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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贾公彦编写的《义疏》对《周礼》记载的“象胥”注解为：“译即是，谓换易语言使相解也。”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以达到传递思想和相互了解的目的。“翻译”概念从最初被描述为一种语言活动，到后来扩展为文学活动、跨文化交际活动、再创造活动，和现今被当作一种社会活动进行研究，都脱离不了翻译的本质，即作为一种交流媒介，翻译是一种实践性的行为活动，操作性极强。
关键词：翻译实践;译者身份;多重性
一、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发展
从佛经翻译，到后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科技翻译，再到五四时期兴起的文学翻译，时至今日，国内专注于典籍翻译，实属文学翻译的一部分。文学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状况，因而文学翻译对国家和社会的反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五四时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中国古典文学、五四现代文学以及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的对外译介，开启“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强调捍卫和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战略打响，《熊猫丛书》发行，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进入最兴旺时期，开始培养审美情趣;21世纪迎来了新时代的文化强国战略，《大中华文库》、“六义项目”等汉学英译项目，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到了让中国学者自扬汉声的时候，中国逐渐掌握对外译介的主动权，为世界文化填补空缺，实现其历史使命。这一系列翻译活动的开展，为世界历史所驱动，又驱动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二、译者身份探究
（一）翻译家研究的意义
文学对外译介活动的实施在一个“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中展开，包括发起、选题策划、翻译、出版发行、传播等多个环节;在这盘根交错的网络中，翻译始终处于一个连接始末的中间关键环节，这一环的有无和质量直接决定着译介活动的最终成败。尤其是文学作品，因其具有“文以载道”和“抒情文学”两种特质，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译本同样应直击心灵才得不朽，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力考量不言而喻。2019年发表的“数据时代翻译家研究方法论”中对国内翻译家研究内容的数据采集结果显示：翻译家个体研究占85.77%，远高于群体研究;而同类别翻译家群体研究主要分为同地区、同时间、同性别和同职业等群体研究。笔者认为优秀译者具备的学识与才干是保证对外译介能够新鲜且始终保有生命力的决定因素，所谓观今宜鉴古，过往优秀翻译家的特质是当下和今后每一个励志从事翻译事业的译者应当具有的能力与品质。在如今翻译行业鱼龙混杂、机器翻译又逐渐兴起的年代，树立正确的“翻译家意识”是社会和译者本身赋予翻译活动的专业规范与素养。
（二）20世纪知名翻译家
1.翻译家身份属性
不难发现在50位翻译家中具有作家头衔的占到一半以上，达到近30人之多，如周作人、郑振铎、任溶溶、余光中、周瘦鹃、杨绛、梁宗岱、冰心、徐志摩、萧乾、卞之琳、徐迟、田汉、老舍、戴望舒等;同时兼具文学家、文学研究家身份的如鲁迅、梁实秋、茅盾等;兼具文评家身份的如钱钟书、卞之琳等;兼具语言学家身份的如林语堂。单从学者身份来看，外国文学研究家如杨宪益、傅雷，文字学家傅东华，文学家包括郭沫若、张谷若、赵元任（同时为语言学家）、巴金、印度学家季羡林等。另外还有外交家辜鸿铭，美学家朱光潜，教育家马君武、李达、陈望道（同为语言学家）以及在绘画、音乐、美术、书法等领域多有造诣的丰子恺。统观下来，单纯具有翻译家身份的人寥寥可数，例如：许渊冲、沙博理、朱生豪、杨必。余光中曾对译者的素养提出基本要求：“译者不必兼为作家，但手中不能沒有一支作家的笔。”而一位精通外文的作家比不是作家的译者在翻译上更具权威。以上的数据同样可见，翻译家必然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才能将文学作品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艺术性转述，在不破坏原作表情达意的基础上，达到落笔生花的文学效果。
2.翻译风格
