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即生产队长。生产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个农村生产劳动、经济分配的集体单元。
　　队长石福身高不到一米六，但身板结实有劲儿，爱剃个平头， 精明能干。未当队长时，他是一个快乐的青年，爱唱革命歌曲，爱打牌，爱骑单车去公社礼堂看电影、去永和墟看戏，还会拉二胡。俗话说“千日二胡百日箫”，他小学都没读完，何时学得这一技艺大家不得而知，文化室里常见他很投入地拉。队里有个采茶戏小剧团，他是不可缺的台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家已盖了一间大新屋，一张赤梨木长沙发光滑锃亮，谁见了都喜欢在上面坐一坐，靠一靠，很享受的样子。除非下雨天，每晚都有乡邻到他家玩， 打牌，捉棋，闲聊，可谓门庭若市。有时生产队的大会与队委会也在他家开。到七十年代上叶，他家已有单车、衣车、收音机等“三转一响”，是队里生活最好的人家之一，按现在的说法，已迈入“小康”了。盖因他家劳力多（他与母亲、妹妹是全劳力，父亲半劳力，一个弟弟正在读书），加上生产队分红收入高之故。他是队里第一个戴手表的社员，劳动时，他会不时捋起左衫袖，看看表，伸伸腰，说：“十点半了。”“十二点半了。”“六点半了。”某年八月一天，农忙插田，他将手表脱下搁在的确良衬衫上衣口袋，手表不知何时掉进水田不见了，这下子可急壞了他，大伙都帮他找呀找，在泥水里来回摸，那么多块水田，谁知掉哪一块哪一处了？无异于大海捞针，泥牛入海。
　　石福讲话如“竹筒倒绿豆”，直来直去。某日，他看不惯村中一位青年懦弱的模样，直言他：“你这种墙头草、软骨头，如果被捉去，不当叛徒我不姓唐！”石福爱听收音机，常放歌曲频道给到他家串门的人听，给单调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丝文艺色彩。还爱收听天气预报，如若气候有大变化，就会提醒社员：“明天要下大雨了！” “明天降温变冷了！”偶尔他还买过书。大约一九七一年，他在永和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几百页、十六开本的关于妇女怀孕生育的医学书（书名今已忘），内文中配有大量妇女生殖系统解剖及生育的图片，有摄影，更多的是线条画。这消息不胫而走，大伙争相借阅，看得我们这帮 “小乡亲”脸热心跳，算是开了一次“眼界”，饱了一次“眼福”，也“学到了”一些也许一辈子都派不上用场的“医疗卫生知识”。石福未婚，也无对象，不知为何对这种书感兴趣？一日田间劳作，一群妇女不知为何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怀孕生育之事，我虽是男人，但因年小，她们也不避讳，说着说着，一位大婶忽然来了一句：“这种事，有的男人可比你还清楚哩。石福那儿有本专讲女人生崽的书，那个图呀，可羞死人了。”我暗想：哈！莫非石福那本书竟已流传到妇女们那里去了？
　　石福当队长纯属偶然。一九七四年春的一天，他与时任队长唐兴礽暴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
　　唐兴礽年纪三十开外，背微驼，黑瘦脸，村里的青皮后生尊称他为“苟西哥”或“西哥”。
　　他俩因何吵架？不得而知。我到达现场时，他俩已在村中央一条巷口的屋檐下，脸红脖子粗地吵得硝烟弥漫。旁边围着一圈又一圈看热闹的人。只见石福指着兴礽鼻子说：“你这么做完全是乱来，很多社员都对你有意见！”队里有一乳名苟祥的中年男人也为石福帮腔： “没见过你这样当队长的，还在这里牙擦（土话，即嚣张，张狂）。” 石福又说：“你这副马骝（痩猴）样，也配当生产队长！”骂人莫揭短，揭短有戏看。这下子可把西哥气坏了，只见他脸由红变紫，嘴唇颤动着，半晌说不出话，少顷，只见他将右手伸进裤兜，抓出那只平时喊开工与开会用的哨子，在众人面前晃了晃，然后往地上狠狠一掷，说： “去他妈，这烂队长我不当了！”说毕，气冲冲拂袖而去，据说是去大队或公社辞职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中旬， 我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那天向队长石福报到， 石福连说： “好，好！咱们队又多了个有文化的青年。”由此开始了我的人民公社社员生涯。这年十月的一个晚上，队长在群众大会上忽然宣布说，经大队同意，我任塘村七队队委兼记分员。
