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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种源安全 种子主权 粮食安全 食物主权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笔者的研究团队近期研究了这一问题，基本结论如下：在2050年之前，中国还将保持粮食生产、消费、进口的三项世界第一，2050年之后，由于中国相继越过了人口峰值、食物消费峰值，老龄化峰值也将稳定在高位，中国在粮食生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同时，粮食消费量和进口量也会高位缓降。中国在21世纪的食物需求总量庞大，还伴随着长期的结构性紧张，多年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至少会延续到2050年。在此期间，不排除粮食自给率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因此，从粮食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上看，“端好中国碗、装满中国粮”的粮食政策，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叶，“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也应当长期坚持。中国在保障自身粮食的供给的同时，还要清晰认识自身庞大食物需求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是具有超大规模人口与市场的“巨国”，具有“巨国效应”。尽管每年全球粮食的贸易总量都在增加，但基本这些贸易之和还不及中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手里要端着中国碗，碗里也需主要装着中国粮，用好中国种。保障国内粮食充分供应，不仅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国家责任，也是对全球陷入营养不足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和10%饥饿人口的国际责任。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这些都表明国家越来越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以及种质资源的发展，种源安全的建设。本文将回顾中国农业的留种育种传统，放眼国际食物主权运动中的种子主权，提供为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的建立，具有历史视野、国际视野和可持续发展视野的意见参考。
种源安全，主要是在一国主权范围内保育种质资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种质资源又称为基因资源、遗传资源，是包含一定遗传物质，并表现特定性状、能将性状遗传给后代的植物资源总和。种质资源包括野生、半野生和栽培的能够在育种中利用的全部植物资源。种质是指生物体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它往往存在于特定品种之中。如古老的地方品种、新培育的推广品种、重要的遗传材料以及野生近缘植物，都属于种质资源的范围。当我们讨论种源安全时，也会将种质资源保护扩展到畜禽等遗传资源保护。
在人类历史上，种质资源的流动并无国界。当前中国人食用的大部分食物，都是从世界各地传入中国的。仅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美洲原产作物就有玉米、番薯、番瓜、番茄、番石榴、西洋参、烟草等近30种。在传入作物里面，对中国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玉米、番薯和烟草。实际上，所有引入的种子都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甚至社会生活。可以想见，若没有大范围的种质资源交流与传承，我们的食谱会何等窄狭。
种子引入后，必须与种质资源在国内的保育传承传统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比如，番薯这种高产作物自明朝引入中国后，薯种越冬难题一直难以解决。当山东德州老农用连藤带薯窖藏留种法解决这一问题后，人称“地瓜公”的清朝乾隆年间知县黄可润学到此法，并如此记载：“燕（河北）浙相距远，场师或未尽合地宜；德州接界，多聘老圃（老农）治之可耳。”他聘请德州老农到他任职的直隶无极县教种番薯，使得当地番薯一亩“可获千斤”，从而突破了番薯在直隶地区留种难这一技术瓶颈。黄可润大为快慰：“番薯于北地甚宜。麦秋之后，农家休暇，广为种植，可以免旷土惰农之弊。”
一个番薯引入、留种和保育推广的例子，能够折射出中国数千年来农耕文明的选种育种智慧。这使得农耕文明最在乎的食粮问题，因种源的保护与传承而得以不断解决，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种源安全问题的真正提出，与20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国界日渐清晰有关。当人员入境签证和货物入境检验检疫越来越严格时，种质资源的自由迁徙变得不再容易。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的冷战，以及农业资本化后的专利保护，更带来了种源问题的国家和产权边界问题，使得种源安全问题凸显出来。
