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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苏联社会整合失效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的垄断、意识形态的僵化以及制度权威的流失。特别是制度权威的流失，导致苏共党内个人崇拜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社会治理日益僵化和腐化，最终导致政治体系崩溃。透视前苏联社会政治生态的生长与演进，梳理前苏联社会整合失效的原因与背景，对于我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制度治理的自觉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社会整合；失效；制度治理
一、社会整合失效的表现
苏联解体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的空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不仅被苏联共产党人抛弃，也被苏联全社会所抛弃。苏联社会各阶层之间充满了不信任，社会团结遭遇空前的危机。积重难返的苏联政治体系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突然崩溃，一夜之间红旗落地、政权易手、国家变色。
1.信仰坍塌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仅是苏联执政党的坚定信仰，同时也是全社会的精神支柱。苏共之所以能够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能够在战后短期内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戈尔巴乔夫通过否定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否定党的执政地位等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彻底丢弃。失去了这面旗子，苏联共产党就迷失了方向，整个苏联社会也同时迷失了方向 。
前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是苏联本土产生的科学理论，列宁主义不仅被苏共奉为行动指南，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列宁主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列宁去世之后，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斯大林主义，背后隐藏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斯大林治国的基本模式——斯大林模式。注重意识形态的指导、培养和教育，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典型特点。因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民族特点、历史传统、文化环境。“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机构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1]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意识形态能够把不同背景、心理结构、信仰的人统一到共同的价值观上，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承载了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根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强调对人的解放，强调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强调人人都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自由和解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发展，意识形态通过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和灌输，从而改变人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党的意识形态被否定，就等于党的纲领、党的领导地位包括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被否定。因为，“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2]
2.社会断裂
由于前苏联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斯大林模式形成之后，高度集中的社会治理模式也随之形成，泛政治化倾向明显，社会成长的空间不断萎缩，社会各阶层既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也没有政治参与的通道，社会团结水平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社会的断裂。权力高度集中是苏联共产党治国体制的鲜明特征，权力的集中是政党整合社会的有效手段，优点是能够快速地动员社会力量，调动执政目标需要的各种资源，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权力的集中首先体现在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集中在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集中在第一书记，下级权力的来源是上级的授予和肯定，上级集中了巨大的权力，最终党的权力、国家的权力集中于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中。其次，适应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结构，在经济领域必然实行国家主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往往使经济活动被统得过多、过死，缺乏活力。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发展逐渐走向停滞，就是因为这种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潜力已经完全丧失，走到了尽头。同时，在文化领域，文化专制主义盛行，创新窒息，思想僵化，对领导人不适当地称颂和吹捧成为文化生态的主要格调。在社会领域，社会的活力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压制，社会无法成为独立的活动主体，沦为政治体制的附庸。“领导人主导下的国家计划将是指导性原则。要下级服从上级，采取行政监督和惩罚都是必要的，也会不可避免地实施动员，道德教育，以及清洗，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3]似乎苏联社会的整体发展只是少数人、官僚体系的上层掌管的事务，人们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对政治运作既没有话语权，更没有畅通参与的渠道。不仅社会组织无法得到培育和成长，甚至所有其他政党也被取消。这是因为，国家的权力已经被垄断，垄断的主体就是苏联共产党，而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国家权力又主要集中于中央委员会的高层的少部分人，并且主要是集中于总书记一个人。
3.政治体系崩溃
社会治理能力与执政党的现代化水平息息相关。如果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满足人民需求，顺应社会变化的新常态，自然能够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实现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的现代化，没有法治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前苏联党的系统和国家政权的系统由于斯大林模式的推行，经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使苏联的政治上层建筑逐渐走向独裁、僵化、非理性，封建性的人治色彩日益浓烈，人身依附、个人崇拜、官本位体制、终身制等毒瘤寄附于社会主义的健康肌体上，使原本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步履维艰、走向衰亡，老人政治、病夫治国成为前苏联后期的典型特征。 从斯大林开始，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逐渐抬头。所谓封建性因素，其实就是权力运行中人的主观的因素，个人可以代替制度，个人可以凌驾于组织、超越国家权力的限制。对领导人的不适当的个人崇拜和人身依附，对社会经济制度不适当的压制和集中，对新观点新思想等创新意识的打击和排斥，这些非理性行为成为国家治理的主导性因素。当然，苏联党的领导人并非真的丧失了理性的判断和理性的选择能力，问题在于，当理性的制度与领导人的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理性的制度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苏联政权的运行虽然受到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决定性因素却是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的判断力和价值观。可以设想，在这样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运行中，没有人能够保持真正的清醒与理性。权力是诱人的，但权力的行使者却无法掌控权力的运行逻辑，即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政治腐败，这是政治的铁律。正因为如此，没有人愿意放弃，除非生理的原因或外在的强制力。苏联的领导人更替充满了阴谋、暴力与血腥，非制度化特点非常明显。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上一任领导人的治国理念、治理制度进行了调整，甚至是彻底改变，全盘否定。斯大林推翻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危害，但自己也在不自觉地制造着新的个人崇拜，特别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还恢复了职务终身制。