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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在邻邦日本也激起了种种反响。中国及荷兰贸易船的来航、来自朝鲜和琉球使节的汇报，以及中国书籍的传入等，都为日本带去了丰富的太平天国情报。基于这些情报，短时间内日本民间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小说。但为“非史实内容”而未引起重视。本文以其中率先出版的《清明军谈》和其续篇《鞑靼胜败记》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小说的创作背景，以及日本幕末庶民是如何认识这场太平天国运动的。
关键词： 太平天国 海外情报 小说创作 创作背景
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即日本嘉永三年的夏天，清王朝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领导的反抗清朝朝廷的武装起义。而同时期的日本也处于饱受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外有西方势力逼迫打开国门，内有饥荒和百姓起义的困扰。在此情况之下，幕府积极收集太平天国有关情报，对这场动乱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这种情报收集活动并未只在幕府阶层中发生，在民间社会也广泛存在。在太平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年（1854），在日本就出现了大量以太平天国为原型的物语小说。据考证，在嘉永末年到安政初年共有七部太平天国题材的小说出版，其间存在以下共同点：1.主要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于世；2.出版时间聚集在嘉永六年（1853）到安政元年（1854）；3.每一部小说的卷首都附有地图和人物肖像画，正文中附有插图，文字由平假名和汉字混合而成，文字标注注音假名；4.情节以明朝后裔朱氏与清朝军队的战斗情景为主。
笔者以日本嘉永末年到安政初年间，在日本全国范围内都有流通迹象的《清明军谈》及其续篇《鞑靼胜败记》为对象，通过列举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风说，结合当时社会形势，探讨这些小说的创作背景；从对风说的引用和增补的信息着眼考察生活在嘉永末年的日本庶民是如何认识这场太平天国运动的。
一、《清明军谈》与《鞑靼胜败记》的主要内容
通过日本实地古籍调研，笔者了解到《清明军谈》与《鞑靼胜败记》这两部小说均为美浓版五册本。从这种统一的特征可以推测，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在江户出现了大量与这类小说形式类似的附插图书籍。根据序文末尾所标注的“甲寅立夏”可以推测，《清明军谈》创作于日本嘉永七年（1854），即安政元年之夏。此外，从封皮内页的落款中标注的“青卫孰藏”可知，这部小说由“青卫孰”出版，但作者的个人信息不详。
《清明军谈》的序文中有如下记载：
“后明天德帝，姓朱名华字元晔，生蜀四川，迁广西而成长，生质温润，平常好文学，慕二帝三王之德，抱大明恢复之大志。今年龄仅二十四，不图无辜，而为奸尹被囚于是广州郎山。主谋洪武龙，杀府尹而助朱氏，浙江妖妇李伯玉亦会之矣。至爰始而发兴复于先朝之大业，而募兵广西浙江，渐得二十万攻入南京，不敢侮鳏寡见，士周后年终遂大业焉。”
本书具体讲述了清朝咸丰年间，广西桂平县生活着一位明朝皇族的后裔，名为朱元晔，继承家业后以贩卖石灰为生。为人沉稳正直，仁慈敦厚，在邻里之间享有盛誉。浙江省某座深山里，也有一户明末忠臣后裔的人家，主人育有一女，名为李伯玉。她天生聪慧机敏，通晓文学战术，既容貌美丽又重情重义。曾入山中师从仙人学习妖术，学成后用幻術遏制了民间麻疹的爆发，自此深受人们爱戴。身为明朝遗族的她自幼记恨官府，伺机发动一场反清复明的运动。广东省从化县的山寨里，有位山贼名为洪武龙，在抢夺运往宫廷的税银时偶遇李伯玉。经过一番厮杀，洪武龙被迫降服。两人最终结成联盟，共举反清复明的大旗。一日，洪武龙闯入朱元晔的宅邸，得知主人是宅心仁厚的明朝皇室后裔，誓死效忠元晔。而早就觊觎元晔钱财的清朝官吏，以与盗贼私下勾结为由抓捕了元晔。武龙听闻后夜闯官府救出元晔。自此，在洪武龙和李伯玉的帮助下，元晔正式发起了复明运动，自称朱亲王，年号定为天德。
此外，另一部随后出版的小说《鞑靼胜败记》也生动地记述了太平天国的发展。从《清明军谈》的后记部分可以推测，《鞑靼胜败记》可能是《清明军谈》的续篇。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朱亲王建立反清政权后，北方的少数民族——鞑靼也向清朝发起了反击，占领了北京的战略要地。腹背受敌的朝廷无奈向英国求助，而一向战无不胜的英国军队却反被李伯玉利用，最终不得不投降于朱氏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这些情节并非完全由作者杜撰，太平天国时期传入日本的情报给这些创作者提供了大量的灵感。例如，浙江妖妇李伯玉英勇善战、鞑靼向后明军提供军事援助、英军狼狈投降等情节，就是基于1853年中国贸易船船员向日本长崎镇台官府提供的太平天国情报，并加以渲染而形成的。
