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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肇始于20世纪初的国内乡村研究是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并将乡村研究作为救国图强的重要方式，80年代之后的乡村传播研究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国内乡村传播研究以乡村受众调查为开端，是大众传播研究逻辑在乡村社会的延伸，即大多数研究将乡村和农民看作改造对象。2003年之后，乡村研究院的成立及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丰富了乡村传播的研究队伍，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学界开始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涌现出较丰富的成果。2010年之后，伴随着相关人文学科的反思，赋权、主体性、文化自觉、文化表达等概念也被引入乡村传播研究中，并将乡村和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以更加平等的视角生成和建构了基于田野考察的本土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逃离了发展理论范式的约束。
关键词：乡村传播；传播学；改造乡村；乡村主体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2021）01-0006-04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乡村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文化建设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BXW075）；2018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8SKGH003）的阶段性成果。
国内乡村传播研究的兴起基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乡村作为与城市相对应的领域，是发展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认识和改造乡村的现实需求与以“发展”为取向的发展传播学有着天然联系；二是中国乡村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2003年以后，随着中国农业大学乡村传播研究所的成立以及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引入，乡村传播研究开始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丰富了乡村传播的研究队伍、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2010年之后，伴随着相关人文学科的反思，乡村传播也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赋权、主体性、文化自觉、文化表达等概念被引入乡村传播的研究中，将乡村和农民作为乡村主体，以一种更加平等的视角看待乡村传播，生成和建构了基于田野考察的本土理论，表现出国内该领域巨大的理论潜力，相关研究开始逃离发展理论范式的约束。基于此，本文将国内乡村传播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当下国内乡村传播研究提出建议。
一、20世纪80—90年代：从受众调查开始的乡村传播研究
中国大陆乡村传播开始于乡村媒体的受众调查，并在之后成为乡村传播一个重要的取向。农村受众调查以学者领先，继而媒体组织、宣传部门跟进，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和检验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并针对性地改进媒介内容和形式，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相关研究中，以学者领头的研究如1982年學者杨云胜、程世寿对湖北襄阳地区农村进行的读者调查，1983年祝建华等人对上海郊区农村进行的传播网络调查，1985年张学洪等人在江苏的苏南、苏北、苏中等地农村进行的受众调查等。之后媒介和宣传部门跟进，如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展的全国性农村听众调查，198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开展的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农民居民的比较调查等。受众调查式的乡村传播研究成为乡村研究的重要一脉并影响深远，如90年代末，方晓红带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200余名师生先后进行了江苏农村受众、江苏媒介、苏南农村人户访谈以及南京市城市等四次调查，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和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最后成书《大众传媒与农村》[1]。
此阶段，两本译著的出版为乡村传播提供了理论视野和方法论的指导，一本是1988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发行的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的《乡村社会变迁》，另一本是199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罗杰斯从职业、家庭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农村社会的变迁，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发展与现代化的过程[2]。施拉姆从宏观角度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重视大众传播的作用：加大力度、增长见识、转变观念、提高效应，最终实现现代化[3]。这两本书也成为早期乡村传播研究引用较高的著作。按照相同的思路，陈崇山、孙五三的《媒介人现代化》一书是对前两本译著的回应，回答和探讨媒介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应有的角色，媒介如何作用于人、人又如何作用于社会，最终实现现代化，而这正是施拉姆所主张的观点，即“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必须有社会的改造，为了使社会得到改造，就必须动员人力资源，必须解决人的问题”“把他们呆滞的传统社会改变得富有活力、富有进取性和朝气蓬勃”[3]。
