与以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比勒费尔德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学家的主张一脉相承。“社会史学家的总体史取向通常受某些特定问题的引导，他们围绕某个问题，挖掘和分析有助于说明该问题或与该问题有联系的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形成总体的认识。”25在《宋徽宗》中，伊沛霞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发掘徽宗的真实面相，她将徽宗与其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还原北宋末年丰富而广阔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图景;将徽宗与中西历史上的帝王进行比较，考量北宋皇帝的能力与局限，并从权力合法性角度看待中国皇帝制度;将徽宗的政治行为、文化活动和私人生活等与北宋内政外交联系起来，探究徽宗如何雄心勃勃追求卓越却以失败收场;梳理关于徽宗的负面评价，分析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这样的总体史尝试让这部皇帝的传记迥异于传统的帝王将相史，重塑了一位富有魅力又令人同情的悲剧皇帝。
总体史不是宏大叙事，二者迥然不同。“历史学中所谓宏大叙事大抵指研究者遵循某种理论预设，以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为标志划分时期或阶段，从该时期或阶段中寻出一些重大事件或一连串性质相同相近的事件，根据这些事件的性质特征断识它们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趋势，从中抽绎出一条线索为纲，将若干乃至所有事件人为联系起来，在这条线索联系及其发展的趋势中解释这些事件的意义、评价人物作为，并概括出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规律，形成某种理论认知体系。”26而总体史则是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广泛搜寻材料，观照历史发展的多个层面，深入剖析历史事件之间复杂而多重的关联，探求被重大事件遮蔽的历史的另一面，发现历史情境下的多种面向。也可以说，总体史是由大事与小事总和而成的。总体史研究不但注重微观的具体研究，而且关注历史小人物、小事和重大事件之间的广泛联系，从而规避了“碎片化”的倾向;也观照了重大事件与小事的历史整体，突破了宏大叙事将复杂历史现象简单化的局限。
历史叙事的突破是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的热点问题。对“碎片化”与“宏大叙事”的批判，对传统史观的再审视，对民族主义叙事的反思，都是历史叙事突破的尝试。譬如，跳出王朝更替的叙事框架就可以发现，每一个王朝由兴到衰的原因都可能不一样。不是所有的开国君主都雄韬伟略、英明神武，也不是所有的末代皇帝都暴虐无耻、愚昧荒唐。变换一下叙事的视角，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都可能发生改变。以往对徽宗的评价有多少是囿于传统儒家立场的道德评判，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评判，是值得深思的。再如，传统中国文人看待周边民族政权时往往带着优越感，这是基于传统华夷汉蕃的狭隘的汉族中心民族主义。因此，宋朝大量诗文表现了对周边民族政权的敌意，“战”与“和”成为宋朝君臣争论不休的重要议题。徽宗执意联金击辽也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一心想要取得宋朝从未实际拥有过的“燕云十六州”，扩大宋朝版图，展现中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确实，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徽宗收回了北宋开国以来君臣梦寐以求的燕云部分地区，将宋朝版图扩到最大。可不过四年，北宋灭亡。如果抛开狭隘的民族情绪，“中原帝国选择与草原帝国合作，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是个最低成本的选项。中原帝国由此无须面对外部威胁，不需要强大的动员与控制机制，于是其社会层面有着高度的活力”。27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苛责徽宗的执念，毕竟他的思想无法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历史的书写应避免用今天的观念去要求古人，而要把历史事件放回历史现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这才是对真实历史整体的尊重。另外，我们不能忽视徽宗时代的民族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但也要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的窠臼。汪晖指出，“必须创造出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叙事的民族叙事才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中国认同”。28某种程度上看，超越单一民族叙事的民族叙事也是一种总体史的尝试。 四、余论
对于徽宗来说，所有已经发生的遗憾只能归结为宿命。而对于后人来说，对历史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历史学家总是在不断重写历史，人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会随着时代流变而常变常新。《宋徽宗》的历史叙事令人感到新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本书从徽宗视角出发，强调徽宗政治上的无能与无奈，但对他的一些负面事迹少了批判的力度。事实上，徽宗的痴迷道教、重用骗子等荒诞行为令普通民众深受其害，即便其统治前期北宋的文化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北宋平民的负担依然颇为繁重。可是伊沛霞将视角局限于徽宗，缺乏对民众的人本关怀。她选取历史上部分夸张的传言进行辨析后，将徽宗的行为归结为他将道教视为“能够帮助自己进行统治的一套工具”，29这显然避重就轻了。从徽宗的视角看待历史固然有新的意义，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了民众的经历和感受。毕竟，“历史阐释必须穿越多重叠加的主体滤镜而达到阐释的共同性与公共性”。30徽宗与北宋末期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当时民众的命运密切相关。对徽宗的认识和评价不能无视他对民众造成的伤害。其次，伊沛霞很重视史料辨析工作，但书中仍有一些细节值得斟酌。例如书的第一章描述了北宋皇宫“修有七座城门、四座六十米高的角楼”，31注释显示这些资料出自《东京梦华录》卷一。但《东京梦华录》对北宋皇宫的描述很简略，没有提到角楼的高度。而且北宋皇宫角楼高度似乎未见文献记载。《大金国志》卷三十三载：“汴京制度：宣宗所迁，大概依宋之旧。……宫墙四角皆有楼，高五丈。”32金代汴京宫殿的制度沿袭北宋，以此推之，北宋皇宫的角楼高度应该与金代宫殿的角楼差不多，大约十多米。再参考现在北京故宫的角楼，从墩台下地面到角楼宝顶高度为27.5米，故书中声称北宋皇宫角楼高达60米值得怀疑。再如，第十七章《北狩》中关于徽宗抵达燕京的时间不一致，第413页的图17.1中标注徽宗抵达燕京为5月3日，而第419页却说徽宗“在五月十三日到达燕京”。
总的来说，一些瑕疵对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伊沛霞重塑的徽宗和她呈现的新型历史叙事，显示了当前历史研究的新变，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海外汉学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而我们也要保持主体意识，坚持与之对话，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进步。
注释：
①③④⑦⑧⑨⑩2931 伊沛霞：《宋徽宗》，韩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5，406—407，269—270，293，420，436，437，136，3页。
②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何兆武、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⑤ 伊沛霞：《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⑥ 伊沛霞：《宋徽宗》，韓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华版序。
1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1314 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张闶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2页。
121521 伊沛霞：《宋徽宗》，韩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vii。
1618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79，279—280页。
17 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920 桑兵：《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1，338页。
22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23 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自序第2页。
24 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5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26 刘俐娜：《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7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4页。
28 汪晖：《高句丽、蒙元史与跨体系社会的历史叙事》，《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
30 李红岩：《从阐释学到历史阐释学：何为历史的“正用”》，《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
32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李西宁点校，《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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