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间“自由生长”的广场舞，在2015年的春天迎来了“国家标准”。
　　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将在全国推出由专家创编、适合不同人群、编排科学合理、群众简单易学的12套广场健身操舞优秀作品，并对其进行推广和培训。
　　体育总局群体司自2012年起展开调研，组织举办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从民间征集到的259个广场舞作品中精选出如今的12套广场舞健身操。其中，传唱于大街小巷的《小苹果》《最炫民族风》均榜上有名。
　　“能够感觉到中国体育发展的重心逐渐从竞技体育转向全民健身，转向大众体育。”成都体育学院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郝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很长时间内，中国大众体育基本也处于“自由生长”状态。与广场舞蓬勃兴起不同的是，大众体育项目很多是随着竞技体育在国际上获得成绩而繁荣发展起来的。
　　容国团与“红双喜”时代
　　打乒乓球算得上中国全民健身的“头号”项目。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运动员获得过世界冠军。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9年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国人振奋。此后，乒乓运动长盛不衰，甚至引发了全国的“乒乓热”。
　　1959年6月，为适应国际乒乓球比赛需要，上海华联乒乓球厂会同上海赛璐珞厂、四川泸州化工厂、上海市轻工业局塑料研究所和中国乒乓球厂的技术人员，耗时3个月，终于试制成供国际比赛用的样球。样球送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经徐寅生等著名运动员试打后，被认为符合标准。此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及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首次夺得冠军。这种特制乒乓球的商标由此被定为“红双喜牌”。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上海乒乓球产销鼎盛时期。1966年10月，上海华联乒乓球厂改名为上海乒乓球厂。这一年年底，上海乒乓球厂和中国乒乓球厂职工达699人，年产量5316万只。
　　拥有一个红双喜牌的球拍，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说，比现在拥有一双时髦跑步鞋还时尚。
　　“乒乓球项目上的夺冠，让乒乓球普及受到了很大的带动。当时全民发展乒乓球，人人都能打乒乓球。乒乓球成为了我国的国球，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现象。”郝勤说。
　　出现这样的现象，还在于乒乓球运动开展的条件不苛刻，可参与性强。用郝勤的话说，男女老少都能打，天南海北都能打，室内室外都能打，有钱没钱都能打， “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全民运动项目”。
　　女排“五连冠”效应
　　与乒乓球类似的群众体育项目，还有排球。
　　“来来来，我们大家都来打排球，来来来，我们大家都来打排球。球儿它闪耀着洁白的光，吸引着男女老幼……”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首经典老歌，歌名叫作《大家都来打排球》。
　　歌曲的创作年代，正是中国女排在世界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之时。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曾获得辉煌的“五连冠”。
　　“女排拿到世界冠军后，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人们对女排寄予厚望，给她们最高的待遇。我跟队员们到过北大一次，那个情景热烈啊！大学生们挤得鞋都掉了，路边河里漂着几十双鞋。人太多，我是被男排队员夹在胳膊底下带进去的，进了礼堂找不到队员们了，只见东一个西一个，被学生们抬起来扔。‘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大学生们喊出来的。结果女排队员们说，下次赢了也不敢再来了，场面太狂热，输了更不敢来，肯定要踩成肉酱的。”——1981年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后，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还原了当时热烈的片段之一。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排球得到大范围普及，体育课也会教一些排球知识。”郝勤说。与此同时，全国进入全民排球热时代。
　　年过六旬的广播操
　　比乒乓球和排球普及更早的全民健身项目，是广播体操。
　　“30年前，我来到中国时，看到工厂里到处是做早操的人。”2014年世界体育用品联合会秘书长罗伯特·库克这样回忆。
　　其实，中国广播操的发展要追溯到更早时候。
　　1950年8月28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大行政区代表共12人，组成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看到当时苏联的“早操”（在早上根据广播或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后，作为中国访问团成员之一的杨烈深受启发，后来他结合日本的体操，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
　　这项运动不需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不同年龄、性别的人都可以参与，便于大范围推广。
　　1951年11月24日，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发布。这一天，体总筹委会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同年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广播操音乐，为广播操谱曲的，是写过《新四军军歌》的作曲家何士德。
