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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9年对西班牙文坛而言无疑是重要的一年，持续3年的内战结束，独裁者弗朗哥上台并开始了自己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在“弗朗哥命令，西班牙服从”的政治背景下，那些想要发出声音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抗争派”和“吹捧派”，在历史的长河中书写了各自的篇章。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对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文学进行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西班牙文学；独裁统治；弗朗哥时期
一、引言
1939年对于西班牙文坛可谓灾难性的一年，弗朗哥在这一年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并开始了自己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此后，西班牙人民在行刑队屠刀以及警察棍棒的“保护”下过上了“和平的生活”，“弗朗哥命令、西班牙服从”的政治局面由此形成。为了巩固独裁政权，弗朗哥对知识分子给予了“特殊关照”，那些富有正义感的人被排斥，那些忠于他的亲信被扶持。弗朗哥的这一举动虽然达到了“净化”目的，却也让西班牙近90%的知识分子流亡国外，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1959年诺贝尔医学奖分别授予西班牙流亡詩人拉蒙·希梅内斯、流亡科学家萨韦罗·奥乔亚就是对弗朗哥“净化”行动的莫大讽刺，但即便如此，弗朗哥的“净化”工作也从未停止。在独裁政权的强大压力下，那些想要发出声音的西班牙知识分子们分裂成“抗争派”和“吹捧派”，在历史的长河中书写了各自的篇章。
二、流亡者的呐喊
出于推动本国文学发展的目的，拉美西语国家纷纷向西班牙流亡作家敞开了大门，几乎完全相同的语言环境也为这些流亡作家获得文学上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本哈明·哈尔内斯的《风的情人》（1940）、弗朗西斯科·阿拉亚的《篡夺者》（1949）和《狗之死》（1959）、赫苏斯·洛佩斯·帕切科的《一枚硬币》（1973）等优秀作品都是在拉美西语国家出版的，这些创作对拉美文学的繁荣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那些不希望远离故土的西班牙流亡作家们则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例如米盖尔·德·卡斯蒂利亚、何塞·路易斯·比利亚隆加、马塞洛·萨波塔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逐步融入了法国社会，所以他们的作品既可以说是西班牙的，也可以说是法国的。
在独裁统治结束后，西班牙流亡作家中的一部分重归故里，但更多的人客死他乡，这些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在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到唏嘘。
三、抗争者的血泪
相对于为数众多的流亡作家，那些选择留在国内的有良知的作家无疑对祖国有着更加深沉的爱和更令人钦佩的勇气，但在那个时代，这种勇气也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更好的控制国内局面、镇压异己，弗朗哥与教会勾结成立了政教委员会，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规范民众行为，一旦出现反抗，就立即予以毫不留情的鞭挞。例如，《一无所有》这部名垂西班牙文学史的作品就遭到了当局野蛮无理的批判，教会认为这部作品否定了“基督教文明的全部美学”，并恶毒攻击其作者卡尔曼·拉福雷特“崇拜的是人类的动物状态”。今天看来，即便是不考虑政治因素，用这样的话语去攻击一位优秀女作家，本身就是一种不名誉和不绅士的行为，更不要说这种攻击来自于一直以美德标榜自己的西班牙教会。
卡尔曼·拉福雷特的遭遇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也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下面这四位文坛新锐同样让人扼腕叹息：
