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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不足20平米的屋子里，一张小桌子上摆着一盘花生米，一盘牛肉，两斤白酒。三个带着河南口音的男人光着膀子围坐在桌子旁边喝着小酒。窗外不远处，数百辆不同颜色的出租车停放成一片。
这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已经一年多没有这么坐在一起喝过酒了。他们中的老康在杭州开了七个年头的出租车，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没有节假日，这使他们坐在一起聊聊天、吃顿饭都变得有些奢侈。
几年前老康在这个素有“天堂”之称的城市过得还比较舒服，对收入很满意，他也曾介绍老乡到杭州开出租车。
而现在，这位年近五十的男人已经不再这么想了。现实颠覆了他对这个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城市的看法，“的哥”已经从被人羡慕变成了收入偏低的职业。生活窘迫，压力大，短短几年老康对这份职业从最初的热爱变成了现在的厌恶。而他只是杭州外来出租车司机的缩影。
停运事件追踪
7月的最后一天，老康接到同在杭州开出租车的老乡的电话，说8月1号开始举行为期3天的停运，没有过多的细问，老康便欣然接受。一天开12个小时的车，下午3点多交班，开到凌晨3点，营业额不到500元，扣除170元的份子钱、200元的油钱，一天只能赚八九十块。
一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在杭州这个物价并不比北京、上海低多少的城市生活，可谓是捉襟见肘。老康也希望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能够跟得上物价的上涨，运价能够上调一些，“份子钱”减少一些，道路畅通一些，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好一些。
杭州市中润出租车公司总经理蔡海良称，自己在7月26日就已经得知将要举行停运的消息，还参与了7月29日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以下简称“运管局”）召开的紧急会议。但由于未能查出带头人，运管局便认为此次停运会像以前的“狼来了”一样，只是喊喊口号，并不会真正成型。
8月1日凌晨，老康把车停放在汽车北站附近、锁好，便回家了。早上6点多，本该正常出车营运的出租车大批聚集在湖州街、半山路、育苗路、绍兴路、汽车南站和汽车北站等地，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GPS系统开始报警。据监控显示，聚集停运的出租车有1500辆左右，这在市区8503辆出租车中占有一定比例。
市运管局紧急应对，于当天上午7点多派多组工作人员到各停运聚集点处理、协调。与此同时，组织各方召开会议，商讨对策。8月2日凌晨，运管局给杭州76家出租车公司逐一打电话，要求出租车公司做好司机的工作，恢复营运，尽量把车开出去以减弱停运气氛。然而，由于政府尚未给出满意答复，停运的司机不愿让步，蔡海良只得动员自己公司内所有管理人员把公司停运的车开了出去。
8月1日晚上九点多，来自安徽的司机刘师傅从三墩附近的长青路载两位乘客去杭州新华医院。当出租车行驶至汽车北站红绿灯处时，看见道路两边全是警察。由于有些停运的司机不满其他司机还在拉载乘客而砸车，警察拦下他们让他原路返回。刘师傅调转车头，刚驶出10多米，便听到“砰”的一声，一块砖头砸到出租车的右后门上。砖头来自人行道上的围观的人群，但并不知是何人所为。
为避免危险，刘师傅急踩油门，送乘客去往金家渡方向。当车辆从莫干山路左拐行驶至金家渡路时（麦德隆正对面），忽然一块砖头从出租车后左窗飞进来，正好砸中乘客左耳，顿时流血。他从后车镜看到，后面还有个年轻人一手拿着砖头，一手指着出租车，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什么。
像刘师傅这样被砸车的司机并不是个案，不少出租车司机反映自己在营运过程中遭到拦阻，被要求参与停运，不停运就砸车，一些司机怕被砸车而被迫参加停运。据蔡海良介绍，其管理的出租车公司内有29辆出租车被砸，部分司机和乘客受伤，也有一些行为过激的停运司机被警方带走。
8月2日，停运依然在进行，这对于老康来说也是难得的休息日。平时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300多元“份子钱”，连续四年没回过河南老家的老康过年都不敢停下来，就怕耽误赚钱。