　　1952年6月20日，全国体育总会宣告成立。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广播体操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一文，详细总结广播体操推广以来的成果。文章称，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在校学生最为踊跃。
　　随后各地亦出现“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等组织，组成了一台强悍的“广播体操播种机”，点燃了全民健身的热情。
　　前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访华后在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广播体操从军营向学校、工厂、机关散播推广，成为社会一种广泛的健身方式。甚至在看守所，每个监房有一个活动室，可以用于在规定的放风时间统一做广播体操。
　　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三个国家的代表团专门来中国考察工人做广播体操的情况，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步调一致地做广播体操，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截至目前，中国共推出9套成人广播操、7套少年广播体操、9套儿童广播体操和3套幼儿广播体操。
　　在全民健身的口号下，广播体操的背景音乐甚至能唤起一代人的回忆。
　　“我不知道中国人做广播体操做了60年那么久。我记得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大课间，全校的学生都要跑到操场上一起做广播体操。一听到‘时代在召唤’就开始原地踏步。”1985年出生的王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时候选到最前面的带操员，是很光荣的。”
　　在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办公楼里，每天上午10点，依旧会响起广播体操的音乐旋律，让大家运动起来。
　　廉价体育的逻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均寿命非常低，只有35岁。1950年抗美援朝，很多青年被挡在入伍体检之外，不是身高不够，就是体质太差。
　　新中国成立后，大众体育开始不断地发展。
　　“在上世纪60、70年代普及的运动都是廉价的项目，比如乒乓球。排球、足球在中国的普及都有问题，因为有场地的制约。”郝勤说，“廉价的、成本低的运动在中国才能够铺展开。”
　　“廉价的体育”并不仅仅在中国才有。“在一些发达国家，以前马术、游艇、高尔夫等等一些运动项目都是贵族运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曾经是富人的体育娱乐项目才开始走入平民百姓家。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主席彭晓曾坦言，在中国，家庭健身器材使用习惯普及率不高且使用率偏低。参与健身的人群中，只有30.57%的受访者使用过家庭健身器材，有12.64%的受访者每天使用一次家庭健身器材。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大众体育发展的推动是自上而下的。“大众体育需要公共体育设施。国外有基金、社会力量等，但中国主要是由政府来推动。”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体育理论教研室教授李建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据他介绍，2008年是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分界线，“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体育事业的重点是在竞技体育，从资金和体育的职能部门——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心工作来看，都是竞技体育”。
　　可以期待的开始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约1.4平方米，而5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1.03平方米，计划到2025年达到2平方米。
　　这意味着，在人多场地少的情况下，做好15分钟生活圈建设，规划好身边场地的建设，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势在必行。
　　“在生活圈内，由居民自主进行体育活动，并且让他们通过体育活动建立良好相互关系和共同意识。”李建国说。
　　迄今为止，全国遍地开花的群众体育中，最成功的就属中国大妈的广场舞，随时随地能开展，对场地也没有过多的要求。
　　“跑步、散步也是易开展的运动，但是在城市建设中，我们没有合理地对此进行规划。”李建国介绍，现在部分城市已经意识到并准备相应的规划。比如，成都市规划实施总长度约1117公里，贯穿成都市全域的9大主题一级骨干健康绿道线路，成为成都旅游和休闲的主要线路。南京则规划市区内建1000公里的绿荫道，包括城市的主干道，滨江滨河的绿色风光带，还有郊野公园等。
　　在李建国看来，上海可考虑效仿国内外大城市建设城市绿道慢行系统，通过步行和骑行等慢行方式改善市民生活品质。同时，串联城市自然与人文景观，扩大市民休闲生活范围。
　　截至2014年底，上海市已有百姓健身步道264条。健身步道多铺设橡胶，适合走路、跑步等运动。李建国说，“广东已经建设了一万多公里的百姓健身步道，上海还不够，我们应该做更多更巧妙的规划，让群众的大众体育随处可行。”
　　“没有活跃的大众体育活动，没有庞大的运动人口，就不会有繁荣的市场。”世界体育用品联合会秘书长罗伯特·库克说。尽管他认为，中国的大众体育氛围不如30年前大家都做广播操的时候高涨。但体育市场却在苏醒。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经济指标：“到2025年中国的体育产业要达到5万亿，对中国GDP的增长会比现在体育产业的贡献率有大幅度的提高。”
　　“这是个非常巨大的跨越，要增长十倍。这是个可以期待的开始。”郝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