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
崔昕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定价：66.00元
知难而进地啃硬骨头，比之四平八稳不痛不痒的话题，自然更能激发与显示出学者的智慧、创造力和潜质。
我一直认为，用“系统论”看待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实际上是一项以作家作品为基点的系统工程。儿童文学系统工程建设的流程是：作家作品→编辑出版（图书出版、报刊发表、网络在线）→评论研究（评论、评选、评奖）→学校教育（课程资源、课外阅读、校园文化）→阅读推广→作品再生产。
作家作品是文学系统工程的上游，没有作家原创的艺术品，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但是，作家将思维成果形成文字以后，还只是一堆符号，如果没有编辑出版发行，作家作品显然不能成为“社会公器”送到读者手上，更不能被图书馆永久典藏并传之后人。因而，在整个文学系统工程建设中，编辑出版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没有这一“中介”，作家原创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堆死的符号而已。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我在为研究生讲授儿童文学课程时，必然会涉及儿童文学与出版传播方面的内容，同时鼓励研究生能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在我指导的硕、博士生中，已有多位学生以编辑出版作为论题，其中陈苗苗（2007年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出版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以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为个案》，邢宝丹（2010年毕业）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十七年”少儿图书出版研究》，王缙苓（2011年毕业）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现代中国连环画与图画书的出版变迁》，朱晓颖（2011年毕业）的硕士学位论文是《1919—1949年间我国的外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崔昕平（2012年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跨越世纪的童书之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书籍出版史论》。
崔昕平是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副教授，2008年11月，她第一次来北师大联系考博，交谈中多次提到苏州。望着她文静灵秀的样子，满以为是江南苏州女子。再一问，她是辽宁人，原来她的先生是苏州人，每年春节要和先生一起带孩子回苏州去看望公婆。2009年9月，崔昕平与来自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涂明求同时考入北师大，成为我指导的又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小崔与小涂由于都是“定向生”（在职读博），因而读博期间，经常要回原单位上课，完成教学工作量，同时又有子女之累。因而这一届的博士生显然不能像“非定向生”那样全天候在北师大求学。
小崔经常奔走于北京和太原两地，她虽然看上去外表纤弱，但身体里似乎安装着一部动力强大的发动机，有着使不完的劲。小崔悟性很强，加之刻苦，学习成绩自然是一流。难得的是，只要儿童文学专业有什么科研课题、研讨会、学术交流活动，她都是一员忙里忙外、风风火火的干将，办事认真、利索、精到。更难得的是，她对儿童文学事业有一种出于至诚的热爱与上下求索的进取精神。正是基于小崔的优秀素质与研究能力，我在与她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提出希望她能知难而进，啃一块“硬骨头”——以儿童文学为中心，探讨中国儿童书籍的出版发展历史，第一步，先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段“当下史”。小崔几乎没有犹豫，很快就认同了这一选题。她说这也是她一直想做的，虽然她自己不从事出版，但童书出版是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与儿童文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童书出版的角度研究儿童文学，或许会有新的意义与突破。
知易行难，小崔毕竟不是出版人，她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与课题。但小崔是“称职”的，她既有北方女子的韧性，又有南方女子的灵气，一经确定目标，就绝不放松，跑图书馆，跑资料室，跑得更多的是出版社、书店、书市、书展，甚至还一头扎进了中国版协少读工委的专门会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少个昼夜的辛勤耕耘，她终于拿出了一篇40余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然，这篇凝聚着小崔心血、思想与智慧的论文得到评审专家与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小崔毕业后，又对论文进行了精心打磨修改，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完整文本《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1978—2010年），可以说是大半部浓缩了的“中国当代童书出版史”，只要再加上1949—1977年的部分，就是一部完整的当代史。