可见，乡村传播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与国内20世纪初兴起的乡村研究传统一脉相承，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当时乡村传播的面貌。很多学者指出了乡村传播西方理论本土化的“水土不服”问题，却没有太多关注国内乡村研究传统的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或者如费孝通所说，是一个乡土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成为学界的共识。20世纪始，中国乡村的研究虽然未冠“乡村传播”或“传播学”之名，但是对乡村问题进行探索的传统一直在延续。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失调，即“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失调”[4]，他主张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农村社会加以改造。晏阳初认为，乡村文化的建设应当从平民改造入手，“培养他们的新生命，振拔他们的新人格，促成他们的团结，训练他们的新生活，使他们科学化，合作化、纪律化、现代化”。革命年代，毛泽东等人在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这是将乡村传播和政治斗争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模式。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和控制基层社会各个领域，重新组织了基层社会，乡村传播也成为社会主义权力结构运作的一部分[5]，如五十年代的“上山乡下”运动。
概括而论，80—90年代的乡村传播研究特点表现为“三个中心”：“西方为中心”，将乡村传播置于发展传播研究范式之下，将农民和乡村看作改造的对象，其目的是最终实现无差别化的现代化；“城市为中心”，将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前者是文明、现代的，后者是落后、原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城乡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了乡村社会的特殊性；“大众媒介为中心”，研究注重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很少顾及其他形式的传播方式，而大众传播媒介在乡村社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研究者建构了大众媒介在乡村的效果。按照传播学者威廉斯的观点，此类研究将媒介使用等同于媒介功能，再从媒介功能探究传播效果，结果是将传播研究看作一项单向的信息传递，忽视了决定使用某种媒介的社会因素[6]。 二、2003- 2010年：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
如果说之前的乡村传播研究较为零散，难成体系的话，2003年之后，相关研究变得系统化、组织化、规模化，研究方法多样化。此阶段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标志事件是2003年之后，以民族志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国内第一批乡村传播著述问世，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扩展和深化了乡村传播的内容。如2003年郭建斌博士用民族志方法完成了其博士论文《电视下乡》，并在2005年出版《独乡电视》；2007年，李春霞的《电视与彝民生活》出版，金玉萍博士论文完成，这是第一批将民族志的人类学方法运用到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民族志方法在乡村传播领域的运用，开创了两种研究传统，一是以某一理论为视角，对乡村传播现象进行描述和阐释，揭露其中的意义；二是通过与相关理论的勾连，建构分析性概念，对传播现象进行解读，也就是郭建斌所谓“搭桥”（理论和现象有机嫁接）方法的使用，这为后来乡村传播研究起到很重要的铺垫作用，相关的研究如：《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重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7]《电视的普及与村落“饭市”的衰落———对古坡大坪村的田野调查》[8]《大众传媒与“新农村”的文化重建》[9]等。
另一个标志事件是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乡村传播研究所的成立。该研究所开始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以组织化的形式展开研究，研究者彼此呼应、共同推进研究，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学者将2005年称为“标志性的一年”[10]。此阶段最为显著的成果大多出自乡村研究所学者，如以李红艳、谢咏才、谭英等人为代表，出版的著作有《中国乡村传播学》（2005年）、《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2007年）、《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2007年）、《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2009年）、《乡村传播学》（2010年）等。
除此之外，乡村传播研究中“参与式传播”“参与式影像”的研究在学者韩鸿的推动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2007年开始引进并进行中国化尝试，相继在《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数篇文章并出版专著一本[11]，但因其终究偏向政治诉求且与中国乡村水土不服而昙花一现。除了韩鸿本人外，跟进者寥寥无几。
此阶段最大的贡献是将乡村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去建构，以及将西方传播理论进行本地化的尝试。研究中心建立之初，李红艳将乡村传播局限在发展传播学和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下：“乡村传播学可以既是发展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传播学与乡村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12]这种学科定位还没有跳出发展传播研究的框架，“发展传播”“农村发展”“农村建设”等是研究中的重要关键词。三年后，李红艳反思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定位，并认为应该将其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传播理论的本土化，而不是在发展传播的理论中打转，进而将乡村传播学定位为“以中国当代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为出发点，关注在这一社会现实情境中，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以信息为核心拓展开来，在信息已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命题时，乡村传播学的切入点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同时认为乡村传播与发展传播的区别在于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前者只在促进改善传受双方在信息链条中的角色和地位，实现人人获得平等选择信息的机会，以行动研究为视角；后者以西方中心论为基本假设，研究视角以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和参与式发展为核心范式，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虽然在学科建构上尚未成熟，并没有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13]，但是卻弥补了之前乡村研究支离破碎、系统化不足的缺点。