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处处体现着苏俄、国民党、共产党三方之间的角力，故而三方基于变化着的局势而采取的不同政策，均对国共合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自有与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的议题以来，中共党内就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几次重要的会议均发生激烈争论，而会议的结果往往集中表现了中共的态度，影响着合作的进行。其中，中共四大是中共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拐点，深刻地影响了国共合作。那么，中共四大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是如何进行的？又对国共合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对此做一简单的梳理与考察。
【关键词】中共；中共四大；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会议背景
自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团体合作的决议后，如何在中国贯彻落实这一决议，就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自己以往的革命经验以及对中国当时情况的分析，提出需采取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但是，中共党内对于这一议题始终存在激烈地争论。
1922年7月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制定了由中共“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策。此时，中共认为的合作是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是一种平等的两党之间的合作。至1922年8月底的中共西湖会议，蔡和森与张国焘等人对采取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提出强烈反对，而已取得共产国际支持的马林，终以共产国际的权威性迫使中共接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开展国共合作。至中共三大期间，马林更进一步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虽遭到部分党员的抗议，但最终仍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文件指出：“我们需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共的工作重心不断向国民党倾斜，遂导致中共组织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这引起中共党内的强烈不满和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而早在中共三大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便委托维经斯基起草一份给出席中共三大的国际代表的指示草案，经布哈林修改，突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因此，共产国际很快便召回马林，改派鲍罗廷来华指导革命。然而中共发展受阻的局势并没有因改换鲍罗廷而得到改观，并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了“弹劾共党案”。致使共产国际不得不再一次将维经斯基派往中国，指导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今后中共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不能将工人介绍加入国民党，要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的斗争等。自此，标志着中共政策的转向，重新采取积极发展的政策。
而另一方面，自合作以来，国共摩擦不断，特别是1924年6月的弹劾共产党案，引发很大冲突。8月，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讨论弹劾共产党案，通过了《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其中，鲍罗廷与瞿秋白同意的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强烈不满。陈独秀等人认为，这是鲍罗廷与瞿秋白对国民党做了政治上的妥协和军事上的支持。因此，陈独秀对鲍罗廷和瞿秋白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并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写道：“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另外，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指责了鲍罗廷与瞿秋白“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未反击右派，抵制他们试图把共产党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做法。”可见，此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与鲍罗廷、瞿秋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就是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之下，维经斯基被再一次派到中国指导革命。这一次，他肩负着落实扩大会议的决议，并调处陈独秀等人与鲍罗廷、瞿秋白之间的矛盾的使命。
二、会议的主要内容
1925年1月11日—22日，中共于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由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彭述之向大会报告了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与决议精神。维经斯基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列宁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的报告，要以大会的名义通过议决案，以谴责托洛斯基。另外，各地代表纷纷就本地情况作了报告。
大会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等多项决议案，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五人为中央局委员，组成中央局。另外，在维经斯基的调处之下，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组成预算委员会，确定了共产党经费的数额，也规定了中共在工作中接受鲍罗廷的指导。
大会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初步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强调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的指导者；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修改党章，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内容。
三、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的影响
（一）促进了以工农为主的群众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根据中共四大的会议精神，中共四面出击，采取了积极的发展策略，特别是依靠工农联盟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的革命群众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
在工运方面，至1925年5月，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达160多个，组织的工人群众大约有54万人。农运方面，中共在广东省内的20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并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共青团也积极组织与发动各学校的学生联合会，使全国约数百万的学生聚集于中共影响之下。 在此基础上，中共进而在上海领导和发动了五卅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得到了北京、广州、天津、济南、青岛、汉口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群众的积极响应。各地举行了游行示威与罢工、罢市、罢课等活动，吸引了大约1700万群众参与其中。并且，为响应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共又在广州与香港继而发动了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促进了群众的觉醒，为北伐的顺利进行奠定了群众基础，为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
（二）中共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国共党内合作模式产生不适。中共成立之初，实际上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群众性质的政党，而只是一个政治团体。这不仅是因为党员人数少，还在于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在党员中所占比例很小，实在不是一个完全的政党。故而，国民党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对党的平等合作，而坚持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开展国共合作。
