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华中师范大学首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中，他位居榜首。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自己的学生，除了教书，他更注意育人——主张研读经典、注重师生交流……学生这样评价戴建业：“他的课堂总是爆满，甚至有不少外校学生慕名前来听他讲课。他讲得忘记了时间，学生也听得忘记了时间。”“新学期，一定要去蹭戴建业的课！”
　　1977年，接到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的手颤抖得很厉害。
　　录取通知书写明第一年在华师京山分校就读，报到后才发现这所分校建在离县城还有几十里的乡下，京山这个丘陵地区与我们麻城老家十分相像——转来转去还是没有离开乡村。农村孩子更向往大城市，我高中录取的同学都在武汉，京山校区和周边环境让我失落感很强。高中毕业后，我是家中挣钱糊口的顶梁柱，我到京山上学，家中只有多病的老母和念中学的弟弟，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我自己在班级和年级中也不合群，主要是我的方音大家听不懂，交流起来十分困难。到京山头一个星期，与喻志丹等同学一起爬山，我说这个地方“最美丽”，居然没有一个人听明白。起初我以为是大家嘲笑我，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太大。种种因素凑在一起加重了我的困扰，外人看来我是七七级天之骄子，我自己却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更要命的是，我几个月连续严重失眠，看书和写作也无兴趣，读什么作品都觉得没有味道，写任何体裁的东西都不满意，甚至觉得大学生活也非常无聊。大学一年级上学期上当代文学课，老师在课堂上差不多讲了一个学期的毛泽东诗词。可能是自己情绪太不好，而不是老师讲得太糟糕，连自己喜欢的文学课我也厌倦了。小说诗歌实在读不下去，我后悔原先没报考理科，于是给本部教务处写信，要求转到数学系或物理系，校方回信称没有这样的先例，并要求我培养专业兴趣。我们六班班主任是刘兴策老师，我到刘老师住的平房里倾诉自己的苦闷，最后我向他提出退学申请。我想回家复习下届重考理科，但这话没有对刘兴策老师挑明，我怕引起刘老师的误解。刘老师听说我要退学十分吃惊，刚刚期中考试成绩我门门优秀，可我的退学理由是自己读不好中文。刘老师说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七七级又是令人羡慕的年级，你目前的成绩还不错，辅导员对你也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你这样主动要求退学实在太轻率了。没有多久我又向刘老师第二次申请退学，刘老师两次拒绝了我的请求。刘老师待人热情、细心、和蔼，我每次和他谈话都感到温暖，是他的鼓励和温暖避免了我荒唐的退学悲剧。在京山的半年真是度日如年，夜晚难以入睡，白天昏昏沉沉，医生说我是神经衰弱，现在才知道那是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已经严重到有了想自杀的极端倾向。
　　京山半年是我一生最灰暗的日子。这次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同学们都到京山重温旧梦，我一个人没有随大家同去，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再也不想见到京山！
　　原先说要在京山呆上一年，多亏同学们齐声反对，在京山呆半年就回到武汉华师本部。暑假过后来到桂子山报到，我到校的时候是夜晚八点多钟，第二天一起床我就去找高中班主任曾说过的那栋“圆顶教学大楼”，连问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有的还说华师没有圆顶大楼，几经打听才知道就是物理系原先的教学大楼，现在改成了学校的行政楼，看到楼上那个小圆顶，我真是哭笑不得。
　　学习和生活环境变了，我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但仍然事事都提不起精神。没有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来桂子山本部后我们年级开始上英语，我在中小学从没学过汉语拼音，更没有正儿八经学过英语。别的同学是怕记英语单词，我的麻烦是元音和辅音发不准，每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我都拼不出来。最怕老师点我拼单词和读课文，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是宋淑蕙，她每次要点人用英语对话，对我就像是大难临头。刚开始用的是一种油印教材，我一看到它便心里发怵。分班时我被分到了年级英语慢班，慢班里大多是年龄较长的同学，我可能是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弟弟，这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我特地请室友李建国兄帮我补习英语，我们一人搬个小板凳，在西区五学生宿舍的树下对口型，念元音，发辅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会发音。学了几个月才能念出单词拼音，在课堂上还头一次得到了宋老师表扬。事实上，李建国要算我半个英语启蒙老师，毕业时他还把自己的英语小辞典送我作纪念。
　　由于把精力转移到了专业和英语学习，加之我坚持天天跑步，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我逐渐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二年级以后我就觉得春暖花开，阳光明媚。
　　现在想来，三十多年前要是糊里糊涂地退学了，以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很难再考上大学。要不是碰巧遇上刘兴策这么耐心的老师，我今天的人生肯定潦倒凄凉。患了抑郁症和要求退学这件事，只有我和刘兴策老师知道，今天在这里我向刘老师鞠躬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