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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的广度和深入还不够，而发达国家开展产学研结合则具有自身的特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应该借鉴这些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结合职业教育体制。
［关键词］职业教育 产学研 校企合作
［作者简介］王志伟（1972- ），男，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和经济法。（江苏 无锡 214074）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教学会课题“高职高专院校产学研结合的体制与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JS061）的部分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32-0072-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国家将大力发展、完善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但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各类高职院校对如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尚没有很好的方法，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其中涉及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职院校如何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开展产学研结合教育。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博采众长，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加以转化、吸收，最终为我所用。
一、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产学研实施情况分析
发达国家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形成了符合各自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尤其是他们开展的产学研结合教育在为本国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各有特色，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健全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是发达国家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得以迅猛发展的最大保障。美国从1862年7月2日颁布第一个职业教育法规——《莫里尔法案》开始，至今已颁发的重要法案有《哈奇法案》（1987）、《史密斯—莱沃法》（1914）、《史密斯·休斯法案》（1917）、《国防教育职业教育法案》（1940）、《职业教育法案》（1946）、《学校与就业机会法》（1994）等。除此之外，各州还针对本州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德国著名的“双元制”职教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健全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也是分不开的。迄今为止，德国职教领域重要的法律有《职业教育法》（1969年颁布，1981年修订为《职业教育促进法》）、《手工业条例》（1965）、《青年劳动保护法》（1960）、《企业基本法》（1972）、《实训教师资格条例》（1972）。除此之外，各州还有许多配套的法律、法规。
从以上的列举中，我们可以发现职教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这是因为立法能明确界定职业教育领域学校、政府、企业、个人四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清晰界定交易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便于他们之间进行交易，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如企业按章交纳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税费，政府按不同办学质量等级向学校提供经费支持，社会中介机构对各类学校的办学效果进行评价，个人选择学校接受职业教育，企业聘用职教毕业生等。由于法律对各方责、权进行明确规定，并且有免费、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因此，各方在做选择时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可以很方便地就做出决定，这样就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2.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发达国家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又一捷径。由于各国政府都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对地区经济发展和解决地区就业问题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其经费的投入一直呈上升趋势。例如，加拿大社区学院归省政府领导，办学经费的80%来自政府拨款，平均每个学生每年可获得的政府经费是8000～10000加元，还不包括基建费和设备费。政府对边远地区的学校还有专项补助，这就使得贫困家庭的学生也能上学。美国从1991年开始实施《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州政府和地方培训计划投资16亿美元，这项资金以专项补助形式分配，同时要求地方至少按1∶3的比例给予配套经费，而且规定要把9.4亿美元用于资助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3.科学的办学质量监管体系是发达国家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高职教育在质量保证方面主要依靠学院自我约束、社会市场引导（主要表现为鉴定、监督和评估）和国家政府调控（主要表现为评估和导向）。此外，还有社会督导系统，即各种专业组织、新闻媒介、社会团体、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等通过各种方式，促进职业院校的产学研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对职业院校人才的评价往往引导着学生就读学校的选择与政府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如咨询调查公司）对学校办学调查情况的公布，往往会直接影响学校未来的发展。
另外，由于美国对贫困学生的助学制度是直接将助学资金发放给学生，再由学生选择学校，同时，其国内中产、富裕阶级的学生是自己缴费上学，这也是由学生自由选择学校的。这样就会迫使学校必须搞好产学研工作，培养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的实用型人才，否则，社会评价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学校的招生情况，而生源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又会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因此，科学的办学质量监管体系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4.明晰企业在产学研结合职业教育中的义务、地位和作用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取得较好发展的重要原因。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模式，就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明确规定，从而使企业有义务参与职业教育。同时，企业在参与过程中受益，这又促使企业更有动力参与其中，这样的结果使得学生一方面能得到最符合企业需求的培养，另一方面能学到当前经济领域的最尖端技术。学校也获得了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教师。在德国“双元制”模式中，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主要分为企业内培训和跨企业培训两种。企业内培训主要有：（1）工业教学车间培训（培训质量高，培训与生产过程分离）。（2）非系统的工业培训（主要在中小企业的生产车间中进行）。（3）传统手工艺培训（教学在生产现场进行）。（4）办公室与服务业的系统培训（通常由大企业或行政机关负责，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5）办公室与服务业的非系统培训（在中小企业和办公室进行，为实地操作训练）。跨企业培训则由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具体适用方式。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开展与其政府的积极干预及干预的制度化有着密切联系。政府促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地完成自己担负的职责。
