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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蜥蜴
在克拉玛依乌尔禾的戈壁滩上，生活着大量的蜥蜴。那儿的蜥蜴与内地蜥蜴最大的不同，是沉着好静，气定神闲。
我本不太喜欢拍照片，但在乌尔禾的戈壁滩上，还是用手机拍了不少蜥蜴照片。这是因为，那些蜥蜴似乎太喜欢照相了，总是摆出一副“要照相”“想照相”的摆拍姿势。几乎每一只蜥蜴，都是高昂着头，独立在凸起的戈壁石上。并且，它们很挑剔，不怎么喜欢普通的戈壁石，多是选择色泽鲜艳的金丝玉石。面对它们如此时尚又现代的站姿、神态，我也就不由自主地把手机镜头对准它们。
现在，我身边的金丝玉石之上，又有一只蜥蜴。它像更多的蜥蜴一样，也是高昂着头，迎风站立。不过，它的情形与别的蜥蜴略有不同，它所在的那块金丝玉石的四周，全都是灰色的砂石，致使它看上去特别显眼，有“别具一格”“鹤立鸡群”的感觉。
都说戈壁辽远，生命如海。我又觉得，它，也是它们，如此高高地站在金丝玉石上，可能是在痴情地等待或守望什么。此时，这个它，也不知是什么身份，孤儿、流浪汉、头领，还是一个王子？其实，不仅它，整个乌尔禾戈壁滩上的蜥蜴族群、蜥蜴部落也都在等待或守望之中。当然，它们也有可能不是在等待或守望什么，而是肩负着一份使命，一份不为人类所知的使命。因为，它们的眼神里有笃信，有苍凉，也有远方。
这次，我不拍照了，我把整块金丝玉石都拿了起来。可蜥蜴，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依然一动不动，即便是眼睛，也一眨不眨。那从容，那淡定，就像入定的高僧。我把它从金丝玉石上轻轻提起，放到左手背上。这时，它终于动了一下，不过，也只是微微动了一下，紧接着，就又回到自己的入定状态了。
我向它吹了口气，它不动。我用指头肚轻按它，它不动。我对着它喊，它不动。我敲打金丝玉石，它不动。有一股风吹了过来，它也依然不动。这时，旁边的一位同行者，凑了过来，笑着说，“这戈壁滩上的小生灵，由于平时很少与人打交道，所以也就不知人性中的恶，更不知人间江湖之险，胆子都大着呢，根本不怕人。”
当然了，我是欣赏蜥蜴的这个态度的！那纹风不动、静如止水的模样，仿佛要向我强调：它才是这儿的主人，头顶的太阳和天空是它的;方圆千里的戈壁滩是它的;俯拾即是、不可计数的金丝玉石，也是它的。
天道刚健，地势壮丽。它傲视苍茫、独立于乌尔禾戈壁的雄奇姿势，让我从心底惊叹：这才是大骄傲、大从容，这才是王者气概！
在它面前，我不自觉地就改变了看法：不再视它为极弱小的小动物，原本想“逗它玩儿”的想法不见了。它的镇定，它的沉着，它的专注，它的凝思，彻底震撼了我、感染了我，让我忍不住对它生起一份敬意。我小心翼翼地，小心翼翼地，再次把它放回到金丝玉石上。
要走了，我向它摆了摆手。这时，不可思议的是，它先是眨了一下眼，紧接着头部动了动，居然把身体转向了我。
就是它这一转身，让我心头一热，有种说不出的知足与感动。我不由得，再次向它挥了挥手。
古尔班通古特少年
勘探队驻地所在地，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部边缘地带一个半废弃的小镇。
太阳出来后，尤其中午时分，随着气温的相对回升，驻地大院一条几百米长的空旷大街上，总是会有三个老太太在散步。
大街尽管不长，却是小镇的中心大街。三个老太太并排，也不说话，只管踩着雪，在大街上慢慢地从北走到南，再从南走到北。然后再从北走到南……
每天除此之外，大街上似乎不再有任何人。
大街向东300米，是一条商业街。商业街上有一个邮局，不知什么原因已关门。有一家银行，门上贴着封条。店铺也大都关闭，不少铁门生着锈，窗框上倒挂的冰凌有一尺多长。开着门的，共有三家：一个小超市，一个包子铺，一个理发店。
大街向西200米，街北有一个电力收费所。收费所不大，铁栅欄门，房子方方正正，里面有个员工，生着煤炭炉在烤火。我上工地或是散步，都会路过收费所，可我从没见过铁栅栏门打开过，也从没见过有人到里面办业务。
过了收费所，是六七栋住宅楼。住宅楼高四层，墙体米黄色，所有楼道都是敞开的，不设防盗门。夜里，我站在楼下看，窗口大部分是黑的，有灯光的窗口不足七八个。
在这小镇上住久了，我感到特别沉闷、特别压抑，急切想看到活泼的、年轻的、春天的花草一样具有丰盈生命力的物象或人。
直到星期五的一个傍晚，我在中心大街散步，突然走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自从来到这个小镇，还从没遇到过小孩子或是年轻人。我站定了看，果真是个少年，蓝色校服，戴着眼镜，背上还有一个大书包。