卡米洛·何塞·塞拉，这位凭借处女作《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就能够开创“恐怖现实主义”流派的天才作家，只是因为其作品反映了弗朗哥独裁统治下西班牙的一些丑恶现象，就被教会扣上了以“不道德”的帽子，这部伟大的作品也被定性为“低级下流的东西”，并于1943年11月被当局查禁。
佩德罗·德·洛伦索，其处女作为《第五次孤独》，即便是独裁政权的审查官对这部作品也不得不给出高度评价，但教会是不吃这一套的。在审查官给出通过意见的第六天，作家的住宅就被彻底查抄，《第五次孤独》也被查禁。
拉斐尔·加西亚·塞拉诺，这位独裁政权的士兵为了回忆与战友们的艰难、残酷而又美好的岁月创作了《忠实的士兵》这部作品。该书于1943年秋天出版，同年获得独裁政权颁发的普里莫·德·里维拉奖。但是托莱多大主教恩里克·普拉·德尼埃尔对此持不同意见，他通过《教会通报》指出书中的人物虽然表现了自己对宗教的感情，但全书却充斥着粗俗淫秽的语言，如果青年阅读这部小说，其信仰、虔诚和通常的道德都会被削弱。主教的观点在当时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这部在1943年获得政府奖项的小说在1944年就遭到了查禁。
贡萨洛·托伦特·巴列斯特尔，弗朗哥长枪党成员，按常理来说，其“政治正确”是无需怀疑的。他于1943年发表了处女作《哈维雷·马里尼奥》，但在第二年，该书因其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而被查禁。
除了那些被完全查禁的作品外，也有不少作品在经过审查机构删减后得以出版，例如女作家安娜·马丽亚·马图特的《萤火虫》、阿方索·格罗索的《壕沟》、加夫列尔·加西亚·巴德尔的《运往蒙特莫林的武器》等。不过，这些作品在“阉割”后已是元气大伤，其整体性和文学质量都出现了严重下降。
总的来说，弗朗哥独裁政权的高压让那些有良心的优秀作品几无立锥之地，现实主义作家被反复批判、自然主义作家被迫退出文坛，想要在这样的国家发出有良知的呐喊，轻者被审查机构查禁，严重时则会命丧长枪党人的屠刀。
四、吹捧派的丑剧
在“抗争派”一片萧条的同时，“吹捧派”却风生水起，支撑着西班牙文学没落、萧条的局面。在小说《红海中的孤岛》中，文塞斯劳·费尔南德斯·弗洛雷斯歌颂长枪党士兵的奉献，图解式的诽谤共和国战士；在小说集《马德里前线》中，埃德加尔德·内维列将内战美化为“青年人的愉快郊游”，并且不忘歌颂长枪党员家属“你扛枪来我耕田”的“战斗精神”；小说《占领了6公里》同样是歌颂长枪党士兵的作品，但其作者塞西略·贝尼特斯·德·卡斯特罗还别出心裁的加入了抨击知识分子的内容，认为“他们就应该像我们一样拿枪射击”。
除了单打独斗外，“吹捧派”还喜欢抱团取暖，例如《西班牙人》杂志就号召国民“加入到弗朗哥统一的西班牙，在这面旗帜下造就对祖国有用的新世纪”；《文学邮刊》则寡廉鲜耻的高呼“我们的艺术为的是给西班牙和他的领袖（也就是弗朗哥）服务”；《幻想》周刊也不甘落后的表示“西班牙人每天都离不开弗朗哥”。
当然，仅仅依靠“吹捧派”积极的“民间行为”还是稍显不够的，独裁政权也下力气通过“政府行为”干预文学创作，要求西班牙作家在恢复文艺“真正价值”的旗帜下为独裁政府服务。那么什么是艺术的“真正价值”呢？独裁政府给出的答案是“为整治服务、为弗朗哥的统治服务”，着实让人无言以对。
五、结语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出现文化荒芜固然有战争带来的资源匮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弗朗哥独裁政府压制言论、统一舆论、强令作家与当局保持政治一致。不过，即便是在这样萧条的环境下，还是有人在为西班牙文化做着有益的工作。例如，西格拉出版社就顶着各方压力出版了塞拉的成名作《帕斯夸尔·杜拉尔特一家》、马德里锡德出版社出版了流亡作家阿图罗·巴雷亚的故事集《踪迹的中心》、命运出版社出版了森德的两本小说《青年土匪》和《普列托·特立尼达的婚礼赞歌》。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西班牙人民才能在那个闭塞的时代听到一些外界的声音，这种努力既为西班牙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在之后西班牙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归溢.二十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女性文学综论[J].欧美文学论丛，2011（1）：279-295.