5.正确的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观念以及立体、贯通的职業教育体系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至今，一直没有脱离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观念。无论是美国的社区学院、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与职业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还是日本的短期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这些职教学院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都牢牢贯彻了产学结合、学研结合、产研结合的思想。另外，发达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哲学理念，对其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毕业生的高就业率（如美国高职生的失业率仅为1.1%，而同等条件下博士生、硕士生的失业率为3.3%和2.8%），也影响着民众对职业学院和高职毕业生的看法。他们并不会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那样，认为高职毕业生比其他高校毕业生低人一等。
同时，发达国家在构建自己的职教体系时非常注意将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相互贯通。如美国社区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想继续升学，可直接进入本科类院校学习，学分可以累计认同，再继续读两年，经考核合格可获得学士学位；澳大利亚TAFE模式中资格框架（AQF）用十二级资格规定了从初等、中等教育到职业教育与培训（TAFE学院），直到高等教育（大学）之间的教育与培训资格的确认、学分转换，从而使得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课程之间的衔接和学生转、升学非常方便；德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中既有专科性质的学生，又有专门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生，其中德国高等专科大学可吸引专科生及“双元制”学校的学生（需补习高中文化课后）入校学习，学完考核合格可获得“学位工程师”和“专业硕士学位”。另外，普通大学与高等专科大学合作后，可为优秀生攻读专业博士学位提供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把职业教育纳入了国民终身教育的体系，它们开办的职业学院都是面对社会办学，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入学。如美国社区学院的学生可以是直接升学上来的应届学生，也可以是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成人学生，甚至还可以是头发花白的退休老人。其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关于转学、补习、职业培训和娱乐消遣等，其中后两类课程面对的对象十分广泛，如房屋维修、保安保洁、儿童钢琴等就很受休闲族和老人欢迎。
6.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产学研结合模式的多样化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在发展本国的职业教育时往往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以产学研结合的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课程开发，其中以加拿大CBE体系中DACUM（Developing a Curriculum）课程开发模式和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为典型。同时，不同国家在课程开设与企业实践之间的合作也实现了多样化，如美国社区学院在具体培养学生实用技术的过程中与企业的合作就有以下几种形式：（1）工读转换制（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校学习，一部分去企业劳动或接受实训，按学期或学季转换）；（2）半工半读制（学生每天部分时间上课，部分时间劳动）；（3）劳动实习制（学生定期到校外企业劳动实习，一般每学年一次）；（4）顶班劳动、工余上课制（学生满负荷劳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同时，发达国家开展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其着重点在于产学结合与学产结合。产学结合要求现实生产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应及时反映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课程中，学产结合要求学校对社会需求的发展应有一定的前瞻性，教授的现实技术应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注重的是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而对科技成果的研发，即产研和学研的结合则相对次要，因为这是研究型大学的工作重心所在。发达国家在处理产学研结合工作方面的“轻、重、缓、急”的准确把握，使得其职业院校工作的开展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
二、我国与国外职业教育产学研实施情况的比较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教育层次以线式结构为主，即中专（技校）、专科、本科院校的线性结构，追求学术梯度的完整性。1966~1976年，我国职业教育遭到严重破坏。1978~1998年是我国职业教育逐渐恢复的阶段。此后，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律、政策文件的出台，我国职业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至2004年，我国高职高专学校数已从1998年的432个增加到了1047个，高职院校在校学生数占到高校人数总和的44.7%。
