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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雾霾天气成为常态，减少排放，发展核能，成为共识；当春运一票难求成为常态，减少煤运，增加客运，成为期盼；当城市交通拥堵成为常态，减少石化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新课题。要化霾治堵，发展核能是一条新路径。针对雾霾天气，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表示，应该关闭全国的中小型火力发电厂。
从国家层面来说，发展核能已经成为政策导向。今年的全国“两会”，湖南省代表团的“一号”建议案就是要发展核电。然而，受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社会公众高度关注核安全，部分人甚至谈“核”色变，一些舆情直接反对建造核电站，发展核能步履维艰。
美国未来预测大师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核能是地球上储量最丰富的能源，又是高能量密集型和高风险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核能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在21世纪，谁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的主动权，新能源技术将成为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在新一轮能源大战中，发展核能是必然的选择。
博弈学告诉我们，一项决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以为，大凡涉及人类重大发展的前瞻性命题，不能只从单一角度思考，而要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科学研判，正确把握。发展核能，就要从单纯的经济属性向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社会属性、生态属性并重转变，这才是科学发展观。
一看发展核能的经济属性。谈到核能的经济性，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建设核电站对GDP的贡献，其实不然。核能是一种清洁、高效、优质的现代能源，是现有科技条件及经济环境下较为高效的发电方式。相比于煤，其原料节省、清洁环保。相比于水能、风能发电，核能发电更易于管理与控制，可以保证电量的稳定供应，受自然影响小。相比于生物质能源发电，核能发电不受季节性影响，提供能量多。当然，其自身也存在着核事故后果严重、技术不完善等弊端。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石油、天然气对外依赖都很严重。现在核能在中国能源结构所占比例不到2%，连世界平均水平5.5%都达不到。若按长期规划，到2020年核电装机达到6000万千瓦，也只达到4%。有专家把中国的能源结构大致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以煤炭、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占90%以上）的阶段；二是以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及天然气）所占比例超过10%，作为进入多元结构的标志；三是在多元结构持续数年之后，进入非化石能源占到一次能源总量的90%以上的全新阶段。在这个能源结构大格局的调整中，核能是撬动整个能源格局大转变的支点。
然而，由于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深度影响，全球核能发展受到重挫。我国经过全面核安全大检查以及充分整改认证和科普宣传，去年终于重启核电发展。但按照国务院要求，“十二五”时期我国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厂址，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按照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新建核电项目，新建核电机组必须符合三代安全标准。可见，我国对核能的发展是谨慎的，体现了安全高效发展核能的战略思想。
二看发展核能的生态属性。核能的生态属性为世人所公认。迄今为止，世界能源需求的85%来自燃烧煤、石油、天然气等石化燃料。大量燃烧石化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颗粒物等，带来令人忧虑的环境问题。而且这些石化物质消耗的迅速增长，使它们在地球上的储量面临枯竭的境地。除了石化燃料外，核能、水力、风力、太阳能、地热、潮汐能等也是可资利用的能源。然而，水力资源终究有限，且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水力、风力、太阳能、地热、潮汐能等，都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有限开发，很难大量使用。惟有核能有其无法取代的优势，不排放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核电，是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选择。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每年可减少电煤消耗6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482万吨、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约13.64万吨。
4月13日，新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出席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研讨会，发表了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为主旨的演讲。据悉，截至2012年底，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已超过20%。但可再生能源发展仍面临较为严峻的问题。2012年非石化能源消费占比9.1%，与2015年11.4%、2020年15%的规划目标仍有差距；水电开发建设受移民和环保问题制约建设缓慢；风电限电问题突出；光伏产业依然未能走出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安全发展核电的能源战略，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全力支持核能企业健康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三看发展核能的政治属性。核是一个敏感词汇，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一个国家的核威慑就是其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地位所在。原子弹是核能的一种应用。科技的进步，使人们实现了可控的链式核裂变反应。1939年爱因斯坦致函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请他进行原子弹的研究，最后原子弹被成功制造了出来，但由于威力十分强大，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会带来毁灭性灾难。为此，1950年联合国制定“禁止核子扩散条约”。1954年人类首次实现了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电开始进入人类的生活。随后，核能还用作卫星或船舰的动力，使卫星和核舰艇的续航能力大大提高。