一方面研究者注重梳理和整理中国乡村传播的历史、理论和研究，充分挖掘本土因素，比如《中国乡村传播学》中对国内乡村研究的历史梳理；另一方面是研究内容的系统化，比如很多研究者将乡村的信息传播系统作为研究的对象，既关注乡村社会内部的信息传播，又关注乡村社会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互动和相互影响，对每一部分都做了具体的划分，给研究者一定的启发。
三、2010之后：反思中发现乡村主体性
2010年后，乡村传播研究出现繁荣的局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乡村传播研究在人文学科（包括传播学）的集体反思中被深入追问，学者们进行理论创新；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交叉性研究成果开始增多；乡村和农民的主体性一再被提起并尝试转换和超越“作为发展的乡村传播”研究范式。
需要肯定的是，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领域之一，乡村传播研究的反思得益于相关学科以及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反思，其中新史学、发展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对乡村传播研究的影响最大。首先，新史学主张从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出发，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历史，否则有可能是“反历史”。赵世瑜认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只在历史上占极短暂的时间，精英和领袖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0%，如果我们忽视对‘下’的研究，如果我们只强调重大事件对日常生活、精英人物对普通群众的影响，而不考虑前者是后者的积累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那么我们的史观是反历史的。”[14]新史学对传播学的影响体现在，乡村传播回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践、心理体验、情感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成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其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推动了乡村传播研究。在学者们看来，乡村需要在城乡、东西（方）、性别等权力关系中考察，即不能将乡村理解为某种自然而然的呈现，需要挖掘和揭示其权力因素。赵月枝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她认为乡村所具有的世界文化意义在于其内含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悖论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就是城市剥削，进而消灭乡村的过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把乡村作为转嫁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安全阀，并且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挪用和占有它，对它进行理想化和景观化处理[15]。再次，对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反思促进了乡村传播的进步。长期以来，乡村传播一直被庇护于发展传播的视角之下，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将乡村看作是发展和改造的对象，而发展传播本身如同胎记般的理论风险，使其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胡翼认为，“如果将乡村和底层看作是发展和改造的对象的话，在实践中只会造成更多的断裂与矛盾，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失序”[16]。按照同样的逻辑，学者们通过反思并努力超越现有研究范式，建构乡村传播新的研究范式。 在理论建构方面，首先是对乡村传播研究范式转变的探讨。有学者在对发展主义乡村传播研究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动向”的乡村传播研究范式，以突破之前“看不到农民作为农村文化主人的主体性，导致农民表达的失声，或被斥为落后，或被建构成一个想象，或被定义为被改造、被施舍的对象”的研究路数。该范式构想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范式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了批判视野，人类学为其提供了方法论和对文化的反思，传播史为其提供了历史维度[17]。底层研究中，在突破之前“发现模式”“表达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范式，探讨了如何继承传统，知识分子和农民如何联手的问题。在乡村文化传播方面，有力的追问来自赵月枝等人，“乡村是谁的乡村，发展是谁的发展”[18]？该学者一方面投身乡村传播的实践，一方面举办缙云论坛探讨乡村传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乡村传播。其次，体现在理论和概念的生成上。乡村传播的研究逃离西方传播理论的藩篱，生成自己的概念，成为此阶段重要的成果。相关研究主要借用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结合乡村传播的田野考察，提出适合本土化的传播概念，企图摆脱长期以来受西方话语支配的情形。在乡村媒介的考察中，卜卫将乡村舞蹈、民歌、民谣、绘画、传说、木偶戏、地方戏曲、板报或墙报等统称为“传统媒介”，认为它们“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形态之中，成为那些无法接触到大众媒介、不愿意使用大众媒介或无法在大众媒介上发声的群体可利用的一种信息传递和娱乐的工具”[19]。沙垚在伊尼斯“媒介偏向”理论和米勒“团结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团结性媒介”，试图为乡村社会的媒介找到另一种表达的可能。在理论建构方面，从关注农民主体性出发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如乡村传播的“文化表达”，即“通过农民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农民的文化”，可以从表达的内容、表达的形式和表达的意义等方面去理解[10]；乡村传播的“内生性视角”，即乡村文化并不是外界施舍给乡村的，文化恰恰在生活和生产实践当中[20]。这种观点体现了传播的平等性，给乡村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人性化的关照，是对长期的乡村传播研究中被遮蔽了的农民及其主体性的重新发现，是对发展传播中的乡村传播的一种解放。