针对出租车停运事件，杭州市政府于8月2日下午出台了两项措施：一是在10月底前完成出租车运价调整工作；二是从即日起实行调价前的临时补助。具体补助标准为：每辆车每做1笔生意补助1元钱。临时补助款由杭州市财政出资，由杭州市运管局负责发放到每位司机。运价调整后不再实施补助。
运管局工作人员王巍称，8月3日，在运管局、出租车公司等各方的努力动员与协调下，参与停运的出租车已经减少至六七百辆。有停运司机表示，路太堵、起步价偏低、“份子钱”过高等是此次停运的主要原因。调价方案迟迟未定引发了这次蓄压已久的停运大爆发。
难产的调价方案
8月4日上午，为期三天的杭州出租车停运已经结束，数百辆出租车陆续上路，基本恢复正常营运。
在杭州开了25年出租车的胡师傅说，5年前，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还算体面。开出租车这么多年，他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出租车司机，地位“由爷爷到孙子”的转变。下午6点左右，胡师傅依然将车停放在汽车北站，站在路旁一边与人聊天，一边看路上行驶缓慢的车辆。
由于此时是下班高峰，道路拥堵，三公里的路程要走四五十分钟，此时在路上载客基本是倒贴钱的赔本买卖。现在，杭州至少有近千辆出租车司机像胡师傅一样放弃了早晚高峰的生意，不跑了。同时，不断有乘客抱怨早晚高峰打车难，甚至半小时打不到一辆车。
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秘书长蔡关尧给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现在的等候时间是5分钟2块钱，等候时间1小时，司机打表的收入就是24块钱。而这一小时开车成本是20块的班费，再加上20块左右的油费，司机是赔钱的。”
据了解，2006年2月22日起杭州出租车起步里程由4公里调整为3公里，起步价为10元；超过起步里程，运价为2元/公里；回空补贴费由过去的超过8公里以上部分加收20%调整为超过10公里以上部分加收50%，即每公里3元。同时，建立出租车运价与油价联动机制。当油价突破合理的浮动区间并超过规定的观察期时，通过燃油附加费实施联动。
此后，截止到2011年8月1日，除2008年油价超过5元/升时加收1元燃油附加费外，五年多的时间里，杭州出租车的价格没有再变动过。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也几乎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3000元左右。
与收入不变对应的是，私家车数量增多，道路变得拥挤，汽油、食品和住房价格的飞涨，出租车司机的生活越来越不如以前。“的哥”们对出租车调价的愿望愈发强烈。
蔡关尧称：“2010年下半年，杭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就曾向杭州市交通局提出调价要求，交通局于2010年底向政府提交报告准备调价。但出租车调价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需要反复测算，抽样调查。”
蔡关尧表示，杭州市出租车调价方案的关键是提高一线司机的收入，使他们的收入水平达到杭州市职工平均收入水平。“调价的原则是政府增加补贴，降低税费；企业和承包司机适当让利，降低班费；乘客承担一些，调高运价。”
但是广大司机焦躁地等待消息，从2010年底的准备调价，到2011年停运发生还迟迟未出台相关政策，调价方案不明晰。“汽油价格的上涨通常是一夜之间，而出租车调价，快一年了还没有具体方案。”胡师傅失望地告诉记者。
不断有出租车司机质疑相关单位的工作效率，司机们希望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措施，拿出合理的调价方案，改善司机们目前的生活状况。
外来司机之困
“这个鬼地方！”
杭州，在王师傅眼中不是天堂。两年前，33岁的王师傅在河南开着大货车。“跑物流的，在路上一堵就是十几个小时，超载挨罚更是家常便饭。听说能到杭州开出租车，感觉可美了。”带着对人间天堂的期待，王师傅只身来到杭州。然而仅过去两年，再想起到杭州开出租车的决定，王师傅直感到后悔。
杭州汽车北站位于拱墅区北部，是杭州的城郊结合部，这也是外地出租车司机的三个集中居住地之一。王师傅就在这里和老乡合租了一套房子，每月要为他的10平米住房支付650元。“也就是有老乡照顾，现在像这样的房子没有800块钱可租不到。”
对于开夜班的王师傅来说，屋里的电视是摆设。为了多赚点钱，王师傅从下午5点交班接车起，通常要开到凌晨3点才敢收车，回到家里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倒头便睡，要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能醒来。洗漱、吃饭、收拾屋子，转眼又要到交班的时间了。