其实，把中共打造成为一个具有雄厚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是苏共与中共一直以来的愿望，但据马林对时局的分析，认为中共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建设成群众性政党一直处在准备阶段。但是随着中共四大的召开，中共已然认识到，要实现自身的发展，要夺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成为“群众党”。
笔者认为，中共四大的核心思想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做双重的工作。一方面，要求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前提是必须区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并壮大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因此将广大工农群众吸收进中共，将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就是在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势力，就是在宣传革命思想，就是在影响中派、遏制右派。而另一方面，中共鉴于自身发展受限与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认为必须建立起独立而坚强的实力，寻找自身的力量来源。因此，中共强调工农联盟，加强组织、宣传、青年、妇女等工作，就是在寻求工人阶级之外的支持，就是在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
因此，中共四大提出的夺取革命领导权与成为群众性政党，实际上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互为因果，互相补充。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共四大时，全国共有党员994人，至同年10月就增加到3000多人，而到了年底，中共党员已达1万人，等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更是达到5.79万人。而党员中的群众比例，可以从上海一地清楚地看出：五卅运动前，上海共有党员220人，至1926年2月，党员增至1652人，其中工人党员占了78.5%。
显然，四大后的中共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彭述之在给旅莫支部全体党员的信中所写：“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尽管此时，中共从实力上仍与国民党有着巨大的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共已作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参与到国民革命中来，而以往所采取的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模式，显然不足以应付新的革命形势。
（三）潜藏着国共合作破裂的因子。具体如下：
1.苏俄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的矛盾。苏俄对于早期的中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各项有关的决议几乎均被中共尊重、接受并贯彻执行，即使部分议题会引起内部激烈地争论。因此，苏俄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就是中共制定政策的基础。而在这一问题上，苏俄的态度无疑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在实现其利益的方式上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苏俄从国家整体方面考量，认为应支持国民党发展，使其打败军阀，进而统一中国，这样既打击了军阀背后的美、英等帝国主义，又发展了盟友，打破美、英等国的封锁与限制。而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苏俄拥有着共产国际这一国际组织，肩负着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以战胜各帝国主义国家。这两种方式的最终目的均是为了维护苏俄的国家利益，但角度不同，一个侧重现实，一个侧重理想。
因此，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的中共四大也难以避免的存在这种情况，尽管苏俄试图用“中国民族革命亦属于世界革命之一部”的说法来兼顾两者，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无两全其美之策。并且，这种策略始终是为了苏俄利益的，当面对中国复杂的局势时，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2.党内合作下革命领导权的双重性。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措施。这从某种角度看来，是中共对中国民族革命问题认识的进步，但从当时国共两党所采取的合作形式看，是存在某种程度的问题的。
两党自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保存中共的基础上，一起推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那么，两者合作的平台乃是国民党，而非其他类似于统一战线的第三方协调机构。因此，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在争夺国民党的党权，这恐怕是国民党方面决不会同意的。
并且，中共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将国民党划分为三派，并采取扩大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这在国民党看来，不正是一种分化与分裂的策略吗？固然，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但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联合与斗争应是辩证统一关系，斗争的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联合，而不是简单地排斥与打击。当然，中共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其实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使国民党整体左倾，但必须指出的是，当这种斗争牵涉到国民党内的党权之争时，就必然会改变其初衷，转而成为一种排他性的斗争。
因此，在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的模式下，所谓的“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有双重含义的，而当它作为国民党党权的身份出现时，中共的任何作为就都变得不可接受了。
3.对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认识的偏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共四大提出了许多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加强自身宣传工作；开展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斗争；独立领导工人运动；采取工农联盟；发动青年、妇女群众等。但这些措施都是偏重于政治性的，并不能真正保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此时，中共还没有认识到掌握自己的武装与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在武装方面，中共主要依靠工农运动，组织工人纠察队，影响一部分青年军人等，而并没有组建自己的正式军事力量。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此时也只是照搬苏俄模式，在遇到国民党内的反对时，并无灵活的应对措施，仿佛只有妥协或强硬两种办法。
因此，中共四大在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还不成熟，还未认识到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只能是一种手段，而绝非最终的实现方式。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报告中所写：“第四次代表大会已决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但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军事、财政和经济情况，不知道如何领导。”
综上，中共四大是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在中共、苏联、国民党多方角力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中共四大后，由于中共政策转向积极方面，使得中共发展成为正式的群众性政党，导致国共党内合作形式不再能满足革命需要。另一方面，中共四大的部分决议案存在着不成熟的内容，也隐含着今后国共合作破裂的因子。
【参考文献】
[1]信洪林.简论中共四大政治路线[J].上海革命史资料研究，2014（00）.
[2]“二大”和“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4.
[3]曾成贵.中共四大：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页[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06）.