我走上前，向少年打招呼。少年听到我在叫他，像滑冰运动员一样，从结冰的雪面上一个急滑步，转过身，然后站定，说了声“叔叔好”。
“你刚放学？”
“是呀，我在新湖总厂上学。”
新湖总厂我去过，在四十公里外，比较繁华，规模近似于一个县城。
“这么远，你是怎么回来的？”
“有个中巴车，一天一班。”
“这小镇上，除了你，还有小孩子吗？”
“小镇上没有了，不过小镇外面还有两个。”
“今年多大了？”
“再有两个月，就十三岁了。”
“你家在哪儿？”
“前面那栋楼就是。”少年边说边用手指。
少年停了停，接着说：“很多人都搬到新湖总厂去了，我家没钱搬走，因为我爸爸有病，提前内退了，妈妈没有工作。”
“哦，那你早点儿回家吧！”
“谢谢叔叔！”少年向前走了一步，又停住，转过身来说，“不过，我姑姑家搬走了，还在新湖总厂买了房子！”
我点了点头。想对他说点儿啥，却又不知该怎么说。末了我微笑着说：“小朋友，你是好样的，再见！” 少年踩着结冰的积雪，往住宅楼那边走去。
由于光线昏暗，不几分钟，少年的身影就看不清了，我眼前只有一条歪歪斜斜的冰雪小路。
少年都走了很久了，我却还在原地踱步徘徊。望一望那几栋几近腾空的住宅楼，望一望小镇寂寥又寒冷的夜色，内心涌上的是一种无以言说的滋味——作为小镇上唯一的小孩子，当然也是唯一的少年，他是快乐的？还是无助的？他内心怀着的是自卑，还是骄傲？我还在想，一个沙漠边缘长大的少年，还害怕荒凉与孤独吗？所谓的荒凉与孤独，会不会已是他沙漠冰狐一样的生命底色？
然而那一刻，答案已不重要。我看到我感受到的，只是一个荒凉的小镇。而小镇背面，是古尔班通古特亘古的孤独。
是千里无人烟。是黄沙。
女炊事员
冬天的柯坪无人区，勘探队一面面的桩号小旗子，贴着地面轻轻招展。那招展，很干冷，很寂寞。
都下午一点多了，又该吃午饭了。桩号小旗子旁，我背对寒风，从方便袋中撕下一角馕，正要吃。同行的电视记者虎子说：“别吃了，我们一会儿进大峡谷，到钻井点的帐篷那儿，找她做点儿热乎饭。”
虎子说的钻井点的那个她，名叫张银莲，1985年出生，来自陕西宁强县，在勘探队给钻井班的几名工人做饭。
既然有热乎饭，我就把又硬又凉的馕放回了方便袋。可半小时过去了，卡车还在戈壁滩上行驶，钻井点并没见着。我问虎子：“你说就一会儿，怎么还不到？”
我这么一问，虎子有点儿慌，扭头向左右两边看了看，皱着眉头说：“这路应该没问题，怎么还不到呢！”他说记忆中，沿着山外戈壁滩走一会儿就有一个山谷进口，从进口向里走三五公里就能见到钻井点。
可我们的卡车都经过好几个山口了，虎子也不敢确定该从哪个山口往里走。后来，遇到勘探队的一辆炸药车，我们就以炸药车为向导，跟着炸药车走。等到了钻井点的帐篷那儿，已是下午五点。
卡车还没停稳，有个女工从帐篷一侧的露天土灶台前直起了身。那女工就是张银莲。
在荒凉至极、空旷至极的无人区，张银莲看上去尽管特别矮小，却又像一大朵盛开的戈壁黄花，分外显眼。卡车停下，虎子走过去。张银莲笑着说：“虎子哥，你怎么又来了？！”
“可把我饿晕了，我胃不好，不敢吃凉的，有啥可吃的？”本就喜欢开玩笑的虎子，扮着鬼脸，把自己的饿说得特别夸张。
“我给你们做刀削面吧，现在就和面。”张银莲说。
“可别做刀削面，那太慢了，有啥快的？”我说。
“下挂面快。”张银莲说。
“那就下挂面，我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虎子说。
就在说话的工夫，张银莲将一大舀子水倒进了锅里。紧接着，她弯下腰，往土灶中塞了一些枯干的黑枸杞枝。她还拿起一根黑枸杞枝说：“你们看，这大峡谷里不长草，不长树，就长这黑枸杞。想不到，黑枸杞枝特别耐烧。”
土灶由三块石头垒成，石头下面是个地坑。对此，我不由得心生感慨，这千万年不曾有丁点儿烟火气的柯坪无人区，居然有了土灶，有了勘探队的烟火。
地坑内，黑枸杞枝烧得旺，风一吹，那淡淡的草灰香特别好闻。
烟火气，让无人区变得温馨、可亲。在我看来，土灶其实并不土，即使一个最简易的土灶，也可让一个人的记忆与思绪，随着噼啪作响的灶火，渐渐抵达天地间最古老的烟火俗世。张银莲往锅中下挂面时，我和虎子又从周边捡了些黑枸杞枝。也就十几分钟，一大锅挂面煮好了。
吃完饭，张银莲陪我们聊了一会儿，还让我们参观帐篷。我掀起帐篷门帘一看，里面有六七个地铺。她说，最右侧那个地铺是她的，她与丈夫的地铺挨着。丈夫一侧，是另外几名工人的地铺。正说着呢，她打了个喷嚏。她不好意思地说她感冒了。她说昨天晚上，睡着睡着，突然冻醒了，用手电筒一照，是風把帐篷门帘刮开了。当时气温有零下七八摄氏度，脸盆里的水都结了冰。她冻得睡不着，就在帐篷外点起一堆篝火取暖。