童书虽然只是出版业中的一个板块，但却是涉及亿万少年儿童以及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大板块”“大事业”，直接影响着我们民族下一代的精神生命成长，影响着孩子们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生态观，因而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民族与政府，对童书自然不会等闲视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宣称：“看一个国家儿童读物出版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是何等精辟与发人深省！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童书出版是作为体现意识形态与成人社会传递给下一代的文化期待与精神沟通的重要载体，因而童书业锁定的目标是社会效益。但在1978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发展到资本成为决定因素、“国退民进”（民营企业即私有企业的比例已大大超过国有企业）的今天，图书包括童书，显然成为一种商品，成为资本逐利与博弈的对象。因而今天的童书业不再只考量社会效益，同时也考量赚不赚钱的经济效益。在这种出版环境下，童书业的复杂处境与左冲右突自然决定了童书研究的复杂性和难度。
《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以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儿童图书出版为研究对象，力图运用文学社会学、出版传播学、编辑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探讨30余年间以儿童文学为中心的中国童书在变革、转型、突破、发展进程中复杂的外部出版环境和经济、文化、媒介、受众等诸多因素对童书出版产生的制约、规范与影响作用。显然，本书的研究是一种面对多种问题的、有难度的研究，作者清醒地选取了内、外两个维度。
童书的外部研究维度——从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出版政策、经济模式、社会转型与传媒变革等层面层层切入，用充分的调研、文献和数据，阐释以上种种变化、变革、变异背后带给中国童书业关于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媒介力量、受众力量等因素错综复杂的交织与博弈，在此基础上清晰地勾勒出“政令主导形态”“文化主导形态”与“市场主导形态”三阶段的童书出版业态。 童书的内部研究维度——剖析改革开放30余年来，以儿童文学为中心的童书业对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趣味的塑造，甚至是新的儿童文学观、儿童观与童年的塑造，而儿童文学自身独有的创作思潮、艺术章法、审美追求，以及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民族立场、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意识，又是如何在抗拒“唯利是图”的生态包围中艰难突围与文学坚守。本书不但梳理了儿童文学与资本市场背景下的童书出版业交织博弈的艰难进程，而且凸显了各个阶段代表性的书人书事。史论结合、理论与实证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建构起了当代童书出版的全景长廊与史实框架。
这种研究是跨学科、交叉性的研究，这对作者无论是知识储备、理论思维还是驾驭“宏大叙事”问题的能力而言，都是一种考验。令人欣慰的是，崔昕平在这一考验面前，提交了一份比较成功的答卷。2012年5月23日，以北大教授曹文轩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在对崔昕平的博士论文答辩决议中有这么一段话：“论文打通了文学与出版二者之间的边界，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既具开拓性，又富有挑战性。论文的最大特色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以文献说话，同时充分运用儿童文学史的专业知识，结合史论，对一些重要的问题阐发独到见解，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论文结构合理，文献翔实，学风端正，符合学术规范，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作为导师，我认为答辩委员会对崔昕平论文的这一评语是公允的、恰当的。如今，小崔在原有论文的基础上，吸收答辩委员会当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同时又根据新的材料和思考，做了修改补充。因而这部论著比之当初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然更臻完善，上了一个台阶。
总之，《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是一部难得的专著，对研究当代中国童书出版史、儿童文学史具有突破性的“补白”意义和学术价值。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著对1978—2010年间的童书出版做过如此系统、详尽、深入的研究。
应当指出，《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是对一种正在变化运动着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即“当代”问题的研究。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带了冒险性的，因为它关注的是还在变化着的事物，而变化着的事物是很难看清楚的，更是不易说清楚的。正因如此，崔昕平的这部论著就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开拓性，同时也具有挑战性即冒险性——多少年以后，时过境迁，当人们再来阅读这部对“现场”发声的论著时，里面的观点与结论是否会“另当别论”，但这也正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之所在：因为他（她）追踪当下，负责任地记录了当下并阐释研究了当下。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与价值之所在：知难而进地啃硬骨头，比之四平八稳不痛不痒的话题，自然更能激发与显示出学者的智慧、创造和潜质。更何况，崔昕平所做的扎实的文献功夫，那镶嵌在《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一书中的一张张图表、一组组数字、一次次调研、一条条注释，都有着实实在在的价值。即使“时过境迁”，它们也将是一种真实的现象意义之体现。
小崔毕业后回到了太原，她的教学、科研工作担子很重，同时还兼有行政工作的压力，但她那一种“天天向上”的进取心与孜孜不息的追求依然如故。当我在报刊上不时读到小崔的文章，尤其是获悉她的这部论著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作为曾经的导师，怎能不为之欣喜？南窗晴空，遥望三晋，欣然命笔，我要由衷地祝贺小崔，祝贺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研究的新成果！