　　这年四月中旬，正当春插热火朝天之时，一身泥花的石福走到正在插秧的我跟前，对我说： “我们队准备办个代销店，方便村里群众买盐油糖醋。” 我说： “好呀。这是大好事。我们村去上草墟太远了。”石福说： “让你当代销店售货员，干不干？ ”“当代销店售货员？这我可没想过。”石福又说： “队里人都认为你思想好，行得正，没有私心。大队也同意了。”我犹豫了一阵， 勉强同意： “得，干就干吧。” 这天中午，出工回来路上，兴礽对我说： “叫你当代销员，是看中你有文化，人又老实。有的人虽然有文化但靠不住，我们也不选他。”其实，我一点都不情愿当什么代销店售货员。我的理想或曰野心是当作家，像当时正红遍文坛的浩然那样，写几部书；而当作家就要按毛主席老人家教导的，深入社会， 深入农村生产建设一线火热生活，观察生活， 体验生活，广泛接触人民群众，分析一切人、 一切事，才有生活素材进行文学创作。如果成天困在一个山村小代销店，坐井观天，怎样深入社会，观察体验生活，我那宏伟的理想岂不泡汤？但队长也是为我好，况且大队都同意了，自己不干，岂非不给他们面子？
　　兵贵神速。代销店修建工程很快实施，地点就在队里的水电站内。那几天， 水电站又热闹起来， “乒乒乓乓”的，几个队里的木工在这儿锯刨削凿，忙着做货柜和台桌。就在代销店工程将竣工之际，忽然传来消息： “代销店办不成了！ ”原因是同属我们大队、另一个靠近大队部的那个生产队也要办代销店，公社说一个大队只能开一间，我们七队就不办了。石福跟我说此事时还说不好意思这事没成什么的。我却如释重负：“没关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说实话，我还真不想干这份差事呐。”
　　石福队长和他的前几任一样，除了“以粮为纲”，还大搞副业。每年都安排劳力钩松香，砍坑木枕木，种茯苓、白术出卖，因而保持了六至七角钱的劳动日工分值，在全大队各生产队分红水平中， 我们七队一直是最高的。那个时期，常见报上批判“分、包、标”，但我们生产队“分”（分田到户）没有， “包”“标”却照搞不误。“包产到户”没有，但承包生产队的山林割松香却是年年不断；“标”则每年过七月半与春节，宰生产队的猪牛，分猪肉、牛肉，除了每人平均一两斤分好，余下的则用“标”来解决。将猪肉、牛肉分成十份八份，每份一两元起步，然后三元、三元半、四元、四元半……标下去， 直到没人再往上涨价，颇像当今的拍卖会。至于生产劳动， 我们七队一直保留按件计工分的传统。举凡犁耙田、割稻、插秧苗、铲田塍、背木、打砖、烧窑……甚至刮油茶山都无不按面积、数量计工分。那年春插， 我们队还发生过两起“虚报秧苗扎数”事件。我们队插田多年惯用以秧苗扎数计工分。某日，在高洞田间，队里某青年将一扎扎秧苗装入他的秧盆，然后向发秧票的十二三岁小男孩报数： “这盆40扎。” 小男孩机警，左瞧右看，扫视几眼就产生了怀疑，说： “松松垮垮的，哪像40扎。”那青年不服说： “肯定够40扎。难道我还骗你？” 小男孩也较起真来， 叫来两个大人帮忙评判。大人说： “够不够说不准，干脆重点一遍吧。” 小男孩当即将秧苗倒出来， 当众一扎一扎地边数数边重新装入秧盆。果真才31扎，整整少了九扎！这下子， 那青年脸上挂不住了，一阵红一阵白，只好承认“自己的确计多虚报”了。无独有偶，翌日，在另一片田垌上又发生了一起这种事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开全队社员大会，石福叫这两人作检讨，并狠狠批评了他们的“自私自利思想”。但石福也没把此事搞大，没上报大队与公社当作典型批斗。
　　这年十月，我被县里抽去搞路线教育运动，翌年底， 兴礽又当回队长。石福下来，听说他从此再也没当过队、村干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福堂公社开会，县委运动办主任听说我是塘村七队的，便说：“哦，你那个队搞得不错，今年粮食大增产。”我们生产队这下子出名了？县上都知道了？又想：“其实这些年都不错的，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又过了两三年，生产队解体，兴礽也“下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