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明、扎西才让和喻言这三位诗人，虽然人生际遇迥异，但他们都是对现实有着深刻体验和感悟的诗人。他们的诗在直击和迂回的多重层面，都有着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夫妻》《坐大巴回乡》《情敌》这三首诗以悲悯情怀和批判精神为底色，深入存在场域，从不同维度勘察着人生的困境，再现了当下复杂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真实的生命状态。
　　蒋明是一位打工诗人，他的这首《夫妻》，是奔波在异乡的打工群体中特殊的一类生存共同体——“夫妻”的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用充满人性关怀的细节书写了一对“周末夫妻”的生活窘态。异乡的打工生活使夫妻近在咫尺又仿佛远隔天涯，“两公里”的空间短距离，被定格成了望眼欲穿又无可奈何的“夫与妻的距离”。经年的共同奋斗与惨淡的现实落差极大，“我们俩使用过的丝线”，“可以装满几大卡车”，但“依然无法把夫与妻缝合在一起”。团聚成为妄想，辛勤的汗水只能换来生存，而无法得到常态的家庭温暖。但诗人笔下的“夫”与“妻”是坚韧和乐观的，在每个周末“踏着旧单车的歌声”，“努力让一个夫与一个妻组成一个幸福的词语”。充满悖论的是，打工夫妻领取着最微薄的收入和城市人薄凉的人情，但却被高标准的社会道德秩序规约束缚着身心，使得难得的周末欢聚充满着戏谑又悲哀的剧情。一个进入“夫”的“只有一张床的蜗居”、“连转个身子都困难的地方”的工厂住处前需申请和登记的细节，“我总喜欢先填写表明关系的一栏：夫妻/这样就可以让夫与妻提前在纸上相聚”，从细微处升腾起内心渴盼幸福团圆的急切，更生发出“他乡的屋檐下”外来夫妻相聚不易的深沉惆怅。
　　“返乡”是中外文学一个古老的母题，从荷马史诗中奥德修率众返乡开始，还乡的祈愿和情愫就一直萦绕在文学的描写中，而当下的返乡诗却别具意味。藏族诗人扎西才让的《坐大巴回乡》就是一首以“返乡”为主题的诗歌。他以返乡途中“三个小时的路程”为时间叙事方式，实则浓缩而含蓄地写了从“奋勇表现的青年时代”，到成为“秃顶的中年男子”，再到惊醒于人生的最后阶段，“开始无限珍惜那剩下的岁月”的老年时期的从去乡到返乡的人生历程，深刻地揭示出一群少数民族外出打工者老之将至不得不返归故土的人生窘境。海德格尔在谈到荷尔德林的《返乡——致亲人》一诗时说：“惟有这样的人才能返回，他先前而且也许已经长期地作为漫游者承受了漫游的重负，……他因此就在那里经验到他要求索的东西的本质，然后才能经历渐丰，作为求索者返回。”诗人笔下的同胞们没有衣锦还乡的荣光，却是像带着“屈辱”和“悲哀的神情”，像在异域受伤的野兽，他们历经沧桑，“精疲力竭地回来了”。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异域他乡，老之将至，他乡并无颐养天年之所，只能返归生命的源头处栖身和养老，而原本落后的家园此时更显凋敝。诗人的“返乡”诗结构，恰如闭合的生命之圆，在起点处成为终点，生出无尽的悲凉。
　　诗人喻言的《情敌》写于1989年，在精简的诗行里却充满哲思意味和人性考量。诗人以独白的叙述方式，漫画式的笔法，戏谑地描摹出了身材矮小，长相丑陋、猥琐，没有思想、趣味低下而且还有生理缺陷的情敌模样。如此不堪之人，竟成了与“我”匹敌的对手，同时，也成为了显影“我”之形象的镜子，竞争对手的“羸弱”，映照出了“我”的与之雷同，“我”渐失自信，对情敌的鄙夷和否定變成了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最终导致了“我”的省思和痛苦，“我惭愧了整整一生”。诗人用怪谬荒诞的诗写技法，深刻地揭示出了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人性之窘境。
　　存在即现实，生活之窘、人生之窘和人性之窘构成了当下人类存在的困境中三个现实的维度。三位诗人笔耕于现实生活，并于其中磨砺出诗意，具有不同的表现特质和相同的诗性旨归，他们这种对存在状态的揭示和干预，让诗歌具有了精神层面的摧毁和建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