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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语言禁忌是很明显的现象，鲁迅甚至在文本中直接陈述：“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这里提到的死亡疾病语言禁忌，只是《祝福》诸多语言禁忌之一种。事实上，语言禁忌贯穿《祝福》全篇，几乎凡有人物对话的地方，都避免不了禁忌发生。《祝福》的语言禁忌隐藏了一个老套的悲剧主题，即祥林嫂是鲁迅笔下封建社会“吃人”的牺牲品：“在政、族、神、夫这封建四权的残酷蹂躏下，祥林嫂的苦难高过山岳，深如苍海！”“是不幸的人中的最不幸者。”“活着，她没有出路；死去，她也没有出路！”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祝福》的语言禁忌与封建四权之间结成了链条，读者能够通过它们之间的关联来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一、政治语言禁忌与封建政权
《祝福》中的政治语言主要与当权者、知识分子有关，底层大众远离政治，只能从侧面照射出封建政权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四叔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是鲁迅围绕语言禁忌的议论段落以他为落笔重点，可见他掌握着生死予夺的权力。实际上四叔正是封建政权的代表与化身，他极力维护守旧的政治制度，是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
《祝福》开头即写到，四叔跟“我”寒暄，“之后即大骂其新党”，后一句通过“我”的附注：“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叙事主人公“我”作为启蒙现代知识分子，对此该持何种态度与立场？小说没有交代，紧接着写道：“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这暗示了两人之间政治态度的分歧，至于我是否反抗和驳斥，语焉不详。“我一个人剩在书房里”“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又无疑塑造了现代知识分子失败者形象。
四叔和“我”谈话的中断和空白为政治语言禁忌留下了空间。四叔作为封建政权的执行人，对于政治新生力量可能带来的威胁，当然无法容忍，索性直接开口大骂新党，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态度与立场极为鲜明。平时四叔不会这样，因为底层大众明白不了时事政治，朝“我”发泄也是带有挑衅和警告的意思。“五四”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多少有热情，“我”因失语催生了政治语言禁忌，显然无法担当起自身的职责。这也为后文祥林嫂询问“我”魂灵的有无，“我”再次逃避和失职埋下了伏笔。所以从一开始就可以肯定，“我”扮演边缘角色比任何人都彻底，是时代造成的“孤独者”。
这就意味着，祥林嫂一类的底层大众饱受封建政权的凌辱和损害。小说的第二段以环境描写为主，一个是“祝福”的民俗环境，以“福礼”和爆竹为客体对象；另一个是具有象征性的政治环境，朱拓、陈抟、《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四书衬》等人、物为主体对象的集中展示，传递出不可反抗和悖逆的信息，“我”打算离开更是衬托出了这种象征性。
由此，政治语言禁忌像無形的镣铐，禁锢了人的思想，与封建政权紧密镶嵌，其构建的社会秩序及其永久的区分控制，极大地麻痹了祥林嫂哪怕微乎其微的反抗。她除了“被救”，没有其他任何出路。
二、死亡语言禁忌与封建族权
如果说四叔对祥林嫂的控制是间接性和象征性的，俨然拉开了双方的身份地位，那么在祥林嫂死后，四叔直接对她进行了辱骂：“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祥林嫂之死，恰逢鲁镇年终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好运气，这关系到家族兴旺，肯定格外隆重。祥林嫂偏偏破坏了隆重氛围，惹怒了四叔。但为了吉利之势，四叔使用了语言禁忌，“谬种”之骂，无疑怀有对“异类”的排斥和厌恶心理。