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种子选育和种业发展上，经过计划阶段、计划与市场双轨制阶段和市场化阶段后，建立起了完整的种子育繁推体系。但开放的种业市场也面临着种源安全和种子价格高企的问题。使当下人们继关切工业芯片之后，担心起种子作为“农业芯片”的“卡脖子”问题。2021年初，农业农村部部长的唐仁健对此作出解释：“中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100%自给，玉米、大豆、生猪等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目前，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份额的3%左右，进口种子占全国用种量的0.1%。总体上，我国种子供应有保障、风险可控。”但他也指出：“我国种业自主创新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一些品种、领域和环节，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虽然不会‘一卡就死’，但确实会影响农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因此，我国要把种业作为“十四五”期间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来抓，加快启动实施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保持品种竞争优势，缩小玉米、大豆、生猪、奶牛等品种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种质资源如此充裕，种业外资依赖度并不高的情况下，为何我国还要加强种质资源保護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唐仁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调研时作出解答：“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种，比如京西稻、天津小站稻等，在这个库里都会作为战略资源长期保存。这是搞种业创新的物质基础。我们还将同步推进畜禽和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建设。”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年）》，自2015年起，农业部通过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畜禽遗传资源调查与材料采集抢救性地收集了一大批新种质资源，全国长期保存作物资源52万份，畜禽地方品种560个、遗传材料90多万份，农业微生物资源10万份，均居世界前列。我国新的种质资源库2021年将建成使用，种质资源数量将位居世界第一。在已经形成的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种业基地基础上，将重点加强海南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打造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南繁硅谷”。
多样性是系统稳定性的本源，如果一个国家的育种体系只包括“国家队”“地方队”，却不包括“民兵连”，就如同一個生态系统中只有大树和灌木，却没有小草和微生物一样，是不完整不稳定的。从历史传统和国际视野看，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一直是种子选育推广的主力。而近百年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使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成为选育种子的主导力量。但由于田间播种收获还都依靠农民，如果没有农民使用的种子育繁推体系，没有农民参与的种源安全体系，种子主权就将失去社会基础。我们可以从食物主权国际运动中的种子主权拓展国际视野。
食物主权的概念来自拉美的非政府组织“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在1996年墨西哥特拉斯卡拉会议上，该组织提出“我们致力于创造一个以尊重我们自己和地球、食物主权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乡村经济”，该组织在《食物主权：创造没有饥饿的未来（1996）》的报告中指出，食物主权是实现真正的粮食安全的先决条件，是一项基本人权。食物主权将食物体系的基本功能归结为食物权利，并同时强调保护自然资源、保障基本的营养权和国家的自主权不受国际粮商的制约，认为粮食不应被当作武器加剧贫困、种族歧视、小农户歧视及被迫城市化等状况，应确保小农户应有的参与决策，尤其是生产决策的权利。这些概念的实践由农业生产者扩展到消费者、社区和国家，对2002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和2008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发表的《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全球报告》中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食物主权的框架将粮食安全由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更进一步引向了权利安全，而种子主权正是从这一框架中生发出的核心环节。其将种子权利视为食物体系得以在一个主权国家中自主运行的基础，同时强调保护自然资源、保障基本的营养权，并确保国家的自主权不受国际粮商的制约；认为包括种子在内的农业资源和产品，都不应该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当作武器，更不能通过加剧贫困与不公平、种族歧视、剥削农户及被迫城市化等手段引发国家间的竞争；同时，应当确保食物体系中的参与者，尤其是农户、消费者以及主权国家能够参与食物体系的自主决策，尤其是基于种子主权的生产决策权。
在食物主权和种子主权的国际视野中，我们需要认识到，不能只依赖商业化育种。种子是农业与食物体系构建与发展的基础，与空气、阳光、水等农业必须的要素一样，种子不是任何人或任何国家的创造物，而是源于自然的馈赠。因而人类需要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基础，而非基于商业经济，来实现对种子主权的普惠分配。
种子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密切联系，对跨国粮商和资本集团更普遍直接投资于种子研发并从中获利的模式构成了天然障碍。第一个障碍是自然环境和生态过程的不确定性。气候、土地等自然条件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植物的生长节奏，但不易控制。第二个障碍是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存在差异，这违背了资本为了逐利而快速流通的本质。为此，资本主导的商业化食物体系以改造种子为切入口，通过加快甚至规避农业生产的自然过程，减少自然不可控因素对资本获益所产生的破坏。资本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必然遵循产量、产值最大化的逻辑，强调单一种植与强制推广。通过专业化育种和常规育种相结合，包括转基因育种等，商业化食物体系的确能实现对种子自然主权的改造。跨国粮商也将原本属于农民和主权国家的权益转移到自己手中，攫取了巨大专利垄断利润。