除了执政时期较短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几乎每一任领导人都否定了前一任的主要治理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直接把苏联共产党带入坟墓，彻底埋葬了苏联人民为之奋斗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这些领导人也曾经想过改革，但在强大的阻力面前，在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之下，都纷纷退缩到原来的路径。这个路径是一个死胡同，走不出来就只能因循守旧，不断强化、不断僵化、不断封闭。作为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想走出来，对苏联共产党自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他的方向是错误的，最终的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固然打破了旧的“路径依赖”，但是却走上了一条毁灭的不归之路。“社会制度为博弈提供规则，而博弈规则决定了每一个人参与经济增长活动和财富分配活动的激励机制。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由社会中的法律和法规构成的，而非正式制度是由社会习俗和习惯构成的。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对人们的行为构成约束。”[4]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能够在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内改革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因为这种体制赋予了领导人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无人可以阻挡，没有制度可以约束，这种权力是一种非正式的、人格化的权力，凌驾于现有制度之上，权力行使者时刻为权力行使的边界寻找理由和借口，并依托这种权力创设出新的制度——为权力服务的制度。
二、社会整合失效的原因分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苏联社会整合的失效主要是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国家治理体系日益陷入僵化，国家治理能力弱化。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个人崇拜、迷信盛行，意识形态不断丧失生机与活力，导致社会整合缺乏有效的凝聚力、感召力。同时，由于人治主导社会整合，导致制度权威无法树立，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在悄然流失。前苏联社会整合的失效与意识形态的僵化、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最终体现在制度的失效上。这种失效既是对正式规则的破坏，也是对权力运行规则和社会习俗的破坏，而制度却无能为力。
1.权力垄断
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国家的发展寄托在一个人的智慧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都仰仗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这为政治生态的僵化和恶化打开了通道。从斯大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的攻击，都使党的公信力和号召力受到极大破坏。而追随勃列日涅夫脚步的两个病夫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则继续带领苏联社会走向僵化的穷途末路。“由勃列日涅夫恢复的职务终身制创造了一个泱泱大国由老人、病人治国，连续三年每年安葬一位党国首脑的世界纪录。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全国人心思变，迫使苏共推出‘年轻力壮’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出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过，请记住，列宁是在54岁逝世的！）”[5]党的执政权力并没有得到正确行使，国家的权力运作没有实现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权力集中于人而不是集中于党，集中于某一个人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完整的集体，这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这也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部权力更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在岗位上逝世的，在前苏联就更是如此。“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出现改革的契机。靠生理学的自然规律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悲哀。”[6]赫鲁晓夫的下台则是由于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是赫鲁晓夫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不是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失败，赫鲁晓夫毫无疑问又是另一个斯大林。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职务终身制又被恢复，党内权力的正常更迭更是困难重重。亨廷顿对组织的寿命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判断一个组织的寿命，有一个简单的标准，那就是“以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来衡量。只要创建组织的第一代领袖还在掌权，只要最初遵循程序的那些人还在循规蹈矩，该组织的适应性就值得怀疑。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解决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7]。
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整合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但是权力的长期垄断与权力的突然松绑使党丧失了正确决断的能力和及时应对变化的缓冲预期。这个时期权力的掌握者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就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权力垄断的危险性也终于暴露出来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就任总书记之后，也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按照正常的逻辑，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想改变党的现状、改变党和国家现状、不乏聪明智慧的人。但是，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深层次矛盾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对苏联社会矛盾也有着独到的观察，他完全可以在掌握了权力之后，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逐步改革苏共的弊端和苏联社会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戈尔巴乔夫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背叛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走到了党和国家的反面。“根本性的改革逐渐摧毁了苏联政权的支柱。改革引发危机与危机催生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8]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不是要巩固党的地位，重塑党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而是一步步运用公开性的新思维，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逐步毁灭了党，毁灭了国家。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所有前任一样，同样垄断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正是由于如此，权力垄断的毁灭性恶果才会如此集中地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爆发出来。“变革的来源存在于思想理念、领导和制度权力相互作用之中。杜鲁门提升总统期间，就时常不满对美国总统权力的限制，诺伊施塔特曾对此做过一个著名的表述‘总统的权力就是说服的权力。’相比而言，戈尔巴乔夫则拥有令人畏惧的‘说服的权力’，不过他的权力是以其政治地位为基础的，而美国总统的权力则是在一个分权的体制内行使的。”[9]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整个苏联共产党也不可能按照他预定的轨道走向毁灭，他的意志也不可能成为全党的意志。他所寻求的变革，正是要革掉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把社会主义事业送入历史。因此，戈尔巴乔夫在西方被称为可以打交道的人。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不可能这么快垮台，苏联也不可能如此轻易解体。 2.意识形态僵化