小说中运用了死亡语言禁忌的还有四叔家的短工，源自他对“我”的回答：“老了。”显然，同为死亡语言禁忌的“谬种”和“老了”有着本质区别。“谬种”具有专用性和针对性，充满了审慎和煎熬；“老了”相对具有通用性和普适性，充满了随意和平淡。短工说祥林嫂之死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四叔则表现出过于激烈的反应，死亡语言禁忌传达出“卑鄙”的暴行品格。毫无疑问，站在读者的角度，“老了”之语使人感觉平淡无奇；“谬种”之语却是令人拍案叫绝，它具有暗示性，言外之意是，祥林嫂之死对封建族权构成了破坏，她本来就不是家族的人，她的死也就不是家族的事。
“我”和短工的对话使用了最通用的词语来谈论祥林嫂的死亡，即“死”，而且出现的频率最多，计5次，“谬种”和“老了”各1次。既然是死亡语言禁忌，当然是说得越少越好，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语言禁忌被忽略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当短工告诉“我”祥林嫂“老了”，接下来的段落有两处显得很特别。其一，“我”改口且为问句：“死了？”其二，其后的长句传达出惊讶感，也有之前逃避的内疚感。死亡语言禁忌在现代知识分子那里遭到消解，而以正常的词语取代。这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含有鲁迅一以贯之的“反抗”精神。
相对祥林嫂之死的轻描淡写，阿毛之死可谓浓墨重彩。阿毛之死主要是通过祥林嫂的个人重复叙事进行，鲁迅特地安排了两个完全一样的长篇段落，让祥林嫂两次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表明她对阿毛强烈的爱，需要发泄和舒缓心中的痛，同时衬托“看客”的冷漠。其后，祥林嫂多次讲述以及“看客”的鹦鹉学舌，效果有如孟姜女哭长城的震撼之感。不同祥林嫂之死的是，阿毛之死的叙述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老”“死”“夭”之类的死亡语言禁忌。这意味着，儿童地位甚至比妇女更劣势，拯救他们也是任重而道远。
三、宗教语言禁忌与封建神权
严格说，鲁镇的祭祀活动不能算是宗教活动，迷信的成分其实更多。但四叔把它上升到宗教级别，庄重、严肃、洁净，完全不敢怠慢，所以要求很高，“伤风败俗”之人不允许沾手。正是在祥林嫂沦为“伤风败俗”的女人之后，宗教语言禁忌派上了用场，封建神权剿灭了祥林嫂的精神。
宗教语言禁忌运用了重复手法，带上了强烈的象征色彩。祥林嫂丧子之后又回到鲁镇做女工，却在四叔家最忙的祭祀时节变得清闲了。她去分配酒杯和筷子，女主人四婶慌忙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她又去取烛台，四婶又慌忙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后来听吴妈的话，捐了门槛，在冬至的祭祖时节，她便坦然去拿酒杯和筷子，四婶慌忙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每一次四婶都隐藏一个相同的潜台词：“祖宗不吃不干净的饭菜。”祥林嫂最后听出来了，便没去取烛台，从此变化非常大，走向了死亡之路。 纵观四婶的三次语言禁忌，有两个相异之处。其一，称谓的更替，前两次先叫“祥林嫂”，多少有尊重之意，后一次先说“你放着罢”，命令式的祈使句，态度很不客气，无形中消解了后面称谓的尊重之意。其二，语调的变化，前两次是“慌忙说”，后一次是“慌忙大声说”。这就是语言学的“类同”的变化，两个词类为一组且相互独立，但是“语音”的变化可以更新语言的因素。第一个相异之处“祥林嫂”的称谓代表物理和生理的层面，第二个相异之处“你放着罢”代表心理和精神层面，它使主人公产生了意识行为，再加上“大声”的警告，炮烙缩手，脸色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她终于明白，产生了“心智的活动，可以知道目的。”②
四叔禁止祥林嫂接触祭品，其实是以神权压垮了祥林嫂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阿毛死后，祥林嫂捐出门槛，原本可以忘掉痛苦，移情到劳作中来。宗教语言禁忌毁灭了祥林嫂的纯真想法，加速了死亡悲剧的到来。
四、性爱语言禁忌与封建夫权