[4]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J].近代史研究，2001（05）.
[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532.
[6]李红.1925中共四大开创历史新局[N].解放日报，2012年-11-06.
[7]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0.
[8]邵雍.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再探[J].观察与思考，2015（01）.
【关键词】中共；中共四大；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会议背景
自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团体合作的决议后，如何在中国贯彻落实这一决议，就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自己以往的革命经验以及对中国当时情况的分析，提出需采取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但是，中共党内对于这一议题始终存在激烈地争论。
1922年7月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制定了由中共“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策。此时，中共认为的合作是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是一种平等的两党之间的合作。至1922年8月底的中共西湖会议，蔡和森与张国焘等人对采取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提出强烈反对，而已取得共产国际支持的马林，终以共产国际的权威性迫使中共接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开展国共合作。至中共三大期间，马林更进一步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虽遭到部分党员的抗议，但最终仍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文件指出：“我们需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共的工作重心不断向国民党倾斜，遂导致中共组织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这引起中共党内的强烈不满和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而早在中共三大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便委托维经斯基起草一份给出席中共三大的国际代表的指示草案，经布哈林修改，突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因此，共产国际很快便召回马林，改派鲍罗廷来华指导革命。然而中共发展受阻的局势并没有因改换鲍罗廷而得到改观，并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了“弹劾共党案”。致使共产国际不得不再一次将维经斯基派往中国，指导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今后中共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不能将工人介绍加入国民党，要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的斗争等。自此，标志着中共政策的转向，重新采取积极发展的政策。
而另一方面，自合作以来，国共摩擦不断，特别是1924年6月的弹劾共产党案，引发很大冲突。8月，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讨论弹劾共产党案，通过了《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其中，鲍罗廷与瞿秋白同意的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强烈不满。陈独秀等人认为，这是鲍罗廷与瞿秋白对国民党做了政治上的妥协和军事上的支持。因此，陈独秀对鲍罗廷和瞿秋白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并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写道：“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另外，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指责了鲍罗廷与瞿秋白“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未反击右派，抵制他们试图把共产党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做法。”可见，此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与鲍罗廷、瞿秋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就是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之下，维经斯基被再一次派到中国指导革命。这一次，他肩负着落实扩大会议的决议，并调处陈独秀等人与鲍罗廷、瞿秋白之间的矛盾的使命。
二、会议的主要内容
1925年1月11日—22日，中共于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由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彭述之向大会报告了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与决议精神。维经斯基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列宁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的报告，要以大会的名义通过议决案，以谴责托洛斯基。另外，各地代表纷纷就本地情况作了报告。
大会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等多项决议案，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五人为中央局委员，组成中央局。另外，在维经斯基的调处之下，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组成预算委员会，确定了共产党经费的数额，也规定了中共在工作中接受鲍罗廷的指导。
大会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初步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强调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的指导者；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修改党章，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内容。
三、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的影响
（一）促进了以工农为主的群众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根据中共四大的会议精神，中共四面出击，采取了积极的发展策略，特别是依靠工农联盟的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的革命群众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
在工运方面，至1925年5月，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达160多个，组织的工人群众大约有54万人。农运方面，中共在广东省内的20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并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共青团也积极组织与发动各学校的学生联合会，使全国约数百万的学生聚集于中共影响之下。 在此基础上，中共进而在上海领导和发动了五卅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得到了北京、广州、天津、济南、青岛、汉口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群众的积极响应。各地举行了游行示威与罢工、罢市、罢课等活动，吸引了大约1700万群众参与其中。并且，为响应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共又在广州与香港继而发动了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促进了群众的觉醒，为北伐的顺利进行奠定了群众基础，为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
（二）中共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国共党内合作模式产生不适。中共成立之初，实际上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群众性质的政党，而只是一个政治团体。这不仅是因为党员人数少，还在于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在党员中所占比例很小，实在不是一个完全的政党。故而，国民党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对党的平等合作，而坚持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开展国共合作。
其实，把中共打造成为一个具有雄厚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是苏共与中共一直以来的愿望，但据马林对时局的分析，认为中共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建设成群众性政党一直处在准备阶段。但是随着中共四大的召开，中共已然认识到，要实现自身的发展，要夺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成为“群众党”。
