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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岸摄影界交流愈发频繁的当下，蔡榮豐是很少被提及的台湾摄影师，这印证了他一贯低调、内敛的性格。如果稍加打探，便知道，他算得上是“台湾摄影界的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无论政商权贵，还是轮番红上来的巨星，都在他的镜头前来来往往。按快门近40年来，他手里捏着一部台湾名利场断代史。
在没见到蔡榮豐之前，就常听他在台湾媒体圈的大学同学提起，在他们的认知里，蔡榮豐大概是台湾摄影界里，唯一可以靠摄影过得衣食无虞，并且活得很好的摄影师。
在频繁的间接介绍中，我已隐约觉知蔡榮豐的强大气场。想象中，他应如金庸笔下的高人，一身绝世武艺，避世于山林之中。
第一次见蔡榮豐，是在台北敦化南路的一家西餐厅内。他头发略长及肩，提着一个深色布包走下楼梯，穿着在日本买的三宅一生的休闲西装外套，艺术气浓厚，这是我在台湾很少见到的摄影师打扮。
他面带笑容，轻声拖动椅子坐下。在餐厅的柔和灯光下，他看起来很放松，但眼神流露出些许谨慎，即便如此，能量不小，似乎环顾一周，便能人事洞明。
一口红酒后，他更放松了些，说：“这是近一年来我第一次喝红酒。”红酒一直是蔡榮豐的生活必需品，每天晚餐，他一定会来一杯。但近两年，他患上胃食道逆流，暂时停掉了红酒，此外，还有咖啡。工作强度和密度是直接原因，而更契合蔡榮豐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焦虑。
焦虑，在于转身之困
一直以来，蔡榮豐都在自我艺术追求和诸多的现实责任之间，辛苦地拔河、拉锯。
身上肩负的家庭、公司、社会等责任，驱动他永不懈怠、持续向前，这的确成就了蔡榮豐的事业。除去事业的辉煌亮丽，人们对他内心的挣扎，却一无所知。
蔡榮豐几次三番被焦虑笼罩，一心想要转身的职业生涯，他很少在人前提起。但回顾他的职业过往，我们哪怕只掀开冰山一角，便可一窥他的显赫江湖。
1980年代，台湾的演艺圈曾流传一句话——“一个明星红不红，看看他有没有被蔡榮豐拍过。”从1980年代到现在，所有在大众媒体上叫得出名号的港台明星，从钟楚红、邓丽君、林青霞、张曼玉、周润发、刘德华，到周杰伦、林志玲等，几乎都在蔡榮豐的镜头前被量身打造过。
到1995年，全球六大唱片公司都进驻台湾，伴随着台湾经济的持续增长，台湾的音像出版市场竞争激烈。在那个台湾唱片业的繁荣时代，蔡榮豐给明星、歌手拍过的卡带封面，就有两百多张。当正惊讶于这个数字的背后，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时，蔡榮豐很平淡地说：“背负那样的期待，怎么能懈怠。”他的回答，成了台湾人在经济起飞年代形成的勤勉努力性格的一个印证。
蔡榮豐绝对是“台湾的安妮·莱博维茨”，不仅最当红的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要找他拍，政商权贵也都纷纷找他。安妮·莱博维茨受邀拍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蔡榮豐所拍摄的名人中，不乏台湾的商界精英：如台塑总裁王永庆、台积电（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忠谋、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等。此外，他还曾受邀专门给马英九等政界人士拍摄正式肖像。
即便事业顺风顺水，但每隔几年，强烈的焦虑感，就会袭击蔡榮豐一次。就像孙悟空永远也飞不过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本事再大，成就再高，他心心念念的，还是纯粹的摄影创作。在蔡榮豐看来，无论是给媒体，还是公司、个人拍摄，他都只是在做着一单单的“委任”工作，都是在激励别人、引渡别人，唯独，忽略了他自己的初心。
1955年，蔡榮豐出生在台湾南部的台南市。童年时，他在老家隔壁的庙里，看着老艺师们做剪贴、雕龙凤，培养了他最初的美学萌芽。高中考入台湾南部最好的男子高中——台南一中，当时，有个高他两届的校友叫李安（华人电影导演），校长是李安的父亲。
升学时，蔡榮豐考入了台北的东吴大学，专业是电子计算机。也许，从念大一开始，蔡榮豐就开始意识到内心的呼唤，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沉浸在计算机的冰冷语言中，当他加入学校摄影社时，可能连自己也没想到，那将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
