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光美的相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准备收集有关刘少奇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史料，计划编辑出版一本《刘少奇在天津》的史料集，当时决定由我负责。我通过曾在天津工作过的王光英联系到了王光美的秘书王小苏。不久便很顺利地和王光美见面了。王光美听说我是天津人，很高兴，可能因为她母亲也是天津人吧，多少有天津老乡的一种情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见面后我告诉她，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要编辑一本《刘少奇在天津》史料集，她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了很长时间。后来为收集刘少奇同志的资料，我又多次到王光美家去采访，一来一往，就更加熟悉了。在多次接触中，我感觉王光美性格开朗，平易近人，熟悉了后，她叫我“小同同志”，我也从称她“王老”，改称“王阿姨”了。
　　天津决定要拍一部反映刘少奇1949年初到天津视察，解决干部和资本家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天津尽快恢复经济建设的电视片，需要就有关历史情况采访王光英，因而在采访王光美的同时，我也在和王光英联系。1996年夏初，我接到了王光英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王光英同志可以见我，并说他对天津要写反映刘少奇1949年到天津视察的电视剧非常支持。

　　约定见面的那天下午，我来到人民大会堂王光英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王光英就打开了话匣子，他先讲了1949年刘少奇去天津前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提到当年天津资本家的思想状况，也讲了他自己的情况。他认为，刘少奇当年的天津之行对于当时天津的接管、经济恢复工作，对于支援解放军南下，对于全国的解放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还提醒我说，写这段历史，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写不到位，要实事求是。他说，当时全国的工商业者，特别是上海的工商业者都非常关注刘少奇在天津的活动和讲话，应该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对稳定民族工商业者的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还说，刘少奇去天津事先是请示了毛主席的，但后来在批判他时，又说是刘少奇自己投入了资本家的怀抱。据王光英回忆，当年在刘少奇去天津前，王光英曾专程到北京见了刘少奇，并根据刘少奇的要求，详细介绍了天津资本家的情况。可以说，刘少奇去天津，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王光英记得，他还给刘少奇介绍了不少天津哪些工厂可以为打仗进行生产的情况，而刘少奇当时考虑的却是如何尽快恢复国家经济建设。王光英说，天津宋棐卿去香港没有再回来的事，对刘少奇影响很大，好像刘少奇被宋棐卿骗了。其实，宋棐卿是被国民党特务挟持到阿根廷的，当然也受到了当时天津个别干部说话过左的影响，宋棐卿到阿根廷后抑郁而死。王光英还说，对于刘少奇1949年去天津，有人说刘少奇到天津是游山玩水，这是不对的。听了王光英的一番话我越发感到，我们党重视团结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更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同年8月中旬，我因要参加《薄一波回忆录》文稿的修改，从北京赶到了北戴河，当时住在中央二号院。那是中央一些老领导和家属每年夏天到北戴河避暑休息的地方。一天下午，我从薄老住地回住处时发现距我住地不远的一栋小洋楼的一层走廊上有两个人很面熟，走近一看，原来是王光美和她的秘书王小苏。聊天过程中我抓紧时间和王光美说了，为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天津拟拍一部反映刘少奇1949年初去天津解决资本家思想问题、推动天津工商业恢复的电视剧的计划，希望能正式采访她。王光美高兴地答应了，还说“当年是我陪同少奇去的天津，等找个时间给你们说说。你们也可以找找光英，他也知道一些情况。”
　　1996年10月，我去安徽滁州参加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很巧，王光美也在滁州。学术研讨会结束后，经过预约，我赶到滁州宾馆和王光美见面。因为我们要编写刘少奇1949年视察天津的电视剧，想在其中表现刘少奇作为一个领袖，政治方面、工作方面以外，更人性化的东西，所以希望王光美能讲讲刘少奇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俩的情感生活。王光美听完没有丝毫犹豫，很痛快地就讲开了。她先介绍了自己到延安的情况，以及和刘少奇相识的过程：