“募兵于广东诸州，渐得十万矣，已而浙江妖妇李氏亦拥十万，袭杀府尹而应，元晔专李氏定谋略攻援广东府，乃福建西湖招捶清降将，降卒，于是兵势日强大也。众既三十余万，拥元晔为朱新王也，诸港英夷亦属焉。秋八月清主咸丰爷亲征之不克，鞑靼亦起兵北方，扰声之言助朱氏袭清之旧都，据之进略宁古塔。”①
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动乱的领导者和勇将都是虚构的人物，但都能从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情报中找到人物原型。此外，明朝军队的壮大及鞑靼军的增援等战斗场面的描写都是基于风说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运用夸张生动的描写展现了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及清英联盟军惨败的情景。
二、情报的持续性与物语的趣味性
太平天国初期传入日本的风说以太平军取胜为主，与之相对应的民间小说大多称赞太平军的英勇善战。但随着记载更多接近史实的太平天国战况的清朝书籍，如《满清纪事》、《粤匪大略》传入日本，日本民间社会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愈发清晰。这一点在后续出版的太平天国题材小说中也有所体现。这一节，笔者将从客观情报的共享和主观的剧作化表现两方面着眼，分析这些太平天国题材的小说在日本幕末社会发挥的作用。
安政元年（1854）七月，清朝贸易船船员向日本长崎镇台官府带去了最新的太平天国情报。情报称“今虽各处贼匪未能剿灭，幸自入春以来，打仗略有胜仗，贼势稍减”；同年闰七月又传来“叠攫胜仗，大挫其锋、贼势稍定、人心亦稍安稳”的消息。由此可以想象，太平军受挫的信息迅速传入幕府，随即很有可能向民间扩散。此外，随着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并被翻译出版，日本民众对太平军的认识也愈发清晰：并非如风说中所描述的一般所向无敌，在与清军的较量中伤亡惨重。 这类传递太平军失利的消息对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作为《清明军谈》和《鞑靼胜败记》续篇出版的《清贼异闻》，就对太平天国领袖间的内讧做了生动细致的描写。如妖妇李伯玉暗杀天德帝皇后而被处刑、大将洪武龙受奸臣陷害无奈出逃等，都巧妙地迎合了风说的内容，向民众传递了太平天国的最新进展。可见，这些小说并非只提供一时的海外情报，而是呈现了太平天国从发兵、建都，再到发生内讧、衰败的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在民众中的情报共享。可以想象，这些小说作为传达海外情报的媒介，满足了民众对海外世界的好奇心，从而体现出了对海外局势更大的关注，也更加期待新作品的问世。在民众无法自由获得海内外政治情报的背景下，这些小说在日本幕末社会无疑起到了情报共享的作用。
太平天国小说之所以能在日本民间持续出版，与19世纪中后期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和民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不无关系。此外，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小说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满足了群众对海外战争的好奇心。同时，文中夸张生动的物语化描写，也是小说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
物语化描写更多地体现为对主人公形象的刻画。如李伯玉施展妖术击败英军，洪武龙冲锋陷阵与清军激战等。这些战斗场面之所以占据了大量篇幅，是考虑到在日本幕末期，这类有关海外时事的小说多被书店争相出版，作者必须迎合大众喜好才能确保销量。为了满足读者对太平天国战事的好奇心，作者有意保留了军纪小说着重描写战斗场面的特点。
除此之外，书中配角的衬托也使情节更加丰满。如《清贼异闻》中朱天德的皇后徐氏、盗贼出身却浑身是胆忠于天德帝的张道弘，以及在另一部小说《小刀会话满清纪事》中登场的向“洪秀泉”教授幻术的老人苏意等，皆是作者杜撰的人物。另外，关于主人公朱元晔的身世，《新说明清合战记》中又做了另一番描写。与其他小说不同，这部书籍将主人公设定为反清复明英雄郑成功的后代，作为跨越时空的英雄登场。毫无疑问，这些架空的人物和情节并无从考证，但或多或少地为小说增添了人气。
