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村民自治是国家制度安排下的基层民主实践,其与基层政府之间的联系亦是必然.调整自治单元是近些年基层政府追求自治有效的主要改革举措,但是,仅仅调整单元似乎很难奏效.贵州省河镇在单元下沉改革遭遇村寨单元自治失去活力的困境下开启二次改革,政府全面介入小单元自治运行,引导和协助村寨单元优化自治组织,同时结合村寨单元的治理习惯和治理资源,以行政力量为小单元自治输入其所需要的物质要素、权威要素、程序要素、规则要素、内容要素,推进外注要素的内生性衔接与自治生长.基于自治运转需要的、适度的政府介入构成了自治生长的关键要素.
【机 构】
：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问责视角下新时代农民公共服务需求与精准回应研究"(21CZZ03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村民自治是国家制度安排下的基层民主实践,其与基层政府之间的联系亦是必然.调整自治单元是近些年基层政府追求自治有效的主要改革举措,但是,仅仅调整单元似乎很难奏效.贵州省河镇在单元下沉改革遭遇村寨单元自治失去活力的困境下开启二次改革,政府全面介入小单元自治运行,引导和协助村寨单元优化自治组织,同时结合村寨单元的治理习惯和治理资源,以行政力量为小单元自治输入其所需要的物质要素、权威要素、程序要素、规则要素、内容要素,推进外注要素的内生性衔接与自治生长.基于自治运转需要的、适度的政府介入构成了自治生长的关键要素.因政府改革而起的自治单元调整与自治生长不可能完全脱嵌于政府行政,政府行政应持续介入自治,使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形成良性的助推式互动.行政助推型自治的核心在于政府要精准把握介入的时间节点与度,在服务自治的逻辑下适度介入,培育自治、助推自治,以外部行政注入的自治要素驱动和激活自治,实现自治"由外而内"的植根生长.
其他文献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的记载，一位曾以三种不同身份——赞蒙、母后、太后出现的女性墀玛类(705～712在位)活跃在公元675年至712年间，她便是吐蕃历史上的一代女王墀玛类。
婚姻和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定历史时期的婚姻家庭，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研究婚姻状况是人口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内容。本文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对甘肃藏族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作一概述。
7世纪中叶，佛教从南北两路传入吐蕃，从此便与藏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在藏区传播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区本土文化，于10世纪后半叶，形成了颇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在藏区确立了统治地位，而且成为西
我国藏族人口的实际规模，特别是50年代初以来的历史变动乃是国内外藏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论题。本文以全国藏族聚居省区的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户口统计数据为依据，对近40年间全国藏族人口数量进行评估与订正，并对藏族聚居省区的人口数量变动和差异作系统的考察。笔者希望这一结果将有助于全面、客观地研究藏族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正> 翻开苏联地图,便有一幅沸腾的景象展现在眼前:整个苏联的辽阔土地,就象一个统一的巨大工程,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哈萨克人、土尔克明尼亚人和阿捷尔拜疆人、阿尔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等等一百
<正>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借《中国藏学》一角,说几句想说的话。回想1952年我大学毕业后,走进了藏学研究的门槛,当时我还是一个充满旺盛精力的青年人,而今我已年逾花甲。检讨近四十年自己走过来的道路,虽不算曲折,但并不平坦。中国藏学的全面开展,我认为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尽管藏学工作者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限于当时的形势,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正
在举国欢庆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苏联人民对自己各个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总结。民族学研究所和其它科学机关一起，也总结了四十年来民族学发历的情况。研究所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分别举行了学术委员会的纪念大会。研究苏联各民族的研究员们准备了我国各足族地区苏维埃建设成就的报告和讲演。为纪念国庆，“苏联民族学”杂志出了专辑。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鉴于企业成功地参与了精准扶贫实践,政府和社会对有效衔接阶段的企业作用寄予了更多新期待,乡土企业位列其中.通过对贵州省乌蒙山区乡土企业X茶园的调查发现,在处理政府、市场、所在社区的复杂关系中,该企业扮演的多重角色存在叠加效应,基本达到了多方预期.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基层政府与X茶园的角色互动再次开启,双方合作的领域围绕特色产业融合、村社一体化、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展开.进入衔接阶段之后,在政府产业规划、企业布局、社区治理等政策激励与规制下,X茶园经历了新的角色扮演、巩固与强化过程.这个新的角色建构使乡土企业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