她说，只要有了篝火，再冷也不可怕了。整个下半夜，她索性不睡觉，披着棉被，坐在篝火旁，边听帐篷内此起彼伏的鼾声，边望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她还说，她也不知为什么，一直特别喜欢星星和月亮。和丈夫吵架不开心了，她就抬头望一望。想家中的娃娃了，她还是抬头望一望。
我和虎子跟她聊了一会儿，就上了卡车，继续赶路。可两天后的一个中午，我们的卡车在戈壁滩上跑着跑着，居然又遇到了张银莲。由于没有吃饭，不得不再次蹭饭。
当时，张银莲所在的钻井点已从大峡谷迁移到了戈壁滩上。吃过饭，虎子说要给她拍摄几个镜头，制作电视新闻用。可是，她的工衣被丈夫穿着上山打井了，帐篷里只剩一件棉工衣。她穿上棉工衣，两手垂在腰间，问虎子行不行。虎子看了看，摇了摇头，说她的棉工衣颜色太暗了。虎子说完，转身从卡车驾驶室拿来一套红色新工衣。
张银莲穿上新工衣，特别开心。她先是以戈壁滩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又以帐篷为背景拍了一组镜头。
在镜头前，她侧身，她笑，她伸展双臂，还向空中挥舞蓝围巾。那一刻，她仿佛不是一名勘探女工，而是一个正在外景地拍片的电影明星。
拍摄完毕，她看上去特别知足，特别快乐。她对虎子说：“虎子哥，我们下周收工回勘探驻地，手机就有网络信号了，到时你能不能挑一张最好看的照片给我，我想发到我的朋友圈。”
虎子很爽快地答应了，还把她的微信号写在小本子上。然后我和虎子上了卡车，继续赶路。
卡车边走我边回头看。发现张银莲在露天土灶前垂手站了一会儿，就掀起帐篷门帘，弓腰进了帐篷。
卡车越走越远，也就十几分钟后，我再回头，已不见帐篷，更不见露天土灶。视野中，唯有淡淡的薄雾，以及一片土褐色戈壁滩……
戈壁诗会
端午这时节，对内地来说已是夏天，在柴达木却是生机勃发的“春天”。 “春天”是戈壁滩的希望，更是诗意萌发之季。那天，从黄瓜梁戈壁滩到勘探队大柴旦驻地的吉普车上，我给勘探队党支部书记老杨提了一个建议，组织一场戈壁篝火诗会。之所以想办诗会，是因为都两个多月了，工人们不是爬雪山、过沼泽，就是穿戈壁、进沙漠，身心都已疲惫，需要停下来感受一下、听一听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再就是，勘探队喜欢诗歌的人特别多，加油工武锋等就时不时把自己写的大作拿给我看。还有，我认为柴达木的戈壁、雪山、湖泊、勘探队，本就是一首首诗歌。
当我说完，老杨微仰起头，考虑了不到三五秒，右手一拍大腿说：“这个想法好！”
回到驻地，老杨把组织诗会的想法说给勘探队队长王磊。可谓是一拍即合，王磊听了也说这个创意好，可以搞。
晚饭后，我、老杨、王磊，还有电视台的虎子，凑在一块商议讨论诗会的具体事宜。
“诗会准备需要多长时间，一周怎样？”老杨说。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现在生产这么忙，我们得加速，后天晚上就举办。”我说。
“这么仓促，会不会准备不充分？”虎子说。
“高速，高效，这是我们勘探人的野外生存本领之一。现在轮到办诗会了，还得高速，高效。我们马上行动，后天晚上完全来得及。”我肯定地说。
商定好方案，我们就把任务分了下去：工农副队长任长浩负责音响设备，后勤副队长郝兆新负责场地，安全副队长赵辉负责调度工地上的闲置车辆，虎子负责录像，我负责诗会统筹。
可是，到了诗会当天的上午，却突然下起不大不小的雨。这让大伙都多了份担心，下雨肯定会影响诗会。下午时分，尽管雨停了，天空却阴云密布，还刮起8级大风。工地上的人通过电台向老杨汇报说，风太大了，人都站不稳。老杨放下话筒，就跟我商量：“要不，我们延期一天？”
按说，延期一天也可。可说来也是奇怪，冥冥之中我总觉得一切都会给篝火诗会让路的。我很肯定地说：“现在我们不怕风大，就怕风弱，你看，8級大风这么猛烈，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刮走天上的乌云，并且它自己也会刮累的。”
老杨见我如此坚决，就决定提早到工地上看看情况。毕竟，诗会现场是戈壁滩腹地的勘探工地，那儿距离勘探队驻地还有70多公里。下午4点，我和老杨离开驻地赶到半路的时候，不但大风没有停，还再次下起了雨。驾驶员老韩说：“这天，我看够呛。”
可即使这样，我还是坚信戈壁滩需要篝火、需要诗歌，雨水和大风也会为了戈壁滩的这份需要而停下来。