意识形态僵化的突出表现就是教条主义。一个时期以来，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好像谈本国特色、本国特点、本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就是离经叛道，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本源。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任何理论创新如果没有苏共的支持和认可，都不被允许。“东欧各国除罗马尼亚之外，不要说是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即使是政府部长和地方相应级别的首长人选，也须经克里姆林宫认可。”[10]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不能紧密结合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学习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固步自封，盲目自信，看不清社会的剧烈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固守革命导师特定时间、特定情况下的某些结论，很难实现理论创新和突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开放的理论，并不排斥对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特别是由于革命导师的一些结论都是结合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况做出的，如果脱离具体的国情和历史，脱离本国的传统和斗争实践，那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只会产生南辕北辙的结果。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批判了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的表现和危害：“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11]能否因应时势的变化，不断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即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说出前人没有说出的新话，创造出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摆脱教条主义的根本原则。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党的意识形态日益僵化、保守，创新窒息，逐渐走入死胡同。新的反传统的社会思潮被一味打压，“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惩罚人本意识表达者的更为阴损的手段，是把他们作为‘精神病患者’、强制关押进精神病院。”[12]理论上的无能为力反映出的是党的生机活力已经严重倒退，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号召力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给了党的意识形态最为致命的一击，彻底打破了人们对党的期望、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信仰。
意识形态僵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理论的说服力不够。特别是在党内，很多人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甚至党内的部分中高级领导干部根本不是真正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心对这种意识形态非常排斥。虽然表面上表示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但是在行动上、在思想上却是抗拒的。“有人向勃列日涅夫反映，工资收入低的人生活十分艰难。勃列日涅夫这样回答：‘您不了解生活，谁也不靠工资生活。我记得年轻时，在中等技术学校读书时去装卸货车挣额外收入。我们是怎么干的呢？把三袋或三箱东西扛到那里去时，给自己留下一袋或一箱。在我们国家大家都是这么干的。’这段话活脱脱地表明了勃列日涅夫的意识，也衬托出了苏联体制的不可救药。”[13]这在苏联的后期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部分党员干部已经丧失了党性，丧失了应有的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把进入党内作为晋身之阶，不是把自己作为党和人民的工具，而是把党和人民看作是实现升官发财梦想的工具。为什么会出现党的基本理论说服力不够的问题呢？根本是因为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理论长期处于权力的附庸地位，已经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实践，理论资源萎缩，理论范式老化，理论表述陈旧，理论武装虚置，理论引领丧失，最后导致党的理论阵地丧失，各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严重冲击和削弱了党的意识形态。
3.制度化缺失
“正式规则对行为约束的程度决定于正式规则实施状况。而正式规则实施状况又要受到国家强制性权力或社会习俗的影响。强制性权力和习俗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如果社会成员普遍认可某种事情是不当行为，如乱丢垃圾均被视为不当行为，社会就无需投入较多的资源去实施法律来抵制乱丢垃圾的行为。相反，如果社会成员普遍认为某种行为是无害的，如认为不过分的赌博活动是无害的，那么，运用法律抵制这样的活动，成本一定很高。”[14]作为具有悠久封建集权传统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就缺乏制度规约、制度领导和制度治理的文化根基，这也是导致人的因素、权力的因素在国家治理中占据了核心地位的根源。从列宁开始，苏联共产党并非不重视制度，无论是在法律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还是经济文化层面，都建立了一系列具有苏联特色的制度体系。政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苏联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后，苏维埃政权空前巩固，党的领导和威望空前高涨，反而使党的领导人对制度重要性认识产生偏差。这种政权排斥一切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苏联不仅实行的是一党制，而且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存在。社会整合的成功需要避免制度路径依赖的陷阱。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所强调的：“历史方法是理解制度和制度变革的中心方法，因为路径依赖是诸多制度演进的典型特征。”[15]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当然他指的重点是经济制度）有一定的惯性，一旦制度变迁走入一个固定的路径，由于历史的惯性力量使制度对于目前选择的路径产生不断强化的依赖性，并且很难走出去。同理，政治制度和人类社会的技术演进也是一个道理，如果路径被确定，或被锁定，走出现有路径或选择新路径就会受到自身的限制。前苏联制度的失效就具有这种路径依赖的典型性。
从前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制度化缺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国家形成的历史表明，各民族在社会主义苏维埃的旗帜下、在俄罗斯的基础上，自愿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特别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苏联的国家地图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政权体制逐渐走向僵化，最高领导人找不到改革的出路之时，民族分离主义迅速抬头，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家也相继挣脱了苏联的束缚，走向了独立。民族关系的极端复杂化增加了苏共有效整合社会的难度，也成为拖垮苏联的重要因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一直充当着盟主地位，特别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说一不二，逐渐表现出了老子党和霸权主义的倾向，凌驾于其他主权国家之上，一切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恃强凌弱，使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敢怒不敢言，特别是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事件、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事件等的发生，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向心力逐渐削弱，也使苏联政权的矛盾和缺陷暴露无遗。“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纪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2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16]制度是对行为的一种规约和规范，是来自外部的强制约束力，也是判断人的行为预期的基础。前苏联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血腥、残暴以及非理性行为，让人无法对其行为预期有合理的评估，也就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理性基础。这是制度化的失败和失效，能够在国内国外、党的事务、国家事务和国际事务中无一例外地凸显出来。 三、现代启示：制度权威与治理现代化