然而，近年来，随着高职院校的不断增加，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大量涌现，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日益明显，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毕业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不强、眼高手低、与企业实际需求无法合拍等方面，集中反映了我国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达不到社会的要求。具体来讲，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产学研结合职业教育体制建设滞后是导致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综观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建设主要分为三块：一是法制建设，二是政策指引，三是政府干预。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制建设，即以法律的形式将职业教育产学研过程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明确界定，这样的好处是使各方之间的交易能得以顺利进行，从而保障劳动者转化为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而我国目前职教方面的主要法律只有《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两部，其中《高等教育法》还不是完全调整职业教育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十分单薄。其中调整学校、政府、企业、学生、社会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从而无法使各方在职业教育过程中担负起应尽的义务，而且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无法很好地约束各方的行为。
在政策指引方面，我国目前主要有国务院制定的三份政策意见：一是《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1）；二是《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三是《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这些政策意见对产学研结合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如《国务院关于大力推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各类企业应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15%，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20%，主要用于职业学校实验实习设备的更新和办学条件的改善”等规定。《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了“十一五期间，要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和‘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用人单位招录职工必须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从取得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优先录用”等规定。这些规定无疑对职业教育开展过程中加强产学研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其机制架构提供了一些指导性思路，但总体显得较为零散和不规范，缺乏更细致的实施细则，无法使职业院校、学生、企业理直气壮地利用相关规定来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因此需要将有些“软”的政策意见转化为“硬”的法律规范。
在政府干预方面，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产学研合作虽有政府的推进，但企业的参与有其内在赢利的动机，因此，市场之手相对于政府之手对产学研的推动作用更大。而我国政府对校企合作的推动缺乏整体的思路和较详细的远景规划，一些地方政府“拉郎配”式的联姻无法取得真正的效果。笔者认为，政府干预应更多地体现在政府利用手中的经济工具，如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调节企业参与和不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使参与者能不断地从政府中获得税费减免，而且能从中真正获利，从而改变目前我国企业普遍不愿意参与的现状。目前，我国企业这种现状其实还是与其成本有关，当企业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时会考虑两者获得劳动力的交易成本的高低，参与之后企业获得劳动力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转化为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内部交易成本，如果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则企业有参与的积极性，否则就没有。所以，政府让企业参与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增加企业从外部获得劳动力的交易成本，二是降低企业与学校合作从内部获得劳动力的交易成本。而这两个方法最终要体现在政府的税费体制和转移支付体制方面。
2.我国职业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机制模式创新不够也是造成学生应用能力较低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校企合作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内在推动下学校与企业共同创新的产物，往往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对开展产学研合作模式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主要采取学生“下企业实习”，在将“学校开到企业去”和“将企业办到学校来”的思路和动作方面还不够大胆。一些院校所采用的“订单式”培养模式（即学生入学时与企业签订订单，企业在学生学习期间派人讲课或担任班主任、辅导员，毕业前到企业实习，企业再择优录用）就是很好的产学研模式，但在实际的运行中还可进一步深入，如进行“工读交替式”或“半工半读式”学习等。此外，学校与跨企业或跨行业之间的联合培训模式还有待开发和利用。
3.我国职业院校课程体系的开发与企业实际需求的脱节是造成学生无法完成从普通劳动者向技术能手转化的重要障碍。目前，国内大部分高职院校都是原中专学校升格或成人高校、专科學校转型而来，其课程设置基本参考本科院校，有的学校虽然设有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其中不乏企业界人士，但在课程开发上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许多专业本身就未能明确规定自己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是什么，更谈不上以实际应用能力为本位的课程开发了。在课程设置方面，企业参与的缺失是使学生无法获得实用技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些职业院校“求大、求全”的办学理念，也使得国内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大同小异，如有些在机械专业方面有专长的学校办起了商科专业，从而使得学校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教育资源（师资和实验实训设施）来开办优质专业。一些缺乏相关专业师资和实验实训设施的学校培养的学生缺乏相应的实践能力，这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发达国家使用的三个关于劳动力素质方面的函数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教育也是适用的。如何在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前提下又能保持劳动力要素价格不变，以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经济发展，这需要我们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创新。通过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产学研结合的经验教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发展路径，是推进我国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李建奇.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王毅，卢崇高，季跃东.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3］周满生.世界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吴剑丽.德澳职业教育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6（6）.
