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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炳军 张 静 路艳艳
摘 要：中国的文学“元典”具有深刻的特质和广泛的价值，其源头地位和典范作用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故在当代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必须给予更有力的关注。为此，我们正着手进行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的编撰工作，正是在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学术研究之基础上，同时又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元典”文读本。
关键词：原典；元典；教学；系年；注析；编撰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典”是与“原典”、“元点”有着密切联系而又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谓“原”，即“本原”(《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典”，即“经籍”(《尚书·五子之歌》伪孔《传》)，故所谓“原典”主要强调“原初”、“原始”的文献学上的原料价值，即文献学类别划分中的一次原始文献。所谓“元”，即“始”(《说文》)；所谓“点”，即某一时段与程度的标志，故所谓“元点”，即探讨“四时之变”、“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其具有哲学的“本原”、“本体”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追本溯源式的理性探讨与根本解释。此外，“元”还包含着价值取向上的倾向。《易·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又有《易·坤》：“上美为元。”《正字通》云：“元，大也。”《尚书·舜典》载：“元，上也。”这些对“元”的解释又都包含着对人类终极性存在状态的关怀，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向往。
而我们要谈的“元典”则是属于文化学意义范畴上的，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 民族精神的建构意义。这样，中国文学的元典性作品就是指那些既有深刻、广阔的原创性意蕴而又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研读这些“元典”作品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的召唤和要求，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需要我们更注重文学“元典”的教学，从而引导学生进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门径，力扬厚重务实的学风，提高学生的原创性能力。这种“知所先后”的训练，无疑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乃至于整个人生进入“知本”、“知至”、“近乎道”(《大学》)的探索之路会大有裨益。
一、中国古代文学“元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民族精神性特质
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文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诸多根本问题，产生了诸多文化“元典”。这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先秦时期，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文明成果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首先，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大多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特质。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楚辞》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与文学“元典”的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文体、意象、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各种文体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其完美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元典”，牢笼千载，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后世诗歌的风雅精神、比兴手法、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和文体句式等无不肇兴于此。又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们标志着叙事文学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滋养尤甚。而且，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可见，这些“元典”作品虽然处在各个文学样式的发生和初创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们凝固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坚固基石，它们是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母体和种子，它们指示了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民族文学的美学潮流和艺术型范。
其次，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含蕴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故具有民族品格、民族魅力特质。如鲁卿穆叔为晋卿范宣子释“死而不朽”时日：“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们的所谓“三不朽”。可见，当先秦时代的士人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追求。同时，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文史哲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正是这种文学观念，使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兼有文化“元典”与文学“元典”的双重身份。这些作为一个民族创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时代涌现出来的文化“元典”，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的集体无意识。先民们将这些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觉和理性的高度，又通过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号将民族的经验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渐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因此，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大厦“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垂范久远的文化指针与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诗性沉郁、创新求变的审美况味和创作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的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不仅对中华民族之民族个性的后世直至未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们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意识与精神财富，能够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使人们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二、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当前教育弊端、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进一步强调：“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首先，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质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在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 育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前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多、空、旧、窄的问题，课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空洞，专业越来越窄。讲析中国古代文学博大深厚的“元典”性作品的课时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文学“史论”的高谈阔论。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知晓，从而产生了严峻的“文化失语症”。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我们的前辈学者正是在熟读文学“元典”的前提下，遵循以小学通经学，再以经学通文学的优良治学传统，而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师”。这些知识大家，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他们的国学根底都很深厚，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大家的重要原因。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尤其是毕业(出站)后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授们和博导们，不懂小学，不通经学，也妄谈文学，甚至以国学“大师”自居，何其悲哉!当然，究其根源，这绝非个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个浮躁时代之悲剧!