天遂我愿，天也遂了戈壁滩的愿，就在距离工地只有十几公里的时候，雨终于停了，天空居然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太阳光，像探照灯光一样，从那个缺口齐刷刷地打了下来。再后来，那束太阳光越来越强，就像一根擎天巨柱。此番景象，让我更加坚信：整个天空将要打开一个新局面。
又过了十几分钟，浓重的乌云中，又有了几个可以漏下阳光的小缺口。我对老杨和老韩说：“你们看西边，天空的缺口正越来越多，用不了多长时间，整个天空都会被打开，天气定会好转。”
谢天谢地，就在我们到达戈壁滩腹地的诗会现场时，随着光束越来越多，大半个天空的乌云终于散去，风也弱了许多。又过了十几分钟，但见西边、北边的天际，来了一大片辉煌又艳丽的彩云和晚霞。而这一切，也被老杨看在眼里，老杨挥着拳头说：“好啊，这大风和满天乌云还真的给我们的诗会让路了！”
诗会原定晚上8点30分开始，可8点不到，勘探工人们已等不及，急切期盼诗会开始，并把堆起的木柴点燃。再后来，随着夜越来越深，篝火也越烧越旺，篝火映亮了万古亘蓝的夜空。
熊熊篝火给我的感觉是：它其实不是篝火，而是一种令戈壁荒滩和众勘探者醒来的生命鼓点儿;篝火，即是戈壁滩的中心、黑夜的中心、勘探队的中心。
晚上8点30分，当老杨站在台上，高声宣布“柴达木戈壁篝火诗会”正式开始时，在场的数百名勘探工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再看夜空正中，一轮特别圆特别亮的月亮，仿佛也接到了诗会通知，就在老杨宣布诗会开始的同时，也准时升了起来。
戈壁滩居然成了闹市，盛况空前。可以说，整个柴达木，无论天上地下，凡是能来参加篝火诗会的，几乎都来了。而我，朗诵的是我刚写的长诗《勘探地球的人》的两个章节，武峰、褚曼等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逐梦高原》《我梦见》等诗篇。小合唱《勘探队员之歌》则像蒙古长调一样，在黑夜的戈壁滩上久久回荡。
诗会后半场，勘探工人的激情，甚至天上明月的激情，已被一首首诗和歌彻底点燃：先是几十名来自大凉山的彝族青年工人献上热情奔放的彝族舞蹈，然后是来自大柴旦的本土工人跳起蒙古族舞蹈，再后来，全场的勘探工人合着响亮的彝族号子共同跳起来，天上的月亮也摇摇晃晃，仿佛翩翩起舞。
夜深了，队长王磊都宣布诗会结束了，依然有不少勘探工人还围着篝火堆跳啊、欢呼啊，迟迟不愿离开。
篝火以及诗歌，让勘探工人们忘记了一天的疲惫，忘记了时间;也让柴达木的戈壁荒漠，恢复了自己本有的诗意、诗性。
回返驻地的中巴车上，几名一直很矜持的女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居然唱起了小合唱：“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到戈壁滩上去
迷恋上大戈壁，是因为对地理的极端热爱，也是因为梦。
我的大戈壁与文学是一体的，戈壁、大漠与诗歌、散文也是一体的。
我把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都消耗在荒山野岭了。如今，人到中年，职业积习当然难改，我一有空或是一有机会，就会跟随勘探队往青海、新疆、西藏那些杳无人烟的大戈壁跑。我没有明确的方向与目的，我不知会遇到什么，也不知会发现什么。从一座荒山来到另一座荒山，从一片戈壁进入另一片戈壁。我不知我的这些行动，可有所谓的意义。
都说人是社会性的，可我这些年却离俗世越来越远;相比于俗世，我更喜欢待在勘探队，待在地理意义上的大戈壁。我得感谢，大戈壁一次次收留了我，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与安慰。大戈壁，适合灵魂游荡——多少个傍晚，我一个人坐在戈壁滩上，望着又红又大、又孤单至极的落日，仿佛看到了大地与苍穹之间不屈的灵魂。
在大戈壁，我写下的，有散文也有诗歌，它们都是大戈壁的一部分。它们的质地粗粝，形态也有些怪异、不够好看，但是，它们真诚、自然且阳气充足。
感恩地理，感恩岁月与时光，随着对大戈壁和生命的再认识，我的世界观、文学观也渐渐地清晰了：文学不仅是文学，也是无限可能的能量，更是天地之间关乎美与慈悲的伟大祈祷。
作者简介：马行，地理文学践行者，生于山东，毕业于南京大学，参加过第17届青春诗会。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习惯潜行在罗布泊、羌塘、阿尔金山等勘探无人区，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中华宝石文学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等。