除了較为宏观的范式探讨外，乡村传播具体的信息传播也是探讨的话题，表现为乡村传播的某种交叉性的研究，如乡村科技传播、乡村健康传播、乡村旅游传播等。著作方面如旷宗仁乡村传播中的农民认知行为研究（2013年），孙秋云对电视传播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研究（2014年）等。这类研究基于以下事实：一是乡村现实的变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社会老龄化、主体空心化、去道德化等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需要在理论探讨时以问题的解决为导向；二是政策推动，官方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了不同学科的将研究触角投向乡村。
此类交叉性研究，大都属于课题项目的策略性研究，对理论的推进虽然很有限，但却直面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学者基于乡村的实际调研，探讨了农业科技传播方式、效果及其创新。本文认为，当前农业科技信息传播主要有四种方式，分别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式农业科技传播、以市场为主体的农资企业信息推广、以各类传媒为主体的农业科技信息扩散、以个人为主体的信息生产与人际传播；传播效果方面，个人传播行为实现了最佳效果，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传播行为出现分化，媒介传播整体较弱[21]。本文在对西北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发现，影像的具象化、门槛低等特点成为乡村文化重要的传播载体，影像的“与我相关性”、影像自恋、情景因素、传播路径、影像展观这五大因素对乡村影像传播具有显著性影响，通过分析它们之间的典型关系，构建了“乡村影像传播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22]。本文也提出了乡村文化的“自-他式”传播理论，认为影像“与我相关性”的特性被引进某一社区之后，成为社区成员用来观看自我、进行形象建构的重要方式和平台，由此引发社区成员选择、观看、传递、交换、共享影像的现象。
四、结语
在推进乡村传播研究的过程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促进因素。一是乡村研究组织的成立和推动。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乡村传播研究所的成立，将乡村社会和传播系统都作为研究对象，改变了之前比较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研究。2015年由学者赵月枝在浙江缙云开办的河阳论坛，将乡村传播放在全球关系、城乡关系视角下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乡村主体等理论被引入该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乡村传播研究的“发展主义”范式。从每年一次的学术周活动的主题可以看出，从2015年到2019年，五次论坛主题分别是“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乡土文化复兴：机遇与挑战”“文化主体性与乡村发展：国家、市场与民间的联动”“生态文明与传播：乡村的视野”与“乡村、文化与传播”。第四届论坛的参与人数为50多人，第五届参与人数118人，乡村研究表现出多学科、跨国界、年轻化的趋势。二是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有效弥补了之前以效果为取向的量化研究，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丁未的《流动的家园》、沙垚的《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和文化主体性》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更重要的是第三，正是这样的组织激发了很多年轻学者加入乡村传播的研究队伍中，为该研究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就研究视角而言，乡村传播与其说是一个学科，还不如说是一个领域，需要理论上的兼容并蓄，不能仅仅在传播学的领域内思考问题。赵月枝认为，乡村传播应该是一个融合了各种传播研究的综合领域，应打通彼此的隔阂：“环境传播离不开乡村问题，健康传播也离不开乡村问题，更不用说新媒体了。”[23]因此，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配合、不同理论之间的碰撞、不同研究视角的交叉，是乡村传播研究必然选择。这一方面取决于乡村传播的复杂性，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错综复杂的联系，单一的思考肯定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是传播理论逃脱西方理论的束缚，结合本土经验进行本土化开发面临的问题，如乡村空心化、老龄化、去道德化、文化沙漠化等问题，是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问题。 就乡村研究的取向而言，本文认为需要在理论建构和现实运用两方面加以体现，在探讨范式转换的同时，充分吸收之前研究的可取之处，不要为批判而批判。在这种意义上，相关交叉研究价值体现在：既将之前相关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乡村传播的研究中，同时考虑到了乡村特殊环境。
就研究方法而言，定量和定性研究在乡村传播学中都得到了提升，丰富了乡村传播路径，但同时更期待经典论著的出现。以2003年之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进为例，虽然成果丰富，但正如郭建斌在《民族志传播：一幅不十分完备的研究地图———基于中文文献的考察》一文中所认为的，大多民族志的作品，还属于“浅描”，难以称得上格尔茨所说的“深描”。在他看来，一是与功夫不够，二是与浮躁的学术环境有关[24]。的确，类似研究缺少像《流动的家园》《街头文化》《礼物的流动》这样功力深厚的著作。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使用上，首先要克服对该研究方法的误解，不能将短期的田野调查等同于民族志，要对该种方法的理论、经典和实践进行深入的了解；其次，参与式行动研究应当是学者提倡的一种方式，改变之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开、知识和行动分开、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分开的做法，参与式行动研究主张行动中的研究、为了行动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起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相互赋权、共同进步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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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淳洁）