制度具有治理功能，制度权威是治理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由于制度权威的复杂性，往往使人从神秘主义、文化传统、惩戒制度、魅力主义等角度来分析。如果制度权威缺失，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制度权威的树立是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也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这是因为，制度的刚性作用体现在其对社会行为的强制性规约上，如果失去了刚性的约束，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树立制度权威，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制度是人为制定的，但制度制定出来之后就必须得到普遍的遵守。制度是否具有权威地位，与文化传统、历史传承关系极为密切。制度没有权威，就不会有力量。制度权威的最大障碍是制度遵守的非普遍性，即在一个封闭的群体中，如果大多数人遵守制度，而少数人却可以在制度之外逍遥自在，特别是这少数人还能够主导制度的制定，以制度之网约束别人。制度没有例外，这是制度权威的本质含义。就如同在法治社会，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地位必须得到确认一样，制度本身具有治理的功能和文化的内涵。 如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权力深度介入市场、裙带关系普遍、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横行，潜规则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所有角落里，那么制度就会形同虚设，社会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大幅度上升，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的溃败和分裂。之所以说制度权威具有文化的内涵，是因为制度及制度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说闯红灯现象，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这并非是中国对交通规则不重视，而是在中国的文化场景中，闯红灯并没有被人们视为较为严重的违规行为。在许多国家，比如美国，闯红灯是一种性质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违反就要付出沉重代价。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生活久了的美国人也学会了和中国人一样闯红灯，而中国人到了美国就马上“入乡随俗”认真遵守交通规则了。当然，这里面确实有违法成本不同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却是文化的作用。“文化是关键，文化决定了路径依赖——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过去对现在和将来的强大影响力。任何一代人的当前认知的发生，都有一个认知背景，源自过去的集体认知。因此，认知是经社会文化过滤的累积过程，而社会文化决定着预想的报酬，但是无法保证过去的社会经济积累必然适合解决新的问题。受信念体系和制度羁绊的社会将无法应对和解决新的社会问题。”[17]很多人不理解文化与制度的关系，认为制度就是孤立的非人格化的外在力量，与文化背景和传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文化基因中是否有规则意识，权力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制约，是树立制度权威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否则，单纯的谈论制度权威不具有意义，所谓“法不责众”指的就是制度失败的现象，当人人都不愿意遵守制度的时候，制度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并且，再严厉的惩罚措施都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制度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外部约束的问题。“社会制度为博弈提供规则，而博弈规则决定了每一个人参与经济增长活动和财富分配活动的激励机制。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由社会中的法律和法规构成的，而非正式制度是由社会习俗和习惯构成的。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对人们的行为构成约束。”[18]不管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制度都具有非人格化的力量，能够为政治体系和社会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在经济层面上，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罗纳德·H·科斯，他阐述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强调对产权的界定和实施要恰当，由恰当地界定产权逐步演变为研究制度对交易成本的影响。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成功的创新取决于企业家的素质，而信用制度是企业家实现创新的经济条件。道格拉斯·C·诺斯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因此，政治和经济制度便是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有经济学家还分析了不完善的制度环境、经济结构与政治体系和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维尼基指出，两种情形能够导致真正的经济改革。第一种情形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再保持一致，那些不仅控制着政治权力而且控制着经济领域现有产权结构的利益集团被打败，即那些不仅控制政治权力而且控制着经济领域现有产权结构的官员和经济官员被打败。另一种情形是，经济持续下滑，维持现在体制的成本不断增加，社会绝对财富下降，需要更加努力地控制社会经济和非经济活动，共产党就要慢慢地进行自我限制和约束。由于苏联型国家出现全面的经济下降，加之，生活水平下降，污染越发严重，死亡率上升，统治集团和统治阶层内部就会自我反思如此之多的难解问题。在苏联型国家，上述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都在增大。当苏联型国家迈进20世纪最后10年的时候，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将强化成功进行经济与政治改革的预期。”[19]问题在于，制度虽然具有刚性的约束作用，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都要依靠人，因此，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导致制度的失败仍然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能否做到这一点，也是判断政治制度化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
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人同样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中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之时，邓小平就意识到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度的约束力问题，特别是前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之所以会发生大规模践踏人权和侵权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制度不健全以及制度无法约束领导人。苏联解体、苏共灭亡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但是却能说明即使在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先进政党的领导下仍然需要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否则特权现象、个人崇拜、人身依附、普遍性的腐败会最终拖垮政治体系和社会制度。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党的制度体制的不健全，更由于制度对于党的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到位，也使党和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悲剧的发生。我们如果不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这一切，而仅仅就制度论制度，仍然无法保证能够走出这一历史的魔咒。因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0]，并且着重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1]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2]。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制度领导的重要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使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的新论断，使制度领导与治理现代化研究有了基本的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2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就体现在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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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ailure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s mainly due to power monopoly， the rigidity of ideology and the loss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particular， the loss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led to personal worship and highly centralized power， and increasing rigidity and corrup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Revisiting the growth and evolution of the socio-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framing the cause and background of its failure in social integration will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CCP and enhance the proactivity of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nd has practical values.