从翻译风格来看，以翻译小说、诗歌最多，其次为戏剧和政治经济理论等;译者自身身份属性和其翻译风格存在长期一致性。例如，进行杂文、散文或小说创作的鲁迅、周瘦鹃、徐志摩、茅盾、萧乾等作家以翻译小说为主;进行诗歌创作的作家，如郑振铎、余光中、梁宗岱、卞之琳、孙大雨、袁可嘉等主要翻译诗歌;而进行戏剧创作与研究的翻译家，如田汉、老舍、熊式一、朱生豪、李建吾仍旧选择西方戏剧诗剧作为翻译对象;撰写儿童文学的作家任溶溶也是将西方儿童文学译介到国内。正如翻译界广泛认可的“唯诗人可以译诗”，译者的文学素养也体现在对某一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长期研究和创作某一文学体裁的作家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语言、形式、写作手法、声韵等都会有更加准确细微的拿捏，而这种美学鉴赏力对于文学作品取材和译介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翻译策略
美学鉴赏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在“信达雅”的基础上，各有侧重。新文化运动时期，强调介绍最真实的西方文化思想，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内容，“美”并不是翻译追求的目标。由鲁迅提倡的“宁信勿顺”将异化的翻译策略推向高峰，又影响了大批五四时期的翻译家，如瞿秋白、陈独秀等。然而，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因此自然流畅、美的享受都是翻译的理想标准。研究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梁实秋、创作翻译小说戏剧的老舍，以及从事中国诗词英译的许渊冲，都是极力反对硬译而倡导作品的语言美和传神，使读者“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同样从事儿童翻译的任溶溶除了音美意美形美的考量，在面对儿童读者的时候，还要注重语言的口语化和童趣的表达。
以上对20世纪优秀翻译家的探究，表明了译者作为个体应该具备多元化属性，树立并努力践行“翻译家意识”，即“文学修养意识”“美学鉴赏意识”和“翻译实践意识”。翻译活动不是纸上谈兵，作为翻译家，“述而不作”的消极姿态显然不可取，而应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判断翻译好坏的重要指标;翻译家也不是闭门觅句，而是学贯中西、知古通今的优秀人才。如此，才能修复文化断层，将中国文学成功译介，中国文化才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化长廊。
参考文献：
[1]胡牧，朱云会.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生产传播机制中的译者群体与人文精神——王明杰先生访谈录[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0（04）：27-31.
[2]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罗新璋.翻译论集[C].商务印书馆，1984.
关键词：翻译实践;译者身份;多重性
一、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发展
从佛经翻译，到后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科技翻译，再到五四时期兴起的文学翻译，时至今日，国内专注于典籍翻译，实属文学翻译的一部分。文学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状况，因而文学翻译对国家和社会的反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五四时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中国古典文学、五四现代文学以及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的对外译介，开启“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强调捍卫和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战略打响，《熊猫丛书》发行，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进入最兴旺时期，开始培养审美情趣;21世纪迎来了新时代的文化强国战略，《大中华文库》、“六义项目”等汉学英译项目，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到了让中国学者自扬汉声的时候，中国逐渐掌握对外译介的主动权，为世界文化填补空缺，实现其历史使命。这一系列翻译活动的开展，为世界历史所驱动，又驱动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二、译者身份探究
（一）翻译家研究的意义