厨房是这个大男人很少出入的地方，同住的老乡开白班，两年来，王师傅在家做饭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出车的时候习惯带几块面包，“杭州的物价太高了，10块钱的盒饭根本吃不饱。”
为解决司机“三难”问题，2008年3月，杭州市政府投入2500万元，率先建成杭州火车东站服务区、沈半路出租车公司服务区等六个出租车服务区，为司机提供平价餐饮、修车、如厕、换零钱、处理违章等服务。到今年，投入使用的服务区已达到9个，还有1个正在建设之中。王师傅只去过沈半路的服务区，饭菜可口、停车方便，至于能不能去得成就要看载客顺不顺路。在王师傅看来，9个服务区覆盖杭州出租车的行程有些杯水车薪。
熬夜、饮食不规律让这个35岁的男人提早长出了白发，还患有胃病；久坐更让他的腰椎和颈椎常常感到酸痛。因为常年在外，9岁的孩子和他在感情上略显生疏，但他却不敢多休息一天回家去陪陪孩子，因为孩子上学还要交2万元赞助费。
王师傅的老乡，47岁的老康每天都拎着一个磨得不再透明的塑料茶杯，在汽车站或者饭馆接一杯热水。“再热的天也不敢买矿泉水，省一点吧。”为了节省清洗座套的60元钱，这个在家里连双袜子都不洗的“懒汉”学着自己清洗座套。刚来杭州时，老康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里有个家，好把家里80多岁的母亲接到这人间天堂享享清福。
然而，扣除油费、班费等，每月3000元的收入中，1000元得用来交房租，吃饭又要用去600多元，养老保险的500多元是一定要交的，运气差时还得交几次罚单。对于像老康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即使是在城郊，面对已经上涨到近3万元/平米的房价，在杭州有个家的愿望似乎永远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据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统计，目前，在杭州持证上岗的2万余名出租车司机中，本地司机仅占24%。这也就意味着有超过1.5万名的杭州出租车司机是外地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河南和东北来的司机，安徽、江西的司机也为数不少。户籍把出租车司机挡在了政策性住房的门槛之外，他们的孩子在杭州接受教育也困难重重。
2008年12月至2009年9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出台、落实“出租车行业十三条新政”，并要求运管局办好善待出租车司机的“十件实事”。其中，降低出租车养路费征收标准、加强出租车综合服务区建设、方便出租车临时停车、参照个体劳动者参保政策解决出租车社会保险问题等政策切实为出租车司机解决了问题。然而，政府使出浑身解数，王师傅还是有种“在杭州找不到家”的感觉。
政府对一线司机的补贴被层层削薄，这让本就流动性很强的出租车司机市场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尽管杭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否认了媒体关于出租车司机“用工荒”的报道，但在司机中间，回老家、转行的情绪却普遍存在。
而获有营运权的司机，想要招个司机和自己两班倒，也是难上加难。承租出租车自己开夜班的老康，已经换了5个白班司机。“最短的一个开了一天就说要走，跑了一天还没赚回‘份子钱’。”
2011年8月9日，杭州市物价局发布了针对出租车运价调整的听证公告，15人组成的听证团体中，出租车驾驶员、出租车行业协会、经营者代表共有6人的名额。对于这次期盼已久的调价，出租车行业协会已组织报名，也有司机代表愿意参加。但记者在街头对于出租车司机进行随机采访，却鲜有司机对调价报有太高期待，更多人倒是对再次罢工抱有积极的揣测。
“能调价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很难改变我们这些一线司机的生存状况。”从东北来的司机周国良已经打定主意，合同到期就回老家，而这样的心愿几乎是记者遇到的所有司机对于未来的打算。
而在抱怨正规出租车不好跑的时候，司机们都要提到“黑车黄鱼”扰乱市场。言谈之中，一方面是深恶痛绝，一方面又流露出极度羡慕之情。五年前“洗心革面”、重新开车的“老黄鱼”老郑，也将在两个月之后放弃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身份，再次加入“黄鱼”大军。“干黄鱼每天几个小时，在车站吆喝几声，一个月就能弄个万八千的。可开正规出租车，这五年算白干了！”