此外，文中展现人物和战争场面的插画也是值得注意的物语化表现之一。笔者以日本国文学资料研究馆的版本为对象，统计出《清明军谈》中共出现了插图18幅，《鞑靼胜败记》中为15幅。但全书并未对这些创作者加以介绍。而其所展现的清国人、鞑靼人、明朝后裔和西洋人的相貌、衣着，以及战场上的兵器、军船，甚至女性形象，究竟是基于哪些底本，无法通过现存史料进行考证。笔者发现，净琉璃作品《国姓爷合战》、明清合战题材的军谈小说、载有域外人物插图的百科书籍及描述鸦片战争的小说《海外新话》中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战争场面与太平天国读物中的插图或多或少存在相似之处。由此可以推测，这些作品成为太平天国读物中插图创作底本的可能。
插画除了起到修饰性作用外，还作为文本的一部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向民众传递太平天国情报的读物，必须做到浅显易懂且生动有趣。毫无疑问，这些独具匠心的插画着实为书籍增添了魅力。从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角度考虑，太平天国读物通过主观的剧作化描写，成功地在庶民心中构筑了对太平天国的共同理解。
三、小说创作与日本幕末社会的关系
太平天国时期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情报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灵感。作者着力体现对太平军胜利的期望，与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状况联系紧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外有西方势力逼迫打开国门，内有天保改革的失败带来的经济疲软、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可想而知，当时的日本庶民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笔者认为，小说中所展现的清朝君主的昏庸、政局的衰败、奸臣当道等情节，以及太平军与清英联盟军战斗场面的描写，目的是在读者中酝酿一种对代表旧势力的幕府的不满。
此外，弘化二年（1845）三月美国舰队首次登陆日本；次年五月再次来航提出通商的要求；七年后即嘉永六年（1853），佩里率舰队驶抵江户湾要求日本“开国”；次年日美双方签订《美日亲善条约》结束了江户幕府的锁国制度。这无疑引起了日本民众的高度警觉和对幕府政治外交的关注。与此同时，通过情报传入及小说出版，民众了解到，与日本同样遭遇西方列强入侵的中国，爆发了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动亂。可以想象，太平军与清英联盟军的交战结果如何，很有可能是当时日本庶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小说情节也迎合了大众期待太平军取胜的心情。
四、“清夷狄观”与反清复明题材作品的盛行
日本民间作者误把太平天国理解为反清复明运动，分析其原因，主要受到了错误情报传入和民众收集情报能力有限的影响。实际上，提出“反清复明”口号的是清朝民间另外一个秘密结社——天地会。天地会是清代秘密会党系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包含“反清复明”的政治思想，一直广泛传播于华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吸收了广大的下层民众。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在湘、粤、闽、苏等省发动起义，他们有的加入了太平天国，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假借太平天国之名，号召群众在当地发起反清运动。可想而知，最初将太平天国情报带入日本的清朝船员很可能将这两个组织混淆，上至幕府下至百姓都难以辨其真伪。随后，《满清纪事》等中国本土书籍向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相对真实的信息，才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太平天国的重新认识。
除组织混淆外，日本江户时期定格在民众心中的“清夷狄观”及反清复明题材传播物的盛行，也是太平天国题材小说得以持续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表古老儒家文明的明朝灭亡，中国沦入被日本视为“蛮夷”的清朝手中时，日本将此称为“华夷变态”，拒绝将清朝视为中华的代表。这种心理在明清更迭初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满清=夷狄”的蔑视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德川日本的知识阶层。鸦片战争后，曾经万方朝贡的中国败给西方的消息再次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人意识到，曾经“师从”的中国经过“夷狄”的统治，已经沦落为批评甚至鄙夷的对象，从而将自己视为“华”，应该取代中国成为华裔秩序的盟主。随着明清更迭、鸦片战争等情报的传入，日本不断出现了抨击清朝统治非正统化的民间艺术形式，以通俗军谈小说《明清斗记》为底本的净琉璃作品《国姓爷合战》就是一部典型作品。受一系列大众传播物的影响，可想而知，这种“清夷狄观”很有可能渗透到了民间。受此影响，日本民众自然而然地将太平天国革命理解为一场反清复明运动。