在克拉玛依乌尔禾的戈壁滩上，生活着大量的蜥蜴。那儿的蜥蜴与内地蜥蜴最大的不同，是沉着好静，气定神闲。
我本不太喜欢拍照片，但在乌尔禾的戈壁滩上，还是用手机拍了不少蜥蜴照片。这是因为，那些蜥蜴似乎太喜欢照相了，总是摆出一副“要照相”“想照相”的摆拍姿势。几乎每一只蜥蜴，都是高昂着头，独立在凸起的戈壁石上。并且，它们很挑剔，不怎么喜欢普通的戈壁石，多是选择色泽鲜艳的金丝玉石。面对它们如此时尚又现代的站姿、神态，我也就不由自主地把手机镜头对准它们。
现在，我身边的金丝玉石之上，又有一只蜥蜴。它像更多的蜥蜴一样，也是高昂着头，迎风站立。不过，它的情形与别的蜥蜴略有不同，它所在的那块金丝玉石的四周，全都是灰色的砂石，致使它看上去特别显眼，有“别具一格”“鹤立鸡群”的感觉。
都说戈壁辽远，生命如海。我又觉得，它，也是它们，如此高高地站在金丝玉石上，可能是在痴情地等待或守望什么。此时，这个它，也不知是什么身份，孤儿、流浪汉、头领，还是一个王子？其实，不仅它，整个乌尔禾戈壁滩上的蜥蜴族群、蜥蜴部落也都在等待或守望之中。当然，它们也有可能不是在等待或守望什么，而是肩负着一份使命，一份不为人类所知的使命。因为，它们的眼神里有笃信，有苍凉，也有远方。
这次，我不拍照了，我把整块金丝玉石都拿了起来。可蜥蜴，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依然一动不动，即便是眼睛，也一眨不眨。那从容，那淡定，就像入定的高僧。我把它从金丝玉石上轻轻提起，放到左手背上。这时，它终于动了一下，不过，也只是微微动了一下，紧接着，就又回到自己的入定状态了。
我向它吹了口气，它不动。我用指头肚轻按它，它不动。我对着它喊，它不动。我敲打金丝玉石，它不动。有一股风吹了过来，它也依然不动。这时，旁边的一位同行者，凑了过来，笑着说，“这戈壁滩上的小生灵，由于平时很少与人打交道，所以也就不知人性中的恶，更不知人间江湖之险，胆子都大着呢，根本不怕人。”
当然了，我是欣赏蜥蜴的这个态度的！那纹风不动、静如止水的模样，仿佛要向我强调：它才是这儿的主人，头顶的太阳和天空是它的;方圆千里的戈壁滩是它的;俯拾即是、不可计数的金丝玉石，也是它的。
天道刚健，地势壮丽。它傲视苍茫、独立于乌尔禾戈壁的雄奇姿势，让我从心底惊叹：这才是大骄傲、大从容，这才是王者气概！
在它面前，我不自觉地就改变了看法：不再视它为极弱小的小动物，原本想“逗它玩儿”的想法不见了。它的镇定，它的沉着，它的专注，它的凝思，彻底震撼了我、感染了我，让我忍不住对它生起一份敬意。我小心翼翼地，小心翼翼地，再次把它放回到金丝玉石上。
要走了，我向它摆了摆手。这时，不可思议的是，它先是眨了一下眼，紧接着头部动了动，居然把身体转向了我。
就是它这一转身，让我心头一热，有种说不出的知足与感动。我不由得，再次向它挥了挥手。
古尔班通古特少年
勘探队驻地所在地，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部边缘地带一个半废弃的小镇。
太阳出来后，尤其中午时分，随着气温的相对回升，驻地大院一条几百米长的空旷大街上，总是会有三个老太太在散步。
大街尽管不长，却是小镇的中心大街。三个老太太并排，也不说话，只管踩着雪，在大街上慢慢地从北走到南，再从南走到北。然后再从北走到南……
每天除此之外，大街上似乎不再有任何人。
大街向东300米，是一条商业街。商业街上有一个邮局，不知什么原因已关门。有一家银行，门上贴着封条。店铺也大都关闭，不少铁门生着锈，窗框上倒挂的冰凌有一尺多长。开着门的，共有三家：一个小超市，一个包子铺，一个理发店。
大街向西200米，街北有一个电力收费所。收费所不大，铁栅欄门，房子方方正正，里面有个员工，生着煤炭炉在烤火。我上工地或是散步，都会路过收费所，可我从没见过铁栅栏门打开过，也从没见过有人到里面办业务。
过了收费所，是六七栋住宅楼。住宅楼高四层，墙体米黄色，所有楼道都是敞开的，不设防盗门。夜里，我站在楼下看，窗口大部分是黑的，有灯光的窗口不足七八个。
在这小镇上住久了，我感到特别沉闷、特别压抑，急切想看到活泼的、年轻的、春天的花草一样具有丰盈生命力的物象或人。
直到星期五的一个傍晚，我在中心大街散步，突然走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自从来到这个小镇，还从没遇到过小孩子或是年轻人。我站定了看，果真是个少年，蓝色校服，戴着眼镜，背上还有一个大书包。