□ 编辑 郭铁 □ 美编 阎瑾
这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已经一年多没有这么坐在一起喝过酒了。他们中的老康在杭州开了七个年头的出租车，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没有节假日，这使他们坐在一起聊聊天、吃顿饭都变得有些奢侈。
几年前老康在这个素有“天堂”之称的城市过得还比较舒服，对收入很满意，他也曾介绍老乡到杭州开出租车。
而现在，这位年近五十的男人已经不再这么想了。现实颠覆了他对这个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城市的看法，“的哥”已经从被人羡慕变成了收入偏低的职业。生活窘迫，压力大，短短几年老康对这份职业从最初的热爱变成了现在的厌恶。而他只是杭州外来出租车司机的缩影。
停运事件追踪
7月的最后一天，老康接到同在杭州开出租车的老乡的电话，说8月1号开始举行为期3天的停运，没有过多的细问，老康便欣然接受。一天开12个小时的车，下午3点多交班，开到凌晨3点，营业额不到500元，扣除170元的份子钱、200元的油钱，一天只能赚八九十块。
一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在杭州这个物价并不比北京、上海低多少的城市生活，可谓是捉襟见肘。老康也希望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能够跟得上物价的上涨，运价能够上调一些，“份子钱”减少一些，道路畅通一些，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好一些。
杭州市中润出租车公司总经理蔡海良称，自己在7月26日就已经得知将要举行停运的消息，还参与了7月29日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以下简称“运管局”）召开的紧急会议。但由于未能查出带头人，运管局便认为此次停运会像以前的“狼来了”一样，只是喊喊口号，并不会真正成型。
8月1日凌晨，老康把车停放在汽车北站附近、锁好，便回家了。早上6点多，本该正常出车营运的出租车大批聚集在湖州街、半山路、育苗路、绍兴路、汽车南站和汽车北站等地，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GPS系统开始报警。据监控显示，聚集停运的出租车有1500辆左右，这在市区8503辆出租车中占有一定比例。
市运管局紧急应对，于当天上午7点多派多组工作人员到各停运聚集点处理、协调。与此同时，组织各方召开会议，商讨对策。8月2日凌晨，运管局给杭州76家出租车公司逐一打电话，要求出租车公司做好司机的工作，恢复营运，尽量把车开出去以减弱停运气氛。然而，由于政府尚未给出满意答复，停运的司机不愿让步，蔡海良只得动员自己公司内所有管理人员把公司停运的车开了出去。
8月1日晚上九点多，来自安徽的司机刘师傅从三墩附近的长青路载两位乘客去杭州新华医院。当出租车行驶至汽车北站红绿灯处时，看见道路两边全是警察。由于有些停运的司机不满其他司机还在拉载乘客而砸车，警察拦下他们让他原路返回。刘师傅调转车头，刚驶出10多米，便听到“砰”的一声，一块砖头砸到出租车的右后门上。砖头来自人行道上的围观的人群，但并不知是何人所为。
为避免危险，刘师傅急踩油门，送乘客去往金家渡方向。当车辆从莫干山路左拐行驶至金家渡路时（麦德隆正对面），忽然一块砖头从出租车后左窗飞进来，正好砸中乘客左耳，顿时流血。他从后车镜看到，后面还有个年轻人一手拿着砖头，一手指着出租车，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什么。
像刘师傅这样被砸车的司机并不是个案，不少出租车司机反映自己在营运过程中遭到拦阻，被要求参与停运，不停运就砸车，一些司机怕被砸车而被迫参加停运。据蔡海良介绍，其管理的出租车公司内有29辆出租车被砸，部分司机和乘客受伤，也有一些行为过激的停运司机被警方带走。
8月2日，停运依然在进行，这对于老康来说也是难得的休息日。平时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300多元“份子钱”，连续四年没回过河南老家的老康过年都不敢停下来，就怕耽误赚钱。
针对出租车停运事件，杭州市政府于8月2日下午出台了两项措施：一是在10月底前完成出租车运价调整工作；二是从即日起实行调价前的临时补助。具体补助标准为：每辆车每做1笔生意补助1元钱。临时补助款由杭州市财政出资，由杭州市运管局负责发放到每位司机。运价调整后不再实施补助。