本文从客观情报的共享及主观的剧作化表现两个方面，分析了太平天国小说在日本幕末期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此外，结合日本幕末社会的实际状况，以及“清夷狄观”和反清复明题材作品在日本江户时期的盛行两个方面，探讨了太平天国题材小说的创作背景。民众一方面为了获取最新的海外情报，另一方面沉迷于其中的战争物语描写，作为日常消遣物来阅读。而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巧妙地迎合了读者在这两方面的需求，同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了自己对太平天国的理解。从创作者的视角来看，太平天国也许只是一场中国内部的动乱，相比受到西方列强侵扰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对日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是日本当时并未具备政权更迭的社会条件。然而，邻国的内乱很可能并非只以被镇压告终，能否波及日本并无法知晓。尤其是天保改革后幕府面临经济低迷、灾害频发、国际形势愈发严峻等多种问题，更加剧了小说创作者乃至有识之士的担心。作者有意通过小说创作抒发这种担忧，目的是在读者中掀起一种对当局的不满和对新政权改变现状的企盼。
注释：
①《清朝扰乱风说书》收录了嘉永六年（1853）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风说，目前藏于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增田涉文库。
参考文献：
[1]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幕末外国关系文书之七[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
[2]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M].东京：岩波书店，1979：129.
[3]王晓秋.论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J].日本学刊，2003（01）.
[4]李平秀.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J].清代满汉关系研究，2010（8）.
在访日研修期间，笔者多次到访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有机会阅读到《清明军谈》、《鞑靼胜败记》等太平天国题材小说的原本及影印版。
关键词： 太平天国 海外情报 小说创作 创作背景
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即日本嘉永三年的夏天，清王朝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领导的反抗清朝朝廷的武装起义。而同时期的日本也处于饱受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外有西方势力逼迫打开国门，内有饥荒和百姓起义的困扰。在此情况之下，幕府积极收集太平天国有关情报，对这场动乱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这种情报收集活动并未只在幕府阶层中发生，在民间社会也广泛存在。在太平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年（1854），在日本就出现了大量以太平天国为原型的物语小说。据考证，在嘉永末年到安政初年共有七部太平天国题材的小说出版，其间存在以下共同点：1.主要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于世；2.出版时间聚集在嘉永六年（1853）到安政元年（1854）；3.每一部小说的卷首都附有地图和人物肖像画，正文中附有插图，文字由平假名和汉字混合而成，文字标注注音假名；4.情节以明朝后裔朱氏与清朝军队的战斗情景为主。
笔者以日本嘉永末年到安政初年间，在日本全国范围内都有流通迹象的《清明军谈》及其续篇《鞑靼胜败记》为对象，通过列举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风说，结合当时社会形势，探讨这些小说的创作背景；从对风说的引用和增补的信息着眼考察生活在嘉永末年的日本庶民是如何认识这场太平天国运动的。
一、《清明军谈》与《鞑靼胜败记》的主要内容