　　我和刘少奇第一次见面是在延安。我去延安前，在北平军调处工作，1946年秋冬我离开北平，乘飞机到了延安，一下飞机见的是李克农。1947年胡宗南部队要进攻延安我们曾一度撤离，后又回到延安，住在王家坪。我第一次见刘少奇是在杨家岭的一次舞会上，记得刘少奇当时问了我许多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斯特朗说过，刘少奇跳舞跳得很好。那次跳舞后的第二天，徐冰又通知我去枣园，说是朱老总请我们几个北平来的大学生吃饭，这样就又和少奇见了一面。记得当时刘少奇问起我跟北平地下党的关系。我说，中央首长是不是都是直接关心北平来的大学生。少奇说，那得看我们有没有时间了。说实话，当时我还是挺害怕他的。那时我已经读过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本书，少奇给人一种非常严肃之感。又过了几天，朱老总打电话给我，说少奇要约我谈话。我到枣园时，少奇正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见到我，立刻说：“光美来了，我们正好也谈完了，你们接着谈吧。”说完就走了。这时少奇要吃饭了，让我也吃，我没有吃。少奇吃得不多，小碗米饭就着一些蒜。看我不吃，他挺不好意思，就拉开抽屉，给我拿出一个小梨，估计放的时间不短了，都黑了，我也没吃。后来少奇跟我说，要我好好学习，注意和人民打成一片，要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还鼓励我入党，并说，入党后是没有自由的。当天晚上中央在王家坪开会慰问北平来的学生，也是给周恩来过生日。回来后，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当时，中央对我们家的情况了解得很细致。那时因为正在搞土改，我去了晋察冀根据地。在土改工作中，我又听到一些关于刘少奇婚姻状况的事……土改回来后，经过西柏坡，我就留在了外事局做翻譯工作，这样就又和少奇见面了。 　　和少奇认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候，有一天，少奇和我谈话，流露出想结婚的想法，他说：“我年纪大了，而且有孩子，工作又忙。”意思是让我好好考虑，他还让我找安子文谈一谈。其实，我当时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因为我的家庭比较复杂，我也让少奇去找李克农多了解了解。我想，我和少奇从相识到结婚，应该是有缘分的。
　　1948年8月，我们在西柏坡举行了婚礼，没有搞什么仪式，食堂给做了个大蛋糕，当时毛主席、周恩来等人都来了。结婚后，我想帮他做点事，就提出帮他清理报纸，没想到他不同意。还说了一句话：“要真的有共同语言，还得有几年呢！”听到这话，我就愣住了，很不理解。少奇又跟我说：“知识分子都有个自大性。”后来我才理解少奇说的这几句话，也对少奇这个人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外人看来，少奇似乎很严肃、很冷淡，其实他也讲些笑话。少奇观察事物非常细致，他在沉思时是不喜欢被别人打扰的，所以家里的电话都放在我的屋里。少奇非常喜欢干活，在住处后面开了块地，自己种些菜。看到有木匠干活，他也手痒痒，也动动刨子等工具。他还喜欢吹笛子、弹琴。少奇有肺病，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是因肺病去世的。为了我好，他就让我多下去锻炼，以便让我以后能独立工作。每次下去锻炼，少奇都嘱咐我要注意些什么，说实话，如果没有多次下去锻炼的经历，“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那关我是过不去的。

　　少奇对孩子的要求非常严格，记得平平过14岁生日那天，他只用了五块钱添了个菜，买了点糖。少奇工作太忙了，唯一放松的方式就是散步，风雨无阻。1949年我陪他去天津，因为住的地方就在海河边，每天晚上我们俩都要在海河边散散步。因为那时天津刚解放，只要少奇出门，后面就有警卫战士跟着。散步时我习惯挽着他的胳膊，他总是悄悄对我说：“后面有战士，要注意影响。”
　　少奇也有浪漫的时候，记得从苏联回来时，一下飞机，当着许多人的面，他就搂着我亲了下。我当时倒不好意思了。当年去天津时，我已经怀孕了，特别挑食。当时少奇很忙，但还是挺照顾我。后来，因为要生孩子，我提前离开天津回北京，到北京的当晚就和毛主席见了面，毛主席问了我不少天津的情况，我做了比较详细的汇报，又谈了天津资本家的一些情况和少奇的工作，毛主席笑着说：“让少奇同志去天津就是去做这个工作的。”
　　王光美和我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从她的介绍中，我感受到刘少奇既是个伟大领袖，也是普通人。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少奇同志，所以与王光美的这次谈话对我们更多地认识少奇人性化的一面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从王光美的介绍中，我也更感到作为党史工作者肩上的责任是艰巨的，如何实事求是地反映我们党的历史，反映历史中的每一个重大节点和人物，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和王光美的这次谈话，也为我们撰写《刘少奇与天津讲话》专著和《刘少奇：1949在天津》电视剧的创作奠定了基调。
　　那天晚上，听王光美讲，她在安徽滁州用三个晚上见了三个人，一个是湖南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馆长，一个是河南开封刘少奇纪念馆馆长，还一个就是我。我知道，她是希望我们能把刘少奇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做得更好。最后她还表示，天津的电视剧开机仪式，她一定会参加的。
　　1998年春夏之际，我们编写的电视剧《刘少奇：1949在天津》经过审查，在天津正式开机。开机那天，王光美也到了，还非常高兴地讲了话。同年10月，我参与撰写的《刘少奇与天津讲话》专著也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知道，不论是电视剧的完成，还是专著的出版，都包含了王光英、王光美等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每当翻看有关刘少奇的图片和资料时，还是会想起他们。（责任编辑 张利军）
　　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