运管局工作人员王巍称，8月3日，在运管局、出租车公司等各方的努力动员与协调下，参与停运的出租车已经减少至六七百辆。有停运司机表示，路太堵、起步价偏低、“份子钱”过高等是此次停运的主要原因。调价方案迟迟未定引发了这次蓄压已久的停运大爆发。
难产的调价方案
8月4日上午，为期三天的杭州出租车停运已经结束，数百辆出租车陆续上路，基本恢复正常营运。
在杭州开了25年出租车的胡师傅说，5年前，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还算体面。开出租车这么多年，他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出租车司机，地位“由爷爷到孙子”的转变。下午6点左右，胡师傅依然将车停放在汽车北站，站在路旁一边与人聊天，一边看路上行驶缓慢的车辆。
由于此时是下班高峰，道路拥堵，三公里的路程要走四五十分钟，此时在路上载客基本是倒贴钱的赔本买卖。现在，杭州至少有近千辆出租车司机像胡师傅一样放弃了早晚高峰的生意，不跑了。同时，不断有乘客抱怨早晚高峰打车难，甚至半小时打不到一辆车。
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秘书长蔡关尧给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现在的等候时间是5分钟2块钱，等候时间1小时，司机打表的收入就是24块钱。而这一小时开车成本是20块的班费，再加上20块左右的油费，司机是赔钱的。”
据了解，2006年2月22日起杭州出租车起步里程由4公里调整为3公里，起步价为10元；超过起步里程，运价为2元/公里；回空补贴费由过去的超过8公里以上部分加收20%调整为超过10公里以上部分加收50%，即每公里3元。同时，建立出租车运价与油价联动机制。当油价突破合理的浮动区间并超过规定的观察期时，通过燃油附加费实施联动。
此后，截止到2011年8月1日，除2008年油价超过5元/升时加收1元燃油附加费外，五年多的时间里，杭州出租车的价格没有再变动过。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也几乎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3000元左右。
与收入不变对应的是，私家车数量增多，道路变得拥挤，汽油、食品和住房价格的飞涨，出租车司机的生活越来越不如以前。“的哥”们对出租车调价的愿望愈发强烈。
蔡关尧称：“2010年下半年，杭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就曾向杭州市交通局提出调价要求，交通局于2010年底向政府提交报告准备调价。但出租车调价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需要反复测算，抽样调查。”
蔡关尧表示，杭州市出租车调价方案的关键是提高一线司机的收入，使他们的收入水平达到杭州市职工平均收入水平。“调价的原则是政府增加补贴，降低税费；企业和承包司机适当让利，降低班费；乘客承担一些，调高运价。”
但是广大司机焦躁地等待消息，从2010年底的准备调价，到2011年停运发生还迟迟未出台相关政策，调价方案不明晰。“汽油价格的上涨通常是一夜之间，而出租车调价，快一年了还没有具体方案。”胡师傅失望地告诉记者。
不断有出租车司机质疑相关单位的工作效率，司机们希望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措施，拿出合理的调价方案，改善司机们目前的生活状况。
外来司机之困
“这个鬼地方！”
杭州，在王师傅眼中不是天堂。两年前，33岁的王师傅在河南开着大货车。“跑物流的，在路上一堵就是十几个小时，超载挨罚更是家常便饭。听说能到杭州开出租车，感觉可美了。”带着对人间天堂的期待，王师傅只身来到杭州。然而仅过去两年，再想起到杭州开出租车的决定，王师傅直感到后悔。
杭州汽车北站位于拱墅区北部，是杭州的城郊结合部，这也是外地出租车司机的三个集中居住地之一。王师傅就在这里和老乡合租了一套房子，每月要为他的10平米住房支付650元。“也就是有老乡照顾，现在像这样的房子没有800块钱可租不到。”
对于开夜班的王师傅来说，屋里的电视是摆设。为了多赚点钱，王师傅从下午5点交班接车起，通常要开到凌晨3点才敢收车，回到家里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倒头便睡，要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能醒来。洗漱、吃饭、收拾屋子，转眼又要到交班的时间了。