通过日本实地古籍调研，笔者了解到《清明军谈》与《鞑靼胜败记》这两部小说均为美浓版五册本。从这种统一的特征可以推测，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在江户出现了大量与这类小说形式类似的附插图书籍。根据序文末尾所标注的“甲寅立夏”可以推测，《清明军谈》创作于日本嘉永七年（1854），即安政元年之夏。此外，从封皮内页的落款中标注的“青卫孰藏”可知，这部小说由“青卫孰”出版，但作者的个人信息不详。
《清明军谈》的序文中有如下记载：
“后明天德帝，姓朱名华字元晔，生蜀四川，迁广西而成长，生质温润，平常好文学，慕二帝三王之德，抱大明恢复之大志。今年龄仅二十四，不图无辜，而为奸尹被囚于是广州郎山。主谋洪武龙，杀府尹而助朱氏，浙江妖妇李伯玉亦会之矣。至爰始而发兴复于先朝之大业，而募兵广西浙江，渐得二十万攻入南京，不敢侮鳏寡见，士周后年终遂大业焉。”
本书具体讲述了清朝咸丰年间，广西桂平县生活着一位明朝皇族的后裔，名为朱元晔，继承家业后以贩卖石灰为生。为人沉稳正直，仁慈敦厚，在邻里之间享有盛誉。浙江省某座深山里，也有一户明末忠臣后裔的人家，主人育有一女，名为李伯玉。她天生聪慧机敏，通晓文学战术，既容貌美丽又重情重义。曾入山中师从仙人学习妖术，学成后用幻術遏制了民间麻疹的爆发，自此深受人们爱戴。身为明朝遗族的她自幼记恨官府，伺机发动一场反清复明的运动。广东省从化县的山寨里，有位山贼名为洪武龙，在抢夺运往宫廷的税银时偶遇李伯玉。经过一番厮杀，洪武龙被迫降服。两人最终结成联盟，共举反清复明的大旗。一日，洪武龙闯入朱元晔的宅邸，得知主人是宅心仁厚的明朝皇室后裔，誓死效忠元晔。而早就觊觎元晔钱财的清朝官吏，以与盗贼私下勾结为由抓捕了元晔。武龙听闻后夜闯官府救出元晔。自此，在洪武龙和李伯玉的帮助下，元晔正式发起了复明运动，自称朱亲王，年号定为天德。
此外，另一部随后出版的小说《鞑靼胜败记》也生动地记述了太平天国的发展。从《清明军谈》的后记部分可以推测，《鞑靼胜败记》可能是《清明军谈》的续篇。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朱亲王建立反清政权后，北方的少数民族——鞑靼也向清朝发起了反击，占领了北京的战略要地。腹背受敌的朝廷无奈向英国求助，而一向战无不胜的英国军队却反被李伯玉利用，最终不得不投降于朱氏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这些情节并非完全由作者杜撰，太平天国时期传入日本的情报给这些创作者提供了大量的灵感。例如，浙江妖妇李伯玉英勇善战、鞑靼向后明军提供军事援助、英军狼狈投降等情节，就是基于1853年中国贸易船船员向日本长崎镇台官府提供的太平天国情报，并加以渲染而形成的。
“募兵于广东诸州，渐得十万矣，已而浙江妖妇李氏亦拥十万，袭杀府尹而应，元晔专李氏定谋略攻援广东府，乃福建西湖招捶清降将，降卒，于是兵势日强大也。众既三十余万，拥元晔为朱新王也，诸港英夷亦属焉。秋八月清主咸丰爷亲征之不克，鞑靼亦起兵北方，扰声之言助朱氏袭清之旧都，据之进略宁古塔。”①
由此可以推断，虽然动乱的领导者和勇将都是虚构的人物，但都能从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情报中找到人物原型。此外，明朝军队的壮大及鞑靼军的增援等战斗场面的描写都是基于风说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运用夸张生动的描写展现了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及清英联盟军惨败的情景。
二、情报的持续性与物语的趣味性
太平天国初期传入日本的风说以太平军取胜为主，与之相对应的民间小说大多称赞太平军的英勇善战。但随着记载更多接近史实的太平天国战况的清朝书籍，如《满清纪事》、《粤匪大略》传入日本，日本民间社会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愈发清晰。这一点在后续出版的太平天国题材小说中也有所体现。这一节，笔者将从客观情报的共享和主观的剧作化表现两方面着眼，分析这些太平天国题材的小说在日本幕末社会发挥的作用。
安政元年（1854）七月，清朝贸易船船员向日本长崎镇台官府带去了最新的太平天国情报。情报称“今虽各处贼匪未能剿灭，幸自入春以来，打仗略有胜仗，贼势稍减”；同年闰七月又传来“叠攫胜仗，大挫其锋、贼势稍定、人心亦稍安稳”的消息。由此可以想象，太平军受挫的信息迅速传入幕府，随即很有可能向民间扩散。此外，随着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并被翻译出版，日本民众对太平军的认识也愈发清晰：并非如风说中所描述的一般所向无敌，在与清军的较量中伤亡惨重。 这类传递太平军失利的消息对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作为《清明军谈》和《鞑靼胜败记》续篇出版的《清贼异闻》，就对太平天国领袖间的内讧做了生动细致的描写。如妖妇李伯玉暗杀天德帝皇后而被处刑、大将洪武龙受奸臣陷害无奈出逃等，都巧妙地迎合了风说的内容，向民众传递了太平天国的最新进展。可见，这些小说并非只提供一时的海外情报，而是呈现了太平天国从发兵、建都，再到发生内讧、衰败的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在民众中的情报共享。可以想象，这些小说作为传达海外情报的媒介，满足了民众对海外世界的好奇心，从而体现出了对海外局势更大的关注，也更加期待新作品的问世。在民众无法自由获得海内外政治情报的背景下，这些小说在日本幕末社会无疑起到了情报共享的作用。
