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问》问出的屈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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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对屈原之前的宇宙观进行了简要叙述,通过与屈原宇宙观作对比发现,屈原在前人的宇宙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观点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清晰地说明,由元气生明暗、明暗生阴阳、阳生万物的状态,同时彰显了他理性的唯物主义倾向。正是这样的观点,对汉代气化宇宙论有了很大的影响。最后,从屈原的其他著作总结出,屈原的宇宙观和贯穿整个人生观中的爱国精神——由《天问》结尾段引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见证伟大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关键词:屈原 宇宙观 《天问》 爱国情怀 人生观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2-0218-03
  我们人类肉眼看到的如太阳、月亮、星星等只是构成宇宙这个整体的一小部分,它们都是物质且均存在于浩瀚的宇宙时空之中,遵循着固定的轨道,周而复始地运行。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宇宙这个神秘而又让人充满想象的大“物质”的探索,对于宇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也是各有见解。那么,屈原在哲学层面上的宇宙观又是什么?以及对比前人的宇宙观有何不同?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同时,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政治哲学家,他的《天问》与爱国精神的联系,同样值得探索。
  一、屈原之前宇宙观
  在屈原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探讨过关于宇宙是如何形成的问题。远古时代的宇宙观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存在于民间的,《绎史》卷一引三国吴人徐整《三五历记》中写:“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1]
  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传说中的宇宙观由盘古以一人之力解混沌之势并幻化阴阳两极,形成天地,之后赋予神圣力量于天地一说,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期。逐渐的,“易”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于宇宙实体的思考更进一步。《易经》中主阴阳两形态,这两爻作为一种符号,是天地实体的一种抽象演化,二者矛盾对立又统一,象征着宇宙中阴阳物质的辩证关系,由此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逐渐派生。到了春秋时期,以老子为首的“道”的观念被提出,这也暗示着新的宇宙观的生成。《老子》王弼注本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这里所强调的道生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可以是宇宙也可以是单个物质,在这个整体内存在阴阳二气,二者相互对立又趋于统一,共同生成了另外的物质,由此周而复始。万物皆有阴阳,二气融合产生和气。可见,在老子这里,明显道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先有虚无的道才会为形而上的万物提供依据,而这全部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宇宙万物形成的过程。进而《庄子·田子方篇》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3]于是,这里所认为的是阴阳出于天地,先有天和地之后才能有阴阳二形,二者相互作用生出万物。至此,在屈原之前的对宇宙观的观点就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么,总的来说,先屈原哲学宇宙观就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1)朴素的哲学观点中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相对来说是比较主观的,寄托世界本源于主观对象上。
  (2)认为阴阳两种气态创造万物,二气相合相生世间物质和阴阳生于天地两种互为相反的观点都有提出,但后者观点提出不够清晰。
  (3)对宇宙实体的思考从形而上学的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逐渐向唯物主义理性思考过渡。
  二、屈原《天问》宇宙观与前者之比较
  屈原的宇宙观的提出主要集中在《天问》这部长诗中。“天问”顾名思义,对浩瀚神秘的天提出疑问,可说此文所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全面。该文通篇设疑,且答案没有体现在文章中,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屈原的文章都易被误会为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无实之物。然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天问》中揭示的宇宙观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哲学意义,对后来中国思想史上的宇宙观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他自己的人生观,其爱国主义精神也是这种宇宙观的体现。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4]
