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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刘长英，是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范各庄乡前岳各庄村一名普通农村妇女，也是唐山市兴义商贸有限公司经理。
1984年，20岁的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朴实的丈夫——何友。早就听说何友的母亲已经过世，3个弟妹还未成年，日子过得很难。说实话，虽然有了“心理准备”，当第一次走进这个家时，我还是傻眼了——屋里土炕上的席子全是破窟窿，门上连门帘都没有，3个面孔憔悴的弟妹，瑟瑟地蜷缩在没有生炉火的炕角，最小的只有6岁。除此之外，还有借下的4000多块钱外债，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
我心里当时就打起了退堂鼓，不过当看到只有6岁的小妹妹见到公爹回来，一头扎到他的怀里，哭着说“抱抱我，我冷”的那一刻，心里便萌生了一个念头——长嫂如母，我要给3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关爱，和丈夫共同把这个家撑起来。
结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还要难，为了尽快偿还欠款，我和丈夫便马不停蹄地干活。他起早贪黑地料理家里的几亩地，我凭着裁剪的手艺，白天到集市上接活儿做衣服，因为熟练的技术和爽朗的性格，大家都愿意找我做衣服，生意十分红火；每天晚上，缝纫机的声音一直要响到深夜。在我们两口子的忙碌下，一家人能吃上口热乎饭了，弟弟妹妹也能穿上新衣服、高高兴兴去上学了。
1985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要照顾4个孩子和一个老人，生活的压力骤然增加，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加紧巴。公爹看着我们没日没夜地操劳，心里过意不去。有一天，他对我们说：“让你大妹妹退学吧，回家和你们一起料理家务。”大妹妹在一旁，眼睛直转泪儿。
我和丈夫坚决不同意让大妹辍学，我们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农家孩子的命运，丈夫因为照顾家高中没上完，不能因为条件不好再耽误妹妹一辈子。为了让弟妹安心读书，也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我和丈夫商量着改行干起了杀猪卖肉的生意。
每天凌晨4时，我和丈夫就起来屠宰，然后驮着半扇猪肉沿街串村去卖。冬天，手脚都生了脓疮，一用力就钻心地痛。记得有一天下雪，我们去卖肉，路过一个沟坎儿，怎么爬也上不去，当时就把我愁哭了。后来在那磨了好久，我们才一点点挪上去。结果急得出了一身汗，被风一吹，冻得我直打哆嗦。一想到家里的一群孩子，我们的劲头又来了，有啥困难过不去？咬着牙继续前行。
我和丈夫最愧对的是儿子。有一次，儿子发高烧，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妈妈，陪陪我好吗？”看着可怜的儿子，我们真想不去了，但弟妹们上学都需要钱，最后我们只能含着泪推起猪肉走出家门。
让我们最欣慰的是，3个弟妹都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弟弟北京科技大学毕业之后，被美国一所重点大学录取，面对3万块钱的学费，准备放弃深造而参加工作，我和丈夫咬牙拿出钱来支持弟弟留学。现在弟弟在加拿大一家知名银行工作。两个妹妹都成了省级优秀教师。乡亲们都说，这个村子里最穷的家庭却走出了3个高材生，都是哥嫂的功劳。
记得38岁那年，我做子宫肌瘤手术住院了，弟弟专程从美国飞回来，两个妹妹也跟学校请了假，一左一右的从手术室把我推出来、陪着我，小妹为了让我忘了疼痛，买来故事书给我读，同病房的病友都说我有福气。
自从妹妹们考上学后，周末回家争着抢着帮我洗衣服、收拾家务，还给我买衣服。现在回想起弟妹小时那会儿也挺好，一个个跟小尾巴似的围着我，嫂子长嫂子短，给我讲故事、跟我说学校里发生的事儿。
如今，生活好了，弟妹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和丈夫又想到了年迈的公爹。为了让老人家安度晚年，我们亲自为公爹介绍老伴儿。看着老两口整天有说有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在村里，大伙都夸我们夫妻俩是个“能人”，不光因为带出来3个大学生，还因为我们靠着诚实守信办起了企业，成了村里的致富“模范”家庭。
1995年，我们的面粉厂热热闹闹开张。为了开拓销路，我们每天拉着面粉到各个集市上去卖，起初一天下来嗓子都喊哑了，也卖不了几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凡是吃过我们面粉的都反响不错，面粉厂的招牌慢慢打响了。
自己富了，我和丈夫更想给群众做点儿事。以前，村里都是土路，一到雨季行走十分不便。2006年，我区实施村村通工程，但村里经费紧张，我和丈夫拿出10余万元，帮着村里修路，改善出行。这几年，我们又办起了养猪场、养牛场和观光园，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然而，2011年，幸福之中不幸再次降临，小妹因为皮肤癌去世成为全家人永远的痛。临终前小妹告诉我，这辈子她知足了，虽然从小就没了妈，在嫂子这里她啥都得到了。没有治好小妹的病也是我和丈夫一生的遗憾。
如今，82岁的公爹身体不错，72岁的继婆婆不但侍奉公爹，我们相处得比亲母女还亲，场里的鸡蛋多了、草莓多了就拿出去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我们回家晚了，在床上躺着的婆婆就立马儿起来问我们吃啥，城里的房子都不去住，就愿意跟我们两口子住厂房。