“那时，我拍的老教授，拍的小孩，大家看了都很感动，便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天份。但是把美女拍美，我倒是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进报社做报道摄影。”
蔡榮豐的选择，跟台湾社会上一辈人的期望不同，他跟李安一样，代表了那个经济开放政治动摇时代的躁动与叛逆，台湾的年轻人开始追求内心的梦想。
大学毕业时，蔡榮豐原本想进报社当摄影记者，但服完兵役后，台湾各报社已无摄影记者的空缺，他进了一家杂志社，开始了同样以摄影为生的另一条职业之路。
这一条路，蔡榮豐走得很拼，很卖命，也很成功，几乎成了台湾人像摄影的一个招牌。一路上，他成了家、立了业，但是，他一直没忘记要转身。
在台北一家约好的咖啡厅里，我见到了蔡榮豐的太太蔡青桦。她一头利落的短发，穿着一件精致的黑色夏姿·陈（SHIATZY CHEN）长外套，搭配一串简单的珍珠项链，散发出成功职业女性的好品味。但在讲到先生蔡榮豐时，蔡太太脸上仍流露出40年前少女般的婉约 ：“从40年前认识我先生，直到现在，我最欣赏他的地方，就是他可以一直为摄影着迷下去，不改初衷。他只要拿起相机，就会忘了自己。”
蔡榮豐几次三番想逃离工作，好潜心创作，但家庭、公司、社会的责任，一次次地把他逼回工作中。他说，每隔两三年，就会抽离一次。东京是他最常去躲清净的地方，他去过不下50次。
“有次，我在餐厅吃饭，完全不想说话，服务员以为我是哑巴，我也轻松，就跟他在菜单上指来指去。”
此刻，我们坐在一幢大楼大堂的活动室里，坐在对面的蔡榮豐低头看着桌面，我心想，对一个内心有所渴望却一直服从于现实责任的人来讲，短暂的出逃是多么有效的精神疗养。
多年来，蔡榮豐在东京、佛罗伦萨、巴黎、纽约、伦敦等地的美术馆间流转，与其说他是在吸收美学养份，在我看来，那更像在为流亡的灵魂寻找归属之地。 “麻疹”，无关金钱名利
即便这样，平均15年，蔡榮豐会被强烈的焦虑感袭击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出麻疹”。
第一次出“麻疹”，蔡榮豐去纽约呆了一个月。“1996年，我去纽约呆了一个月，在那里接触了大学学弟乾琦。”
“乾琦”是蔡榮豐对张乾琦的称呼。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张乾琦，被外界贴上的标签是“唯一一个加入马格南图片社的华人摄影师”。这个在世人眼里报道摄影师的荣耀和光环，在蔡榮豐眼里却有着另一面解读，带着朋友之间的欣赏与疼惜，“那时候，台湾的报道摄影语言渐渐没了，乾琦在美国，他有他的文化宽度，我鼓励他，但他太卖命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健康、精神，甚至连生命都有可能。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坚定地走这条路。”
1996年的张乾琦，已经结束了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摄影记者工作，刚刚被推荐为马格南图片社的预备成员不久，还在持续拍摄他3年后得到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项目：纽约唐人街的非法移民。
张乾琦的卖命坚持，或多或少对有报道摄影情结的蔡榮豐，发出了有力的召唤。
之后的几天，我在台北的一家咖啡厅里，见到了张乾琦。谈起蔡榮豐，他说：“蔡榮豐比我早进入大学7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台湾很有名气的摄影师了。那年在纽约，他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转型。”
在全球艺术大本营的纽约，蔡榮豐身上的“麻疹”病毒被渐渐冲刷干净，他释放掉工作上的焦虑和压力，像一根拉到极限的橡皮筋，突然间恢复弹性。
然而，积累满满能量后回到台湾，等待蔡榮豐的，是目不暇接的拍摄工作，“那都是二三十年来工作结下的缘，每个case都很难推掉”。 工作的好处，是让他财务自由，“我并没有在生活上被追得很辛苦”。所以，他三番五次的焦虑，跟金钱和名利没关系。蔡榮豐在台湾名利场打滚了三四十年，在镜头前后看尽了人的功名利禄，浮浮沉沉，如果名利可以让他内心平静下来，他大概10年前就可以歇着了。
定制，把自己逼到极致
近四十年来，作为一个平面媒体的资深工作者，蔡榮豐的拍摄虽然是在一次次的“委任”下进行，但是，用“高级定制”来形容他的工作，一点都不为过。
受委托给客户拍摄，意味着拍摄要在委托方的要求下进行。但是，蔡榮豐交出的作品，总会超过委托方的预期。