《祝福》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性爱语言禁忌。小说对封建夫权的表现，除了嘲笑祥林嫂再嫁的社会舆论，还有隐藏的性爱语言禁忌带给祥林嫂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先梳理一下性爱语言禁忌的三次表现：第一次是面对卫老婆子的夸述，四婶询问道：“祥林嫂竟肯依？……”第二次是柳妈连珠炮拷问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第三次是他们中的“一个”质问道：“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
与宗教语言禁忌类似，性爱语言禁忌也运用了重复手法，带上了强烈的象征色彩。“肯”“依”，这两个动词重复出现，含有与是否违背妇女意愿发生性关系的意思。法国文学史向来把动词比作“入侵者”“独裁者”“篡权者”，清楚地表明动词对理解文本的重要性。米歇尔·福柯倡导语言的动词理论：“语言的入口处在于动词突然涌现的地方。”③据此完全可以判定洞房之夜，贺老六采取强奸祥林嫂的方式。祥林嫂头撞香案，大窟窿鲜血直流，两把香灰和两块红布止不住血，都是暴力的象征书写。封建夫权根本不把女人当人，以凌驾的姿势霸占女人的身体，进而摧毁她们的精神意志。
四婶的性爱语言禁忌带有疑问色彩，省略号表示不确定，因此更多是猜测。柳妈则是面对面，使用法官拷问犯人的方式，直逼细节，逐层辩驳，摆出证据，得出结论，达到了“对簿公堂”的程度。最后“一个”与柳妈最大的不同，加了一个称谓“祥林嫂”，类同法庭审讯完毕，宣布结果：“某某某，你认罪吗？”为定罪与赎罪的最后阶段。
祥林嫂终于被众人绑在了性爱伦理的十字架上，哪怕她第二天捐了门槛，仍然于事无补。封建夫权，不仅是男人给女人的枷锁，也是女人给女人的脚链。每个女人都是受害者，而祥林嫂在做了受害者的同时，也做了殉道者。
总而言之，《祝福》的语言禁忌声势煊赫，上层统治者与底层大众者都掌握了操纵它的本领。当他们以“进步者”或者“审判者”的角色登台之际，往往会为自己话语表达的“无理性”而感到自我满足。祥林嫂作为他者則在社会共同体中感到受约束，并由此引发不安、焦虑、窘迫的症状。语言禁忌的确是语言行为的“无理性”，但还是以普遍性威力杀死了祥林嫂——曾经那么辛勤劳动、顽强抗争、热爱生命的朴实妇女。
参考文献
①丁尔纲.《鲁迅小说讲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②[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于秀英译.《普通语言学手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③[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5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一、政治语言禁忌与封建政权
《祝福》中的政治语言主要与当权者、知识分子有关，底层大众远离政治，只能从侧面照射出封建政权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四叔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是鲁迅围绕语言禁忌的议论段落以他为落笔重点，可见他掌握着生死予夺的权力。实际上四叔正是封建政权的代表与化身，他极力维护守旧的政治制度，是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
《祝福》开头即写到，四叔跟“我”寒暄，“之后即大骂其新党”，后一句通过“我”的附注：“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叙事主人公“我”作为启蒙现代知识分子，对此该持何种态度与立场？小说没有交代，紧接着写道：“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这暗示了两人之间政治态度的分歧，至于我是否反抗和驳斥，语焉不详。“我一个人剩在书房里”“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又无疑塑造了现代知识分子失败者形象。