关键词：乡村传播；传播学；改造乡村；乡村主体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2021）01-0006-04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乡村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文化建设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BXW075）；2018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8SKGH003）的阶段性成果。
国内乡村传播研究的兴起基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乡村作为与城市相对应的领域，是发展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认识和改造乡村的现实需求与以“发展”为取向的发展传播学有着天然联系；二是中国乡村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2003年以后，随着中国农业大学乡村传播研究所的成立以及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引入，乡村传播研究开始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丰富了乡村传播的研究队伍、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2010年之后，伴随着相关人文学科的反思，乡村传播也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赋权、主体性、文化自觉、文化表达等概念被引入乡村传播的研究中，将乡村和农民作为乡村主体，以一种更加平等的视角看待乡村传播，生成和建构了基于田野考察的本土理论，表现出国内该领域巨大的理论潜力，相关研究开始逃离发展理论范式的约束。基于此，本文将国内乡村传播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当下国内乡村传播研究提出建议。
一、20世纪80—90年代：从受众调查开始的乡村传播研究
中国大陆乡村传播开始于乡村媒体的受众调查，并在之后成为乡村传播一个重要的取向。农村受众调查以学者领先，继而媒体组织、宣传部门跟进，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和检验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并针对性地改进媒介内容和形式，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相关研究中，以学者领头的研究如1982年學者杨云胜、程世寿对湖北襄阳地区农村进行的读者调查，1983年祝建华等人对上海郊区农村进行的传播网络调查，1985年张学洪等人在江苏的苏南、苏北、苏中等地农村进行的受众调查等。之后媒介和宣传部门跟进，如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展的全国性农村听众调查，198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开展的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农民居民的比较调查等。受众调查式的乡村传播研究成为乡村研究的重要一脉并影响深远，如90年代末，方晓红带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200余名师生先后进行了江苏农村受众、江苏媒介、苏南农村人户访谈以及南京市城市等四次调查，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和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最后成书《大众传媒与农村》[1]。
此阶段，两本译著的出版为乡村传播提供了理论视野和方法论的指导，一本是1988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发行的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的《乡村社会变迁》，另一本是199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罗杰斯从职业、家庭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农村社会的变迁，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发展与现代化的过程[2]。施拉姆从宏观角度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重视大众传播的作用：加大力度、增长见识、转变观念、提高效应，最终实现现代化[3]。这两本书也成为早期乡村传播研究引用较高的著作。按照相同的思路，陈崇山、孙五三的《媒介人现代化》一书是对前两本译著的回应，回答和探讨媒介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应有的角色，媒介如何作用于人、人又如何作用于社会，最终实现现代化，而这正是施拉姆所主张的观点，即“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必须有社会的改造，为了使社会得到改造，就必须动员人力资源，必须解决人的问题”“把他们呆滞的传统社会改变得富有活力、富有进取性和朝气蓬勃”[3]。
可见，乡村传播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与国内20世纪初兴起的乡村研究传统一脉相承，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当时乡村传播的面貌。很多学者指出了乡村传播西方理论本土化的“水土不服”问题，却没有太多关注国内乡村研究传统的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或者如费孝通所说，是一个乡土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成为学界的共识。20世纪始，中国乡村的研究虽然未冠“乡村传播”或“传播学”之名，但是对乡村问题进行探索的传统一直在延续。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失调，即“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失调”[4]，他主张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农村社会加以改造。晏阳初认为，乡村文化的建设应当从平民改造入手，“培养他们的新生命，振拔他们的新人格，促成他们的团结，训练他们的新生活，使他们科学化，合作化、纪律化、现代化”。革命年代，毛泽东等人在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这是将乡村传播和政治斗争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模式。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和控制基层社会各个领域，重新组织了基层社会，乡村传播也成为社会主义权力结构运作的一部分[5]，如五十年代的“上山乡下”运动。