笔者认为，中共四大的核心思想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做双重的工作。一方面，要求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前提是必须区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并壮大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因此将广大工农群众吸收进中共，将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就是在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势力，就是在宣传革命思想，就是在影响中派、遏制右派。而另一方面，中共鉴于自身发展受限与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认为必须建立起独立而坚强的实力，寻找自身的力量来源。因此，中共强调工农联盟，加强组织、宣传、青年、妇女等工作，就是在寻求工人阶级之外的支持，就是在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
因此，中共四大提出的夺取革命领导权与成为群众性政党，实际上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互为因果，互相补充。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中共四大时，全国共有党员994人，至同年10月就增加到3000多人，而到了年底，中共党员已达1万人，等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更是达到5.79万人。而党员中的群众比例，可以从上海一地清楚地看出：五卅运动前，上海共有党员220人，至1926年2月，党员增至1652人，其中工人党员占了78.5%。
显然，四大后的中共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彭述之在给旅莫支部全体党员的信中所写：“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尽管此时，中共从实力上仍与国民党有着巨大的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共已作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参与到国民革命中来，而以往所采取的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模式，显然不足以应付新的革命形势。
（三）潜藏着国共合作破裂的因子。具体如下：
1.苏俄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的矛盾。苏俄对于早期的中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各项有关的决议几乎均被中共尊重、接受并贯彻执行，即使部分议题会引起内部激烈地争论。因此，苏俄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就是中共制定政策的基础。而在这一问题上，苏俄的态度无疑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在实现其利益的方式上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苏俄从国家整体方面考量，认为应支持国民党发展，使其打败军阀，进而统一中国，这样既打击了军阀背后的美、英等帝国主义，又发展了盟友，打破美、英等国的封锁与限制。而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苏俄拥有着共产国际这一国际组织，肩负着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以战胜各帝国主义国家。这两种方式的最终目的均是为了维护苏俄的国家利益，但角度不同，一个侧重现实，一个侧重理想。
因此，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的中共四大也难以避免的存在这种情况，尽管苏俄试图用“中国民族革命亦属于世界革命之一部”的说法来兼顾两者，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无两全其美之策。并且，这种策略始终是为了苏俄利益的，当面对中国复杂的局势时，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2.党内合作下革命领导权的双重性。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措施。这从某种角度看来，是中共对中国民族革命问题认识的进步，但从当时国共两党所采取的合作形式看，是存在某种程度的问题的。
两党自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保存中共的基础上，一起推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那么，两者合作的平台乃是国民党，而非其他类似于统一战线的第三方协调机构。因此，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在争夺国民党的党权，这恐怕是国民党方面决不会同意的。
并且，中共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将国民党划分为三派，并采取扩大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这在国民党看来，不正是一种分化与分裂的策略吗？固然，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但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联合与斗争应是辩证统一关系，斗争的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联合，而不是简单地排斥与打击。当然，中共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其实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使国民党整体左倾，但必须指出的是，当这种斗争牵涉到国民党内的党权之争时，就必然会改变其初衷，转而成为一种排他性的斗争。
因此，在国共两党采取党内合作的模式下，所谓的“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有双重含义的，而当它作为国民党党权的身份出现时，中共的任何作为就都变得不可接受了。
3.对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认识的偏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共四大提出了许多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加强自身宣传工作；开展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斗争；独立领导工人运动；采取工农联盟；发动青年、妇女群众等。但这些措施都是偏重于政治性的，并不能真正保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此时，中共还没有认识到掌握自己的武装与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在武装方面，中共主要依靠工农运动，组织工人纠察队，影响一部分青年军人等，而并没有组建自己的正式军事力量。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此时也只是照搬苏俄模式，在遇到国民党内的反对时，并无灵活的应对措施，仿佛只有妥协或强硬两种办法。
因此，中共四大在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还不成熟，还未认识到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只能是一种手段，而绝非最终的实现方式。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报告中所写：“第四次代表大会已决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但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军事、财政和经济情况，不知道如何领导。”
综上，中共四大是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在中共、苏联、国民党多方角力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中共四大后，由于中共政策转向积极方面，使得中共发展成为正式的群众性政党，导致国共党内合作形式不再能满足革命需要。另一方面，中共四大的部分决议案存在着不成熟的内容，也隐含着今后国共合作破裂的因子。
【参考文献】
[1]信洪林.简论中共四大政治路线[J].上海革命史资料研究，2014（00）.
[2]“二大”和“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4.
[3]曾成贵.中共四大：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页[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06）.
[4]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J].近代史研究，2001（05）.
[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532.
[6]李红.1925中共四大开创历史新局[N].解放日报，2012年-11-06.
[7]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0.
[8]邵雍.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再探[J].观察与思考，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