太平天国小说之所以能在日本民间持续出版，与19世纪中后期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和民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不无关系。此外，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小说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满足了群众对海外战争的好奇心。同时，文中夸张生动的物语化描写，也是小说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
物语化描写更多地体现为对主人公形象的刻画。如李伯玉施展妖术击败英军，洪武龙冲锋陷阵与清军激战等。这些战斗场面之所以占据了大量篇幅，是考虑到在日本幕末期，这类有关海外时事的小说多被书店争相出版，作者必须迎合大众喜好才能确保销量。为了满足读者对太平天国战事的好奇心，作者有意保留了军纪小说着重描写战斗场面的特点。
除此之外，书中配角的衬托也使情节更加丰满。如《清贼异闻》中朱天德的皇后徐氏、盗贼出身却浑身是胆忠于天德帝的张道弘，以及在另一部小说《小刀会话满清纪事》中登场的向“洪秀泉”教授幻术的老人苏意等，皆是作者杜撰的人物。另外，关于主人公朱元晔的身世，《新说明清合战记》中又做了另一番描写。与其他小说不同，这部书籍将主人公设定为反清复明英雄郑成功的后代，作为跨越时空的英雄登场。毫无疑问，这些架空的人物和情节并无从考证，但或多或少地为小说增添了人气。
此外，文中展现人物和战争场面的插画也是值得注意的物语化表现之一。笔者以日本国文学资料研究馆的版本为对象，统计出《清明军谈》中共出现了插图18幅，《鞑靼胜败记》中为15幅。但全书并未对这些创作者加以介绍。而其所展现的清国人、鞑靼人、明朝后裔和西洋人的相貌、衣着，以及战场上的兵器、军船，甚至女性形象，究竟是基于哪些底本，无法通过现存史料进行考证。笔者发现，净琉璃作品《国姓爷合战》、明清合战题材的军谈小说、载有域外人物插图的百科书籍及描述鸦片战争的小说《海外新话》中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战争场面与太平天国读物中的插图或多或少存在相似之处。由此可以推测，这些作品成为太平天国读物中插图创作底本的可能。
插画除了起到修饰性作用外，还作为文本的一部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向民众传递太平天国情报的读物，必须做到浅显易懂且生动有趣。毫无疑问，这些独具匠心的插画着实为书籍增添了魅力。从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角度考虑，太平天国读物通过主观的剧作化描写，成功地在庶民心中构筑了对太平天国的共同理解。
三、小说创作与日本幕末社会的关系
太平天国时期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情报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灵感。作者着力体现对太平军胜利的期望，与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状况联系紧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外有西方势力逼迫打开国门，内有天保改革的失败带来的经济疲软、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可想而知，当时的日本庶民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笔者认为，小说中所展现的清朝君主的昏庸、政局的衰败、奸臣当道等情节，以及太平军与清英联盟军战斗场面的描写，目的是在读者中酝酿一种对代表旧势力的幕府的不满。
此外，弘化二年（1845）三月美国舰队首次登陆日本；次年五月再次来航提出通商的要求；七年后即嘉永六年（1853），佩里率舰队驶抵江户湾要求日本“开国”；次年日美双方签订《美日亲善条约》结束了江户幕府的锁国制度。这无疑引起了日本民众的高度警觉和对幕府政治外交的关注。与此同时，通过情报传入及小说出版，民众了解到，与日本同样遭遇西方列强入侵的中国，爆发了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动亂。可以想象，太平军与清英联盟军的交战结果如何，很有可能是当时日本庶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小说情节也迎合了大众期待太平军取胜的心情。
四、“清夷狄观”与反清复明题材作品的盛行