和平利用核能是衡量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核能和平利用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核能和平利用产业是在核军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因此，核能发展要确保核军工的需要，同时，积极推进核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让更多的“中国心”核电站走出国门，为和平利用核能作出新的贡献。
四看发展核能的文化属性。在核能企业，核安全就是一种文化，深深地根植在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之中，融入在每位员工、每个岗位的日常行为规范之中。我们如果要在“挺核”与“反核”的争论中找到平衡点，那就是安全与技术。安全是核能的生命线，技术是核能的本钱。安全性从来都是核能利用的第一法则，其实一切有关核能技术的突破都与安全性有关。中国是能源相对稀缺的国家。中国能源自给的“正道”是技术升级，而真正实现跨越式的技术突破，在能源领域就是核能。
核安全是文化，核技术创新也是一种文化。发展核能，就是“安全+技术”。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自主研发的具备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压水堆核电站——ACP1000初步设计通过专家鉴定，一致认为ACP1000的技术和安全指标达到了国际上三代核电机组的同等水平，设计、建造能够实现自主化。清华核能研究院的高温气冷堆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正在研发的“实验快堆”，都属于“四代”核电，将引领世界核能发展。据了解，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美国泰拉能源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在2010年就与日本核电站建设企业东芝集团联合推进TWR开发项目，最近又表示与韩国共同开发第四代核电项目。应该说，发展核能，技术越先进就越安全。
五看发展核能的社会属性。发展核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什么在政府层面，对发展核能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达到了充分的共识，而对于社会公众的舆情来说，发展核能却顾虑重重，反对声不断？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核技术科普宣传不够，核能可持续发展的科普宣传明显滞后于核电建设的步伐。这就是核能发展的社会属性带来的差异与误区。
湖南省能源禀赋差，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以及石油天然气资源不具规模，煤电发展前景不大，水电可开发容量殆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指出，“不发展核电，湖南电价只会升高，不会降低。”像湖南一样，我国中东部地区大省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在这些地区，核电能作出的贡献将更加突出。面对民众对在内陆地区建设核电站是否安全的担心，徐守盛向媒体表示：“核电安全，我固然担心过。（发展它）正因为相信科学、尊重科学。”当今全世界运行的核电机组大部分都建设在内陆，法国、美国的内陆核电站分别达到65%和74%。今年3月份，建于内陆地区的美国Vogtle核电站3号机组正式开工，作为核电大国的美国用行动证明了对内陆核电技术的坚信。此举相信也为我国今后进一步发展在内陆地区核电产业提供了新的借鉴。
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合作时代将为人类提供一个机会，摆脱束缚在功利世界里机械地生活，享受自由带来的愉悦：活着就是游乐。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明确了未来20年能源、生命等7个科学领域重大科技设施发展的主要方向，能源领域将以核能和高效化石能源研究设施建设为重点。发展核能，不是选项，而是必然。
从国家层面来说，发展核能已经成为政策导向。今年的全国“两会”，湖南省代表团的“一号”建议案就是要发展核电。然而，受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社会公众高度关注核安全，部分人甚至谈“核”色变，一些舆情直接反对建造核电站，发展核能步履维艰。
美国未来预测大师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核能是地球上储量最丰富的能源，又是高能量密集型和高风险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核能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在21世纪，谁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的主动权，新能源技术将成为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在新一轮能源大战中，发展核能是必然的选择。
博弈学告诉我们，一项决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以为，大凡涉及人类重大发展的前瞻性命题，不能只从单一角度思考，而要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科学研判，正确把握。发展核能，就要从单纯的经济属性向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社会属性、生态属性并重转变，这才是科学发展观。
一看发展核能的经济属性。谈到核能的经济性，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建设核电站对GDP的贡献，其实不然。核能是一种清洁、高效、优质的现代能源，是现有科技条件及经济环境下较为高效的发电方式。相比于煤，其原料节省、清洁环保。相比于水能、风能发电，核能发电更易于管理与控制，可以保证电量的稳定供应，受自然影响小。相比于生物质能源发电，核能发电不受季节性影响，提供能量多。当然，其自身也存在着核事故后果严重、技术不完善等弊端。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石油、天然气对外依赖都很严重。现在核能在中国能源结构所占比例不到2%，连世界平均水平5.5%都达不到。若按长期规划，到2020年核电装机达到6000万千瓦，也只达到4%。有专家把中国的能源结构大致划分为三个战略阶段：一是以煤炭、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占90%以上）的阶段；二是以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及天然气）所占比例超过10%，作为进入多元结构的标志；三是在多元结构持续数年之后，进入非化石能源占到一次能源总量的90%以上的全新阶段。在这个能源结构大格局的调整中，核能是撬动整个能源格局大转变的支点。
然而，由于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深度影响，全球核能发展受到重挫。我国经过全面核安全大检查以及充分整改认证和科普宣传，去年终于重启核电发展。但按照国务院要求，“十二五”时期我国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厂址，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按照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新建核电项目，新建核电机组必须符合三代安全标准。可见，我国对核能的发展是谨慎的，体现了安全高效发展核能的战略思想。
