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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大于需，农民生产得越多，价格反倒卖得更低。农业生产的未来是属于大农场主的，他们有足够资金可以置办得起昂贵的机械化农具，有条件搞专门化的耕作以及薄利多销。机械化、土地兼并及农地租赁费用高涨，迫使数以千计的农民流向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制造业城市
蓬勃发展的城市不仅有外国移民的到来，也吸引了源源不断而来的美国乡村的移民。1860年-1900年，美国的农场数量增加了约2倍。机械化提高了生产力，主要农作物超产，让价格不断下滑。与此同时，交通、仓储和手续费用居高不下，种子、肥料、工业制品、税收、贷款利息的开支让很多家庭深陷债务之中。
农民们掉进一个怪圈：因为供大于需，所以他们生产得越多，价格反倒卖得更便宜。农业生产的未来是属于大农场主的，他们有足够资金可以置办得起昂贵的机械化农具，有条件搞专门化的耕作以及薄利多销。机械化、土地兼并及农地租赁费用高涨，迫使数以千计的农民流向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制造业城市。
农民离开农场走向城市的流动性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样式，尤其是西北领地的几个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在19世纪下半叶，城市化移民不仅促进了底特律、克里夫兰、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发展，也促进了一些二线城市的发展。代顿、托莱多、印第安纳波利斯、韦恩堡、大激流城、卡拉马祖、罗克福德、拉克罗斯、奥什科什等许多城市让农村来的家庭更容易地享受到城市的快捷便利。1896年农村开始免费投递之后，信件、报纸、广告和销售目录飞入了农村的千家万户；1913年邮包业务开展后，城里有邮购部门的百货商店，如西尔斯（Sears）百货、蒙哥马利·沃德百货，能把货物发到农村。然而，农村人口仍对城市趋之若鹜，区域中心城市如亚特兰大、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不断扩张起来。
美国南方的黑人饱受经济剥削、种族歧视和债务之苦，有些人就离开农场出去闯荡赚薪水，以求温饱。1880年-1900年，孟菲斯的非裔美国人增长了2倍；与此同时，查塔努加的人口增长了600%。其他人顺着水路或者沿着铁路，去往北方扩张中的商业或工业中心城市。一旦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就会怂恿家属和朋友投奔他们。
20世纪10年代末，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扩大了就业需求，大批新移民纷至沓来，北方城市的黑人社区发展尤其迅速。1900年，全美黑人最多的三个城市都在南方，分别是华盛顿、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到1920年，最多的两个城市是纽约、费城。华盛顿只能排在第三位，芝加哥紧随其后名列第四。
20世纪最初的十年标志着一次长达60年的人口大迁徙的开始，这次大迁徙改变了美国黑人人口的分布。起初，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都居住在南方，属于农村人口；到70年代，他们几乎都住在城市，在全美各大城市都有不少的分布。60年间，黑人在北方城市的人口比例有了极为显著的提升，普遍从1910年的1%-6%提高到1980年的10%-60%。
有些农村移民是独自闯荡城市的妇女，这里面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她们之所以来到城市，是被城市打工挣钱的可能性以及新奇有趣的消费体验所吸引的，也因为她们想逃离家庭的羁绊。尽管这些妇女的收入并不能够支撑她们的生活花销，但她们能找法子渡过难关，譬如她们找到合租公寓、妇女俱乐部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在这些地方，她们能节约开支、找到人相依为命，也能找到靠山来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单身女青年所要面对的种种挑战。
无论从出生贫农、向往城市，还是经济方面的动机看，非裔美国人和外国移民彼此相类似；不过，有些方面非裔美国人是完全不同于后者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在南方城市遭遇到了严重并愈演愈烈的种族隔离，加之剥夺非裔美国人选举权的行动也告得逞。他们在北方的遭遇如出一辙，工厂的工作通常和他们无缘，所以不得不去干粗体力活。
在1870年的克利夫兰，32%的黑人劳工从事技术型的行业，但1910年这一数据下降到11%。来自南方的男性非裔美国人比起他们的北方同胞在技术型行业的地位稳固得多，因为在南方来自移民的竞争要少一些。在新奥尔良，黑人直到20世纪仍能在建筑行业里分到一杯羹；在萨瓦纳，这个行业里的黑人人数甚至在1870年-1880年翻了一番。