每一次拍摄，他都不断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对于商业委托工作来说，蔡榮豐的做法，似乎有点不计成本，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要这样努力：“我是那种会把自己榨干，把自己逼到极致的人，常会耗到自己能源耗尽了之后，才会喊停。”
1998年，台湾著名歌仔戏团（台湾传统戏曲）“明华园”到巴黎演出，蔡榮豐随团拍摄海报和宣传照。他没有将重点放在舞台拍摄上，而是精心策划，拍出了轰动一时的照片。散场时，他请男女主角站在门口送观众离开，刚被戏曲感动过的观众，为之疯狂。蔡榮豐不仅拍出了歌仔戏的国际化层面，而且拍到了歌仔戏在巴黎受欢迎的热烈氛围，给了委托方一个惊喜，“我做case，基本上会掌握关键的时刻，善尽所有的题材”。
时间回溯到1984年，蔡榮豐为钟楚红拍电影宣传照，“那时的钟楚红在香港刚刚红，在台湾算是新人，我善于挑战新人，要给她不同的面向和可能性。两个小时内，我做出了春、夏、秋、冬四组照片，钟楚红很惊讶台湾居然有这样的摄影师”。
听蔡榮豐的朋友说，钟楚红的照片让他在业界一炮而红。“刘德华在台湾出头两张唱片时，也委托我给他拍。王祖贤一出道，也来找我拍。”
蔡榮豐有自己的解释，“跟新人共同成长，我们会变成很好的工作伙伴和朋友。我用他们自己的条件，给他们做延伸的可能，这也是我的成就，而我也因此继续往前走，这是我的能量来源。如果不这样做，我就觉得对不起我自己。”
可能，正是因为他给你的，永远会超过你的预期。从那时起，蔡榮豐开始在台湾的名流场竖起了一块名牌。
拍人，更是在探讨人性
蔡榮豐对拍人物有着天生的直觉。看到石头雕像，他会产生莫名的感动，那份感动可以让他把雕像拍出人的情感，他也有本事把人拍成雕像，一气呵成，无需加一笔，也无需减一笔。
过硬的技术，是拍人像最基本的内功。早期台湾的几个主要塑身广告，都请蔡榮豐操刀，胶片时代的拍摄，绝不可能像今天可以在电脑上随意进行后期处理。
1973年进入大学后，蔡榮豐才开始接触摄影，他的摄影技术，全靠自学。初入职场的两年，蔡榮豐白天在杂志社上班，晚上回家学习色彩学、空间设计等，常常在摄影台睡着。他自学拍汽车、珠宝等，整整磨了两年基本功。“我要赶快超越我自己！”他的焦虑和不安于现状，一直拉着他向前走。
技术外的其他内功，要靠个人的长期修为。蔡榮豐洞悉人性，三十多年的人像拍摄经历，他不仅是在拍人，更是在探讨人性。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很厉害，看她的文章我很惊讶，她没拍过照，怎么会跟我这么多年拍下来，对人物的观察与感受一样？比如，我发现很多人到我工作室来，他们在照镜子时看到的自己，跟他原本的自己不一样，他们都只是看到想象中的自己，忽略掉很多。”
常年的实践与观察，蔡榮豐有着他拍人物肖像的基本准则，“拍出来的人像首先要像他自己，但是还要把他的境界向上、向善提升，这是人性。”但是，他也懂得如何让人在他的镜头面前坦诚，“还原他是一个人，尊重他是一个人，你不需要改变他，他就还原给你他的本真。”
已在实践中千锤百炼的蔡榮豐，仍旧会很谦卑地去赞扬身边为摄影做出努力的朋友，“摄影我不敢讲太伟大，但是有人性的见证。我很喜欢阮义忠写的书，以及他引进来的关于西方人性摄影大师的书。”在名人面前，他也懂得拿捏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人物摄影师，跟拍大自然一样，不能高估自己，也不能贬低，但回应要温柔。” 洞悉人性外，蔡榮豐有一些自己的拍摄技巧。
“‘任真’很重要，‘任’就是不设防，任其自然，‘认真’的不见得好，其实摄影是可以模糊的，情绪是可以飘的。我不喜欢‘驾驭’这两个字，那违背我的原则，就让他自然散发。我只要刹那，‘不设防’的笑容很淳朴。”
常常，蔡榮豐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要让对方马上“任真”。这并不容易，而他有自己的一套“破冰”方法。
对明星来讲，即使面对镜头老练，但是，要在经历混乱的交通后马上放松下来，也非易事。对此，蔡榮豐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倒杯茶，坐下来，在聊天中带入情景。
“有次，舒淇中午赶过来我这边，接着要赶去香港拍戏，没吃午饭，时间很紧张。我请人买来意大利面，边吃边聊。瞬间，她就变成邻家小女孩，吃东西一样可以拍，出来的照片很棒。”
“我接的case常常如此，重点是前置作业要做得很好”。
对于“前置作业”，蔡榮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拍摄对象的个性、习惯。打个比方，如果打听到对方喜欢某种类型的音乐，他拍照时，会提前准备好十几张CD。