［5］胡昌进，李明惠，卢晓春.美国产学研结合发展历程与主要模式［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8）.
［6］戚涌.内生增长与高校产学研结合创新研究［J］.江苏高教，2007（2）.
［关键词］职业教育 产学研 校企合作
［作者简介］王志伟（1972- ），男，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和经济法。（江苏 无锡 214074）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教学会课题“高职高专院校产学研结合的体制与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JS061）的部分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32-0072-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国家将大力发展、完善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但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各类高职院校对如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尚没有很好的方法，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其中涉及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职院校如何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开展产学研结合教育。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博采众长，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加以转化、吸收，最终为我所用。
一、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产学研实施情况分析
发达国家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形成了符合各自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尤其是他们开展的产学研结合教育在为本国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各有特色，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健全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是发达国家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得以迅猛发展的最大保障。美国从1862年7月2日颁布第一个职业教育法规——《莫里尔法案》开始，至今已颁发的重要法案有《哈奇法案》（1987）、《史密斯—莱沃法》（1914）、《史密斯·休斯法案》（1917）、《国防教育职业教育法案》（1940）、《职业教育法案》（1946）、《学校与就业机会法》（1994）等。除此之外，各州还针对本州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德国著名的“双元制”职教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健全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也是分不开的。迄今为止，德国职教领域重要的法律有《职业教育法》（1969年颁布，1981年修订为《职业教育促进法》）、《手工业条例》（1965）、《青年劳动保护法》（1960）、《企业基本法》（1972）、《实训教师资格条例》（1972）。除此之外，各州还有许多配套的法律、法规。
从以上的列举中，我们可以发现职教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这是因为立法能明确界定职业教育领域学校、政府、企业、个人四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清晰界定交易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便于他们之间进行交易，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如企业按章交纳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税费，政府按不同办学质量等级向学校提供经费支持，社会中介机构对各类学校的办学效果进行评价，个人选择学校接受职业教育，企业聘用职教毕业生等。由于法律对各方责、权进行明确规定，并且有免费、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因此，各方在做选择时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可以很方便地就做出决定，这样就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2.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发达国家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又一捷径。由于各国政府都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对地区经济发展和解决地区就业问题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其经费的投入一直呈上升趋势。例如，加拿大社区学院归省政府领导，办学经费的80%来自政府拨款，平均每个学生每年可获得的政府经费是8000～10000加元，还不包括基建费和设备费。政府对边远地区的学校还有专项补助，这就使得贫困家庭的学生也能上学。美国从1991年开始实施《帕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州政府和地方培训计划投资16亿美元，这项资金以专项补助形式分配，同时要求地方至少按1∶3的比例给予配套经费，而且规定要把9.4亿美元用于资助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3.科学的办学质量监管体系是发达国家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高职教育在质量保证方面主要依靠学院自我约束、社会市场引导（主要表现为鉴定、监督和评估）和国家政府调控（主要表现为评估和导向）。此外，还有社会督导系统，即各种专业组织、新闻媒介、社会团体、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等通过各种方式，促进职业院校的产学研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对职业院校人才的评价往往引导着学生就读学校的选择与政府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一些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如咨询调查公司）对学校办学调查情况的公布，往往会直接影响学校未来的发展。
另外，由于美国对贫困学生的助学制度是直接将助学资金发放给学生，再由学生选择学校，同时，其国内中产、富裕阶级的学生是自己缴费上学，这也是由学生自由选择学校的。这样就会迫使学校必须搞好产学研工作，培养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的实用型人才，否则，社会评价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学校的招生情况，而生源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又会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因此，科学的办学质量监管体系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4.明晰企业在产学研结合职业教育中的义务、地位和作用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取得较好发展的重要原因。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模式，就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明确规定，从而使企业有义务参与职业教育。同时，企业在参与过程中受益，这又促使企业更有动力参与其中，这样的结果使得学生一方面能得到最符合企业需求的培养，另一方面能学到当前经济领域的最尖端技术。学校也获得了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教师。在德国“双元制”模式中，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主要分为企业内培训和跨企业培训两种。企业内培训主要有：（1）工业教学车间培训（培训质量高，培训与生产过程分离）。（2）非系统的工业培训（主要在中小企业的生产车间中进行）。（3）传统手工艺培训（教学在生产现场进行）。（4）办公室与服务业的系统培训（通常由大企业或行政机关负责，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5）办公室与服务业的非系统培训（在中小企业和办公室进行，为实地操作训练）。跨企业培训则由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具体适用方式。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开展与其政府的积极干预及干预的制度化有着密切联系。政府促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地完成自己担负的职责。