与其他移民的情况相反，在大多数城市里，黑人妇女的人数超过了黑人男性。这是因为，原先从事家政服务的白人妇女被吸引到工厂以及文书方面的工作中，黑人妇女就填补了她们留下的空缺，所以，至少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城市对于黑人妇女的需求是大于对黑人男性的。黑人男性和妇女在城市的就业者有三分之二是从事家政和私人服务业的。
教育给北方的黑人提供了一条看上去能改善他们际遇的最佳途径。他们对于未来的热切期望通过高入学率表达了出来。到1920年，注册入学的十四五岁的费城黑人男性青少年达到84.5%，与之相比，父母是外国移民的男性青少年的入学率仅是72%。黑人女性青少年比外国移民女性青少年入学率也要高一些。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城市里，黑人孩子的入学率也超过了外国移民孩子的入学率。
有的是因为自我选择，有的则是因为被白人房产拥有者排斥而不得已，总之非裔移居者常把家安在黑人占多数的住宅区里；这些住宅区在19世纪的城市里很有特点地散布在不同的地点。在华盛顿特区，许多迁居于此的黑人搬进了大门向着小弄堂的房子。这种小弄堂以亲戚和朋友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封闭的社区。
历史学家霍华德·拉比诺维茨认为，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在亚特兰大、蒙哥马利、纳什维尔、罗利和里士满纷纷出现的种族隔离样式，是一种在白人种族仇视之下保护黑人自有建制的手段。非裔美国人的社区组织将各个黑人住宅区以蜂窝状结构联系起来。在社区组织里，教堂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服务，如主日学校、成人夜校、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活动和宗教寄托等。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非裔美国人大迁徙中，北方的城市发展起来了更大、更密集、种族更单一的黑人贫民区。因为房屋供给有限，更大的需求压力促使白人房产中介组织起一些保护协会，旨在呼吁不要将白人社区的房屋销售给黑人，但效果有限。到1920年，芝加哥10个人口普查地段就占了全城黑人的四分之三。在底特律、克利夫兰、洛杉矶和华盛顿，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非裔美国人只是集中在三两个区里面。
这些贫民窟因为人们缺乏机遇而容易蔓生出绝望失落的情绪，但这也给黑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无数移居纽约的南方人都曾描述过，在哈姆莱当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跳动的黑人文化生命之中的那份悸动。
在所有大城市里，点唱机和旧钢琴里流淌出的悠扬的音乐无不细诉着黑人的种种遭遇。每个城市都有几个大型的卫理会和浸信会的黑人教会团体，但非正规的沿街教堂为数最多。城市里孕育出非裔美国人的新领袖人物，他们的职业涉及各个领域，这使得在贫困不断扩张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来提升种族地位的策略变得多样化，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使得种族歧视、种族隔绝以及种族间不公正的情况变得更严重。1890年后，一些个人和组织又挑起新事端，从南方的抵制电车种族隔离的运动到北方的支持黑人企业主并向白人暴力复仇的活动，波及全国。
非裔美国人也建立起共济互助会来帮助遭受疾病、死亡以及失业困扰的人获得一些缓冲。这些共济互助会慢慢地演变为小型的保险公司，由非裔美国人社区管理并为之服务。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里士满就有超过400个这样的团体。
1870年-1890年，波士顿的黑人加入了退伍军人组织、社交俱乐部、音乐俱乐部、读书会、教会、政治俱乐部以及黑人抵抗组织。只有全部由黑人妇女参加的组织，才能让离开原先社区的妇女找到伙伴，从而使她们的个人或是集体的生活得以提升。这些组织的作用极为关键，因为它们能提供超越家庭和亲属关系所能提供的资源，保护移居者免受都市生活中严酷的种族歧视之苦，它们也提供了抗议种族隔绝的斗争阵地。
例如，1881年在亚特兰大，非裔美国人的洗衣女工们成立了洗衣工会，通过这个组织，她们明确表达了洗衣女工团体想要更高的、统一的报酬的意愿。她们最终在一次罢工行动中动员了超过3000 名洗衣女工加入其中，她们的行动在酒店侍应生和佣人中起到了同样的激励作用。因此可以说，妇女组织的兴起标志着种族地位提升已经变成一种集体的行动。