前不久村里党支部换届选举，我在家人的鼎力支持下，在村民们的信任中，再度以最高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身边所有的家庭都幸福和谐，帮着大家伙一起创造幸福生活。
编辑/马冲冲
1984年，20岁的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朴实的丈夫——何友。早就听说何友的母亲已经过世，3个弟妹还未成年，日子过得很难。说实话，虽然有了“心理准备”，当第一次走进这个家时，我还是傻眼了——屋里土炕上的席子全是破窟窿，门上连门帘都没有，3个面孔憔悴的弟妹，瑟瑟地蜷缩在没有生炉火的炕角，最小的只有6岁。除此之外，还有借下的4000多块钱外债，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
我心里当时就打起了退堂鼓，不过当看到只有6岁的小妹妹见到公爹回来，一头扎到他的怀里，哭着说“抱抱我，我冷”的那一刻，心里便萌生了一个念头——长嫂如母，我要给3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关爱，和丈夫共同把这个家撑起来。
结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还要难，为了尽快偿还欠款，我和丈夫便马不停蹄地干活。他起早贪黑地料理家里的几亩地，我凭着裁剪的手艺，白天到集市上接活儿做衣服，因为熟练的技术和爽朗的性格，大家都愿意找我做衣服，生意十分红火；每天晚上，缝纫机的声音一直要响到深夜。在我们两口子的忙碌下，一家人能吃上口热乎饭了，弟弟妹妹也能穿上新衣服、高高兴兴去上学了。
1985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要照顾4个孩子和一个老人，生活的压力骤然增加，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加紧巴。公爹看着我们没日没夜地操劳，心里过意不去。有一天，他对我们说：“让你大妹妹退学吧，回家和你们一起料理家务。”大妹妹在一旁，眼睛直转泪儿。
我和丈夫坚决不同意让大妹辍学，我们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农家孩子的命运，丈夫因为照顾家高中没上完，不能因为条件不好再耽误妹妹一辈子。为了让弟妹安心读书，也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我和丈夫商量着改行干起了杀猪卖肉的生意。
每天凌晨4时，我和丈夫就起来屠宰，然后驮着半扇猪肉沿街串村去卖。冬天，手脚都生了脓疮，一用力就钻心地痛。记得有一天下雪，我们去卖肉，路过一个沟坎儿，怎么爬也上不去，当时就把我愁哭了。后来在那磨了好久，我们才一点点挪上去。结果急得出了一身汗，被风一吹，冻得我直打哆嗦。一想到家里的一群孩子，我们的劲头又来了，有啥困难过不去？咬着牙继续前行。
我和丈夫最愧对的是儿子。有一次，儿子发高烧，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妈妈，陪陪我好吗？”看着可怜的儿子，我们真想不去了，但弟妹们上学都需要钱，最后我们只能含着泪推起猪肉走出家门。
让我们最欣慰的是，3个弟妹都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弟弟北京科技大学毕业之后，被美国一所重点大学录取，面对3万块钱的学费，准备放弃深造而参加工作，我和丈夫咬牙拿出钱来支持弟弟留学。现在弟弟在加拿大一家知名银行工作。两个妹妹都成了省级优秀教师。乡亲们都说，这个村子里最穷的家庭却走出了3个高材生，都是哥嫂的功劳。
记得38岁那年，我做子宫肌瘤手术住院了，弟弟专程从美国飞回来，两个妹妹也跟学校请了假，一左一右的从手术室把我推出来、陪着我，小妹为了让我忘了疼痛，买来故事书给我读，同病房的病友都说我有福气。
自从妹妹们考上学后，周末回家争着抢着帮我洗衣服、收拾家务，还给我买衣服。现在回想起弟妹小时那会儿也挺好，一个个跟小尾巴似的围着我，嫂子长嫂子短，给我讲故事、跟我说学校里发生的事儿。
如今，生活好了，弟妹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和丈夫又想到了年迈的公爹。为了让老人家安度晚年，我们亲自为公爹介绍老伴儿。看着老两口整天有说有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在村里，大伙都夸我们夫妻俩是个“能人”，不光因为带出来3个大学生，还因为我们靠着诚实守信办起了企业，成了村里的致富“模范”家庭。
1995年，我们的面粉厂热热闹闹开张。为了开拓销路，我们每天拉着面粉到各个集市上去卖，起初一天下来嗓子都喊哑了，也卖不了几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凡是吃过我们面粉的都反响不错，面粉厂的招牌慢慢打响了。
自己富了，我和丈夫更想给群众做点儿事。以前，村里都是土路，一到雨季行走十分不便。2006年，我区实施村村通工程，但村里经费紧张，我和丈夫拿出10余万元，帮着村里修路，改善出行。这几年，我们又办起了养猪场、养牛场和观光园，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然而，2011年，幸福之中不幸再次降临，小妹因为皮肤癌去世成为全家人永远的痛。临终前小妹告诉我，这辈子她知足了，虽然从小就没了妈，在嫂子这里她啥都得到了。没有治好小妹的病也是我和丈夫一生的遗憾。
如今，82岁的公爹身体不错，72岁的继婆婆不但侍奉公爹，我们相处得比亲母女还亲，场里的鸡蛋多了、草莓多了就拿出去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我们回家晚了，在床上躺着的婆婆就立马儿起来问我们吃啥，城里的房子都不去住，就愿意跟我们两口子住厂房。
前不久村里党支部换届选举，我在家人的鼎力支持下，在村民们的信任中，再度以最高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身边所有的家庭都幸福和谐，帮着大家伙一起创造幸福生活。
编辑/马冲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