学习、承接包含着丰富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的文化“元典”，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我们的国学教育并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奏效的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熏陶而来的底色素质。它将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给青年学子以深刻的内在影响力和整体塑造力。其次，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培养学生具有“支援意识”从而形成原创力的重要手段。
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在我们忙着按照“西学”思想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教育体系的时候，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则开始创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必修课，鼓励学生致力于研读欧洲文学、哲学、社会理论等传统经典名著。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许多大学相继开始开设此类课程。此后，芝加哥大学鉴于当代大学训练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而着手进行强调原创力的培养，他们规定研究生必须完成一定的经典研读课程。美国学者博兰霓(Michael Polanyi)又提出潜移默化积淀的“支援意识”是创造张力的重要来源。这种创造张力非简单的创造力，而是较深层次的开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识而水到渠成的内在爆发力，是致力于开展宏观、质变、大规模受众的飞跃性创造。而培养青年学子原创能力的最主要途径是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形成期产生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思维能力。元典性作品“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类生存状态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作出了最深层次的、最合时代要求、且最富有个性美丽的解答……它常解常新，既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又能够避在发展中造成文明的中断或解体。”正是它们，沉淀为我们所急需的“支援意识”。
正如博兰霓所说，尽管“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原典，所以读者无法知道哪些原典曾对他们发生过哪些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在深入自己专业以后，也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有限数目的原典对他们成熟时期的学术思想产生如何的影响。但事实上，原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开广的观照对这些学生的影响是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而在中国，即使是很多人文基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也“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元典阅读应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加强元典教育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在认识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形成了对技术和物质的盲目崇拜。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重知识、轻修养，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现象，自然会出现文化使命感的丧失和人文精神关怀的淡漠。这种阅读消费的感官化、平庸化、娱乐化，自然会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质人”。而元典作品都以完美的形式展现了一个民族最为优秀的、稳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它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健康向善的感情基调，具有为现代社会“立人”价值功效。这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不论他们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其他社会工作，他们无疑是引导未来社会文化创造与消费的精英与脊梁。从这个意义来讲，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不仅仅是个培养学生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社会文化方向的大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当代社会的问题，而是关系未来社会的问题。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教育管理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文系古代文学“元典”教学的重要性，许多学校也已经开始了有意的尝试。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已经被列为上海市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建设基地，并邀请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草拟了以文学“元典”导读为主、文学史论简析为副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在已经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的9门专业学位课程中，有6门为以文学“元典”研读为主的学位课程。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上海市高等学校本科教育高地建设资助项目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编撰工作，该成果将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教材。正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类作品的教学价值和意义，正是在为学术研究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基础上，又能够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文读本。尽管上述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尝试，但我们相信这种尝试将来会显示可喜的效果和强大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陈立民]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摘 要：中国的文学“元典”具有深刻的特质和广泛的价值，其源头地位和典范作用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故在当代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必须给予更有力的关注。为此，我们正着手进行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的编撰工作，正是在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学术研究之基础上，同时又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元典”文读本。
关键词：原典；元典；教学；系年；注析；编撰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典”是与“原典”、“元点”有着密切联系而又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谓“原”，即“本原”(《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典”，即“经籍”(《尚书·五子之歌》伪孔《传》)，故所谓“原典”主要强调“原初”、“原始”的文献学上的原料价值，即文献学类别划分中的一次原始文献。所谓“元”，即“始”(《说文》)；所谓“点”，即某一时段与程度的标志，故所谓“元点”，即探讨“四时之变”、“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其具有哲学的“本原”、“本体”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追本溯源式的理性探讨与根本解释。此外，“元”还包含着价值取向上的倾向。《易·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又有《易·坤》：“上美为元。”《正字通》云：“元，大也。”《尚书·舜典》载：“元，上也。”这些对“元”的解释又都包含着对人类终极性存在状态的关怀，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向往。
而我们要谈的“元典”则是属于文化学意义范畴上的，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 民族精神的建构意义。这样，中国文学的元典性作品就是指那些既有深刻、广阔的原创性意蕴而又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研读这些“元典”作品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的召唤和要求，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需要我们更注重文学“元典”的教学，从而引导学生进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门径，力扬厚重务实的学风，提高学生的原创性能力。这种“知所先后”的训练，无疑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乃至于整个人生进入“知本”、“知至”、“近乎道”(《大学》)的探索之路会大有裨益。
一、中国古代文学“元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民族精神性特质
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文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诸多根本问题，产生了诸多文化“元典”。这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先秦时期，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文明成果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首先，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大多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特质。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楚辞》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与文学“元典”的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文体、意象、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各种文体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其完美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元典”，牢笼千载，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后世诗歌的风雅精神、比兴手法、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和文体句式等无不肇兴于此。又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们标志着叙事文学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滋养尤甚。而且，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可见，这些“元典”作品虽然处在各个文学样式的发生和初创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们凝固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坚固基石，它们是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母体和种子，它们指示了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民族文学的美学潮流和艺术型范。