Keywords： Social Integration； Failure；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矫海霞）
关键词： 社会整合；失效；制度治理
一、社会整合失效的表现
苏联解体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的空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不仅被苏联共产党人抛弃，也被苏联全社会所抛弃。苏联社会各阶层之间充满了不信任，社会团结遭遇空前的危机。积重难返的苏联政治体系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突然崩溃，一夜之间红旗落地、政权易手、国家变色。
1.信仰坍塌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仅是苏联执政党的坚定信仰，同时也是全社会的精神支柱。苏共之所以能够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能够在战后短期内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戈尔巴乔夫通过否定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否定党的执政地位等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彻底丢弃。失去了这面旗子，苏联共产党就迷失了方向，整个苏联社会也同时迷失了方向 。
前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是苏联本土产生的科学理论，列宁主义不仅被苏共奉为行动指南，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列宁主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地位。列宁去世之后，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斯大林主义，背后隐藏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斯大林治国的基本模式——斯大林模式。注重意识形态的指导、培养和教育，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典型特点。因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民族特点、历史传统、文化环境。“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机构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1]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意识形态能够把不同背景、心理结构、信仰的人统一到共同的价值观上，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承载了社会制度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根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强调对人的解放，强调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强调人人都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自由和解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发展，意识形态通过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和灌输，从而改变人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党的意识形态被否定，就等于党的纲领、党的领导地位包括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被否定。因为，“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2]
2.社会断裂
由于前苏联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斯大林模式形成之后，高度集中的社会治理模式也随之形成，泛政治化倾向明显，社会成长的空间不断萎缩，社会各阶层既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也没有政治参与的通道，社会团结水平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社会的断裂。权力高度集中是苏联共产党治国体制的鲜明特征，权力的集中是政党整合社会的有效手段，优点是能够快速地动员社会力量，调动执政目标需要的各种资源，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权力的集中首先体现在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集中在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集中在第一书记，下级权力的来源是上级的授予和肯定，上级集中了巨大的权力，最终党的权力、国家的权力集中于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中。其次，适应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结构，在经济领域必然实行国家主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往往使经济活动被统得过多、过死，缺乏活力。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发展逐渐走向停滞，就是因为这种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潜力已经完全丧失，走到了尽头。同时，在文化领域，文化专制主义盛行，创新窒息，思想僵化，对领导人不适当地称颂和吹捧成为文化生态的主要格调。在社会领域，社会的活力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压制，社会无法成为独立的活动主体，沦为政治体制的附庸。“领导人主导下的国家计划将是指导性原则。要下级服从上级，采取行政监督和惩罚都是必要的，也会不可避免地实施动员，道德教育，以及清洗，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3]似乎苏联社会的整体发展只是少数人、官僚体系的上层掌管的事务，人们政治参与热情不高，对政治运作既没有话语权，更没有畅通参与的渠道。不仅社会组织无法得到培育和成长，甚至所有其他政党也被取消。这是因为，国家的权力已经被垄断，垄断的主体就是苏联共产党，而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国家权力又主要集中于中央委员会的高层的少部分人，并且主要是集中于总书记一个人。
3.政治体系崩溃
社会治理能力与执政党的现代化水平息息相关。如果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满足人民需求，顺应社会变化的新常态，自然能够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实现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的现代化，没有法治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前苏联党的系统和国家政权的系统由于斯大林模式的推行，经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使苏联的政治上层建筑逐渐走向独裁、僵化、非理性，封建性的人治色彩日益浓烈，人身依附、个人崇拜、官本位体制、终身制等毒瘤寄附于社会主义的健康肌体上，使原本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步履维艰、走向衰亡，老人政治、病夫治国成为前苏联后期的典型特征。 从斯大林开始，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逐渐抬头。所谓封建性因素，其实就是权力运行中人的主观的因素，个人可以代替制度，个人可以凌驾于组织、超越国家权力的限制。对领导人的不适当的个人崇拜和人身依附，对社会经济制度不适当的压制和集中，对新观点新思想等创新意识的打击和排斥，这些非理性行为成为国家治理的主导性因素。当然，苏联党的领导人并非真的丧失了理性的判断和理性的选择能力，问题在于，当理性的制度与领导人的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理性的制度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苏联政权的运行虽然受到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决定性因素却是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的判断力和价值观。可以设想，在这样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运行中，没有人能够保持真正的清醒与理性。权力是诱人的，但权力的行使者却无法掌控权力的运行逻辑，即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政治腐败，这是政治的铁律。正因为如此，没有人愿意放弃，除非生理的原因或外在的强制力。苏联的领导人更替充满了阴谋、暴力与血腥，非制度化特点非常明显。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上一任领导人的治国理念、治理制度进行了调整，甚至是彻底改变，全盘否定。斯大林推翻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危害，但自己也在不自觉地制造着新的个人崇拜，特别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还恢复了职务终身制。除了执政时期较短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几乎每一任领导人都否定了前一任的主要治理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直接把苏联共产党带入坟墓，彻底埋葬了苏联人民为之奋斗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这些领导人也曾经想过改革，但在强大的阻力面前，在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之下，都纷纷退缩到原来的路径。这个路径是一个死胡同，走不出来就只能因循守旧，不断强化、不断僵化、不断封闭。作为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想走出来，对苏联共产党自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他的方向是错误的，最终的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固然打破了旧的“路径依赖”，但是却走上了一条毁灭的不归之路。“社会制度为博弈提供规则，而博弈规则决定了每一个人参与经济增长活动和财富分配活动的激励机制。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由社会中的法律和法规构成的，而非正式制度是由社会习俗和习惯构成的。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对人们的行为构成约束。”[4]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能够在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内改革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因为这种体制赋予了领导人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无人可以阻挡，没有制度可以约束，这种权力是一种非正式的、人格化的权力，凌驾于现有制度之上，权力行使者时刻为权力行使的边界寻找理由和借口，并依托这种权力创设出新的制度——为权力服务的制度。
