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寂寞的山村，从童年到少年，我一直没有找到可以分享读书乐趣的同伴，许多同学只能算是玩伴。
　　直到1983年后结识的邻村少年李建林，他也爱读书，最早送我几册《文史知识》的就是他，后来一起读尼采、叔本华，读萨特、海德格尔，旧影集中保存着难得的一张合影，那是1985年春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前，前几年听说他已病故。照片中的另一位叫卢达，有过短暂的交往，记得他考上大学后还给我来过一封信，之后失去了联系。时间如流水一般过去，许多人来了又走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能在某一段留下些许痕迹，已属不易。
　　1985年秋天，我在故乡的县城与徐新结识，他爱读书，爱思考，对文学、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读康德，读钱锺书，大部头的《诸子集成》《全唐诗》《全宋词》他都买了。他那时就在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钱锺书的《管锥篇》《谈艺录》他都读得津津有味。在我们相交的几年中，我们分处两地，以通信为主，偶尔见面也多在他家，他只来过我家一次、我后来工作的乡村中学一次。每次见面，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常常谈到夜深甚至凌晨。他有一肚子做学问的雄心大志，自学英语、德语，后来还在北外的歌德学院学习过一两年，一心想考入北大哲学系研究哲学，结果功败垂成，没能踏上治学之路。
　　在我成长的八十年代，有过三次阅读转向，1983年冬天我的阅读趣味渐渐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主要是诗歌），重点则在文史研究方面，王国维、孟森、顾颉刚、蔡尚思、柴德赓等人的相关著述是最初出现的。柴德赓《史学丛考》中有一篇《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就引发了我想写一篇宋代温州繁荣的文章，结果由于史料、笔力不足，没有写成。那时我读到王国维的诗“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就很喜欢。

　　1985年秋天，我对美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不仅读到了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这些人的著作，还开始阅读西方美学著作，进一步为哲学所吸引，从尼采、叔本华到维特根斯坦、雅思贝尔斯。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还有几本都是美学札记，有克罗齐的《美学原理》、黑格尔的《美学》《精神现象学》、雪莱的《为诗辩护》、库申的《论真善美》，还有雨果、丹纳、罗丹、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论美的文字摘录，鲁迅所译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也是那个时候读的，对于旅行、落日等的论述我都做了详细的笔记。这些读书笔记保留了我生命的痕迹，使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二十岁之前的那些努力，如同我当年抄在笔记本上的诗：
　　在积少成多的日子里
　　汇聚着水滴石穿的信念……
　　1987年以后，我开始逐渐转向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阅读，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密尔、韦伯、汤因比他们将我带进一个更深沉辽阔的世界，我对山外世界的想象不再停留在吴越风云、乌江东去或秦皇漢武、水浒三国、说岳说唐，也不再停留在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或拜伦、雪莱、泰戈尔、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他们的笔底，我开始为古希腊以来一代代智者的思考所折磨，我渴望融入他们的阵营中，与他们站在一起。我想起一句诗：“雁荡山有几滴雁声掉进谁的眼睛，谁的眼睛便飞起来。”山中的小世界与山外的大世界之间，从此不再隔膜，即使我终生都生活在雁荡山中，我也不再坐井观天，以为天空只有井口一样大小，在精神上我已看到了那个和天空一样大小的天空，人生至此，真是痛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