5.正确的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观念以及立体、贯通的职業教育体系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至今，一直没有脱离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观念。无论是美国的社区学院、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与职业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还是日本的短期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这些职教学院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都牢牢贯彻了产学结合、学研结合、产研结合的思想。另外，发达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哲学理念，对其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毕业生的高就业率（如美国高职生的失业率仅为1.1%，而同等条件下博士生、硕士生的失业率为3.3%和2.8%），也影响着民众对职业学院和高职毕业生的看法。他们并不会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那样，认为高职毕业生比其他高校毕业生低人一等。
同时，发达国家在构建自己的职教体系时非常注意将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相互贯通。如美国社区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想继续升学，可直接进入本科类院校学习，学分可以累计认同，再继续读两年，经考核合格可获得学士学位；澳大利亚TAFE模式中资格框架（AQF）用十二级资格规定了从初等、中等教育到职业教育与培训（TAFE学院），直到高等教育（大学）之间的教育与培训资格的确认、学分转换，从而使得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课程之间的衔接和学生转、升学非常方便；德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中既有专科性质的学生，又有专门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生，其中德国高等专科大学可吸引专科生及“双元制”学校的学生（需补习高中文化课后）入校学习，学完考核合格可获得“学位工程师”和“专业硕士学位”。另外，普通大学与高等专科大学合作后，可为优秀生攻读专业博士学位提供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把职业教育纳入了国民终身教育的体系，它们开办的职业学院都是面对社会办学，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入学。如美国社区学院的学生可以是直接升学上来的应届学生，也可以是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成人学生，甚至还可以是头发花白的退休老人。其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关于转学、补习、职业培训和娱乐消遣等，其中后两类课程面对的对象十分广泛，如房屋维修、保安保洁、儿童钢琴等就很受休闲族和老人欢迎。
6.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产学研结合模式的多样化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在发展本国的职业教育时往往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以产学研结合的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课程开发，其中以加拿大CBE体系中DACUM（Developing a Curriculum）课程开发模式和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为典型。同时，不同国家在课程开设与企业实践之间的合作也实现了多样化，如美国社区学院在具体培养学生实用技术的过程中与企业的合作就有以下几种形式：（1）工读转换制（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校学习，一部分去企业劳动或接受实训，按学期或学季转换）；（2）半工半读制（学生每天部分时间上课，部分时间劳动）；（3）劳动实习制（学生定期到校外企业劳动实习，一般每学年一次）；（4）顶班劳动、工余上课制（学生满负荷劳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同时，发达国家开展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其着重点在于产学结合与学产结合。产学结合要求现实生产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应及时反映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课程中，学产结合要求学校对社会需求的发展应有一定的前瞻性，教授的现实技术应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注重的是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而对科技成果的研发，即产研和学研的结合则相对次要，因为这是研究型大学的工作重心所在。发达国家在处理产学研结合工作方面的“轻、重、缓、急”的准确把握，使得其职业院校工作的开展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
二、我国与国外职业教育产学研实施情况的比较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教育层次以线式结构为主，即中专（技校）、专科、本科院校的线性结构，追求学术梯度的完整性。1966~1976年，我国职业教育遭到严重破坏。1978~1998年是我国职业教育逐渐恢复的阶段。此后，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律、政策文件的出台，我国职业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至2004年，我国高职高专学校数已从1998年的432个增加到了1047个，高职院校在校学生数占到高校人数总和的44.7%。
