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溜边山府，七十二座坟。边山府，指的就是素来就有风水宝地之称的北京西郊，这里山脉连绵，于是，京西多古墓。梁启超先生的墓园就座落在香山植物园的东北角。不过并不是梁氏后人将墓地选在了植物园，而是植物园建起之后，梁氏后人把墓地无偿送给植物园的。
　　先生的墓地颇有他在世时的“寒士家风”。既没有一条宽阔的墓道，也没有高耸的雕像。墓园里处处凄凉，围墙低矮破旧，荒草丛生，石碑后布满苔绿。与先生在世时的声名大不相符。只是地方选得别致，风景秀丽，密林幽静，气氛肃穆而淡泊。即使植物园游人如织的时节，这里也少有人来。说不清人们是怕打扰了先生的清静，还是早已忘却了他的痕迹。不过，若是单单为着看风景，只怕没有人肯专程跑上一趟。
　　
　　整个墓园是由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墓建于1931年，坐北朝南，占地约8800平方米。墓地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墓园，西部为附属林地。墓园内北墙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墓碑及两侧衬墙由淡黄色的花岗岩制成，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十四个字，没有任何有关生平事迹的文字。
　　据说，这是梁启超生前遗愿。他曾在1925年《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中说“将来行第二次葬礼时，可立一小碑于墓门前之小院子，题新会某某暨夫人某氏之墓，碑阴记我籍贯及汝母生卒年月日，各享寿若干岁，子女及婿、妇名氏，孙及外孙名，其余赞善浮辞悉不用，碑顶能刻一佛像尤妙。”
　　原定的写此文的人是梁启超生前的好友曾刚甫，两人同年乡试。第二年，曾刚甫中进士，梁启超落弟。但自此，梁启超每次来京参加会试，都要与曾刚甫一起游玩，有时聊的兴起，就一起住在梁起超下榻的潮州馆中。二人不仅趣好相投，而且对破败中的旧中国都深感痛心。“甲午丧师后，各忧伤憔悴，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
　　据说，香山一带也是二人早年常到之处。所以游之兴处，以写墓碑之事相托生死好友，也是常情。何况曾氏精于书法，习北魏张黑女碑，又能作瘦金书。只是可惜曾刚甫早梁启超三年辞世，而现刻之碑又没有落款，所以无从考究。但1927年梁启超写的《曾刚父诗集序》倒的确是践生死之约而作，时值曾经甫病逝一年后。这一段文字缘也见证了二人的生死交情。
　　在梁启超夫妇墓东略靠后，有一块新制的墓碑。此碑题为“母亲树”，是碑后那株小松树的题名。镌刻在石碑正面的文字说明了植树的缘起：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想来是取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之意。
　　据说梁启超的两位夫人，李夫人性情刚烈急躁，而王夫人却比较温和些。孩子们一般称呼李惠仙为“妈”，称王桂荃为“娘”。梁思成回忆说：“我小的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急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娘吓坏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用身子护着我，一鞭一鞭地抽在娘身上，我吓得大哭，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人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
　　梁启超与李夫人也很恩爱，终身只吵过一次架。李夫人去世一年后，梁启超在写给儿女的信里这里说：“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悔恨之极，我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象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