二看发展核能的生态属性。核能的生态属性为世人所公认。迄今为止，世界能源需求的85%来自燃烧煤、石油、天然气等石化燃料。大量燃烧石化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颗粒物等，带来令人忧虑的环境问题。而且这些石化物质消耗的迅速增长，使它们在地球上的储量面临枯竭的境地。除了石化燃料外，核能、水力、风力、太阳能、地热、潮汐能等也是可资利用的能源。然而，水力资源终究有限，且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水力、风力、太阳能、地热、潮汐能等，都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有限开发，很难大量使用。惟有核能有其无法取代的优势，不排放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核电，是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选择。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每年可减少电煤消耗6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482万吨、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约13.64万吨。
4月13日，新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出席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研讨会，发表了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为主旨的演讲。据悉，截至2012年底，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已超过20%。但可再生能源发展仍面临较为严峻的问题。2012年非石化能源消费占比9.1%，与2015年11.4%、2020年15%的规划目标仍有差距；水电开发建设受移民和环保问题制约建设缓慢；风电限电问题突出；光伏产业依然未能走出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安全发展核电的能源战略，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全力支持核能企业健康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三看发展核能的政治属性。核是一个敏感词汇，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一个国家的核威慑就是其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地位所在。原子弹是核能的一种应用。科技的进步，使人们实现了可控的链式核裂变反应。1939年爱因斯坦致函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请他进行原子弹的研究，最后原子弹被成功制造了出来，但由于威力十分强大，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会带来毁灭性灾难。为此，1950年联合国制定“禁止核子扩散条约”。1954年人类首次实现了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电开始进入人类的生活。随后，核能还用作卫星或船舰的动力，使卫星和核舰艇的续航能力大大提高。
和平利用核能是衡量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核能和平利用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核能和平利用产业是在核军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因此，核能发展要确保核军工的需要，同时，积极推进核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让更多的“中国心”核电站走出国门，为和平利用核能作出新的贡献。
四看发展核能的文化属性。在核能企业，核安全就是一种文化，深深地根植在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之中，融入在每位员工、每个岗位的日常行为规范之中。我们如果要在“挺核”与“反核”的争论中找到平衡点，那就是安全与技术。安全是核能的生命线，技术是核能的本钱。安全性从来都是核能利用的第一法则，其实一切有关核能技术的突破都与安全性有关。中国是能源相对稀缺的国家。中国能源自给的“正道”是技术升级，而真正实现跨越式的技术突破，在能源领域就是核能。
核安全是文化，核技术创新也是一种文化。发展核能，就是“安全+技术”。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自主研发的具备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压水堆核电站——ACP1000初步设计通过专家鉴定，一致认为ACP1000的技术和安全指标达到了国际上三代核电机组的同等水平，设计、建造能够实现自主化。清华核能研究院的高温气冷堆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正在研发的“实验快堆”，都属于“四代”核电，将引领世界核能发展。据了解，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美国泰拉能源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在2010年就与日本核电站建设企业东芝集团联合推进TWR开发项目，最近又表示与韩国共同开发第四代核电项目。应该说，发展核能，技术越先进就越安全。
五看发展核能的社会属性。发展核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什么在政府层面，对发展核能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达到了充分的共识，而对于社会公众的舆情来说，发展核能却顾虑重重，反对声不断？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核技术科普宣传不够，核能可持续发展的科普宣传明显滞后于核电建设的步伐。这就是核能发展的社会属性带来的差异与误区。
湖南省能源禀赋差，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以及石油天然气资源不具规模，煤电发展前景不大，水电可开发容量殆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指出，“不发展核电，湖南电价只会升高，不会降低。”像湖南一样，我国中东部地区大省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在这些地区，核电能作出的贡献将更加突出。面对民众对在内陆地区建设核电站是否安全的担心，徐守盛向媒体表示：“核电安全，我固然担心过。（发展它）正因为相信科学、尊重科学。”当今全世界运行的核电机组大部分都建设在内陆，法国、美国的内陆核电站分别达到65%和74%。今年3月份，建于内陆地区的美国Vogtle核电站3号机组正式开工，作为核电大国的美国用行动证明了对内陆核电技术的坚信。此举相信也为我国今后进一步发展在内陆地区核电产业提供了新的借鉴。
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合作时代将为人类提供一个机会，摆脱束缚在功利世界里机械地生活，享受自由带来的愉悦：活着就是游乐。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明确了未来20年能源、生命等7个科学领域重大科技设施发展的主要方向，能源领域将以核能和高效化石能源研究设施建设为重点。发展核能，不是选项，而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