二、社会整合失效的原因分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苏联社会整合的失效主要是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国家治理体系日益陷入僵化，国家治理能力弱化。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个人崇拜、迷信盛行，意识形态不断丧失生机与活力，导致社会整合缺乏有效的凝聚力、感召力。同时，由于人治主导社会整合，导致制度权威无法树立，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在悄然流失。前苏联社会整合的失效与意识形态的僵化、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最终体现在制度的失效上。这种失效既是对正式规则的破坏，也是对权力运行规则和社会习俗的破坏，而制度却无能为力。
1.权力垄断
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国家的发展寄托在一个人的智慧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都仰仗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这为政治生态的僵化和恶化打开了通道。从斯大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的攻击，都使党的公信力和号召力受到极大破坏。而追随勃列日涅夫脚步的两个病夫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则继续带领苏联社会走向僵化的穷途末路。“由勃列日涅夫恢复的职务终身制创造了一个泱泱大国由老人、病人治国，连续三年每年安葬一位党国首脑的世界纪录。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全国人心思变，迫使苏共推出‘年轻力壮’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出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过，请记住，列宁是在54岁逝世的！）”[5]党的执政权力并没有得到正确行使，国家的权力运作没有实现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权力集中于人而不是集中于党，集中于某一个人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完整的集体，这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这也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部权力更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在岗位上逝世的，在前苏联就更是如此。“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出现改革的契机。靠生理学的自然规律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悲哀。”[6]赫鲁晓夫的下台则是由于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是赫鲁晓夫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不是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失败，赫鲁晓夫毫无疑问又是另一个斯大林。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领导职务终身制又被恢复，党内权力的正常更迭更是困难重重。亨廷顿对组织的寿命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判断一个组织的寿命，有一个简单的标准，那就是“以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来衡量。只要创建组织的第一代领袖还在掌权，只要最初遵循程序的那些人还在循规蹈矩，该组织的适应性就值得怀疑。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解决和平接班的问题，领导层越是能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7]。
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整合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但是权力的长期垄断与权力的突然松绑使党丧失了正确决断的能力和及时应对变化的缓冲预期。这个时期权力的掌握者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就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权力垄断的危险性也终于暴露出来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就任总书记之后，也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按照正常的逻辑，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想改变党的现状、改变党和国家现状、不乏聪明智慧的人。但是，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深层次矛盾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对苏联社会矛盾也有着独到的观察，他完全可以在掌握了权力之后，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逐步改革苏共的弊端和苏联社会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戈尔巴乔夫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背叛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走到了党和国家的反面。“根本性的改革逐渐摧毁了苏联政权的支柱。改革引发危机与危机催生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8]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不是要巩固党的地位，重塑党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而是一步步运用公开性的新思维，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逐步毁灭了党，毁灭了国家。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所有前任一样，同样垄断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正是由于如此，权力垄断的毁灭性恶果才会如此集中地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爆发出来。“变革的来源存在于思想理念、领导和制度权力相互作用之中。杜鲁门提升总统期间，就时常不满对美国总统权力的限制，诺伊施塔特曾对此做过一个著名的表述‘总统的权力就是说服的权力。’相比而言，戈尔巴乔夫则拥有令人畏惧的‘说服的权力’，不过他的权力是以其政治地位为基础的，而美国总统的权力则是在一个分权的体制内行使的。”[9]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整个苏联共产党也不可能按照他预定的轨道走向毁灭，他的意志也不可能成为全党的意志。他所寻求的变革，正是要革掉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把社会主义事业送入历史。因此，戈尔巴乔夫在西方被称为可以打交道的人。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不可能这么快垮台，苏联也不可能如此轻易解体。 2.意识形态僵化