我走上前，向少年打招呼。少年听到我在叫他，像滑冰运动员一样，从结冰的雪面上一个急滑步，转过身，然后站定，说了声“叔叔好”。
“你刚放学？”
“是呀，我在新湖总厂上学。”
新湖总厂我去过，在四十公里外，比较繁华，规模近似于一个县城。
“这么远，你是怎么回来的？”
“有个中巴车，一天一班。”
“这小镇上，除了你，还有小孩子吗？”
“小镇上没有了，不过小镇外面还有两个。”
“今年多大了？”
“再有两个月，就十三岁了。”
“你家在哪儿？”
“前面那栋楼就是。”少年边说边用手指。
少年停了停，接着说：“很多人都搬到新湖总厂去了，我家没钱搬走，因为我爸爸有病，提前内退了，妈妈没有工作。”
“哦，那你早点儿回家吧！”
“谢谢叔叔！”少年向前走了一步，又停住，转过身来说，“不过，我姑姑家搬走了，还在新湖总厂买了房子！”
我点了点头。想对他说点儿啥，却又不知该怎么说。末了我微笑着说：“小朋友，你是好样的，再见！” 少年踩着结冰的积雪，往住宅楼那边走去。
由于光线昏暗，不几分钟，少年的身影就看不清了，我眼前只有一条歪歪斜斜的冰雪小路。
少年都走了很久了，我却还在原地踱步徘徊。望一望那几栋几近腾空的住宅楼，望一望小镇寂寥又寒冷的夜色，内心涌上的是一种无以言说的滋味——作为小镇上唯一的小孩子，当然也是唯一的少年，他是快乐的？还是无助的？他内心怀着的是自卑，还是骄傲？我还在想，一个沙漠边缘长大的少年，还害怕荒凉与孤独吗？所谓的荒凉与孤独，会不会已是他沙漠冰狐一样的生命底色？
然而那一刻，答案已不重要。我看到我感受到的，只是一个荒凉的小镇。而小镇背面，是古尔班通古特亘古的孤独。
是千里无人烟。是黄沙。
女炊事员
冬天的柯坪无人区，勘探队一面面的桩号小旗子，贴着地面轻轻招展。那招展，很干冷，很寂寞。
都下午一点多了，又该吃午饭了。桩号小旗子旁，我背对寒风，从方便袋中撕下一角馕，正要吃。同行的电视记者虎子说：“别吃了，我们一会儿进大峡谷，到钻井点的帐篷那儿，找她做点儿热乎饭。”
虎子说的钻井点的那个她，名叫张银莲，1985年出生，来自陕西宁强县，在勘探队给钻井班的几名工人做饭。
既然有热乎饭，我就把又硬又凉的馕放回了方便袋。可半小时过去了，卡车还在戈壁滩上行驶，钻井点并没见着。我问虎子：“你说就一会儿，怎么还不到？”
我这么一问，虎子有点儿慌，扭头向左右两边看了看，皱着眉头说：“这路应该没问题，怎么还不到呢！”他说记忆中，沿着山外戈壁滩走一会儿就有一个山谷进口，从进口向里走三五公里就能见到钻井点。
可我们的卡车都经过好几个山口了，虎子也不敢确定该从哪个山口往里走。后来，遇到勘探队的一辆炸药车，我们就以炸药车为向导，跟着炸药车走。等到了钻井点的帐篷那儿，已是下午五点。
卡车还没停稳，有个女工从帐篷一侧的露天土灶台前直起了身。那女工就是张银莲。
在荒凉至极、空旷至极的无人区，张银莲看上去尽管特别矮小，却又像一大朵盛开的戈壁黄花，分外显眼。卡车停下，虎子走过去。张银莲笑着说：“虎子哥，你怎么又来了？！”
“可把我饿晕了，我胃不好，不敢吃凉的，有啥可吃的？”本就喜欢开玩笑的虎子，扮着鬼脸，把自己的饿说得特别夸张。
“我给你们做刀削面吧，现在就和面。”张银莲说。
“可别做刀削面，那太慢了，有啥快的？”我说。
“下挂面快。”张银莲说。
“那就下挂面，我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虎子说。
就在说话的工夫，张银莲将一大舀子水倒进了锅里。紧接着，她弯下腰，往土灶中塞了一些枯干的黑枸杞枝。她还拿起一根黑枸杞枝说：“你们看，这大峡谷里不长草，不长树，就长这黑枸杞。想不到，黑枸杞枝特别耐烧。”
土灶由三块石头垒成，石头下面是个地坑。对此，我不由得心生感慨，这千万年不曾有丁点儿烟火气的柯坪无人区，居然有了土灶，有了勘探队的烟火。
地坑内，黑枸杞枝烧得旺，风一吹，那淡淡的草灰香特别好闻。
烟火气，让无人区变得温馨、可亲。在我看来，土灶其实并不土，即使一个最简易的土灶，也可让一个人的记忆与思绪，随着噼啪作响的灶火，渐渐抵达天地间最古老的烟火俗世。张银莲往锅中下挂面时，我和虎子又从周边捡了些黑枸杞枝。也就十几分钟，一大锅挂面煮好了。
吃完饭，张银莲陪我们聊了一会儿，还让我们参观帐篷。我掀起帐篷门帘一看，里面有六七个地铺。她说，最右侧那个地铺是她的，她与丈夫的地铺挨着。丈夫一侧，是另外几名工人的地铺。正说着呢，她打了个喷嚏。她不好意思地说她感冒了。她说昨天晚上，睡着睡着，突然冻醒了，用手电筒一照，是風把帐篷门帘刮开了。当时气温有零下七八摄氏度，脸盆里的水都结了冰。她冻得睡不着，就在帐篷外点起一堆篝火取暖。