四叔和“我”谈话的中断和空白为政治语言禁忌留下了空间。四叔作为封建政权的执行人，对于政治新生力量可能带来的威胁，当然无法容忍，索性直接开口大骂新党，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态度与立场极为鲜明。平时四叔不会这样，因为底层大众明白不了时事政治，朝“我”发泄也是带有挑衅和警告的意思。“五四”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多少有热情，“我”因失语催生了政治语言禁忌，显然无法担当起自身的职责。这也为后文祥林嫂询问“我”魂灵的有无，“我”再次逃避和失职埋下了伏笔。所以从一开始就可以肯定，“我”扮演边缘角色比任何人都彻底，是时代造成的“孤独者”。
这就意味着，祥林嫂一类的底层大众饱受封建政权的凌辱和损害。小说的第二段以环境描写为主，一个是“祝福”的民俗环境，以“福礼”和爆竹为客体对象；另一个是具有象征性的政治环境，朱拓、陈抟、《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四书衬》等人、物为主体对象的集中展示，传递出不可反抗和悖逆的信息，“我”打算离开更是衬托出了这种象征性。
由此，政治语言禁忌像無形的镣铐，禁锢了人的思想，与封建政权紧密镶嵌，其构建的社会秩序及其永久的区分控制，极大地麻痹了祥林嫂哪怕微乎其微的反抗。她除了“被救”，没有其他任何出路。
二、死亡语言禁忌与封建族权
如果说四叔对祥林嫂的控制是间接性和象征性的，俨然拉开了双方的身份地位，那么在祥林嫂死后，四叔直接对她进行了辱骂：“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祥林嫂之死，恰逢鲁镇年终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好运气，这关系到家族兴旺，肯定格外隆重。祥林嫂偏偏破坏了隆重氛围，惹怒了四叔。但为了吉利之势，四叔使用了语言禁忌，“谬种”之骂，无疑怀有对“异类”的排斥和厌恶心理。
小说中运用了死亡语言禁忌的还有四叔家的短工，源自他对“我”的回答：“老了。”显然，同为死亡语言禁忌的“谬种”和“老了”有着本质区别。“谬种”具有专用性和针对性，充满了审慎和煎熬；“老了”相对具有通用性和普适性，充满了随意和平淡。短工说祥林嫂之死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四叔则表现出过于激烈的反应，死亡语言禁忌传达出“卑鄙”的暴行品格。毫无疑问，站在读者的角度，“老了”之语使人感觉平淡无奇；“谬种”之语却是令人拍案叫绝，它具有暗示性，言外之意是，祥林嫂之死对封建族权构成了破坏，她本来就不是家族的人，她的死也就不是家族的事。
“我”和短工的对话使用了最通用的词语来谈论祥林嫂的死亡，即“死”，而且出现的频率最多，计5次，“谬种”和“老了”各1次。既然是死亡语言禁忌，当然是说得越少越好，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语言禁忌被忽略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当短工告诉“我”祥林嫂“老了”，接下来的段落有两处显得很特别。其一，“我”改口且为问句：“死了？”其二，其后的长句传达出惊讶感，也有之前逃避的内疚感。死亡语言禁忌在现代知识分子那里遭到消解，而以正常的词语取代。这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含有鲁迅一以贯之的“反抗”精神。
相对祥林嫂之死的轻描淡写，阿毛之死可谓浓墨重彩。阿毛之死主要是通过祥林嫂的个人重复叙事进行，鲁迅特地安排了两个完全一样的长篇段落，让祥林嫂两次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表明她对阿毛强烈的爱，需要发泄和舒缓心中的痛，同时衬托“看客”的冷漠。其后，祥林嫂多次讲述以及“看客”的鹦鹉学舌，效果有如孟姜女哭长城的震撼之感。不同祥林嫂之死的是，阿毛之死的叙述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老”“死”“夭”之类的死亡语言禁忌。这意味着，儿童地位甚至比妇女更劣势，拯救他们也是任重而道远。
三、宗教语言禁忌与封建神权
严格说，鲁镇的祭祀活动不能算是宗教活动，迷信的成分其实更多。但四叔把它上升到宗教级别，庄重、严肃、洁净，完全不敢怠慢，所以要求很高，“伤风败俗”之人不允许沾手。正是在祥林嫂沦为“伤风败俗”的女人之后，宗教语言禁忌派上了用场，封建神权剿灭了祥林嫂的精神。