在数码摄影还未普及的年代，早期艺人虽然希望宣传自己，但也不是随便哪个场合都可以拍，他们希望每张图片都完美，就会专门找摄影师拍照以备用。比如，林青霞有新片要发的时候，她都会跟媒体说，你们去找蔡榮豐拿照片。
对女神一般的林青霞来讲，外表已不是重点，摄影师要拍出让她满意的照片，实属不易，要拼内功。十几年间，林青霞的宣传照几乎都会找蔡榮豐拍。
“我喜欢把一个人的成长、转折拍下来，我拍（林）青霞十几年，从1980年拍到她结婚息影，她的灵性之美，每个阶段都有改变。激励她漂亮，她不会笑得出来。我了解她的生活，懂得哪一句话能跟她拉近距离，因为我知道她当时在哪里。人是情绪的，讲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1990年，她的电影《滚滚红尘》拿金马女主角，之后马上进我的棚，我早给她准备好了很多红布挂在棚里。”
蔡榮豐不仅会激励美女，也会激励各种状态下的拍摄对象。“我曾拍过一个歌星，那时他刚不幸入狱后出来，准备复出，状态不振。我当下用拍立得照片激励他，让他看见自己的状态很好。”
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蔡榮豐都有自己的应对之道。
“政治人物强势，我想拍到他们柔性的一面。而商界人物，都很低调。我跟吴念真拍王永庆先生时，是在他的办公室，吴念真录影，我拍照。他讲完一个约20分钟的发言，我们的时间就到了。20分钟不好拍，还只有一个面向，这是一种挑战。”
在跟政治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蔡榮豐也有自己的观察与总结。“拍政治人物时，千万不能跟他讲‘不要紧张’。”
“有一次，我不小心跟萧万长说了‘不要紧张’，他立马不悦，回应‘我怎么会紧张’。但说完，眼神就来了。”蔡榮豐认为，眼神最能精确表现政治人物的个性和特质。
在蔡榮豐那里，总能听到一些有趣的秘闻，但是，他很谨慎，懂得把握分寸，绝不会讲任何一个人的不是。
即使拍过那么多的风云人物，但坐在我对面的蔡榮豐，跟他嘴里讲的那个世界，似乎离得很远，我们好像在聊别人的故事。这大概能从他温和、内敛含蓄的性格中得到解释。“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如果有了相机，我就会马上进入职业状态。拍人物，按快门时我就像是在把对方的脉搏。”
摄影，一种孤单的天职
蔡榮豐40年的摄影之路，盘点起来，灿烂辉煌。但是，在他自己看来，却是一条孤单之路。“工作是天职，是我应尽的责任，但是我会忽略自己，对自己不好。”
“1998年，我在巴黎蒙马特吵闹的画家村里，听到了大提琴的声音，沿着声音，我走到了旁边的一条巷子里，看到一个流浪艺术家正在独奏大提琴，当时，我的眼泪就跟着掉下来。14年后的2012年，我最小的女儿在巴黎读书，竟然还拍到他。她把照片传给我时，我哭到不行。”
这眼泪，是蔡榮豐为自己流的。
“我的心境跟大提琴一样，它能安抚我。平常都给人伴奏，但其实，我想独奏。”
“我想独奏”四个字，他说得很慢，很轻，却很长，声音略带颤抖，眼神充满了迫不及待与渴求。这四个字，如闪电扯过我的心，当下，于无声处听惊雷。
“40年了，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摄影。”这话说得有些沉重，“但我不会很严肃地看待它，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生活。它是我的事业、心灵的延伸。相机拿起来，我就平静下来。”
一直在拍委任的案子，一直在“引渡”别人的蔡榮豐，在近40年的内心角力之后，终于决定要舍弃一切，开始做自己。“去年，我女儿跟我说，巴黎蒙马特拉大提琴的人不在了。他的消失，是给我的警告。”
其实，从2000年开始，在纯粹的艺术创作道路上，蔡榮豐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国际性的关注。
2003年9月，巴西圣保罗国际当代美术馆为庆馆40周年，特邀世界优秀艺术家参展，蔡榮豐就在受邀请的3位摄影师之列。他带去了个人纪实摄影项目《善念的黄河，流向世界吧！》，主题是异国僧侣为台湾9·21大地震劫后余生的台湾行脚祈福。这组作品，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媒体纷纷报道，台北市美术馆也收藏了部分作品。
跟蔡榮豐多次接触下来，他的焦虑和挣扎告诉我，梦想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当我们成家立业，一日日老去，甘愿让生活磨砺了最初的梦想，抱怨现状时却不愿改变，越来越不敢跟自己坦诚相待时，蔡榮豐的挣扎显得多么珍贵，它告诉我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不安于现状，都可以追随自己的信念。