她说，只要有了篝火，再冷也不可怕了。整个下半夜，她索性不睡觉，披着棉被，坐在篝火旁，边听帐篷内此起彼伏的鼾声，边望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她还说，她也不知为什么，一直特别喜欢星星和月亮。和丈夫吵架不开心了，她就抬头望一望。想家中的娃娃了，她还是抬头望一望。
我和虎子跟她聊了一会儿，就上了卡车，继续赶路。可两天后的一个中午，我们的卡车在戈壁滩上跑着跑着，居然又遇到了张银莲。由于没有吃饭，不得不再次蹭饭。
当时，张银莲所在的钻井点已从大峡谷迁移到了戈壁滩上。吃过饭，虎子说要给她拍摄几个镜头，制作电视新闻用。可是，她的工衣被丈夫穿着上山打井了，帐篷里只剩一件棉工衣。她穿上棉工衣，两手垂在腰间，问虎子行不行。虎子看了看，摇了摇头，说她的棉工衣颜色太暗了。虎子说完，转身从卡车驾驶室拿来一套红色新工衣。
张银莲穿上新工衣，特别开心。她先是以戈壁滩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又以帐篷为背景拍了一组镜头。
在镜头前，她侧身，她笑，她伸展双臂，还向空中挥舞蓝围巾。那一刻，她仿佛不是一名勘探女工，而是一个正在外景地拍片的电影明星。
拍摄完毕，她看上去特别知足，特别快乐。她对虎子说：“虎子哥，我们下周收工回勘探驻地，手机就有网络信号了，到时你能不能挑一张最好看的照片给我，我想发到我的朋友圈。”
虎子很爽快地答应了，还把她的微信号写在小本子上。然后我和虎子上了卡车，继续赶路。
卡车边走我边回头看。发现张银莲在露天土灶前垂手站了一会儿，就掀起帐篷门帘，弓腰进了帐篷。
卡车越走越远，也就十几分钟后，我再回头，已不见帐篷，更不见露天土灶。视野中，唯有淡淡的薄雾，以及一片土褐色戈壁滩……
戈壁诗会
端午这时节，对内地来说已是夏天，在柴达木却是生机勃发的“春天”。 “春天”是戈壁滩的希望，更是诗意萌发之季。那天，从黄瓜梁戈壁滩到勘探队大柴旦驻地的吉普车上，我给勘探队党支部书记老杨提了一个建议，组织一场戈壁篝火诗会。之所以想办诗会，是因为都两个多月了，工人们不是爬雪山、过沼泽，就是穿戈壁、进沙漠，身心都已疲惫，需要停下来感受一下、听一听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再就是，勘探队喜欢诗歌的人特别多，加油工武锋等就时不时把自己写的大作拿给我看。还有，我认为柴达木的戈壁、雪山、湖泊、勘探队，本就是一首首诗歌。
当我说完，老杨微仰起头，考虑了不到三五秒，右手一拍大腿说：“这个想法好！”
回到驻地，老杨把组织诗会的想法说给勘探队队长王磊。可谓是一拍即合，王磊听了也说这个创意好，可以搞。
晚饭后，我、老杨、王磊，还有电视台的虎子，凑在一块商议讨论诗会的具体事宜。
“诗会准备需要多长时间，一周怎样？”老杨说。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现在生产这么忙，我们得加速，后天晚上就举办。”我说。
“这么仓促，会不会准备不充分？”虎子说。
“高速，高效，这是我们勘探人的野外生存本领之一。现在轮到办诗会了，还得高速，高效。我们马上行动，后天晚上完全来得及。”我肯定地说。
商定好方案，我们就把任务分了下去：工农副队长任长浩负责音响设备，后勤副队长郝兆新负责场地，安全副队长赵辉负责调度工地上的闲置车辆，虎子负责录像，我负责诗会统筹。
可是，到了诗会当天的上午，却突然下起不大不小的雨。这让大伙都多了份担心，下雨肯定会影响诗会。下午时分，尽管雨停了，天空却阴云密布，还刮起8级大风。工地上的人通过电台向老杨汇报说，风太大了，人都站不稳。老杨放下话筒，就跟我商量：“要不，我们延期一天？”
按说，延期一天也可。可说来也是奇怪，冥冥之中我总觉得一切都会给篝火诗会让路的。我很肯定地说：“现在我们不怕风大，就怕风弱，你看，8級大风这么猛烈，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刮走天上的乌云，并且它自己也会刮累的。”
老杨见我如此坚决，就决定提早到工地上看看情况。毕竟，诗会现场是戈壁滩腹地的勘探工地，那儿距离勘探队驻地还有70多公里。下午4点，我和老杨离开驻地赶到半路的时候，不但大风没有停，还再次下起了雨。驾驶员老韩说：“这天，我看够呛。”
可即使这样，我还是坚信戈壁滩需要篝火、需要诗歌，雨水和大风也会为了戈壁滩的这份需要而停下来。
天遂我愿，天也遂了戈壁滩的愿，就在距离工地只有十几公里的时候，雨终于停了，天空居然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太阳光，像探照灯光一样，从那个缺口齐刷刷地打了下来。再后来，那束太阳光越来越强，就像一根擎天巨柱。此番景象，让我更加坚信：整个天空将要打开一个新局面。
