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试图回答有关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的问题之前，不妨先举一个康熙皇帝的例子。清朝初年，“西学东渐”进入了一个高潮。作为一代“明君”，康熙皇帝本人非常热衷西学，曾命西方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徐日升（Thomas Pereira）等传教士轮流进宫讲学，传授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高等数学乃至人体解剖学等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作为“学生”的康熙学习得颇为认真用心，这让诸位“洋老师”欣喜不已，以为自己真的找到了开启中国这片古老国度的命门。然而，作为一位封建君主，康熙本人只是以一种赏玩和猎奇的态度学习这些“西学”。他把西方传教士们进贡的自鸣钟、三棱镜、计时沙漏等都当作“玩具”收藏了起来。更重要的是，康熙极力禁止传教士们把西方科学扩散到社会上，而只能在皇宫里或传教士们的家里才可以演示这些学问。在这种态度下，西方传教士的苦心教学只换来了一些“宫廷秘籍”的效果，而无法真正地让古老的中国睁开眼睛看到西方近代文明的飞速发展。1781年，在晚年康熙的亲自指挥下，一批学者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可是，这个地图制成后，却深藏大内，秘不示人。中国
　　民间的地图依然沿着计里画方的老路绘制。而这份被康熙视若珍宝的地图，却被传教士寄回法国，被收录至《中华帝国全志》，成为18世纪西方介绍中国人的著作，在欧洲流传极广。
　　康熙皇帝这种刻意维系上层统治阶级的知识和信息优势的做法，展现的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保持皇权从而大力压制科技的发展的状况。这一压制背后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思想特性、社会价值观以及政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恐怕就是古老的中国在出现四大发明之后，再鲜有震撼世界的科学创新贡献、以至没有出现近代西方式科学技术的重要原因。
　　“ 实用理性”的民族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章太炎曾指出：“我国民常性，所察在常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李泽厚则一针见血地说，长期农业小生产的经验论所催生的“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自先秦时代起，中国学者们就重视人生，讲究实用，漠视各种与现实人生无关的自然知识或抽象理论。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人生的层面才有价值。 有学者曾统计出《论语》中有关自然知识的材料总共有54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但就其内容而言，都是利用自然知识来说明
　　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自然本身并不是研究的目的。
　　正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而学问”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学术目的，所以，中国人不像希腊人那样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也不像印度人那样沉入厌弃入世的追求解脱之途，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总体上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中国古代能够醉心于探索自然界奥妙的，要么是像墨子学派那样昙花一现，要么与帝王求福瑞、求长生的愿望捆绑在一起变成了道士法术。即便是那些今天我们还引以为豪的中国古代科学成果，也无不深深浸染着“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例如，贾思勰写《齐民要术》，声称“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其中所谓的“资生”，即：易于国计民生。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其意在于 “寿国以寿万民”。即便是各门科学中最抽象的数学，也同样追求实用。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宣称，他的《数书九章》就是“窃尝设为回答以拟于用的”。就连明代翻译西洋算书《几何原本》的徐光启，也是基于几何学是“众用所基”的目的而为之。总之，就历代中国科学家整体而言，“经世致用”观念始终占据了主导和支配地位。
　　这种“实用理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不可忽视的问题。除了中医学建立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且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外，中国古代包括农学、天文学、数学等在内的其他各个领域均缺少系统的科学理论论证，仅仅流于经验表述或记录。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往往“言其所当然而不复求其所以然”（阮元：《畴人传》卷四十六），“详于法而不善著理”（王锡阐：《晓庵遗书》），从而大大影响了科技进步。
　　更重要的是，过于注重现实的态度，让中国人对于不能很快见利的东西通常不愿意冒风险，也不感兴趣。由此，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基础科学研究往往不受重视。人们的目光常常局限在那些短期内可以看到实际效用的领域。然而，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创新往往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很多今天看似“无用”的东西恰恰能够在未来逐渐伸发出大用途。正是那些看似玄奥的基础理论探索才奠定了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坚实基石。反观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则恰恰是源于一种超脱世俗的求真精神。作为西方近代科学源头的古希腊人，只是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功利目的。到了近代，从事科学探索的西方学者，更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执着，全神贯注在造物者留下的种种自然之谜当中，心无旁骛地去解读这本自然之书的奥秘，探求其中蕴含的自然规律，于是，才有了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
　　官本位的价值观
　　在封建专制制度中，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确立了“士农工学商”的社会等级，更孕育了深厚的“官本位”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千百万儒生终身孜孜以求的目标。钻研科学技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高居庙堂、为官一方才是光宗耀祖的作为。
　　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若非进身仕途就缺乏应有的社会地位，中国古代的科技工作者更是社会地位低下。中国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几乎都源自普通的工匠或术士。这些能工巧匠虽然技术实践经验丰富、善于思考，但生存环境艰辛，时常缺乏稳定而充分的科技发明条件，即便做出了成就，也往往无法名垂青史，只能被后人笼统地称作“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各种术士们虽然也探究天地万物演化，但一不留神就走到鬼神那里去了，所谓的科技发明也多是无意间偶得之。相对有“出息”的中国古代科技工作者也就是在朝廷中谋得一官半职（多半比较卑微），例如，成为钦天监的官员去观察天象、制定历法。这些人生存无虞，记录和历法工作做得很好，但真正的科技贡献并不大，到头来也不过是为皇帝们预测吉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为耻。
　　这种官本位思想导致的直接后果，就像怀特海曾经评价的那样，“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就个人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禀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国历史上，若非与国家政务相关，那么，科技事业就难以生存。
　　适当社会地位的缺乏，不仅导致中国古代科技从业者及其成果缺乏重视，更导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一种能够保障他们独立思考的生存环境，以至于让他们难以葆有独立的人格。且不论几千年封建专制束缚下中国未能生发出近代西方式的科学样态，即便是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严酷外部环境也致使中国的科学发展仅仅依赖于个别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形势的开明与否。大多数科学活动都被直接或间接地当成了政治活动或政治附庸。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建制的独立性因此遭到了侵蚀，中国人科学创新的灵气也因之损耗。（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