因此，我们应当对资本主导的技术创新话语有清醒的认识。其本质是利用实质性技术垄断，在不断简单化、标准化和单一化的农业发展过程中，收取每个人在日用饮食之路的过路费。试想，如果连“春种一粒粟”的种子获取，都需要向跨国粮商支付专利费用，何谈“秋收万颗子”之后的加工流通环节的自主权利？笔者曾在2018年对巴西的多家农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在跨国粮商经营、规模扩大、种子技术垄断的合力作用下，即便是由成规模的农场主组成的上百万亩大型农业合作社，也无法保障自身在种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基本种子主权。当地的大农场合作社若不使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种子，不追随这种模式，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在美国调研时，笔者发现，农场若被检测未使用合同规定的转基因种子，则其销售收入的80%以上要赔偿给跨国粮商所控制的育种公司，否则不能进入国际市场销售。事实上，就连巴西政府在跨国集团面前也缺少话语权，他们不得不通过改变国内税制，甚至让渡国家在某些关键资源或基础设施的发展权益，来迎合跨国粮商的垄断经营。
可见，种子主权的抗争对象，是一整套资本控制的过度商业化的育种体系。从更深层次看，种子主权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由任何人所创制的种子，却催生出形形色色的产权主张和利益伸张。在林林总总的争辩和主张中，真正拥有绝对主权的自然却是沉默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进行一场漠视主体性、甚至逃避主体性的无主体对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种子主权并不依赖于人类主权的伸张而存在，因为种子主权一直就在那里。
包含种子保育和普惠使用权利的种子主权，意味着所有人都应享有食物，享有获取作为食物生产基础的种质资源的权利。这也意味着，种子研发不能排斥，甚至应当鼓励传统育种和农民自留种，且应当避免这一权利被转基因、杂交育种等专利权所剥夺和侵蚀。实际上，种子生长的过程，一直都是自然主导，任何人或者组织无法完全控制，也无权控制。人类的努力，只是极少部分地参与了种子的收集、维持、改造和更新工作。我们必须回归这一基本常识，才可能实现在基础层面上的种子主权。
因此，为确保种源安全，中国可率先构建包含微观层面的人民主权、宏观层面的国家主权、基础层面的自然主权在内的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见下图）。食物主权来自主体性的承认和权利的伸张。在食物体系中，至少应有国家主权、人民主权和自然主权的表达。在种子主权问题上，也需要对应提出种源安全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总体而言，中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极高，在保障种子主权和种源安全上，中国已有坚实基础。但客观而言，中国种业自主创新确实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因此，我国必须建立起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才能确保种源安全。国家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虽是一条重要的路径，却不能是唯一途径。中国近10年来强化了中粮、中储粮、中纺、华粮、中化等一批农业“大树”，也将在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这相当于有了保障种源安全的“国家队”。与此同时，各类种子公司、各级政府和储运机构等，如同生态系统中的“灌木”，相当于保障种源安全的“地方军”，但还需要农户及各类农业生产加工和种子保育等基本单位，像生态系统中的“小草”和“微生物”一样，组成保障种源安全的“民兵连”，才能形成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通过央地融合、产业融合、利益融合，使得中国多样化、可持续的种源安全保护和种子库建设能为21世纪更好养活中国，贡献种子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跨界合作机制研究”首席专家；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方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跨界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ZD11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項目“食物体系转型、一家两制与双重嵌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90304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新华社：《从根本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谈2021年“三农”工作热点话题》，2021年1月3日。
②周立：《极化的发展》，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0年。
③周立、潘素梅、董小瑜：《从“谁来养活中国”到“怎样养活中国”——粮食属性、AB模式与发展主义时代的食物主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④周立：《粮食主权、粮食政治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2008年第4期。