  我认为,屈原的宇宙观就是从这一系列的提问开始揭示的,他把答案藏在这层层设问中,引人深思。而让人惊奇的是,首段六句中的最后一句却给出了上述问题的一个产生原因。阴阳三合,何本何化?[5]在众多释义版本中我认为最有道理的是毛庆的解释:阴与阳三次交融化合生成天、地、人,这种种作用中谁为本原?[6]至此,可以明确地看出,天地万物的形成被屈原归结为是阴阳二气相结合的产物。气的运动、明暗的交替进行等现象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就可以理解为是物质世界联系、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这就是屈原不同于前人的特殊之处之一,他能用前进上升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能够意识到物质是运动的,是不断变化的,是物质的不断发展融合促进新事物的生成。就像一句哲人所说的那样“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相较于前屈原宇宙观来说,屈原第二方面的不同之处就是主张宇宙生成的物质性,唯物主义色彩浓厚。前人多提出先有天地后有阴阳,即使天地均是物质但是并没有被描述得那么清晰,处于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这样就更凸显出了屈原宇宙观的确定物质性,他的开篇六段反问句句不离阴阳,首先是从阴阳出发生成天地万物,在这里元气的运动幻化生成明和暗,且阴阳明确指是明和暗这两种自然变化的天象,宇宙万物的生成都是由这物质而起,它们本身又都是物质,所以,这样的理解更确凿无疑。
  屈原宇宙观不同于前人的第三处就是他的宇宙观不只涉及天体星系,还在这些无生命的物质体中掺杂了有关生命的人的活动,这使他的宇宙观更为理性別具一格。“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鲮鱼何所?鬿雀焉处?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7]其中黑水为真正的水,三危是以实体存在的山,可见屈原已开始向世间自然地理发问。并在此句之后提到了人类长寿不死何时能终止的问题?据《穆天子传》:“黑水之阿,爰有木禾,食者得上寿。”《淮南子》也说:“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8]这时对宇宙的探索加入了人的生活,这里讲山水的优势带来了人的不死之躯,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认为天行事的规律就是阴阳纵横交错,只有阴阳二者同时存在互相牵制,才会使物质得以生息,若阳气散尽则会面临死亡,同时回扣后羿射日之传说,凸显宇宙万物,阴阳两极,相生相惜,独一极而不能促物质体生。这样有生生不息的气息状态才是与众不同的宇宙生成之说。   三、屈原的宇宙观对汉代气化宇宙论的影响
  屈原宇宙观的形成自成一派,其中不乏对之前学者观点的提炼升华,但同时也是承前启后的重要过渡,就像汉代气化宇宙论就受屈原宇宙观的影响十分之多。到这里不禁让我们想到西方学者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本原宇宙观,其与汉代的气化宇宙论有很多相似之处。汉代哲学受黄老思想影响很大,在以儒家为主要引导思想中央集权加强的社会大环境下,以董仲舒为首的维护儒家王道的哲学家提出天道思想,这十分符合现状。而在他之后不久的,被认为是异端思想家的王充提出的思想,我认为可以是汉代气化宇宙论的代表,在那个神权盛行的时代,敢于提出质疑的人不多,而王充则成为全面批判的思想家。《四讳》:“夫妇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气而出。元气,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恶之?”[9]母亲生孩子,而这个孩子含有元气。元气凝结了天地之间的精华,怎么能说是邪恶的呢?这里的元气就不是从前单一的形态,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加入了精细物质的新概念。《言毒》:“万物之生,皆禀元气。”[10]万物的生成,都是因为元气的氤氲,而作为万物本原的气,是不生不灭的,它将作为一个无形的实体持续存在,永存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总结来说,屈原的宇宙观是按照“气—阴阳—天地—万物”的生成模式延续的,受到屈原宇宙论影响的汉代气化宇宙论,遵从的也是如此的规律,只不过赋予的内涵更多了一些。
  四、屈原的宇宙观与其人生观的形成
  宇宙观给屈原的世界观定了一个唯物主义理性的大方向,而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一个人的人生观影响巨大。论屈原的人生观,就不能只局限于《天问》中,因为人生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持久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就是需要日常生活中小思想的升华,也就是有量的积累才会有质的飞跃。屈原的人生观的形成要从其早期创作说起,虽然《九章》《橘颂》的成文時间难以确定[11],但不影响我把它理解为是青年立志的范本。
  赋《橘颂》之江陵兮,少年明志初长成!“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12]此句借橘喻人,初显他的少年抱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13]从这里他抱定了要为楚国鞠躬尽瘁,施展才华的决心。这也不禁让我想到南宋的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满腔热血,赤子忠心,一生为国,却空留遗憾。