崔昕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定价：66.00元
知难而进地啃硬骨头，比之四平八稳不痛不痒的话题，自然更能激发与显示出学者的智慧、创造力和潜质。
我一直认为，用“系统论”看待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实际上是一项以作家作品为基点的系统工程。儿童文学系统工程建设的流程是：作家作品→编辑出版（图书出版、报刊发表、网络在线）→评论研究（评论、评选、评奖）→学校教育（课程资源、课外阅读、校园文化）→阅读推广→作品再生产。
作家作品是文学系统工程的上游，没有作家原创的艺术品，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但是，作家将思维成果形成文字以后，还只是一堆符号，如果没有编辑出版发行，作家作品显然不能成为“社会公器”送到读者手上，更不能被图书馆永久典藏并传之后人。因而，在整个文学系统工程建设中，编辑出版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没有这一“中介”，作家原创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堆死的符号而已。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我在为研究生讲授儿童文学课程时，必然会涉及儿童文学与出版传播方面的内容，同时鼓励研究生能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在我指导的硕、博士生中，已有多位学生以编辑出版作为论题，其中陈苗苗（2007年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出版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以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为个案》，邢宝丹（2010年毕业）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十七年”少儿图书出版研究》，王缙苓（2011年毕业）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现代中国连环画与图画书的出版变迁》，朱晓颖（2011年毕业）的硕士学位论文是《1919—1949年间我国的外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崔昕平（2012年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跨越世纪的童书之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书籍出版史论》。
崔昕平是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副教授，2008年11月，她第一次来北师大联系考博，交谈中多次提到苏州。望着她文静灵秀的样子，满以为是江南苏州女子。再一问，她是辽宁人，原来她的先生是苏州人，每年春节要和先生一起带孩子回苏州去看望公婆。2009年9月，崔昕平与来自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涂明求同时考入北师大，成为我指导的又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小崔与小涂由于都是“定向生”（在职读博），因而读博期间，经常要回原单位上课，完成教学工作量，同时又有子女之累。因而这一届的博士生显然不能像“非定向生”那样全天候在北师大求学。
小崔经常奔走于北京和太原两地，她虽然看上去外表纤弱，但身体里似乎安装着一部动力强大的发动机，有着使不完的劲。小崔悟性很强，加之刻苦，学习成绩自然是一流。难得的是，只要儿童文学专业有什么科研课题、研讨会、学术交流活动，她都是一员忙里忙外、风风火火的干将，办事认真、利索、精到。更难得的是，她对儿童文学事业有一种出于至诚的热爱与上下求索的进取精神。正是基于小崔的优秀素质与研究能力，我在与她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提出希望她能知难而进，啃一块“硬骨头”——以儿童文学为中心，探讨中国儿童书籍的出版发展历史，第一步，先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段“当下史”。小崔几乎没有犹豫，很快就认同了这一选题。她说这也是她一直想做的，虽然她自己不从事出版，但童书出版是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与儿童文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童书出版的角度研究儿童文学，或许会有新的意义与突破。
知易行难，小崔毕竟不是出版人，她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与课题。但小崔是“称职”的，她既有北方女子的韧性，又有南方女子的灵气，一经确定目标，就绝不放松，跑图书馆，跑资料室，跑得更多的是出版社、书店、书市、书展，甚至还一头扎进了中国版协少读工委的专门会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少个昼夜的辛勤耕耘，她终于拿出了一篇40余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然，这篇凝聚着小崔心血、思想与智慧的论文得到评审专家与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小崔毕业后，又对论文进行了精心打磨修改，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完整文本《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1978—2010年），可以说是大半部浓缩了的“中国当代童书出版史”，只要再加上1949—1977年的部分，就是一部完整的当代史。
童书虽然只是出版业中的一个板块，但却是涉及亿万少年儿童以及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大板块”“大事业”，直接影响着我们民族下一代的精神生命成长，影响着孩子们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生态观，因而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民族与政府，对童书自然不会等闲视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宣称：“看一个国家儿童读物出版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是何等精辟与发人深省！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童书出版是作为体现意识形态与成人社会传递给下一代的文化期待与精神沟通的重要载体，因而童书业锁定的目标是社会效益。但在1978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发展到资本成为决定因素、“国退民进”（民营企业即私有企业的比例已大大超过国有企业）的今天，图书包括童书，显然成为一种商品，成为资本逐利与博弈的对象。因而今天的童书业不再只考量社会效益，同时也考量赚不赚钱的经济效益。在这种出版环境下，童书业的复杂处境与左冲右突自然决定了童书研究的复杂性和难度。