意识形态僵化的突出表现就是教条主义。一个时期以来，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好像谈本国特色、本国特点、本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就是离经叛道，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本源。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任何理论创新如果没有苏共的支持和认可，都不被允许。“东欧各国除罗马尼亚之外，不要说是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即使是政府部长和地方相应级别的首长人选，也须经克里姆林宫认可。”[10]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不能紧密结合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学习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固步自封，盲目自信，看不清社会的剧烈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固守革命导师特定时间、特定情况下的某些结论，很难实现理论创新和突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开放的理论，并不排斥对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特别是由于革命导师的一些结论都是结合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况做出的，如果脱离具体的国情和历史，脱离本国的传统和斗争实践，那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只会产生南辕北辙的结果。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批判了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的表现和危害：“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11]能否因应时势的变化，不断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即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说出前人没有说出的新话，创造出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摆脱教条主义的根本原则。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党的意识形态日益僵化、保守，创新窒息，逐渐走入死胡同。新的反传统的社会思潮被一味打压，“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惩罚人本意识表达者的更为阴损的手段，是把他们作为‘精神病患者’、强制关押进精神病院。”[12]理论上的无能为力反映出的是党的生机活力已经严重倒退，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号召力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给了党的意识形态最为致命的一击，彻底打破了人们对党的期望、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信仰。
意识形态僵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理论的说服力不够。特别是在党内，很多人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甚至党内的部分中高级领导干部根本不是真正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心对这种意识形态非常排斥。虽然表面上表示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但是在行动上、在思想上却是抗拒的。“有人向勃列日涅夫反映，工资收入低的人生活十分艰难。勃列日涅夫这样回答：‘您不了解生活，谁也不靠工资生活。我记得年轻时，在中等技术学校读书时去装卸货车挣额外收入。我们是怎么干的呢？把三袋或三箱东西扛到那里去时，给自己留下一袋或一箱。在我们国家大家都是这么干的。’这段话活脱脱地表明了勃列日涅夫的意识，也衬托出了苏联体制的不可救药。”[13]这在苏联的后期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部分党员干部已经丧失了党性，丧失了应有的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把进入党内作为晋身之阶，不是把自己作为党和人民的工具，而是把党和人民看作是实现升官发财梦想的工具。为什么会出现党的基本理论说服力不够的问题呢？根本是因为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理论长期处于权力的附庸地位，已经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实践，理论资源萎缩，理论范式老化，理论表述陈旧，理论武装虚置，理论引领丧失，最后导致党的理论阵地丧失，各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严重冲击和削弱了党的意识形态。
3.制度化缺失
“正式规则对行为约束的程度决定于正式规则实施状况。而正式规则实施状况又要受到国家强制性权力或社会习俗的影响。强制性权力和习俗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如果社会成员普遍认可某种事情是不当行为，如乱丢垃圾均被视为不当行为，社会就无需投入较多的资源去实施法律来抵制乱丢垃圾的行为。相反，如果社会成员普遍认为某种行为是无害的，如认为不过分的赌博活动是无害的，那么，运用法律抵制这样的活动，成本一定很高。”[14]作为具有悠久封建集权传统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就缺乏制度规约、制度领导和制度治理的文化根基，这也是导致人的因素、权力的因素在国家治理中占据了核心地位的根源。从列宁开始，苏联共产党并非不重视制度，无论是在法律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还是经济文化层面，都建立了一系列具有苏联特色的制度体系。政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苏联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后，苏维埃政权空前巩固，党的领导和威望空前高涨，反而使党的领导人对制度重要性认识产生偏差。这种政权排斥一切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苏联不仅实行的是一党制，而且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存在。社会整合的成功需要避免制度路径依赖的陷阱。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所强调的：“历史方法是理解制度和制度变革的中心方法，因为路径依赖是诸多制度演进的典型特征。”[15]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当然他指的重点是经济制度）有一定的惯性，一旦制度变迁走入一个固定的路径，由于历史的惯性力量使制度对于目前选择的路径产生不断强化的依赖性，并且很难走出去。同理，政治制度和人类社会的技术演进也是一个道理，如果路径被确定，或被锁定，走出现有路径或选择新路径就会受到自身的限制。前苏联制度的失效就具有这种路径依赖的典型性。
从前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制度化缺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国家形成的历史表明，各民族在社会主义苏维埃的旗帜下、在俄罗斯的基础上，自愿结合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特别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苏联的国家地图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政权体制逐渐走向僵化，最高领导人找不到改革的出路之时，民族分离主义迅速抬头，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家也相继挣脱了苏联的束缚，走向了独立。民族关系的极端复杂化增加了苏共有效整合社会的难度，也成为拖垮苏联的重要因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一直充当着盟主地位，特别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说一不二，逐渐表现出了老子党和霸权主义的倾向，凌驾于其他主权国家之上，一切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恃强凌弱，使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敢怒不敢言，特别是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事件、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事件等的发生，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向心力逐渐削弱，也使苏联政权的矛盾和缺陷暴露无遗。“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纪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2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16]制度是对行为的一种规约和规范，是来自外部的强制约束力，也是判断人的行为预期的基础。前苏联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血腥、残暴以及非理性行为，让人无法对其行为预期有合理的评估，也就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理性基础。这是制度化的失败和失效，能够在国内国外、党的事务、国家事务和国际事务中无一例外地凸显出来。 三、现代启示：制度权威与治理现代化