其次，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含蕴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故具有民族品格、民族魅力特质。如鲁卿穆叔为晋卿范宣子释“死而不朽”时日：“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们的所谓“三不朽”。可见，当先秦时代的士人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追求。同时，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文史哲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正是这种文学观念，使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兼有文化“元典”与文学“元典”的双重身份。这些作为一个民族创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时代涌现出来的文化“元典”，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的集体无意识。先民们将这些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觉和理性的高度，又通过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号将民族的经验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渐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因此，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大厦“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垂范久远的文化指针与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诗性沉郁、创新求变的审美况味和创作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的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不仅对中华民族之民族个性的后世直至未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们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意识与精神财富，能够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使人们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二、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当前教育弊端、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进一步强调：“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首先，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质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在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 育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前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多、空、旧、窄的问题，课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空洞，专业越来越窄。讲析中国古代文学博大深厚的“元典”性作品的课时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文学“史论”的高谈阔论。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知晓，从而产生了严峻的“文化失语症”。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我们的前辈学者正是在熟读文学“元典”的前提下，遵循以小学通经学，再以经学通文学的优良治学传统，而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师”。这些知识大家，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他们的国学根底都很深厚，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大家的重要原因。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尤其是毕业(出站)后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授们和博导们，不懂小学，不通经学，也妄谈文学，甚至以国学“大师”自居，何其悲哉!当然，究其根源，这绝非个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个浮躁时代之悲剧!
学习、承接包含着丰富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的文化“元典”，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我们的国学教育并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奏效的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熏陶而来的底色素质。它将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给青年学子以深刻的内在影响力和整体塑造力。其次，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培养学生具有“支援意识”从而形成原创力的重要手段。
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在我们忙着按照“西学”思想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教育体系的时候，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则开始创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必修课，鼓励学生致力于研读欧洲文学、哲学、社会理论等传统经典名著。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许多大学相继开始开设此类课程。此后，芝加哥大学鉴于当代大学训练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而着手进行强调原创力的培养，他们规定研究生必须完成一定的经典研读课程。美国学者博兰霓(Michael Polanyi)又提出潜移默化积淀的“支援意识”是创造张力的重要来源。这种创造张力非简单的创造力，而是较深层次的开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识而水到渠成的内在爆发力，是致力于开展宏观、质变、大规模受众的飞跃性创造。而培养青年学子原创能力的最主要途径是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形成期产生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思维能力。元典性作品“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类生存状态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作出了最深层次的、最合时代要求、且最富有个性美丽的解答……它常解常新，既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又能够避在发展中造成文明的中断或解体。”正是它们，沉淀为我们所急需的“支援意识”。
正如博兰霓所说，尽管“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原典，所以读者无法知道哪些原典曾对他们发生过哪些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在深入自己专业以后，也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有限数目的原典对他们成熟时期的学术思想产生如何的影响。但事实上，原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开广的观照对这些学生的影响是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而在中国，即使是很多人文基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也“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元典阅读应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加强元典教育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在认识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形成了对技术和物质的盲目崇拜。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重知识、轻修养，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现象，自然会出现文化使命感的丧失和人文精神关怀的淡漠。这种阅读消费的感官化、平庸化、娱乐化，自然会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质人”。而元典作品都以完美的形式展现了一个民族最为优秀的、稳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它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健康向善的感情基调，具有为现代社会“立人”价值功效。这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不论他们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其他社会工作，他们无疑是引导未来社会文化创造与消费的精英与脊梁。从这个意义来讲，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不仅仅是个培养学生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社会文化方向的大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当代社会的问题，而是关系未来社会的问题。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教育管理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文系古代文学“元典”教学的重要性，许多学校也已经开始了有意的尝试。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已经被列为上海市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建设基地，并邀请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草拟了以文学“元典”导读为主、文学史论简析为副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在已经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的9门专业学位课程中，有6门为以文学“元典”研读为主的学位课程。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上海市高等学校本科教育高地建设资助项目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编撰工作，该成果将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教材。正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类作品的教学价值和意义，正是在为学术研究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基础上，又能够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文读本。尽管上述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尝试，但我们相信这种尝试将来会显示可喜的效果和强大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陈立民]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