[2]戴娟.个体与集体的双重堕落-论安娜·玛利亚·马图特作品中的阴影原型[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作者简介：贺龄萱（1995.09—）， 女， 重庆市， 汉族， 本科， 学生，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西方语学院西班牙语系。
【关键词】：西班牙文学；独裁统治；弗朗哥时期
一、引言
1939年对于西班牙文坛可谓灾难性的一年，弗朗哥在这一年赢得了内战的胜利并开始了自己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此后，西班牙人民在行刑队屠刀以及警察棍棒的“保护”下过上了“和平的生活”，“弗朗哥命令、西班牙服从”的政治局面由此形成。为了巩固独裁政权，弗朗哥对知识分子给予了“特殊关照”，那些富有正义感的人被排斥，那些忠于他的亲信被扶持。弗朗哥的这一举动虽然达到了“净化”目的，却也让西班牙近90%的知识分子流亡国外，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1959年诺贝尔医学奖分别授予西班牙流亡詩人拉蒙·希梅内斯、流亡科学家萨韦罗·奥乔亚就是对弗朗哥“净化”行动的莫大讽刺，但即便如此，弗朗哥的“净化”工作也从未停止。在独裁政权的强大压力下，那些想要发出声音的西班牙知识分子们分裂成“抗争派”和“吹捧派”，在历史的长河中书写了各自的篇章。
二、流亡者的呐喊
出于推动本国文学发展的目的，拉美西语国家纷纷向西班牙流亡作家敞开了大门，几乎完全相同的语言环境也为这些流亡作家获得文学上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本哈明·哈尔内斯的《风的情人》（1940）、弗朗西斯科·阿拉亚的《篡夺者》（1949）和《狗之死》（1959）、赫苏斯·洛佩斯·帕切科的《一枚硬币》（1973）等优秀作品都是在拉美西语国家出版的，这些创作对拉美文学的繁荣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那些不希望远离故土的西班牙流亡作家们则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例如米盖尔·德·卡斯蒂利亚、何塞·路易斯·比利亚隆加、马塞洛·萨波塔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逐步融入了法国社会，所以他们的作品既可以说是西班牙的，也可以说是法国的。
在独裁统治结束后，西班牙流亡作家中的一部分重归故里，但更多的人客死他乡，这些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在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到唏嘘。
三、抗争者的血泪
相对于为数众多的流亡作家，那些选择留在国内的有良知的作家无疑对祖国有着更加深沉的爱和更令人钦佩的勇气，但在那个时代，这种勇气也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更好的控制国内局面、镇压异己，弗朗哥与教会勾结成立了政教委员会，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规范民众行为，一旦出现反抗，就立即予以毫不留情的鞭挞。例如，《一无所有》这部名垂西班牙文学史的作品就遭到了当局野蛮无理的批判，教会认为这部作品否定了“基督教文明的全部美学”，并恶毒攻击其作者卡尔曼·拉福雷特“崇拜的是人类的动物状态”。今天看来，即便是不考虑政治因素，用这样的话语去攻击一位优秀女作家，本身就是一种不名誉和不绅士的行为，更不要说这种攻击来自于一直以美德标榜自己的西班牙教会。
卡尔曼·拉福雷特的遭遇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也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下面这四位文坛新锐同样让人扼腕叹息：
卡米洛·何塞·塞拉，这位凭借处女作《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就能够开创“恐怖现实主义”流派的天才作家，只是因为其作品反映了弗朗哥独裁统治下西班牙的一些丑恶现象，就被教会扣上了以“不道德”的帽子，这部伟大的作品也被定性为“低级下流的东西”，并于1943年11月被当局查禁。
佩德罗·德·洛伦索，其处女作为《第五次孤独》，即便是独裁政权的审查官对这部作品也不得不给出高度评价，但教会是不吃这一套的。在审查官给出通过意见的第六天，作家的住宅就被彻底查抄，《第五次孤独》也被查禁。