然而，近年来，随着高职院校的不断增加，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大量涌现，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日益明显，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毕业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不强、眼高手低、与企业实际需求无法合拍等方面，集中反映了我国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达不到社会的要求。具体来讲，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产学研结合职业教育体制建设滞后是导致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综观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建设主要分为三块：一是法制建设，二是政策指引，三是政府干预。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制建设，即以法律的形式将职业教育产学研过程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明确界定，这样的好处是使各方之间的交易能得以顺利进行，从而保障劳动者转化为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而我国目前职教方面的主要法律只有《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两部，其中《高等教育法》还不是完全调整职业教育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十分单薄。其中调整学校、政府、企业、学生、社会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从而无法使各方在职业教育过程中担负起应尽的义务，而且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无法很好地约束各方的行为。
在政策指引方面，我国目前主要有国务院制定的三份政策意见：一是《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1）；二是《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三是《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这些政策意见对产学研结合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如《国务院关于大力推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各类企业应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15%，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20%，主要用于职业学校实验实习设备的更新和办学条件的改善”等规定。《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了“十一五期间，要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和‘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用人单位招录职工必须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从取得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优先录用”等规定。这些规定无疑对职业教育开展过程中加强产学研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其机制架构提供了一些指导性思路，但总体显得较为零散和不规范，缺乏更细致的实施细则，无法使职业院校、学生、企业理直气壮地利用相关规定来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因此需要将有些“软”的政策意见转化为“硬”的法律规范。
在政府干预方面，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产学研合作虽有政府的推进，但企业的参与有其内在赢利的动机，因此，市场之手相对于政府之手对产学研的推动作用更大。而我国政府对校企合作的推动缺乏整体的思路和较详细的远景规划，一些地方政府“拉郎配”式的联姻无法取得真正的效果。笔者认为，政府干预应更多地体现在政府利用手中的经济工具，如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调节企业参与和不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使参与者能不断地从政府中获得税费减免，而且能从中真正获利，从而改变目前我国企业普遍不愿意参与的现状。目前，我国企业这种现状其实还是与其成本有关，当企业决定参与或不参与时会考虑两者获得劳动力的交易成本的高低，参与之后企业获得劳动力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转化为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内部交易成本，如果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则企业有参与的积极性，否则就没有。所以，政府让企业参与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增加企业从外部获得劳动力的交易成本，二是降低企业与学校合作从内部获得劳动力的交易成本。而这两个方法最终要体现在政府的税费体制和转移支付体制方面。
2.我国职业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机制模式创新不够也是造成学生应用能力较低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校企合作模式，这些模式都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内在推动下学校与企业共同创新的产物，往往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目前，我国职业院校对开展产学研合作模式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主要采取学生“下企业实习”，在将“学校开到企业去”和“将企业办到学校来”的思路和动作方面还不够大胆。一些院校所采用的“订单式”培养模式（即学生入学时与企业签订订单，企业在学生学习期间派人讲课或担任班主任、辅导员，毕业前到企业实习，企业再择优录用）就是很好的产学研模式，但在实际的运行中还可进一步深入，如进行“工读交替式”或“半工半读式”学习等。此外，学校与跨企业或跨行业之间的联合培训模式还有待开发和利用。
3.我国职业院校课程体系的开发与企业实际需求的脱节是造成学生无法完成从普通劳动者向技术能手转化的重要障碍。目前，国内大部分高职院校都是原中专学校升格或成人高校、专科學校转型而来，其课程设置基本参考本科院校，有的学校虽然设有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其中不乏企业界人士，但在课程开发上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许多专业本身就未能明确规定自己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是什么，更谈不上以实际应用能力为本位的课程开发了。在课程设置方面，企业参与的缺失是使学生无法获得实用技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些职业院校“求大、求全”的办学理念，也使得国内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大同小异，如有些在机械专业方面有专长的学校办起了商科专业，从而使得学校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教育资源（师资和实验实训设施）来开办优质专业。一些缺乏相关专业师资和实验实训设施的学校培养的学生缺乏相应的实践能力，这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发达国家使用的三个关于劳动力素质方面的函数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教育也是适用的。如何在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前提下又能保持劳动力要素价格不变，以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经济发展，这需要我们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创新。通过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产学研结合的经验教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发展路径，是推进我国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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