概括而论，80—90年代的乡村传播研究特点表现为“三个中心”：“西方为中心”，将乡村传播置于发展传播研究范式之下，将农民和乡村看作改造的对象，其目的是最终实现无差别化的现代化；“城市为中心”，将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前者是文明、现代的，后者是落后、原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城乡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了乡村社会的特殊性；“大众媒介为中心”，研究注重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很少顾及其他形式的传播方式，而大众传播媒介在乡村社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研究者建构了大众媒介在乡村的效果。按照传播学者威廉斯的观点，此类研究将媒介使用等同于媒介功能，再从媒介功能探究传播效果，结果是将传播研究看作一项单向的信息传递，忽视了决定使用某种媒介的社会因素[6]。 二、2003- 2010年：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
如果说之前的乡村传播研究较为零散，难成体系的话，2003年之后，相关研究变得系统化、组织化、规模化，研究方法多样化。此阶段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标志事件是2003年之后，以民族志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国内第一批乡村传播著述问世，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扩展和深化了乡村传播的内容。如2003年郭建斌博士用民族志方法完成了其博士论文《电视下乡》，并在2005年出版《独乡电视》；2007年，李春霞的《电视与彝民生活》出版，金玉萍博士论文完成，这是第一批将民族志的人类学方法运用到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民族志方法在乡村传播领域的运用，开创了两种研究传统，一是以某一理论为视角，对乡村传播现象进行描述和阐释，揭露其中的意义；二是通过与相关理论的勾连，建构分析性概念，对传播现象进行解读，也就是郭建斌所谓“搭桥”（理论和现象有机嫁接）方法的使用，这为后来乡村传播研究起到很重要的铺垫作用，相关的研究如：《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重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7]《电视的普及与村落“饭市”的衰落———对古坡大坪村的田野调查》[8]《大众传媒与“新农村”的文化重建》[9]等。
另一个标志事件是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乡村传播研究所的成立。该研究所开始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以组织化的形式展开研究，研究者彼此呼应、共同推进研究，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学者将2005年称为“标志性的一年”[10]。此阶段最为显著的成果大多出自乡村研究所学者，如以李红艳、谢咏才、谭英等人为代表，出版的著作有《中国乡村传播学》（2005年）、《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2007年）、《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2007年）、《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2009年）、《乡村传播学》（2010年）等。
除此之外，乡村传播研究中“参与式传播”“参与式影像”的研究在学者韩鸿的推动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2007年开始引进并进行中国化尝试，相继在《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数篇文章并出版专著一本[11]，但因其终究偏向政治诉求且与中国乡村水土不服而昙花一现。除了韩鸿本人外，跟进者寥寥无几。
此阶段最大的贡献是将乡村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去建构，以及将西方传播理论进行本地化的尝试。研究中心建立之初，李红艳将乡村传播局限在发展传播学和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下：“乡村传播学可以既是发展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传播学与乡村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12]这种学科定位还没有跳出发展传播研究的框架，“发展传播”“农村发展”“农村建设”等是研究中的重要关键词。三年后，李红艳反思乡村传播学的研究定位，并认为应该将其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传播理论的本土化，而不是在发展传播的理论中打转，进而将乡村传播学定位为“以中国当代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为出发点，关注在这一社会现实情境中，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以信息为核心拓展开来，在信息已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命题时，乡村传播学的切入点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同时认为乡村传播与发展传播的区别在于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前者只在促进改善传受双方在信息链条中的角色和地位，实现人人获得平等选择信息的机会，以行动研究为视角；后者以西方中心论为基本假设，研究视角以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和参与式发展为核心范式，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虽然在学科建构上尚未成熟，并没有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13]，但是卻弥补了之前乡村研究支离破碎、系统化不足的缺点。一方面研究者注重梳理和整理中国乡村传播的历史、理论和研究，充分挖掘本土因素，比如《中国乡村传播学》中对国内乡村研究的历史梳理；另一方面是研究内容的系统化，比如很多研究者将乡村的信息传播系统作为研究的对象，既关注乡村社会内部的信息传播，又关注乡村社会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互动和相互影响，对每一部分都做了具体的划分，给研究者一定的启发。