作者霍华德·丘达柯夫为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迪丝·史密斯为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美国研究的教授，彼得·鲍德温为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摘自《美国城市社会的演变》一书，有改动
蓬勃发展的城市不仅有外国移民的到来，也吸引了源源不断而来的美国乡村的移民。1860年-1900年，美国的农场数量增加了约2倍。机械化提高了生产力，主要农作物超产，让价格不断下滑。与此同时，交通、仓储和手续费用居高不下，种子、肥料、工业制品、税收、贷款利息的开支让很多家庭深陷债务之中。
农民们掉进一个怪圈：因为供大于需，所以他们生产得越多，价格反倒卖得更便宜。农业生产的未来是属于大农场主的，他们有足够资金可以置办得起昂贵的机械化农具，有条件搞专门化的耕作以及薄利多销。机械化、土地兼并及农地租赁费用高涨，迫使数以千计的农民流向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制造业城市。
农民离开农场走向城市的流动性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样式，尤其是西北领地的几个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在19世纪下半叶，城市化移民不仅促进了底特律、克里夫兰、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发展，也促进了一些二线城市的发展。代顿、托莱多、印第安纳波利斯、韦恩堡、大激流城、卡拉马祖、罗克福德、拉克罗斯、奥什科什等许多城市让农村来的家庭更容易地享受到城市的快捷便利。1896年农村开始免费投递之后，信件、报纸、广告和销售目录飞入了农村的千家万户；1913年邮包业务开展后，城里有邮购部门的百货商店，如西尔斯（Sears）百货、蒙哥马利·沃德百货，能把货物发到农村。然而，农村人口仍对城市趋之若鹜，区域中心城市如亚特兰大、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不断扩张起来。
美国南方的黑人饱受经济剥削、种族歧视和债务之苦，有些人就离开农场出去闯荡赚薪水，以求温饱。1880年-1900年，孟菲斯的非裔美国人增长了2倍；与此同时，查塔努加的人口增长了600%。其他人顺着水路或者沿着铁路，去往北方扩张中的商业或工业中心城市。一旦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就会怂恿家属和朋友投奔他们。
20世纪10年代末，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扩大了就业需求，大批新移民纷至沓来，北方城市的黑人社区发展尤其迅速。1900年，全美黑人最多的三个城市都在南方，分别是华盛顿、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到1920年，最多的两个城市是纽约、费城。华盛顿只能排在第三位，芝加哥紧随其后名列第四。
20世纪最初的十年标志着一次长达60年的人口大迁徙的开始，这次大迁徙改变了美国黑人人口的分布。起初，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都居住在南方，属于农村人口；到70年代，他们几乎都住在城市，在全美各大城市都有不少的分布。60年间，黑人在北方城市的人口比例有了极为显著的提升，普遍从1910年的1%-6%提高到1980年的10%-60%。
有些农村移民是独自闯荡城市的妇女，这里面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她们之所以来到城市，是被城市打工挣钱的可能性以及新奇有趣的消费体验所吸引的，也因为她们想逃离家庭的羁绊。尽管这些妇女的收入并不能够支撑她们的生活花销，但她们能找法子渡过难关，譬如她们找到合租公寓、妇女俱乐部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在这些地方，她们能节约开支、找到人相依为命，也能找到靠山来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单身女青年所要面对的种种挑战。
无论从出生贫农、向往城市，还是经济方面的动机看，非裔美国人和外国移民彼此相类似；不过，有些方面非裔美国人是完全不同于后者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在南方城市遭遇到了严重并愈演愈烈的种族隔离，加之剥夺非裔美国人选举权的行动也告得逞。他们在北方的遭遇如出一辙，工厂的工作通常和他们无缘，所以不得不去干粗体力活。
在1870年的克利夫兰，32%的黑人劳工从事技术型的行业，但1910年这一数据下降到11%。来自南方的男性非裔美国人比起他们的北方同胞在技术型行业的地位稳固得多，因为在南方来自移民的竞争要少一些。在新奥尔良，黑人直到20世纪仍能在建筑行业里分到一杯羹；在萨瓦纳，这个行业里的黑人人数甚至在1870年-1880年翻了一番。
与其他移民的情况相反，在大多数城市里，黑人妇女的人数超过了黑人男性。这是因为，原先从事家政服务的白人妇女被吸引到工厂以及文书方面的工作中，黑人妇女就填补了她们留下的空缺，所以，至少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城市对于黑人妇女的需求是大于对黑人男性的。黑人男性和妇女在城市的就业者有三分之二是从事家政和私人服务业的。