我跟蔡榮豐多次谈起过张乾琦，他心疼张乾琦的玩命和不管不顾。但我想，其实，报道摄影对他有着同样的召唤。终有一天，蔡榮豐会拉响他的大提琴，在台上独放异彩。彼时，他得到的最大宽慰，应该是内心的平静。
在没见到蔡榮豐之前，就常听他在台湾媒体圈的大学同学提起，在他们的认知里，蔡榮豐大概是台湾摄影界里，唯一可以靠摄影过得衣食无虞，并且活得很好的摄影师。
在频繁的间接介绍中，我已隐约觉知蔡榮豐的强大气场。想象中，他应如金庸笔下的高人，一身绝世武艺，避世于山林之中。
第一次见蔡榮豐，是在台北敦化南路的一家西餐厅内。他头发略长及肩，提着一个深色布包走下楼梯，穿着在日本买的三宅一生的休闲西装外套，艺术气浓厚，这是我在台湾很少见到的摄影师打扮。
他面带笑容，轻声拖动椅子坐下。在餐厅的柔和灯光下，他看起来很放松，但眼神流露出些许谨慎，即便如此，能量不小，似乎环顾一周，便能人事洞明。
一口红酒后，他更放松了些，说：“这是近一年来我第一次喝红酒。”红酒一直是蔡榮豐的生活必需品，每天晚餐，他一定会来一杯。但近两年，他患上胃食道逆流，暂时停掉了红酒，此外，还有咖啡。工作强度和密度是直接原因，而更契合蔡榮豐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焦虑。
焦虑，在于转身之困
一直以来，蔡榮豐都在自我艺术追求和诸多的现实责任之间，辛苦地拔河、拉锯。
身上肩负的家庭、公司、社会等责任，驱动他永不懈怠、持续向前，这的确成就了蔡榮豐的事业。除去事业的辉煌亮丽，人们对他内心的挣扎，却一无所知。
蔡榮豐几次三番被焦虑笼罩，一心想要转身的职业生涯，他很少在人前提起。但回顾他的职业过往，我们哪怕只掀开冰山一角，便可一窥他的显赫江湖。
1980年代，台湾的演艺圈曾流传一句话——“一个明星红不红，看看他有没有被蔡榮豐拍过。”从1980年代到现在，所有在大众媒体上叫得出名号的港台明星，从钟楚红、邓丽君、林青霞、张曼玉、周润发、刘德华，到周杰伦、林志玲等，几乎都在蔡榮豐的镜头前被量身打造过。
到1995年，全球六大唱片公司都进驻台湾，伴随着台湾经济的持续增长，台湾的音像出版市场竞争激烈。在那个台湾唱片业的繁荣时代，蔡榮豐给明星、歌手拍过的卡带封面，就有两百多张。当正惊讶于这个数字的背后，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时，蔡榮豐很平淡地说：“背负那样的期待，怎么能懈怠。”他的回答，成了台湾人在经济起飞年代形成的勤勉努力性格的一个印证。
蔡榮豐绝对是“台湾的安妮·莱博维茨”，不仅最当红的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要找他拍，政商权贵也都纷纷找他。安妮·莱博维茨受邀拍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蔡榮豐所拍摄的名人中，不乏台湾的商界精英：如台塑总裁王永庆、台积电（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忠谋、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等。此外，他还曾受邀专门给马英九等政界人士拍摄正式肖像。
即便事业顺风顺水，但每隔几年，强烈的焦虑感，就会袭击蔡榮豐一次。就像孙悟空永远也飞不过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本事再大，成就再高，他心心念念的，还是纯粹的摄影创作。在蔡榮豐看来，无论是给媒体，还是公司、个人拍摄，他都只是在做着一单单的“委任”工作，都是在激励别人、引渡别人，唯独，忽略了他自己的初心。
1955年，蔡榮豐出生在台湾南部的台南市。童年时，他在老家隔壁的庙里，看着老艺师们做剪贴、雕龙凤，培养了他最初的美学萌芽。高中考入台湾南部最好的男子高中——台南一中，当时，有个高他两届的校友叫李安（华人电影导演），校长是李安的父亲。
升学时，蔡榮豐考入了台北的东吴大学，专业是电子计算机。也许，从念大一开始，蔡榮豐就开始意识到内心的呼唤，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沉浸在计算机的冰冷语言中，当他加入学校摄影社时，可能连自己也没想到，那将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
“那时，我拍的老教授，拍的小孩，大家看了都很感动，便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天份。但是把美女拍美，我倒是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进报社做报道摄影。”