三、2010之后：反思中发现乡村主体性
2010年后，乡村传播研究出现繁荣的局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乡村传播研究在人文学科（包括传播学）的集体反思中被深入追问，学者们进行理论创新；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交叉性研究成果开始增多；乡村和农民的主体性一再被提起并尝试转换和超越“作为发展的乡村传播”研究范式。
需要肯定的是，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领域之一，乡村传播研究的反思得益于相关学科以及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反思，其中新史学、发展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对乡村传播研究的影响最大。首先，新史学主张从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出发，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历史，否则有可能是“反历史”。赵世瑜认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只在历史上占极短暂的时间，精英和领袖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0%，如果我们忽视对‘下’的研究，如果我们只强调重大事件对日常生活、精英人物对普通群众的影响，而不考虑前者是后者的积累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那么我们的史观是反历史的。”[14]新史学对传播学的影响体现在，乡村传播回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践、心理体验、情感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成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其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推动了乡村传播研究。在学者们看来，乡村需要在城乡、东西（方）、性别等权力关系中考察，即不能将乡村理解为某种自然而然的呈现，需要挖掘和揭示其权力因素。赵月枝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她认为乡村所具有的世界文化意义在于其内含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悖论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就是城市剥削，进而消灭乡村的过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把乡村作为转嫁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安全阀，并且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挪用和占有它，对它进行理想化和景观化处理[15]。再次，对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反思促进了乡村传播的进步。长期以来，乡村传播一直被庇护于发展传播的视角之下，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将乡村看作是发展和改造的对象，而发展传播本身如同胎记般的理论风险，使其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胡翼认为，“如果将乡村和底层看作是发展和改造的对象的话，在实践中只会造成更多的断裂与矛盾，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失序”[16]。按照同样的逻辑，学者们通过反思并努力超越现有研究范式，建构乡村传播新的研究范式。 在理论建构方面，首先是对乡村传播研究范式转变的探讨。有学者在对发展主义乡村传播研究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动向”的乡村传播研究范式，以突破之前“看不到农民作为农村文化主人的主体性，导致农民表达的失声，或被斥为落后，或被建构成一个想象，或被定义为被改造、被施舍的对象”的研究路数。该范式构想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范式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了批判视野，人类学为其提供了方法论和对文化的反思，传播史为其提供了历史维度[17]。底层研究中，在突破之前“发现模式”“表达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范式，探讨了如何继承传统，知识分子和农民如何联手的问题。在乡村文化传播方面，有力的追问来自赵月枝等人，“乡村是谁的乡村，发展是谁的发展”[18]？该学者一方面投身乡村传播的实践，一方面举办缙云论坛探讨乡村传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乡村传播。其次，体现在理论和概念的生成上。乡村传播的研究逃离西方传播理论的藩篱，生成自己的概念，成为此阶段重要的成果。相关研究主要借用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结合乡村传播的田野考察，提出适合本土化的传播概念，企图摆脱长期以来受西方话语支配的情形。在乡村媒介的考察中，卜卫将乡村舞蹈、民歌、民谣、绘画、传说、木偶戏、地方戏曲、板报或墙报等统称为“传统媒介”，认为它们“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形态之中，成为那些无法接触到大众媒介、不愿意使用大众媒介或无法在大众媒介上发声的群体可利用的一种信息传递和娱乐的工具”[19]。沙垚在伊尼斯“媒介偏向”理论和米勒“团结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团结性媒介”，试图为乡村社会的媒介找到另一种表达的可能。在理论建构方面，从关注农民主体性出发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如乡村传播的“文化表达”，即“通过农民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农民的文化”，可以从表达的内容、表达的形式和表达的意义等方面去理解[10]；乡村传播的“内生性视角”，即乡村文化并不是外界施舍给乡村的，文化恰恰在生活和生产实践当中[20]。这种观点体现了传播的平等性，给乡村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人性化的关照，是对长期的乡村传播研究中被遮蔽了的农民及其主体性的重新发现，是对发展传播中的乡村传播的一种解放。