教育给北方的黑人提供了一条看上去能改善他们际遇的最佳途径。他们对于未来的热切期望通过高入学率表达了出来。到1920年，注册入学的十四五岁的费城黑人男性青少年达到84.5%，与之相比，父母是外国移民的男性青少年的入学率仅是72%。黑人女性青少年比外国移民女性青少年入学率也要高一些。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城市里，黑人孩子的入学率也超过了外国移民孩子的入学率。
有的是因为自我选择，有的则是因为被白人房产拥有者排斥而不得已，总之非裔移居者常把家安在黑人占多数的住宅区里；这些住宅区在19世纪的城市里很有特点地散布在不同的地点。在华盛顿特区，许多迁居于此的黑人搬进了大门向着小弄堂的房子。这种小弄堂以亲戚和朋友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封闭的社区。
历史学家霍华德·拉比诺维茨认为，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在亚特兰大、蒙哥马利、纳什维尔、罗利和里士满纷纷出现的种族隔离样式，是一种在白人种族仇视之下保护黑人自有建制的手段。非裔美国人的社区组织将各个黑人住宅区以蜂窝状结构联系起来。在社区组织里，教堂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服务，如主日学校、成人夜校、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活动和宗教寄托等。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非裔美国人大迁徙中，北方的城市发展起来了更大、更密集、种族更单一的黑人贫民区。因为房屋供给有限，更大的需求压力促使白人房产中介组织起一些保护协会，旨在呼吁不要将白人社区的房屋销售给黑人，但效果有限。到1920年，芝加哥10个人口普查地段就占了全城黑人的四分之三。在底特律、克利夫兰、洛杉矶和华盛顿，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非裔美国人只是集中在三两个区里面。
这些贫民窟因为人们缺乏机遇而容易蔓生出绝望失落的情绪，但这也给黑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无数移居纽约的南方人都曾描述过，在哈姆莱当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跳动的黑人文化生命之中的那份悸动。
在所有大城市里，点唱机和旧钢琴里流淌出的悠扬的音乐无不细诉着黑人的种种遭遇。每个城市都有几个大型的卫理会和浸信会的黑人教会团体，但非正规的沿街教堂为数最多。城市里孕育出非裔美国人的新领袖人物，他们的职业涉及各个领域，这使得在贫困不断扩张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来提升种族地位的策略变得多样化，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使得种族歧视、种族隔绝以及种族间不公正的情况变得更严重。1890年后，一些个人和组织又挑起新事端，从南方的抵制电车种族隔离的运动到北方的支持黑人企业主并向白人暴力复仇的活动，波及全国。
非裔美国人也建立起共济互助会来帮助遭受疾病、死亡以及失业困扰的人获得一些缓冲。这些共济互助会慢慢地演变为小型的保险公司，由非裔美国人社区管理并为之服务。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里士满就有超过400个这样的团体。
1870年-1890年，波士顿的黑人加入了退伍军人组织、社交俱乐部、音乐俱乐部、读书会、教会、政治俱乐部以及黑人抵抗组织。只有全部由黑人妇女参加的组织，才能让离开原先社区的妇女找到伙伴，从而使她们的个人或是集体的生活得以提升。这些组织的作用极为关键，因为它们能提供超越家庭和亲属关系所能提供的资源，保护移居者免受都市生活中严酷的种族歧视之苦，它们也提供了抗议种族隔绝的斗争阵地。
例如，1881年在亚特兰大，非裔美国人的洗衣女工们成立了洗衣工会，通过这个组织，她们明确表达了洗衣女工团体想要更高的、统一的报酬的意愿。她们最终在一次罢工行动中动员了超过3000 名洗衣女工加入其中，她们的行动在酒店侍应生和佣人中起到了同样的激励作用。因此可以说，妇女组织的兴起标志着种族地位提升已经变成一种集体的行动。
作者霍华德·丘达柯夫为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迪丝·史密斯为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美国研究的教授，彼得·鲍德温为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摘自《美国城市社会的演变》一书，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