制度具有治理功能，制度权威是治理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由于制度权威的复杂性，往往使人从神秘主义、文化传统、惩戒制度、魅力主义等角度来分析。如果制度权威缺失，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制度权威的树立是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也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这是因为，制度的刚性作用体现在其对社会行为的强制性规约上，如果失去了刚性的约束，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树立制度权威，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制度是人为制定的，但制度制定出来之后就必须得到普遍的遵守。制度是否具有权威地位，与文化传统、历史传承关系极为密切。制度没有权威，就不会有力量。制度权威的最大障碍是制度遵守的非普遍性，即在一个封闭的群体中，如果大多数人遵守制度，而少数人却可以在制度之外逍遥自在，特别是这少数人还能够主导制度的制定，以制度之网约束别人。制度没有例外，这是制度权威的本质含义。就如同在法治社会，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地位必须得到确认一样，制度本身具有治理的功能和文化的内涵。 如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权力深度介入市场、裙带关系普遍、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横行，潜规则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所有角落里，那么制度就会形同虚设，社会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大幅度上升，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的溃败和分裂。之所以说制度权威具有文化的内涵，是因为制度及制度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说闯红灯现象，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这并非是中国对交通规则不重视，而是在中国的文化场景中，闯红灯并没有被人们视为较为严重的违规行为。在许多国家，比如美国，闯红灯是一种性质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违反就要付出沉重代价。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生活久了的美国人也学会了和中国人一样闯红灯，而中国人到了美国就马上“入乡随俗”认真遵守交通规则了。当然，这里面确实有违法成本不同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却是文化的作用。“文化是关键，文化决定了路径依赖——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过去对现在和将来的强大影响力。任何一代人的当前认知的发生，都有一个认知背景，源自过去的集体认知。因此，认知是经社会文化过滤的累积过程，而社会文化决定着预想的报酬，但是无法保证过去的社会经济积累必然适合解决新的问题。受信念体系和制度羁绊的社会将无法应对和解决新的社会问题。”[17]很多人不理解文化与制度的关系，认为制度就是孤立的非人格化的外在力量，与文化背景和传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文化基因中是否有规则意识，权力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制约，是树立制度权威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否则，单纯的谈论制度权威不具有意义，所谓“法不责众”指的就是制度失败的现象，当人人都不愿意遵守制度的时候，制度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并且，再严厉的惩罚措施都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制度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外部约束的问题。“社会制度为博弈提供规则，而博弈规则决定了每一个人参与经济增长活动和财富分配活动的激励机制。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由社会中的法律和法规构成的，而非正式制度是由社会习俗和习惯构成的。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对人们的行为构成约束。”[18]不管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制度都具有非人格化的力量，能够为政治体系和社会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在经济层面上，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罗纳德·H·科斯，他阐述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强调对产权的界定和实施要恰当，由恰当地界定产权逐步演变为研究制度对交易成本的影响。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成功的创新取决于企业家的素质，而信用制度是企业家实现创新的经济条件。道格拉斯·C·诺斯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因此，政治和经济制度便是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有经济学家还分析了不完善的制度环境、经济结构与政治体系和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维尼基指出，两种情形能够导致真正的经济改革。第一种情形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再保持一致，那些不仅控制着政治权力而且控制着经济领域现有产权结构的利益集团被打败，即那些不仅控制政治权力而且控制着经济领域现有产权结构的官员和经济官员被打败。另一种情形是，经济持续下滑，维持现在体制的成本不断增加，社会绝对财富下降，需要更加努力地控制社会经济和非经济活动，共产党就要慢慢地进行自我限制和约束。由于苏联型国家出现全面的经济下降，加之，生活水平下降，污染越发严重，死亡率上升，统治集团和统治阶层内部就会自我反思如此之多的难解问题。在苏联型国家，上述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都在增大。当苏联型国家迈进20世纪最后10年的时候，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将强化成功进行经济与政治改革的预期。”[19]问题在于，制度虽然具有刚性的约束作用，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都要依靠人，因此，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导致制度的失败仍然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能否做到这一点，也是判断政治制度化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
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人同样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中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之时，邓小平就意识到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度的约束力问题，特别是前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之所以会发生大规模践踏人权和侵权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制度不健全以及制度无法约束领导人。苏联解体、苏共灭亡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但是却能说明即使在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先进政党的领导下仍然需要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否则特权现象、个人崇拜、人身依附、普遍性的腐败会最终拖垮政治体系和社会制度。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党的制度体制的不健全，更由于制度对于党的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到位，也使党和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悲剧的发生。我们如果不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这一切，而仅仅就制度论制度，仍然无法保证能够走出这一历史的魔咒。因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0]，并且着重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1]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2]。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制度领导的重要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使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的新论断，使制度领导与治理现代化研究有了基本的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2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就体现在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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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ailure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s mainly due to power monopoly， the rigidity of ideology and the loss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particular， the loss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led to personal worship and highly centralized power， and increasing rigidity and corrup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Revisiting the growth and evolution of the socio-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framing the cause and background of its failure in social integration will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CCP and enhance the proactivity of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nd has practical values.
Keywords： Social Integration； Failure；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