又过了十几分钟，浓重的乌云中，又有了几个可以漏下阳光的小缺口。我对老杨和老韩说：“你们看西边，天空的缺口正越来越多，用不了多长时间，整个天空都会被打开，天气定会好转。”
谢天谢地，就在我们到达戈壁滩腹地的诗会现场时，随着光束越来越多，大半个天空的乌云终于散去，风也弱了许多。又过了十几分钟，但见西边、北边的天际，来了一大片辉煌又艳丽的彩云和晚霞。而这一切，也被老杨看在眼里，老杨挥着拳头说：“好啊，这大风和满天乌云还真的给我们的诗会让路了！”
诗会原定晚上8点30分开始，可8点不到，勘探工人们已等不及，急切期盼诗会开始，并把堆起的木柴点燃。再后来，随着夜越来越深，篝火也越烧越旺，篝火映亮了万古亘蓝的夜空。
熊熊篝火给我的感觉是：它其实不是篝火，而是一种令戈壁荒滩和众勘探者醒来的生命鼓点儿;篝火，即是戈壁滩的中心、黑夜的中心、勘探队的中心。
晚上8点30分，当老杨站在台上，高声宣布“柴达木戈壁篝火诗会”正式开始时，在场的数百名勘探工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再看夜空正中，一轮特别圆特别亮的月亮，仿佛也接到了诗会通知，就在老杨宣布诗会开始的同时，也准时升了起来。
戈壁滩居然成了闹市，盛况空前。可以说，整个柴达木，无论天上地下，凡是能来参加篝火诗会的，几乎都来了。而我，朗诵的是我刚写的长诗《勘探地球的人》的两个章节，武峰、褚曼等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逐梦高原》《我梦见》等诗篇。小合唱《勘探队员之歌》则像蒙古长调一样，在黑夜的戈壁滩上久久回荡。
诗会后半场，勘探工人的激情，甚至天上明月的激情，已被一首首诗和歌彻底点燃：先是几十名来自大凉山的彝族青年工人献上热情奔放的彝族舞蹈，然后是来自大柴旦的本土工人跳起蒙古族舞蹈，再后来，全场的勘探工人合着响亮的彝族号子共同跳起来，天上的月亮也摇摇晃晃，仿佛翩翩起舞。
夜深了，队长王磊都宣布诗会结束了，依然有不少勘探工人还围着篝火堆跳啊、欢呼啊，迟迟不愿离开。
篝火以及诗歌，让勘探工人们忘记了一天的疲惫，忘记了时间;也让柴达木的戈壁荒漠，恢复了自己本有的诗意、诗性。
回返驻地的中巴车上，几名一直很矜持的女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居然唱起了小合唱：“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到戈壁滩上去
迷恋上大戈壁，是因为对地理的极端热爱，也是因为梦。
我的大戈壁与文学是一体的，戈壁、大漠与诗歌、散文也是一体的。
我把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都消耗在荒山野岭了。如今，人到中年，职业积习当然难改，我一有空或是一有机会，就会跟随勘探队往青海、新疆、西藏那些杳无人烟的大戈壁跑。我没有明确的方向与目的，我不知会遇到什么，也不知会发现什么。从一座荒山来到另一座荒山，从一片戈壁进入另一片戈壁。我不知我的这些行动，可有所谓的意义。
都说人是社会性的，可我这些年却离俗世越来越远;相比于俗世，我更喜欢待在勘探队，待在地理意义上的大戈壁。我得感谢，大戈壁一次次收留了我，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与安慰。大戈壁，适合灵魂游荡——多少个傍晚，我一个人坐在戈壁滩上，望着又红又大、又孤单至极的落日，仿佛看到了大地与苍穹之间不屈的灵魂。
在大戈壁，我写下的，有散文也有诗歌，它们都是大戈壁的一部分。它们的质地粗粝，形态也有些怪异、不够好看，但是，它们真诚、自然且阳气充足。
感恩地理，感恩岁月与时光，随着对大戈壁和生命的再认识，我的世界观、文学观也渐渐地清晰了：文学不仅是文学，也是无限可能的能量，更是天地之间关乎美与慈悲的伟大祈祷。
作者简介：马行，地理文学践行者，生于山东，毕业于南京大学，参加过第17届青春诗会。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习惯潜行在罗布泊、羌塘、阿尔金山等勘探无人区，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中华宝石文学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