责编/邓楚韵 美编/杨玲玲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笔者的研究团队近期研究了这一问题，基本结论如下：在2050年之前，中国还将保持粮食生产、消费、进口的三项世界第一，2050年之后，由于中国相继越过了人口峰值、食物消费峰值，老龄化峰值也将稳定在高位，中国在粮食生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同时，粮食消费量和进口量也会高位缓降。中国在21世纪的食物需求总量庞大，还伴随着长期的结构性紧张，多年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至少会延续到2050年。在此期间，不排除粮食自给率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因此，从粮食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上看，“端好中国碗、装满中国粮”的粮食政策，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叶，“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也应当长期坚持。中国在保障自身粮食的供给的同时，还要清晰认识自身庞大食物需求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是具有超大规模人口与市场的“巨国”，具有“巨国效应”。尽管每年全球粮食的贸易总量都在增加，但基本这些贸易之和还不及中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手里要端着中国碗，碗里也需主要装着中国粮，用好中国种。保障国内粮食充分供应，不仅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国家责任，也是对全球陷入营养不足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和10%饥饿人口的国际责任。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这些都表明国家越来越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以及种质资源的发展，种源安全的建设。本文将回顾中国农业的留种育种传统，放眼国际食物主权运动中的种子主权，提供为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的建立，具有历史视野、国际视野和可持续发展视野的意见参考。
数千年交流传承：种源安全的历史视野
种源安全，主要是在一国主权范围内保育种质资源，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种质资源又称为基因资源、遗传资源，是包含一定遗传物质，并表现特定性状、能将性状遗传给后代的植物资源总和。种质资源包括野生、半野生和栽培的能够在育种中利用的全部植物资源。种质是指生物体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它往往存在于特定品种之中。如古老的地方品种、新培育的推广品种、重要的遗传材料以及野生近缘植物，都属于种质资源的范围。当我们讨论种源安全时，也会将种质资源保护扩展到畜禽等遗传资源保护。
在人类历史上，种质资源的流动并无国界。当前中国人食用的大部分食物，都是从世界各地传入中国的。仅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美洲原产作物就有玉米、番薯、番瓜、番茄、番石榴、西洋参、烟草等近30种。在传入作物里面，对中国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玉米、番薯和烟草。实际上，所有引入的种子都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甚至社会生活。可以想见，若没有大范围的种质资源交流与传承，我们的食谱会何等窄狭。
种子引入后，必须与种质资源在国内的保育传承传统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比如，番薯这种高产作物自明朝引入中国后，薯种越冬难题一直难以解决。当山东德州老农用连藤带薯窖藏留种法解决这一问题后，人称“地瓜公”的清朝乾隆年间知县黄可润学到此法，并如此记载：“燕（河北）浙相距远，场师或未尽合地宜；德州接界，多聘老圃（老农）治之可耳。”他聘请德州老农到他任职的直隶无极县教种番薯，使得当地番薯一亩“可获千斤”，从而突破了番薯在直隶地区留种难这一技术瓶颈。黄可润大为快慰：“番薯于北地甚宜。麦秋之后，农家休暇，广为种植，可以免旷土惰农之弊。”
一个番薯引入、留种和保育推广的例子，能够折射出中国数千年来农耕文明的选种育种智慧。这使得农耕文明最在乎的食粮问题，因种源的保护与传承而得以不断解决，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种源安全问题的真正提出，与20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国界日渐清晰有关。当人员入境签证和货物入境检验检疫越来越严格时，种质资源的自由迁徙变得不再容易。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的冷战，以及农业资本化后的专利保护，更带来了种源问题的国家和产权边界问题，使得种源安全问题凸显出来。
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源安全基本形势
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种子选育和种业发展上，经过计划阶段、计划与市场双轨制阶段和市场化阶段后，建立起了完整的种子育繁推体系。但开放的种业市场也面临着种源安全和种子价格高企的问题。使当下人们继关切工业芯片之后，担心起种子作为“农业芯片”的“卡脖子”问题。2021年初，农业农村部部长的唐仁健对此作出解释：“中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100%自给，玉米、大豆、生猪等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目前，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份额的3%左右，进口种子占全国用种量的0.1%。总体上，我国种子供应有保障、风险可控。”