  唱《东君》于祈福兮,爱国赤心祭文现。“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14]虽是篇祭文,却难掩屈原掺杂在里面强烈的个人情感,个中滋味,只有屈原自己才能真正体会。这里主讲太阳神东君,他英勇的形象光芒万丈,却也暗喻屈原想成为这样的人,能挂帅出征也能豪情畅饮。这里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清楚明白:做人要有勇,能舍小家保大家,做一名忠诚之士。然私下,也能与三五好友“煮酒论英雄”,挥洒真性情。说到这里更可以与后辈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巧妙重合,虽时代不同,但情感一致。
  著《离骚》之流放兮,虽身困心尤未变。“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15]朴素的生活观念,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高尚情操与精神世界,而我也认为这和孔子在《论语·为政》中“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16]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人生贵在遵从本心,但这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框架下的行为,但又不能被其束缚。绕来绕去终究是一个辩证的问题,就要看阐释者从什么角度出发,才能有不一样的感触。而屈原在这里所能做到的,却是我们常人可能无法达到的,有谁能真正抛下内心的欲望,无欲无求?又有谁能真正为了追求精神满足,而舍弃华美衣服?刘禹锡在陋室中仍能“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这才是追求精神满足的真正境界。那么,屈原就是周敦颐笔下“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一枚谦谦君子。
  抒《天问》于汨罗兮,惜千古才星陨落。这里屈原的人生观受宇宙观影响表现比较明显,从屈原的漫漫人生路看来,少年时立下的志愿一直贯穿人生。曾在《离骚》中,灵均就有过对自己未来的打算:“宁溘死以流亡兮”,《惜往日》中他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与计划:“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17]。屈原就是这样,即使是去赴死,也要仪容整齐,三拜九叩,泪珠默流于脸颊,滴滴穿心。
  写到这里,有一点值得强调,战国时代崇尚圣贤的文化环境,决定了屈原具有与儒家相近的生命价值取向。[18]但这也只能说是有相似点,具体的观念结构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儒家的人生观倡导的是以“仁”为本,德才兼备,其中内在的德为主导,象征着一个人的主流价值观,而才气则是辅助德的必要之物,不可或缺。相对之下,屈原哲学倡导的观念相反,屈原认为为国奉献,保家立志,有才就要为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里才气是主导,而道德是辅助成才建功立业的重要推动力。所以,有相似,但大体又是不相同的。
  总的来说,屈原的人生观中大量是基于爱国的立场而阐释的,那么屈原的爱国精神,也是一个基调贯穿屈原的哲学观中。
  五、屈原的宇宙观对其爱国精神的影响
  屈原的宇宙观不是单调的只关注自然,这一点的与众不同之处必定与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否与君主更与所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信念也使屈原走上了一条爱国忠谏之路。《天问》中最后几段就是对楚国实事发问,想表达的东西不言而喻。“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诗,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19]当屈原流放在外,忧愁万分,想想当年楚国也是强极一时,但现在又怎能耐得过连年征战,如果君王早点醒悟,又何必屡次谏言。带着同范仲淹一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漂泊在外,仍不减忠君爱国之心,实属不易。终因位极人臣,无奈世事多变,只能变成叨叨絮语,无人倾听。
  “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20]此时可见,朝堂之上已然善恶忠奸不分,而屈原的善意直言何尝又是为了自己?直到后来屈原投向汨罗江的决绝,是他无力改变现状,选择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另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我们又不得不重新看回《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里真的是“千帆过尽后,无处话凄凉”。以上探讨屈原爱国精神均结合他的诗篇,由此可见屈原的诗中有不一样的爱国骨气在里面,通过寄情于诗,体现他的爱国情怀。
  屈原的人生止步在了62岁,孔子曾把60岁当作一个年龄分界的阶段,并提出“六十而耳顺”,认为人到了这个年龄即使有心也无力改变现状,莫不如顺着现状活下去,这真的和屈原面临的现状如此相似,只是屈原的做法更加悲壮了一些。作为一位文人,他做到了诗篇千古流芳;作为一名哲学家,他也做到了对神秘宇宙之发问解疑;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怎样才是追随国家而去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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