文学对外译介活动的实施在一个“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中展开，包括发起、选题策划、翻译、出版发行、传播等多个环节;在这盘根交错的网络中，翻译始终处于一个连接始末的中间关键环节，这一环的有无和质量直接决定着译介活动的最终成败。尤其是文学作品，因其具有“文以载道”和“抒情文学”两种特质，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译本同样应直击心灵才得不朽，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力考量不言而喻。2019年发表的“数据时代翻译家研究方法论”中对国内翻译家研究内容的数据采集结果显示：翻译家个体研究占85.77%，远高于群体研究;而同类别翻译家群体研究主要分为同地区、同时间、同性别和同职业等群体研究。笔者认为优秀译者具备的学识与才干是保证对外译介能够新鲜且始终保有生命力的决定因素，所谓观今宜鉴古，过往优秀翻译家的特质是当下和今后每一个励志从事翻译事业的译者应当具有的能力与品质。在如今翻译行业鱼龙混杂、机器翻译又逐渐兴起的年代，树立正确的“翻译家意识”是社会和译者本身赋予翻译活动的专业规范与素养。
（二）20世纪知名翻译家
1.翻译家身份属性
不难发现在50位翻译家中具有作家头衔的占到一半以上，达到近30人之多，如周作人、郑振铎、任溶溶、余光中、周瘦鹃、杨绛、梁宗岱、冰心、徐志摩、萧乾、卞之琳、徐迟、田汉、老舍、戴望舒等;同时兼具文学家、文学研究家身份的如鲁迅、梁实秋、茅盾等;兼具文评家身份的如钱钟书、卞之琳等;兼具语言学家身份的如林语堂。单从学者身份来看，外国文学研究家如杨宪益、傅雷，文字学家傅东华，文学家包括郭沫若、张谷若、赵元任（同时为语言学家）、巴金、印度学家季羡林等。另外还有外交家辜鸿铭，美学家朱光潜，教育家马君武、李达、陈望道（同为语言学家）以及在绘画、音乐、美术、书法等领域多有造诣的丰子恺。统观下来，单纯具有翻译家身份的人寥寥可数，例如：许渊冲、沙博理、朱生豪、杨必。余光中曾对译者的素养提出基本要求：“译者不必兼为作家，但手中不能沒有一支作家的笔。”而一位精通外文的作家比不是作家的译者在翻译上更具权威。以上的数据同样可见，翻译家必然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才能将文学作品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艺术性转述，在不破坏原作表情达意的基础上，达到落笔生花的文学效果。
2.翻译风格
从翻译风格来看，以翻译小说、诗歌最多，其次为戏剧和政治经济理论等;译者自身身份属性和其翻译风格存在长期一致性。例如，进行杂文、散文或小说创作的鲁迅、周瘦鹃、徐志摩、茅盾、萧乾等作家以翻译小说为主;进行诗歌创作的作家，如郑振铎、余光中、梁宗岱、卞之琳、孙大雨、袁可嘉等主要翻译诗歌;而进行戏剧创作与研究的翻译家，如田汉、老舍、熊式一、朱生豪、李建吾仍旧选择西方戏剧诗剧作为翻译对象;撰写儿童文学的作家任溶溶也是将西方儿童文学译介到国内。正如翻译界广泛认可的“唯诗人可以译诗”，译者的文学素养也体现在对某一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长期研究和创作某一文学体裁的作家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语言、形式、写作手法、声韵等都会有更加准确细微的拿捏，而这种美学鉴赏力对于文学作品取材和译介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翻译策略
美学鉴赏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在“信达雅”的基础上，各有侧重。新文化运动时期，强调介绍最真实的西方文化思想，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内容，“美”并不是翻译追求的目标。由鲁迅提倡的“宁信勿顺”将异化的翻译策略推向高峰，又影响了大批五四时期的翻译家，如瞿秋白、陈独秀等。然而，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因此自然流畅、美的享受都是翻译的理想标准。研究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梁实秋、创作翻译小说戏剧的老舍，以及从事中国诗词英译的许渊冲，都是极力反对硬译而倡导作品的语言美和传神，使读者“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同样从事儿童翻译的任溶溶除了音美意美形美的考量，在面对儿童读者的时候，还要注重语言的口语化和童趣的表达。
以上对20世纪优秀翻译家的探究，表明了译者作为个体应该具备多元化属性，树立并努力践行“翻译家意识”，即“文学修养意识”“美学鉴赏意识”和“翻译实践意识”。翻译活动不是纸上谈兵，作为翻译家，“述而不作”的消极姿态显然不可取，而应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判断翻译好坏的重要指标;翻译家也不是闭门觅句，而是学贯中西、知古通今的优秀人才。如此，才能修复文化断层，将中国文学成功译介，中国文化才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化长廊。
参考文献：
[1]胡牧，朱云会.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生产传播机制中的译者群体与人文精神——王明杰先生访谈录[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0（04）：27-31.
[2]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罗新璋.翻译论集[C].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