蔡榮豐的选择，跟台湾社会上一辈人的期望不同，他跟李安一样，代表了那个经济开放政治动摇时代的躁动与叛逆，台湾的年轻人开始追求内心的梦想。
大学毕业时，蔡榮豐原本想进报社当摄影记者，但服完兵役后，台湾各报社已无摄影记者的空缺，他进了一家杂志社，开始了同样以摄影为生的另一条职业之路。
这一条路，蔡榮豐走得很拼，很卖命，也很成功，几乎成了台湾人像摄影的一个招牌。一路上，他成了家、立了业，但是，他一直没忘记要转身。
在台北一家约好的咖啡厅里，我见到了蔡榮豐的太太蔡青桦。她一头利落的短发，穿着一件精致的黑色夏姿·陈（SHIATZY CHEN）长外套，搭配一串简单的珍珠项链，散发出成功职业女性的好品味。但在讲到先生蔡榮豐时，蔡太太脸上仍流露出40年前少女般的婉约 ：“从40年前认识我先生，直到现在，我最欣赏他的地方，就是他可以一直为摄影着迷下去，不改初衷。他只要拿起相机，就会忘了自己。”
蔡榮豐几次三番想逃离工作，好潜心创作，但家庭、公司、社会的责任，一次次地把他逼回工作中。他说，每隔两三年，就会抽离一次。东京是他最常去躲清净的地方，他去过不下50次。
“有次，我在餐厅吃饭，完全不想说话，服务员以为我是哑巴，我也轻松，就跟他在菜单上指来指去。”
此刻，我们坐在一幢大楼大堂的活动室里，坐在对面的蔡榮豐低头看着桌面，我心想，对一个内心有所渴望却一直服从于现实责任的人来讲，短暂的出逃是多么有效的精神疗养。
多年来，蔡榮豐在东京、佛罗伦萨、巴黎、纽约、伦敦等地的美术馆间流转，与其说他是在吸收美学养份，在我看来，那更像在为流亡的灵魂寻找归属之地。 “麻疹”，无关金钱名利
即便这样，平均15年，蔡榮豐会被强烈的焦虑感袭击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出麻疹”。
第一次出“麻疹”，蔡榮豐去纽约呆了一个月。“1996年，我去纽约呆了一个月，在那里接触了大学学弟乾琦。”
“乾琦”是蔡榮豐对张乾琦的称呼。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张乾琦，被外界贴上的标签是“唯一一个加入马格南图片社的华人摄影师”。这个在世人眼里报道摄影师的荣耀和光环，在蔡榮豐眼里却有着另一面解读，带着朋友之间的欣赏与疼惜，“那时候，台湾的报道摄影语言渐渐没了，乾琦在美国，他有他的文化宽度，我鼓励他，但他太卖命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健康、精神，甚至连生命都有可能。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坚定地走这条路。”
1996年的张乾琦，已经结束了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摄影记者工作，刚刚被推荐为马格南图片社的预备成员不久，还在持续拍摄他3年后得到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项目：纽约唐人街的非法移民。
张乾琦的卖命坚持，或多或少对有报道摄影情结的蔡榮豐，发出了有力的召唤。
之后的几天，我在台北的一家咖啡厅里，见到了张乾琦。谈起蔡榮豐，他说：“蔡榮豐比我早进入大学7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台湾很有名气的摄影师了。那年在纽约，他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转型。”
在全球艺术大本营的纽约，蔡榮豐身上的“麻疹”病毒被渐渐冲刷干净，他释放掉工作上的焦虑和压力，像一根拉到极限的橡皮筋，突然间恢复弹性。
然而，积累满满能量后回到台湾，等待蔡榮豐的，是目不暇接的拍摄工作，“那都是二三十年来工作结下的缘，每个case都很难推掉”。 工作的好处，是让他财务自由，“我并没有在生活上被追得很辛苦”。所以，他三番五次的焦虑，跟金钱和名利没关系。蔡榮豐在台湾名利场打滚了三四十年，在镜头前后看尽了人的功名利禄，浮浮沉沉，如果名利可以让他内心平静下来，他大概10年前就可以歇着了。
定制，把自己逼到极致
近四十年来，作为一个平面媒体的资深工作者，蔡榮豐的拍摄虽然是在一次次的“委任”下进行，但是，用“高级定制”来形容他的工作，一点都不为过。
受委托给客户拍摄，意味着拍摄要在委托方的要求下进行。但是，蔡榮豐交出的作品，总会超过委托方的预期。
每一次拍摄，他都不断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对于商业委托工作来说，蔡榮豐的做法，似乎有点不计成本，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要这样努力：“我是那种会把自己榨干，把自己逼到极致的人，常会耗到自己能源耗尽了之后，才会喊停。”
