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香港与内地的交往日益频繁，我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不少的港人。众多港人尊重法律、谨守规则的行为和处事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法治精神，似乎已经渗入港人的骨髓。
　　
　　违法成本大大高于守法成本
　　
　　港人尊重和遵守法律的观念是世界闻名的，走在香港街头，这种观念随处可以体现出来。例如，由私人经营的海底隧道，是贯通港九的主要通道，每天有许多车辆往来穿梭，但汽车天天依序行驶，没有人在双白线两边改换车道，很少出现交通阻塞现象；在每个“巴士”站，每个电梯间，尽管等候的人很多，但是人们都会自觉排队，秩序井然，绝少争先恐后；在许多繁华地区，人们也很难看到地上有垃圾污物。香港人走路快、办事快、进餐快，开车的速度尤其快，但社会上很少出现秩序混乱，相反，让人处处感受到有秩序。
　　这与长期培养出来的守法观念密切相关。港人守法观念的形成，与港人对法律的信仰、广泛的普法教育、极高的违法成本以及良好的守法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其中，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在培育人们的守法意识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香港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不仅违法的处罚非常严厉，使违法成本大大高于守法成本，而且执法的力度也十分强，通常几个部门联合起来长时间执法，而不仅仅是一时的“运动式”执法。
　　人们不仅自己守法，对司法人员也相当信任。从1997年到2006年近1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对香港法庭公正程度的评价一直介于6.4～7.2之间。法庭公正程度的评分在众多的社会与法治指标评分中一直居于前列，而最新的评分更是位居第3，仅次于自由与文明程度。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在港人心中，他们的法官与法庭是较为公正的。
　　这个调查结果令我心生感慨。当我们在内地有时要对“司法腐败”进行艰苦抗争时，香港的法官与法庭却受到市民的尊重与信任，这是真正的法治社会应该有的景象。
　　
　　司法独立是香港法治的支柱
　　
　　香港人的法治观念，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称道与借鉴：
　　首先，香港人尊重法律，对法律有信仰。人们发生争执时，首先想到的是依靠法律解决，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的关系。另一方面，在香港，一般人视法律为约束公权力、对付有权势人士肆意妄为的最佳保障。从特首（回归前为港督）至政府掌权的各阶层、公共服务人员、警察及其他执法机构都知道，在有法律管辖的事情上，一定要依足法律来办事，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其次，香港一向以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著称。司法独立是香港法治的支柱，也是香港制度优点所在。由于司法的独立性会影响整个法律制度的公平和正义，是法治的核心精神，故普通法视司法独立为金科玉律，极为重视维护，并透过不同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司法独立。
　　回归后，居港权案引发了一系列纠纷，然而事件凸显了整个香港社会对司法独立的重视和维护。不可否认，有些案件会带来一些沉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但司法独立的可贵之处在于法院能根据法律而不是政治考虑做出决定。如果法院判案时要先揣测官方的政治动机，又或是将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并入裁决考虑，那么法院迟早会沦为另一个政治机构，也即意味着法治的终结。
　　一位著名的香港律师曾跟我这样形容：诉讼人、被控告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家人等，一生中前来法庭的也许就这一次。因此，即使是最单调的例行案件，香港法官也会尽力确保上述人士在离开法庭时，感觉受到有礼和亲切的待遇，在平静、超然而不造作的气氛下，他们所说的话受到法官专心聆听，他们的观点都获得小心的考虑。那么，无论胜诉或败诉，他们都会认为在香港的法庭中，有不偏不倚的公正存在，而这种公正也值得保存。
　　第三，作为法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提到香港的法律职业。法律职业本身就是通过保证其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来获取民意的支持，从而维护其“自治”的地位。在香港，对法律职业的看法，最主要集中于法官与律师上。香港法官在社会中极具权威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都把法官尊称为“大老爷”。“老爷”是旧社会对官吏及有权势的人的一种称呼，而香港对法官不仅称为“老爷”，更在前面加了一个“大”字，可说是对法官极为尊敬。另一个例子是，尽管香港传媒十分发达，不少香港电视剧和电视节目都对律师和警察等做过负面的报道或渲染，但人们极少看到对法官的报道，纵使报道，也是正面的，基本上没有负面评价，法官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性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普通法制度里，法律内容与诉讼程序非常复杂，所以律师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当事人在法律上和诉讼上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往往取决于其律师是否充分发挥作用。在香港，律师这个行业除了专业性强以外，最大的特点是其行业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律师和大律师均有一套严谨的专业守则，律师或大律师公会本身是一个独立性较强的组织，不受政府或其他任何团体的领导。与香港一些律师的交流中，他们也表示，在香港执业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执业环境的宽松与自由，特别是免受政治控制及政府干预的专业独立性，被认为是香港律师制度的基本精神。当年在对《基本法》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就有相当多的律师与学者要求能保存或巩固律师行业的独立性。
　　
　　习惯于在法律和契约形式下解决问题
　　
　　香港从一个小渔村急剧转变为世界著名的金融与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港人的法治精神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通用和可预测的交易规则的存在及人们普遍遵守规则的法治特点，为香港经济运行大大降低了成本，减少了摩擦，提高了效率，这是香港能成为世界贸易、金融和船务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由现代法律保障的经济管理结构，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大家习以为常，并在良性循环下，发展出成熟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香港的法治精神与法治环境，既保障每个经济主体的权利，使其享有充分的自由，有利于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在合理的尺度里制约主体的某些行为，避免权力的滥用，有利于形成有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香港经济能够不断制造奇迹，从社会条件来说，就是因为香港的法治制造了一个鼓励自由竞争、促进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使人们置身其中有一股参与竞争、谋求个人发展的动力。
　　法治精神给香港社会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无论政府或社会公众，都习惯于在法律和契约的形式下解决问题，而不愿意诉诸非制度化的政治形态。这样，人与人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法治来保障和协调，不容易酿成政治事件、产生社会动荡和冲突，可保证政局稳定。市场经济加法治社会，保证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