厨房是这个大男人很少出入的地方，同住的老乡开白班，两年来，王师傅在家做饭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出车的时候习惯带几块面包，“杭州的物价太高了，10块钱的盒饭根本吃不饱。”
为解决司机“三难”问题，2008年3月，杭州市政府投入2500万元，率先建成杭州火车东站服务区、沈半路出租车公司服务区等六个出租车服务区，为司机提供平价餐饮、修车、如厕、换零钱、处理违章等服务。到今年，投入使用的服务区已达到9个，还有1个正在建设之中。王师傅只去过沈半路的服务区，饭菜可口、停车方便，至于能不能去得成就要看载客顺不顺路。在王师傅看来，9个服务区覆盖杭州出租车的行程有些杯水车薪。
熬夜、饮食不规律让这个35岁的男人提早长出了白发，还患有胃病；久坐更让他的腰椎和颈椎常常感到酸痛。因为常年在外，9岁的孩子和他在感情上略显生疏，但他却不敢多休息一天回家去陪陪孩子，因为孩子上学还要交2万元赞助费。
王师傅的老乡，47岁的老康每天都拎着一个磨得不再透明的塑料茶杯，在汽车站或者饭馆接一杯热水。“再热的天也不敢买矿泉水，省一点吧。”为了节省清洗座套的60元钱，这个在家里连双袜子都不洗的“懒汉”学着自己清洗座套。刚来杭州时，老康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里有个家，好把家里80多岁的母亲接到这人间天堂享享清福。
然而，扣除油费、班费等，每月3000元的收入中，1000元得用来交房租，吃饭又要用去600多元，养老保险的500多元是一定要交的，运气差时还得交几次罚单。对于像老康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即使是在城郊，面对已经上涨到近3万元/平米的房价，在杭州有个家的愿望似乎永远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据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统计，目前，在杭州持证上岗的2万余名出租车司机中，本地司机仅占24%。这也就意味着有超过1.5万名的杭州出租车司机是外地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河南和东北来的司机，安徽、江西的司机也为数不少。户籍把出租车司机挡在了政策性住房的门槛之外，他们的孩子在杭州接受教育也困难重重。
2008年12月至2009年9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出台、落实“出租车行业十三条新政”，并要求运管局办好善待出租车司机的“十件实事”。其中，降低出租车养路费征收标准、加强出租车综合服务区建设、方便出租车临时停车、参照个体劳动者参保政策解决出租车社会保险问题等政策切实为出租车司机解决了问题。然而，政府使出浑身解数，王师傅还是有种“在杭州找不到家”的感觉。
政府对一线司机的补贴被层层削薄，这让本就流动性很强的出租车司机市场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尽管杭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否认了媒体关于出租车司机“用工荒”的报道，但在司机中间，回老家、转行的情绪却普遍存在。
而获有营运权的司机，想要招个司机和自己两班倒，也是难上加难。承租出租车自己开夜班的老康，已经换了5个白班司机。“最短的一个开了一天就说要走，跑了一天还没赚回‘份子钱’。”
2011年8月9日，杭州市物价局发布了针对出租车运价调整的听证公告，15人组成的听证团体中，出租车驾驶员、出租车行业协会、经营者代表共有6人的名额。对于这次期盼已久的调价，出租车行业协会已组织报名，也有司机代表愿意参加。但记者在街头对于出租车司机进行随机采访，却鲜有司机对调价报有太高期待，更多人倒是对再次罢工抱有积极的揣测。
“能调价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很难改变我们这些一线司机的生存状况。”从东北来的司机周国良已经打定主意，合同到期就回老家，而这样的心愿几乎是记者遇到的所有司机对于未来的打算。
而在抱怨正规出租车不好跑的时候，司机们都要提到“黑车黄鱼”扰乱市场。言谈之中，一方面是深恶痛绝，一方面又流露出极度羡慕之情。五年前“洗心革面”、重新开车的“老黄鱼”老郑，也将在两个月之后放弃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身份，再次加入“黄鱼”大军。“干黄鱼每天几个小时，在车站吆喝几声，一个月就能弄个万八千的。可开正规出租车，这五年算白干了！”
□ 编辑 郭铁 □ 美编 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