宗教语言禁忌运用了重复手法，带上了强烈的象征色彩。祥林嫂丧子之后又回到鲁镇做女工，却在四叔家最忙的祭祀时节变得清闲了。她去分配酒杯和筷子，女主人四婶慌忙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她又去取烛台，四婶又慌忙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后来听吴妈的话，捐了门槛，在冬至的祭祖时节，她便坦然去拿酒杯和筷子，四婶慌忙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每一次四婶都隐藏一个相同的潜台词：“祖宗不吃不干净的饭菜。”祥林嫂最后听出来了，便没去取烛台，从此变化非常大，走向了死亡之路。 纵观四婶的三次语言禁忌，有两个相异之处。其一，称谓的更替，前两次先叫“祥林嫂”，多少有尊重之意，后一次先说“你放着罢”，命令式的祈使句，态度很不客气，无形中消解了后面称谓的尊重之意。其二，语调的变化，前两次是“慌忙说”，后一次是“慌忙大声说”。这就是语言学的“类同”的变化，两个词类为一组且相互独立，但是“语音”的变化可以更新语言的因素。第一个相异之处“祥林嫂”的称谓代表物理和生理的层面，第二个相异之处“你放着罢”代表心理和精神层面，它使主人公产生了意识行为，再加上“大声”的警告，炮烙缩手，脸色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她终于明白，产生了“心智的活动，可以知道目的。”②
四叔禁止祥林嫂接触祭品，其实是以神权压垮了祥林嫂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阿毛死后，祥林嫂捐出门槛，原本可以忘掉痛苦，移情到劳作中来。宗教语言禁忌毁灭了祥林嫂的纯真想法，加速了死亡悲剧的到来。
四、性爱语言禁忌与封建夫权
《祝福》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性爱语言禁忌。小说对封建夫权的表现，除了嘲笑祥林嫂再嫁的社会舆论，还有隐藏的性爱语言禁忌带给祥林嫂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先梳理一下性爱语言禁忌的三次表现：第一次是面对卫老婆子的夸述，四婶询问道：“祥林嫂竟肯依？……”第二次是柳妈连珠炮拷问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第三次是他们中的“一个”质问道：“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
与宗教语言禁忌类似，性爱语言禁忌也运用了重复手法，带上了强烈的象征色彩。“肯”“依”，这两个动词重复出现，含有与是否违背妇女意愿发生性关系的意思。法国文学史向来把动词比作“入侵者”“独裁者”“篡权者”，清楚地表明动词对理解文本的重要性。米歇尔·福柯倡导语言的动词理论：“语言的入口处在于动词突然涌现的地方。”③据此完全可以判定洞房之夜，贺老六采取强奸祥林嫂的方式。祥林嫂头撞香案，大窟窿鲜血直流，两把香灰和两块红布止不住血，都是暴力的象征书写。封建夫权根本不把女人当人，以凌驾的姿势霸占女人的身体，进而摧毁她们的精神意志。
四婶的性爱语言禁忌带有疑问色彩，省略号表示不确定，因此更多是猜测。柳妈则是面对面，使用法官拷问犯人的方式，直逼细节，逐层辩驳，摆出证据，得出结论，达到了“对簿公堂”的程度。最后“一个”与柳妈最大的不同，加了一个称谓“祥林嫂”，类同法庭审讯完毕，宣布结果：“某某某，你认罪吗？”为定罪与赎罪的最后阶段。
祥林嫂终于被众人绑在了性爱伦理的十字架上，哪怕她第二天捐了门槛，仍然于事无补。封建夫权，不仅是男人给女人的枷锁，也是女人给女人的脚链。每个女人都是受害者，而祥林嫂在做了受害者的同时，也做了殉道者。
总而言之，《祝福》的语言禁忌声势煊赫，上层统治者与底层大众者都掌握了操纵它的本领。当他们以“进步者”或者“审判者”的角色登台之际，往往会为自己话语表达的“无理性”而感到自我满足。祥林嫂作为他者則在社会共同体中感到受约束，并由此引发不安、焦虑、窘迫的症状。语言禁忌的确是语言行为的“无理性”，但还是以普遍性威力杀死了祥林嫂——曾经那么辛勤劳动、顽强抗争、热爱生命的朴实妇女。
参考文献
①丁尔纲.《鲁迅小说讲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②[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于秀英译.《普通语言学手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③[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5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