拉斐尔·加西亚·塞拉诺，这位独裁政权的士兵为了回忆与战友们的艰难、残酷而又美好的岁月创作了《忠实的士兵》这部作品。该书于1943年秋天出版，同年获得独裁政权颁发的普里莫·德·里维拉奖。但是托莱多大主教恩里克·普拉·德尼埃尔对此持不同意见，他通过《教会通报》指出书中的人物虽然表现了自己对宗教的感情，但全书却充斥着粗俗淫秽的语言，如果青年阅读这部小说，其信仰、虔诚和通常的道德都会被削弱。主教的观点在当时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这部在1943年获得政府奖项的小说在1944年就遭到了查禁。
贡萨洛·托伦特·巴列斯特尔，弗朗哥长枪党成员，按常理来说，其“政治正确”是无需怀疑的。他于1943年发表了处女作《哈维雷·马里尼奥》，但在第二年，该书因其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而被查禁。
除了那些被完全查禁的作品外，也有不少作品在经过审查机构删减后得以出版，例如女作家安娜·马丽亚·马图特的《萤火虫》、阿方索·格罗索的《壕沟》、加夫列尔·加西亚·巴德尔的《运往蒙特莫林的武器》等。不过，这些作品在“阉割”后已是元气大伤，其整体性和文学质量都出现了严重下降。
总的来说，弗朗哥独裁政权的高压让那些有良心的优秀作品几无立锥之地，现实主义作家被反复批判、自然主义作家被迫退出文坛，想要在这样的国家发出有良知的呐喊，轻者被审查机构查禁，严重时则会命丧长枪党人的屠刀。
四、吹捧派的丑剧
在“抗争派”一片萧条的同时，“吹捧派”却风生水起，支撑着西班牙文学没落、萧条的局面。在小说《红海中的孤岛》中，文塞斯劳·费尔南德斯·弗洛雷斯歌颂长枪党士兵的奉献，图解式的诽谤共和国战士；在小说集《马德里前线》中，埃德加尔德·内维列将内战美化为“青年人的愉快郊游”，并且不忘歌颂长枪党员家属“你扛枪来我耕田”的“战斗精神”；小说《占领了6公里》同样是歌颂长枪党士兵的作品，但其作者塞西略·贝尼特斯·德·卡斯特罗还别出心裁的加入了抨击知识分子的内容，认为“他们就应该像我们一样拿枪射击”。
除了单打独斗外，“吹捧派”还喜欢抱团取暖，例如《西班牙人》杂志就号召国民“加入到弗朗哥统一的西班牙，在这面旗帜下造就对祖国有用的新世纪”；《文学邮刊》则寡廉鲜耻的高呼“我们的艺术为的是给西班牙和他的领袖（也就是弗朗哥）服务”；《幻想》周刊也不甘落后的表示“西班牙人每天都离不开弗朗哥”。
当然，仅仅依靠“吹捧派”积极的“民间行为”还是稍显不够的，独裁政权也下力气通过“政府行为”干预文学创作，要求西班牙作家在恢复文艺“真正价值”的旗帜下为独裁政府服务。那么什么是艺术的“真正价值”呢？独裁政府给出的答案是“为整治服务、为弗朗哥的统治服务”，着实让人无言以对。
五、结语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出现文化荒芜固然有战争带来的资源匮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弗朗哥独裁政府压制言论、统一舆论、强令作家与当局保持政治一致。不过，即便是在这样萧条的环境下，还是有人在为西班牙文化做着有益的工作。例如，西格拉出版社就顶着各方压力出版了塞拉的成名作《帕斯夸尔·杜拉尔特一家》、马德里锡德出版社出版了流亡作家阿图罗·巴雷亚的故事集《踪迹的中心》、命运出版社出版了森德的两本小说《青年土匪》和《普列托·特立尼达的婚礼赞歌》。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西班牙人民才能在那个闭塞的时代听到一些外界的声音，这种努力既为西班牙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在之后西班牙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归溢.二十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女性文学综论[J].欧美文学论丛，2011（1）：279-295.
[2]戴娟.个体与集体的双重堕落-论安娜·玛利亚·马图特作品中的阴影原型[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作者简介：贺龄萱（1995.09—）， 女， 重庆市， 汉族， 本科， 学生，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西方语学院西班牙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