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学后有那么好几年的圣诞，我们是在这群人的“大姐大”家里过的。之所以被公认为“大姐大”，除了这位小姐在年岁上比其余人大着那么十天半个月，更重要的是她个人拥有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虽然房子有点老，也基本没有什么装修和先进设施，但是那里不收门票也没有最低消费，一切自给自足。那些年的圣诞夜，我们个个穿着棉袄裹着大衣在那没有空调的房子里，依靠一部录音机、一台18英寸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唱卡拉OK，在一张四人沙发上最多人叠人地挤过10个人，结果数度将这张沙发挤塌。尤其一只低级傻瓜照相机是记录这些夜晚的唯一工具，在每个人手上流动。为了对得起它，我们总将自己压箱底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女孩子照着港台明星的模样涂脂抹粉，男孩子也在头发上抹上了刚刚出现的摩丝。
　　


　　在这个十分便宜的镜头前，我们肆无忌惮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和表情，连其实一向很斯文的“大姐大”也常常在这个时候坐在茶几上大碗喝酒，某白面小生拥着女孩大跳探戈，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曾经做过一个当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中的动作，那时节我穿着一件棉袍还扎着一对从大学里跟出来的辫子，结果所有人都为我的“表演”喷饭，在镜头里，我就像一个西北扭秧歌的村姑。
　　所有的这些照片都被我们认真地一张张粘贴在了白纸上，每一张下面都由我挥毫写下“图片说明”，它们是当时当刻的镜头主角的表现和所有人的心情，以至于后来我成为一名杂志编辑，每每要给图片加说明的时候都会引起回忆，然后一个人在那里痴笑。
　　那些年的圣诞夜我们唱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和童安格的《梦开始的地方》直唱到楼下邻居打上门来，而我们还把这些“鬼哭狼嚎”一本正经地录了音，在磁带上认真写上了年月日以及歌曲名称和演唱者。
　　我们把这些照片和磁带总称为我们的档案，在以后的一些年里它们流传在我们所有人之间，以至于在不长的时间里，因为频繁的翻动褪色了受损了。但是就如当一个故事开始流传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个已经发生过并且结束了的传说，那样的圣诞夜也不再重现。
　　去年的12月25日，我们聚集在当年跳探戈的那位书生叠加式的别墅里，所有当年的女孩如今都已是身居要职的女人，却都穿着家常衣服脸上没有一点脂粉，一边扯着孩子婆婆的话题一边手脚麻利地切肉，个个都像孙二娘。而所有的男人虽然都个个至少年收入数十万却又都头发凌乱胡子拉茬又或者脸色憔悴。当年的晚餐是方便面和两个人分的荷包蛋，却那样的津津有味，如今却是上千元的烧烤炉架在大露台的阳光房里。依然还会有镜头时不时地对着你，那是三部数码相机外加一台数码摄象机，活像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对着镜头的脸却是木然的，甚至是躲藏的，“别拍了，都一张老脸了。”
　　有人自告奋勇说要将所有的镜头在电脑里加工编辑，配上音乐刻成光盘人手一张，没有谁对此有任何积极的响应。说是文字工作还由我做，可是当我面对镜头里这些缺少了生动和鲜活，却只有满眼的生活沧桑痕迹的画面，我能写出什么呢？当年的节日是一块颜色淡到完全可以忽略的背景，我们用清贫却绚烂的快乐来让它五彩缤纷。而如今，我们有足够的实力让这个节日成为一个豪华甚至奢侈的舞台，我们的表演却那样的苍白。人世间往往无法两全其美，就如青春和财富，这是一道令人无奈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