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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大戈壁滩上，一望无际。尽管这里现在很荒凉，但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1967年，当李济生第一次来到西北航天实验基地时，眼前是一片沙漠，整个基地没有一点绿色。今天，依旧在秦岭脚下，我国的航天测控综合能力却已跨入世界前列。
作为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中科院院士，李济生先后参与40多颗卫星测控任务，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航天事业。2019年7月28日，李济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辞官当好“牧星人”
20世纪60年代末，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当时，李济生和同事们用简陋的设备，成功预报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经过世界244个城市上空的时间。
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一名老专家的话却点醒了李济生。“咱们的卫星上天了，可轨道精度是多少？谁能说得准确？”对此，大家都沉默不语。
限于当时的技术和装备水平，测控系统只要求计算出卫星运行轨道，对轨道精度并没有具体要求。但一个航天器从发射升空到寿命结束，需要一直被测量与控制，尤其在发生故障时，要及时抢修，保障其正常运转。测定轨道的精度越高，就意味着对卫星控制的水平越高。当时，李济生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制定出中国卫星的精密轨道计算方案。这是作为“牧星人”的职责。
为搞好科研，李济生很早就辞去了行政职务。
从2公里到1米，李济生把卫星像风筝一样拽在手中，“测控”就是他手中牵动风筝的那根线。他寻找各种最佳的计算方法，为中国卫星铺设了一条最精密的轨道。
1971年，李济生开发出了用卫星轨道“预报误差”的方法来确定轨道精度。用这种方法测定的轨道精度为2～5公里，我国卫星定轨的精度首次有了数量概念。但这与发达国家当时已达到的百米级精度相差甚远。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从千米级到百米级精度的艰难历程。”1983年，李济生研究出“微分轨道改进和摄动星历表计算”定轨方案，使卫星定轨精度达到了200米，随后又将这一数字提升到百米级。
此后，与国外的精度赛跑一直在持续。当李济生得知美国和苏联的卫星定轨精度已达到了米级时，他坐不住了。
1984年，在短暂告别测控中心后，李济生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空间实验室潜心进修，用两年时间学完了4年的知识。在学习结束摸底测验中，成绩名列前茅的他选择了回国。
回国后，李济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构思新的精度方案。其中，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在1990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免去了他软件室副主任职务。
当时同事们还以为李济生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才得知，这是他自己再三请辞的结果。李济生很清楚，要再提高卫星定轨精度，就必须把自己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将在国外学习掌握的先进理论应用于中国精密定轨计算中。
又是5年的漫长苦战。在他的带领下，课题组开发出了中国的人造卫星精密定轨理论和技术方案，使定轨精度由原来的百米级提高到米级，赶上了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水平，把中国航天测控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整天埋头于程序与公式里的李济生，对于家庭始终怀有一份歉意。在家中，几乎每顿饭都是妻子做好，盛在碗里，一遍遍地催他来吃。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机房度过，与家人聚少离多。
“许多人说我是‘牧星人’，星是那么好‘牧’的吗？不过，我的确有过牧羊人遇到狂风暴雪时的挣扎，那是一种什么经历啊！有时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回忆起航天测控事业起步时的艰难，李济生曾这样感慨。
硬件不行，软件来顶
虽然有国外的研学经历，但李济生依然把自主创新与民族尊严看得很重。为突破国外技术封锁，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依靠老机器成功编制出通信卫星测控软件调度程序。如今，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老机房里，仍能看到一臺陈旧的老式计算机。在这台320计算机里，储存着一段段李济生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经历。
1983年，我国首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对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是当时我国航天测控领域的难题。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能用于卫星测控计算的，只有两台性能落后的320计算机。
“用这样的设备完成回收卫星，已经相当了不起。如果测控通信卫星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一位参观卫星测控装置的外国专家感叹。随后，李济生在向其请教技术难题时，这位专家却傲慢地说：“对不起，我没带笔记本，想了解的话请到我们国家去。”