《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以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儿童图书出版为研究对象，力图运用文学社会学、出版传播学、编辑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探讨30余年间以儿童文学为中心的中国童书在变革、转型、突破、发展进程中复杂的外部出版环境和经济、文化、媒介、受众等诸多因素对童书出版产生的制约、规范与影响作用。显然，本书的研究是一种面对多种问题的、有难度的研究，作者清醒地选取了内、外两个维度。
童书的外部研究维度——从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出版政策、经济模式、社会转型与传媒变革等层面层层切入，用充分的调研、文献和数据，阐释以上种种变化、变革、变异背后带给中国童书业关于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媒介力量、受众力量等因素错综复杂的交织与博弈，在此基础上清晰地勾勒出“政令主导形态”“文化主导形态”与“市场主导形态”三阶段的童书出版业态。 童书的内部研究维度——剖析改革开放30余年来，以儿童文学为中心的童书业对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趣味的塑造，甚至是新的儿童文学观、儿童观与童年的塑造，而儿童文学自身独有的创作思潮、艺术章法、审美追求，以及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民族立场、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意识，又是如何在抗拒“唯利是图”的生态包围中艰难突围与文学坚守。本书不但梳理了儿童文学与资本市场背景下的童书出版业交织博弈的艰难进程，而且凸显了各个阶段代表性的书人书事。史论结合、理论与实证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建构起了当代童书出版的全景长廊与史实框架。
这种研究是跨学科、交叉性的研究，这对作者无论是知识储备、理论思维还是驾驭“宏大叙事”问题的能力而言，都是一种考验。令人欣慰的是，崔昕平在这一考验面前，提交了一份比较成功的答卷。2012年5月23日，以北大教授曹文轩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在对崔昕平的博士论文答辩决议中有这么一段话：“论文打通了文学与出版二者之间的边界，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既具开拓性，又富有挑战性。论文的最大特色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以文献说话，同时充分运用儿童文学史的专业知识，结合史论，对一些重要的问题阐发独到见解，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论文结构合理，文献翔实，学风端正，符合学术规范，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
作为导师，我认为答辩委员会对崔昕平论文的这一评语是公允的、恰当的。如今，小崔在原有论文的基础上，吸收答辩委员会当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同时又根据新的材料和思考，做了修改补充。因而这部论著比之当初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然更臻完善，上了一个台阶。
总之，《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是一部难得的专著，对研究当代中国童书出版史、儿童文学史具有突破性的“补白”意义和学术价值。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著对1978—2010年间的童书出版做过如此系统、详尽、深入的研究。
应当指出，《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是对一种正在变化运动着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即“当代”问题的研究。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带了冒险性的，因为它关注的是还在变化着的事物，而变化着的事物是很难看清楚的，更是不易说清楚的。正因如此，崔昕平的这部论著就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开拓性，同时也具有挑战性即冒险性——多少年以后，时过境迁，当人们再来阅读这部对“现场”发声的论著时，里面的观点与结论是否会“另当别论”，但这也正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之所在：因为他（她）追踪当下，负责任地记录了当下并阐释研究了当下。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与价值之所在：知难而进地啃硬骨头，比之四平八稳不痛不痒的话题，自然更能激发与显示出学者的智慧、创造和潜质。更何况，崔昕平所做的扎实的文献功夫，那镶嵌在《出版传播视域中的儿童文学》一书中的一张张图表、一组组数字、一次次调研、一条条注释，都有着实实在在的价值。即使“时过境迁”，它们也将是一种真实的现象意义之体现。
小崔毕业后回到了太原，她的教学、科研工作担子很重，同时还兼有行政工作的压力，但她那一种“天天向上”的进取心与孜孜不息的追求依然如故。当我在报刊上不时读到小崔的文章，尤其是获悉她的这部论著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作为曾经的导师，怎能不为之欣喜？南窗晴空，遥望三晋，欣然命笔，我要由衷地祝贺小崔，祝贺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研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