但他也指出：“我国种业自主创新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一些品种、领域和环节，如果出现极端断供情况，虽然不会‘一卡就死’，但确实会影响农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因此，我国要把种业作为“十四五”期间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来抓，加快启动实施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保持品种竞争优势，缩小玉米、大豆、生猪、奶牛等品种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种质资源如此充裕，种业外资依赖度并不高的情况下，为何我国还要加强种质资源保護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唐仁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调研时作出解答：“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种，比如京西稻、天津小站稻等，在这个库里都会作为战略资源长期保存。这是搞种业创新的物质基础。我们还将同步推进畜禽和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建设。”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年）》，自2015年起，农业部通过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畜禽遗传资源调查与材料采集抢救性地收集了一大批新种质资源，全国长期保存作物资源52万份，畜禽地方品种560个、遗传材料90多万份，农业微生物资源10万份，均居世界前列。我国新的种质资源库2021年将建成使用，种质资源数量将位居世界第一。在已经形成的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种业基地基础上，将重点加强海南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打造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南繁硅谷”。
多样性带来稳定性：种子主权的国际视野
多样性是系统稳定性的本源，如果一个国家的育种体系只包括“国家队”“地方队”，却不包括“民兵连”，就如同一個生态系统中只有大树和灌木，却没有小草和微生物一样，是不完整不稳定的。从历史传统和国际视野看，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一直是种子选育推广的主力。而近百年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使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成为选育种子的主导力量。但由于田间播种收获还都依靠农民，如果没有农民使用的种子育繁推体系，没有农民参与的种源安全体系，种子主权就将失去社会基础。我们可以从食物主权国际运动中的种子主权拓展国际视野。
食物主权的概念来自拉美的非政府组织“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在1996年墨西哥特拉斯卡拉会议上，该组织提出“我们致力于创造一个以尊重我们自己和地球、食物主权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乡村经济”，该组织在《食物主权：创造没有饥饿的未来（1996）》的报告中指出，食物主权是实现真正的粮食安全的先决条件，是一项基本人权。食物主权将食物体系的基本功能归结为食物权利，并同时强调保护自然资源、保障基本的营养权和国家的自主权不受国际粮商的制约，认为粮食不应被当作武器加剧贫困、种族歧视、小农户歧视及被迫城市化等状况，应确保小农户应有的参与决策，尤其是生产决策的权利。这些概念的实践由农业生产者扩展到消费者、社区和国家，对2002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和2008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发表的《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全球报告》中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食物主权的框架将粮食安全由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更进一步引向了权利安全，而种子主权正是从这一框架中生发出的核心环节。其将种子权利视为食物体系得以在一个主权国家中自主运行的基础，同时强调保护自然资源、保障基本的营养权，并确保国家的自主权不受国际粮商的制约；认为包括种子在内的农业资源和产品，都不应该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当作武器，更不能通过加剧贫困与不公平、种族歧视、剥削农户及被迫城市化等手段引发国家间的竞争；同时，应当确保食物体系中的参与者，尤其是农户、消费者以及主权国家能够参与食物体系的自主决策，尤其是基于种子主权的生产决策权。
在食物主权和种子主权的国际视野中，我们需要认识到，不能只依赖商业化育种。种子是农业与食物体系构建与发展的基础，与空气、阳光、水等农业必须的要素一样，种子不是任何人或任何国家的创造物，而是源于自然的馈赠。因而人类需要以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基础，而非基于商业经济，来实现对种子主权的普惠分配。
种子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密切联系，对跨国粮商和资本集团更普遍直接投资于种子研发并从中获利的模式构成了天然障碍。第一个障碍是自然环境和生态过程的不确定性。气候、土地等自然条件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植物的生长节奏，但不易控制。第二个障碍是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存在差异，这违背了资本为了逐利而快速流通的本质。为此，资本主导的商业化食物体系以改造种子为切入口，通过加快甚至规避农业生产的自然过程，减少自然不可控因素对资本获益所产生的破坏。资本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必然遵循产量、产值最大化的逻辑，强调单一种植与强制推广。通过专业化育种和常规育种相结合，包括转基因育种等，商业化食物体系的确能实现对种子自然主权的改造。跨国粮商也将原本属于农民和主权国家的权益转移到自己手中，攫取了巨大专利垄断利润。