“硬件不行，用软件弥补。”航天测控专家、原测控中心主任郝岩把李济生等人找来，提出用科学的测控计划、灵巧的总联程序、精细的软件设计，来弥补计算机处理速度不够和内存不足的缺陷，并从宏观上谈了构想。
李济生面临的挑战就好比用100张床安排500个人睡觉，而且要保证每个人随时都有一张床。为此，李济生废寝忘食，将所有心智都用在攻克该难题上。几个月下来，他的双眼深深凹陷，原本瘦弱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弱。
最后，团队成功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试验卫星定点于离地球3.6万公里的赤道上空。李济生设计的测控软件，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卫星测控史上的“经典之作”。
后来，李济生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时，与那位专家不期而遇。当专家听说李济生正是用那台看似“不可能”的计算机完成测控时，惊讶得睁大了眼睛，直呼“奇迹”！“只有在那时，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自尊、自豪和尊严。”回想起这一幕，李济生曾直言。
愿当“人梯”
在测控中心，李济生的严谨是出了名的。翻开他几十年来的工作笔记，尽管有的已经泛黄褪色，但字迹工整，标点符号一清二楚;设计的各种技术方案，思想新颖、格式整齐。李济生就是用这种严谨的科研作风，感染着身边的青年科技人员。
深谙“后继无人是科学家最大的悲哀”，1992年，从未有过假期的李济生硬着头皮向组织提出了休假申请。这期间，他带着青年科技人员，一同编著出我国首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著《人造卫星精密轨道确定》，并借此机会帮助他们掌握天体力学理论和卫星精密定轨技术。
“我是踩着众人的肩膀一步步上来的。航天测控事业要赢得新世纪，就要培养一大批青年人才，我愿当‘人梯’，让更多的人踩着我的肩膀进步。”1997年底，在西安测控中心为李济生当选中科院院士举行的庆贺会上，李济生说。
一次，在发射一颗新型返回式卫星时，测控中心让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博士黄福铭负责制定变轨控制方案。为稳妥起见，李济生也设计了一套方案。3个月后，两套方案都出炉了。经反复验证，两人设计方式不同，但结果完全一致。
“一边是技术权威，一边是岗位新人，用谁的方案更合适？”正当测控中心领导左右为难时，李济生不假思索地说：“黄福铭是个年轻人，就用他的方案。”在他看来，对于年轻人，既要给机会，也要多鼓励。
最后，按黄福铭的方案，卫星测控顺利完成。为了感谢李济生，黄福铭在成果评奖时，特地将他的名字排在了报奖名单前面。知道这事的李济生，硬是坚持画掉了自己的名字。
在李济生的培养下，一大批青年专家迅速成长起来，担负起航天测控的任务。1999年6月12日，“铱星”补网发射中的卫星轨道计算，便是由李济生亲手培养的一批年轻人主持完成的。
李济生通过一生的付出，实现了50年前他初到实验基地时立下的誓言，为航天测控的后继者们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本刊责任编辑 马星星〕
作为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中科院院士，李济生先后参与40多颗卫星测控任务，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航天事业。2019年7月28日，李济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辞官当好“牧星人”
20世纪60年代末，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当时，李济生和同事们用简陋的设备，成功预报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经过世界244个城市上空的时间。
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一名老专家的话却点醒了李济生。“咱们的卫星上天了，可轨道精度是多少？谁能说得准确？”对此，大家都沉默不语。
限于当时的技术和装备水平，测控系统只要求计算出卫星运行轨道，对轨道精度并没有具体要求。但一个航天器从发射升空到寿命结束，需要一直被测量与控制，尤其在发生故障时，要及时抢修，保障其正常运转。测定轨道的精度越高，就意味着对卫星控制的水平越高。当时，李济生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制定出中国卫星的精密轨道计算方案。这是作为“牧星人”的职责。
为搞好科研，李济生很早就辞去了行政职务。
从2公里到1米，李济生把卫星像风筝一样拽在手中，“测控”就是他手中牵动风筝的那根线。他寻找各种最佳的计算方法，为中国卫星铺设了一条最精密的轨道。
1971年，李济生开发出了用卫星轨道“预报误差”的方法来确定轨道精度。用这种方法测定的轨道精度为2～5公里，我国卫星定轨的精度首次有了数量概念。但这与发达国家当时已达到的百米级精度相差甚远。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从千米级到百米级精度的艰难历程。”1983年，李济生研究出“微分轨道改进和摄动星历表计算”定轨方案，使卫星定轨精度达到了200米，随后又将这一数字提升到百米级。
此后，与国外的精度赛跑一直在持续。当李济生得知美国和苏联的卫星定轨精度已达到了米级时，他坐不住了。
1984年，在短暂告别测控中心后，李济生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空间实验室潜心进修，用两年时间学完了4年的知识。在学习结束摸底测验中，成绩名列前茅的他选择了回国。
回国后，李济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构思新的精度方案。其中，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在1990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免去了他软件室副主任职务。