除了較为宏观的范式探讨外，乡村传播具体的信息传播也是探讨的话题，表现为乡村传播的某种交叉性的研究，如乡村科技传播、乡村健康传播、乡村旅游传播等。著作方面如旷宗仁乡村传播中的农民认知行为研究（2013年），孙秋云对电视传播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研究（2014年）等。这类研究基于以下事实：一是乡村现实的变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社会老龄化、主体空心化、去道德化等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需要在理论探讨时以问题的解决为导向；二是政策推动，官方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了不同学科的将研究触角投向乡村。
此类交叉性研究，大都属于课题项目的策略性研究，对理论的推进虽然很有限，但却直面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学者基于乡村的实际调研，探讨了农业科技传播方式、效果及其创新。本文认为，当前农业科技信息传播主要有四种方式，分别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式农业科技传播、以市场为主体的农资企业信息推广、以各类传媒为主体的农业科技信息扩散、以个人为主体的信息生产与人际传播；传播效果方面，个人传播行为实现了最佳效果，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传播行为出现分化，媒介传播整体较弱[21]。本文在对西北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发现，影像的具象化、门槛低等特点成为乡村文化重要的传播载体，影像的“与我相关性”、影像自恋、情景因素、传播路径、影像展观这五大因素对乡村影像传播具有显著性影响，通过分析它们之间的典型关系，构建了“乡村影像传播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22]。本文也提出了乡村文化的“自-他式”传播理论，认为影像“与我相关性”的特性被引进某一社区之后，成为社区成员用来观看自我、进行形象建构的重要方式和平台，由此引发社区成员选择、观看、传递、交换、共享影像的现象。
四、结语
在推进乡村传播研究的过程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促进因素。一是乡村研究组织的成立和推动。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乡村传播研究所的成立，将乡村社会和传播系统都作为研究对象，改变了之前比较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研究。2015年由学者赵月枝在浙江缙云开办的河阳论坛，将乡村传播放在全球关系、城乡关系视角下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乡村主体等理论被引入该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乡村传播研究的“发展主义”范式。从每年一次的学术周活动的主题可以看出，从2015年到2019年，五次论坛主题分别是“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乡土文化复兴：机遇与挑战”“文化主体性与乡村发展：国家、市场与民间的联动”“生态文明与传播：乡村的视野”与“乡村、文化与传播”。第四届论坛的参与人数为50多人，第五届参与人数118人，乡村研究表现出多学科、跨国界、年轻化的趋势。二是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有效弥补了之前以效果为取向的量化研究，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丁未的《流动的家园》、沙垚的《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和文化主体性》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更重要的是第三，正是这样的组织激发了很多年轻学者加入乡村传播的研究队伍中，为该研究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就研究视角而言，乡村传播与其说是一个学科，还不如说是一个领域，需要理论上的兼容并蓄，不能仅仅在传播学的领域内思考问题。赵月枝认为，乡村传播应该是一个融合了各种传播研究的综合领域，应打通彼此的隔阂：“环境传播离不开乡村问题，健康传播也离不开乡村问题，更不用说新媒体了。”[23]因此，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的配合、不同理论之间的碰撞、不同研究视角的交叉，是乡村传播研究必然选择。这一方面取决于乡村传播的复杂性，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错综复杂的联系，单一的思考肯定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是传播理论逃脱西方理论的束缚，结合本土经验进行本土化开发面临的问题，如乡村空心化、老龄化、去道德化、文化沙漠化等问题，是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问题。 就乡村研究的取向而言，本文认为需要在理论建构和现实运用两方面加以体现，在探讨范式转换的同时，充分吸收之前研究的可取之处，不要为批判而批判。在这种意义上，相关交叉研究价值体现在：既将之前相关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乡村传播的研究中，同时考虑到了乡村特殊环境。
就研究方法而言，定量和定性研究在乡村传播学中都得到了提升，丰富了乡村传播路径，但同时更期待经典论著的出现。以2003年之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进为例，虽然成果丰富，但正如郭建斌在《民族志传播：一幅不十分完备的研究地图———基于中文文献的考察》一文中所认为的，大多民族志的作品，还属于“浅描”，难以称得上格尔茨所说的“深描”。在他看来，一是与功夫不够，二是与浮躁的学术环境有关[24]。的确，类似研究缺少像《流动的家园》《街头文化》《礼物的流动》这样功力深厚的著作。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使用上，首先要克服对该研究方法的误解，不能将短期的田野调查等同于民族志，要对该种方法的理论、经典和实践进行深入的了解；其次，参与式行动研究应当是学者提倡的一种方式，改变之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开、知识和行动分开、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分开的做法，参与式行动研究主张行动中的研究、为了行动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起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相互赋权、共同进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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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