1998年，台湾著名歌仔戏团（台湾传统戏曲）“明华园”到巴黎演出，蔡榮豐随团拍摄海报和宣传照。他没有将重点放在舞台拍摄上，而是精心策划，拍出了轰动一时的照片。散场时，他请男女主角站在门口送观众离开，刚被戏曲感动过的观众，为之疯狂。蔡榮豐不仅拍出了歌仔戏的国际化层面，而且拍到了歌仔戏在巴黎受欢迎的热烈氛围，给了委托方一个惊喜，“我做case，基本上会掌握关键的时刻，善尽所有的题材”。
时间回溯到1984年，蔡榮豐为钟楚红拍电影宣传照，“那时的钟楚红在香港刚刚红，在台湾算是新人，我善于挑战新人，要给她不同的面向和可能性。两个小时内，我做出了春、夏、秋、冬四组照片，钟楚红很惊讶台湾居然有这样的摄影师”。
听蔡榮豐的朋友说，钟楚红的照片让他在业界一炮而红。“刘德华在台湾出头两张唱片时，也委托我给他拍。王祖贤一出道，也来找我拍。”
蔡榮豐有自己的解释，“跟新人共同成长，我们会变成很好的工作伙伴和朋友。我用他们自己的条件，给他们做延伸的可能，这也是我的成就，而我也因此继续往前走，这是我的能量来源。如果不这样做，我就觉得对不起我自己。”
可能，正是因为他给你的，永远会超过你的预期。从那时起，蔡榮豐开始在台湾的名流场竖起了一块名牌。
拍人，更是在探讨人性
蔡榮豐对拍人物有着天生的直觉。看到石头雕像，他会产生莫名的感动，那份感动可以让他把雕像拍出人的情感，他也有本事把人拍成雕像，一气呵成，无需加一笔，也无需减一笔。
过硬的技术，是拍人像最基本的内功。早期台湾的几个主要塑身广告，都请蔡榮豐操刀，胶片时代的拍摄，绝不可能像今天可以在电脑上随意进行后期处理。
1973年进入大学后，蔡榮豐才开始接触摄影，他的摄影技术，全靠自学。初入职场的两年，蔡榮豐白天在杂志社上班，晚上回家学习色彩学、空间设计等，常常在摄影台睡着。他自学拍汽车、珠宝等，整整磨了两年基本功。“我要赶快超越我自己！”他的焦虑和不安于现状，一直拉着他向前走。
技术外的其他内功，要靠个人的长期修为。蔡榮豐洞悉人性，三十多年的人像拍摄经历，他不仅是在拍人，更是在探讨人性。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很厉害，看她的文章我很惊讶，她没拍过照，怎么会跟我这么多年拍下来，对人物的观察与感受一样？比如，我发现很多人到我工作室来，他们在照镜子时看到的自己，跟他原本的自己不一样，他们都只是看到想象中的自己，忽略掉很多。”
常年的实践与观察，蔡榮豐有着他拍人物肖像的基本准则，“拍出来的人像首先要像他自己，但是还要把他的境界向上、向善提升，这是人性。”但是，他也懂得如何让人在他的镜头面前坦诚，“还原他是一个人，尊重他是一个人，你不需要改变他，他就还原给你他的本真。”
已在实践中千锤百炼的蔡榮豐，仍旧会很谦卑地去赞扬身边为摄影做出努力的朋友，“摄影我不敢讲太伟大，但是有人性的见证。我很喜欢阮义忠写的书，以及他引进来的关于西方人性摄影大师的书。”在名人面前，他也懂得拿捏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人物摄影师，跟拍大自然一样，不能高估自己，也不能贬低，但回应要温柔。” 洞悉人性外，蔡榮豐有一些自己的拍摄技巧。
“‘任真’很重要，‘任’就是不设防，任其自然，‘认真’的不见得好，其实摄影是可以模糊的，情绪是可以飘的。我不喜欢‘驾驭’这两个字，那违背我的原则，就让他自然散发。我只要刹那，‘不设防’的笑容很淳朴。”
常常，蔡榮豐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要让对方马上“任真”。这并不容易，而他有自己的一套“破冰”方法。
对明星来讲，即使面对镜头老练，但是，要在经历混乱的交通后马上放松下来，也非易事。对此，蔡榮豐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倒杯茶，坐下来，在聊天中带入情景。
“有次，舒淇中午赶过来我这边，接着要赶去香港拍戏，没吃午饭，时间很紧张。我请人买来意大利面，边吃边聊。瞬间，她就变成邻家小女孩，吃东西一样可以拍，出来的照片很棒。”
“我接的case常常如此，重点是前置作业要做得很好”。
对于“前置作业”，蔡榮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拍摄对象的个性、习惯。打个比方，如果打听到对方喜欢某种类型的音乐，他拍照时，会提前准备好十几张CD。
在数码摄影还未普及的年代，早期艺人虽然希望宣传自己，但也不是随便哪个场合都可以拍，他们希望每张图片都完美，就会专门找摄影师拍照以备用。比如，林青霞有新片要发的时候，她都会跟媒体说，你们去找蔡榮豐拿照片。
对女神一般的林青霞来讲，外表已不是重点，摄影师要拍出让她满意的照片，实属不易，要拼内功。十几年间，林青霞的宣传照几乎都会找蔡榮豐拍。