当时同事们还以为李济生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才得知，这是他自己再三请辞的结果。李济生很清楚，要再提高卫星定轨精度，就必须把自己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将在国外学习掌握的先进理论应用于中国精密定轨计算中。
又是5年的漫长苦战。在他的带领下，课题组开发出了中国的人造卫星精密定轨理论和技术方案，使定轨精度由原来的百米级提高到米级，赶上了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水平，把中国航天测控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整天埋头于程序与公式里的李济生，对于家庭始终怀有一份歉意。在家中，几乎每顿饭都是妻子做好，盛在碗里，一遍遍地催他来吃。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机房度过，与家人聚少离多。
“许多人说我是‘牧星人’，星是那么好‘牧’的吗？不过，我的确有过牧羊人遇到狂风暴雪时的挣扎，那是一种什么经历啊！有时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回忆起航天测控事业起步时的艰难，李济生曾这样感慨。
硬件不行，软件来顶
虽然有国外的研学经历，但李济生依然把自主创新与民族尊严看得很重。为突破国外技术封锁，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依靠老机器成功编制出通信卫星测控软件调度程序。如今，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老机房里，仍能看到一臺陈旧的老式计算机。在这台320计算机里，储存着一段段李济生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经历。
1983年，我国首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对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是当时我国航天测控领域的难题。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能用于卫星测控计算的，只有两台性能落后的320计算机。
“用这样的设备完成回收卫星，已经相当了不起。如果测控通信卫星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一位参观卫星测控装置的外国专家感叹。随后，李济生在向其请教技术难题时，这位专家却傲慢地说：“对不起，我没带笔记本，想了解的话请到我们国家去。”
“硬件不行，用软件弥补。”航天测控专家、原测控中心主任郝岩把李济生等人找来，提出用科学的测控计划、灵巧的总联程序、精细的软件设计，来弥补计算机处理速度不够和内存不足的缺陷，并从宏观上谈了构想。
李济生面临的挑战就好比用100张床安排500个人睡觉，而且要保证每个人随时都有一张床。为此，李济生废寝忘食，将所有心智都用在攻克该难题上。几个月下来，他的双眼深深凹陷，原本瘦弱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弱。
最后，团队成功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试验卫星定点于离地球3.6万公里的赤道上空。李济生设计的测控软件，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卫星测控史上的“经典之作”。
后来，李济生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时，与那位专家不期而遇。当专家听说李济生正是用那台看似“不可能”的计算机完成测控时，惊讶得睁大了眼睛，直呼“奇迹”！“只有在那时，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自尊、自豪和尊严。”回想起这一幕，李济生曾直言。
愿当“人梯”
在测控中心，李济生的严谨是出了名的。翻开他几十年来的工作笔记，尽管有的已经泛黄褪色，但字迹工整，标点符号一清二楚;设计的各种技术方案，思想新颖、格式整齐。李济生就是用这种严谨的科研作风，感染着身边的青年科技人员。
深谙“后继无人是科学家最大的悲哀”，1992年，从未有过假期的李济生硬着头皮向组织提出了休假申请。这期间，他带着青年科技人员，一同编著出我国首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著《人造卫星精密轨道确定》，并借此机会帮助他们掌握天体力学理论和卫星精密定轨技术。
“我是踩着众人的肩膀一步步上来的。航天测控事业要赢得新世纪，就要培养一大批青年人才，我愿当‘人梯’，让更多的人踩着我的肩膀进步。”1997年底，在西安测控中心为李济生当选中科院院士举行的庆贺会上，李济生说。
一次，在发射一颗新型返回式卫星时，测控中心让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博士黄福铭负责制定变轨控制方案。为稳妥起见，李济生也设计了一套方案。3个月后，两套方案都出炉了。经反复验证，两人设计方式不同，但结果完全一致。
“一边是技术权威，一边是岗位新人，用谁的方案更合适？”正当测控中心领导左右为难时，李济生不假思索地说：“黄福铭是个年轻人，就用他的方案。”在他看来，对于年轻人，既要给机会，也要多鼓励。
最后，按黄福铭的方案，卫星测控顺利完成。为了感谢李济生，黄福铭在成果评奖时，特地将他的名字排在了报奖名单前面。知道这事的李济生，硬是坚持画掉了自己的名字。
在李济生的培养下，一大批青年专家迅速成长起来，担负起航天测控的任务。1999年6月12日，“铱星”补网发射中的卫星轨道计算，便是由李济生亲手培养的一批年轻人主持完成的。
李济生通过一生的付出，实现了50年前他初到实验基地时立下的誓言，为航天测控的后继者们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本刊责任编辑 马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