因此，我们应当对资本主导的技术创新话语有清醒的认识。其本质是利用实质性技术垄断，在不断简单化、标准化和单一化的农业发展过程中，收取每个人在日用饮食之路的过路费。试想，如果连“春种一粒粟”的种子获取，都需要向跨国粮商支付专利费用，何谈“秋收万颗子”之后的加工流通环节的自主权利？笔者曾在2018年对巴西的多家农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在跨国粮商经营、规模扩大、种子技术垄断的合力作用下，即便是由成规模的农场主组成的上百万亩大型农业合作社，也无法保障自身在种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基本种子主权。当地的大农场合作社若不使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种子，不追随这种模式，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在美国调研时，笔者发现，农场若被检测未使用合同规定的转基因种子，则其销售收入的80%以上要赔偿给跨国粮商所控制的育种公司，否则不能进入国际市场销售。事实上，就连巴西政府在跨国集团面前也缺少话语权，他们不得不通过改变国内税制，甚至让渡国家在某些关键资源或基础设施的发展权益，来迎合跨国粮商的垄断经营。
可见，种子主权的抗争对象，是一整套资本控制的过度商业化的育种体系。从更深层次看，种子主权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由任何人所创制的种子，却催生出形形色色的产权主张和利益伸张。在林林总总的争辩和主张中，真正拥有绝对主权的自然却是沉默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进行一场漠视主体性、甚至逃避主体性的无主体对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种子主权并不依赖于人类主权的伸张而存在，因为种子主权一直就在那里。
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中国种源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包含种子保育和普惠使用权利的种子主权，意味着所有人都应享有食物，享有获取作为食物生产基础的种质资源的权利。这也意味着，种子研发不能排斥，甚至应当鼓励传统育种和农民自留种，且应当避免这一权利被转基因、杂交育种等专利权所剥夺和侵蚀。实际上，种子生长的过程，一直都是自然主导，任何人或者组织无法完全控制，也无权控制。人类的努力，只是极少部分地参与了种子的收集、维持、改造和更新工作。我们必须回归这一基本常识，才可能实现在基础层面上的种子主权。
因此，为确保种源安全，中国可率先构建包含微观层面的人民主权、宏观层面的国家主权、基础层面的自然主权在内的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见下图）。食物主权来自主体性的承认和权利的伸张。在食物体系中，至少应有国家主权、人民主权和自然主权的表达。在种子主权问题上，也需要对应提出种源安全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图 种子主权综合框架
总体而言，中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极高，在保障种子主权和种源安全上，中国已有坚实基础。但客观而言，中国种业自主创新确实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因此，我国必须建立起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才能确保种源安全。国家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虽是一条重要的路径，却不能是唯一途径。中国近10年来强化了中粮、中储粮、中纺、华粮、中化等一批农业“大树”，也将在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这相当于有了保障种源安全的“国家队”。与此同时，各类种子公司、各级政府和储运机构等，如同生态系统中的“灌木”，相当于保障种源安全的“地方军”，但还需要农户及各类农业生产加工和种子保育等基本单位，像生态系统中的“小草”和“微生物”一样，组成保障种源安全的“民兵连”，才能形成多层次种子主权体系。通过央地融合、产业融合、利益融合，使得中国多样化、可持续的种源安全保护和种子库建设能为21世纪更好养活中国，贡献种子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跨界合作机制研究”首席专家；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方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跨界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ZD11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項目“食物体系转型、一家两制与双重嵌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90304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新华社：《从根本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谈2021年“三农”工作热点话题》，2021年1月3日。
②周立：《极化的发展》，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0年。
③周立、潘素梅、董小瑜：《从“谁来养活中国”到“怎样养活中国”——粮食属性、AB模式与发展主义时代的食物主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④周立：《粮食主权、粮食政治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2008年第4期。
责编/邓楚韵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