日本民间作者误把太平天国理解为反清复明运动，分析其原因，主要受到了错误情报传入和民众收集情报能力有限的影响。实际上，提出“反清复明”口号的是清朝民间另外一个秘密结社——天地会。天地会是清代秘密会党系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包含“反清复明”的政治思想，一直广泛传播于华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吸收了广大的下层民众。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在湘、粤、闽、苏等省发动起义，他们有的加入了太平天国，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假借太平天国之名，号召群众在当地发起反清运动。可想而知，最初将太平天国情报带入日本的清朝船员很可能将这两个组织混淆，上至幕府下至百姓都难以辨其真伪。随后，《满清纪事》等中国本土书籍向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相对真实的信息，才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太平天国的重新认识。
除组织混淆外，日本江户时期定格在民众心中的“清夷狄观”及反清复明题材传播物的盛行，也是太平天国题材小说得以持续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表古老儒家文明的明朝灭亡，中国沦入被日本视为“蛮夷”的清朝手中时，日本将此称为“华夷变态”，拒绝将清朝视为中华的代表。这种心理在明清更迭初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满清=夷狄”的蔑视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德川日本的知识阶层。鸦片战争后，曾经万方朝贡的中国败给西方的消息再次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人意识到，曾经“师从”的中国经过“夷狄”的统治，已经沦落为批评甚至鄙夷的对象，从而将自己视为“华”，应该取代中国成为华裔秩序的盟主。随着明清更迭、鸦片战争等情报的传入，日本不断出现了抨击清朝统治非正统化的民间艺术形式，以通俗军谈小说《明清斗记》为底本的净琉璃作品《国姓爷合战》就是一部典型作品。受一系列大众传播物的影响，可想而知，这种“清夷狄观”很有可能渗透到了民间。受此影响，日本民众自然而然地将太平天国革命理解为一场反清复明运动。
本文从客观情报的共享及主观的剧作化表现两个方面，分析了太平天国小说在日本幕末期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此外，结合日本幕末社会的实际状况，以及“清夷狄观”和反清复明题材作品在日本江户时期的盛行两个方面，探讨了太平天国题材小说的创作背景。民众一方面为了获取最新的海外情报，另一方面沉迷于其中的战争物语描写，作为日常消遣物来阅读。而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巧妙地迎合了读者在这两方面的需求，同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了自己对太平天国的理解。从创作者的视角来看，太平天国也许只是一场中国内部的动乱，相比受到西方列强侵扰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对日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是日本当时并未具备政权更迭的社会条件。然而，邻国的内乱很可能并非只以被镇压告终，能否波及日本并无法知晓。尤其是天保改革后幕府面临经济低迷、灾害频发、国际形势愈发严峻等多种问题，更加剧了小说创作者乃至有识之士的担心。作者有意通过小说创作抒发这种担忧，目的是在读者中掀起一种对当局的不满和对新政权改变现状的企盼。
注释：
①《清朝扰乱风说书》收录了嘉永六年（1853）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风说，目前藏于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增田涉文库。
参考文献：
[1]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幕末外国关系文书之七[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
[2]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M].东京：岩波书店，1979：129.
[3]王晓秋.论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J].日本学刊，2003（01）.
[4]李平秀.从天地会看清代民间社会的满汉关系[J].清代满汉关系研究，2010（8）.
在访日研修期间，笔者多次到访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有机会阅读到《清明军谈》、《鞑靼胜败记》等太平天国题材小说的原本及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