“我喜欢把一个人的成长、转折拍下来，我拍（林）青霞十几年，从1980年拍到她结婚息影，她的灵性之美，每个阶段都有改变。激励她漂亮，她不会笑得出来。我了解她的生活，懂得哪一句话能跟她拉近距离，因为我知道她当时在哪里。人是情绪的，讲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1990年，她的电影《滚滚红尘》拿金马女主角，之后马上进我的棚，我早给她准备好了很多红布挂在棚里。”
蔡榮豐不仅会激励美女，也会激励各种状态下的拍摄对象。“我曾拍过一个歌星，那时他刚不幸入狱后出来，准备复出，状态不振。我当下用拍立得照片激励他，让他看见自己的状态很好。”
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蔡榮豐都有自己的应对之道。
“政治人物强势，我想拍到他们柔性的一面。而商界人物，都很低调。我跟吴念真拍王永庆先生时，是在他的办公室，吴念真录影，我拍照。他讲完一个约20分钟的发言，我们的时间就到了。20分钟不好拍，还只有一个面向，这是一种挑战。”
在跟政治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蔡榮豐也有自己的观察与总结。“拍政治人物时，千万不能跟他讲‘不要紧张’。”
“有一次，我不小心跟萧万长说了‘不要紧张’，他立马不悦，回应‘我怎么会紧张’。但说完，眼神就来了。”蔡榮豐认为，眼神最能精确表现政治人物的个性和特质。
在蔡榮豐那里，总能听到一些有趣的秘闻，但是，他很谨慎，懂得把握分寸，绝不会讲任何一个人的不是。
即使拍过那么多的风云人物，但坐在我对面的蔡榮豐，跟他嘴里讲的那个世界，似乎离得很远，我们好像在聊别人的故事。这大概能从他温和、内敛含蓄的性格中得到解释。“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如果有了相机，我就会马上进入职业状态。拍人物，按快门时我就像是在把对方的脉搏。”
摄影，一种孤单的天职
蔡榮豐40年的摄影之路，盘点起来，灿烂辉煌。但是，在他自己看来，却是一条孤单之路。“工作是天职，是我应尽的责任，但是我会忽略自己，对自己不好。”
“1998年，我在巴黎蒙马特吵闹的画家村里，听到了大提琴的声音，沿着声音，我走到了旁边的一条巷子里，看到一个流浪艺术家正在独奏大提琴，当时，我的眼泪就跟着掉下来。14年后的2012年，我最小的女儿在巴黎读书，竟然还拍到他。她把照片传给我时，我哭到不行。”
这眼泪，是蔡榮豐为自己流的。
“我的心境跟大提琴一样，它能安抚我。平常都给人伴奏，但其实，我想独奏。”
“我想独奏”四个字，他说得很慢，很轻，却很长，声音略带颤抖，眼神充满了迫不及待与渴求。这四个字，如闪电扯过我的心，当下，于无声处听惊雷。
“40年了，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摄影。”这话说得有些沉重，“但我不会很严肃地看待它，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生活。它是我的事业、心灵的延伸。相机拿起来，我就平静下来。”
一直在拍委任的案子，一直在“引渡”别人的蔡榮豐，在近40年的内心角力之后，终于决定要舍弃一切，开始做自己。“去年，我女儿跟我说，巴黎蒙马特拉大提琴的人不在了。他的消失，是给我的警告。”
其实，从2000年开始，在纯粹的艺术创作道路上，蔡榮豐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国际性的关注。
2003年9月，巴西圣保罗国际当代美术馆为庆馆40周年，特邀世界优秀艺术家参展，蔡榮豐就在受邀请的3位摄影师之列。他带去了个人纪实摄影项目《善念的黄河，流向世界吧！》，主题是异国僧侣为台湾9·21大地震劫后余生的台湾行脚祈福。这组作品，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媒体纷纷报道，台北市美术馆也收藏了部分作品。
跟蔡榮豐多次接触下来，他的焦虑和挣扎告诉我，梦想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当我们成家立业，一日日老去，甘愿让生活磨砺了最初的梦想，抱怨现状时却不愿改变，越来越不敢跟自己坦诚相待时，蔡榮豐的挣扎显得多么珍贵，它告诉我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不安于现状，都可以追随自己的信念。
我跟蔡榮豐多次谈起过张乾琦，他心疼张乾琦的玩命和不管不顾。但我想，其实，报道摄影对他有着同样的召唤。终有一天，蔡榮豐会拉响他的大提琴，在台上独放异彩。彼时，他得到的最大宽慰，应该是内心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