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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歌剧《包青天》是安徽省近30年来的第一部歌剧，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安徽地方特色。作为首部以歌剧形式演绎的“包公戏”，是结合传统文化经典与现代社会主题在艺术形式上又一次新的尝试。文章采用口述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通过对歌剧创作团队的采访，探析民族歌剧在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发展。
[关键词]歌剧；口述史；当代；安徽音乐
一、“口述史”与近现代音乐研究
“口述史”（Oral History）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最早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研究者使用音像设备记录下采访者的口述材料，而后将其梳理与现有文献相结合，整理成口述文本用于相关课题研究。在中国，在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引入“口述史”理论进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在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和音乐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教学及学科发展中。“口述史”的建立和运用，拓宽了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视野，但“口述史”在音乐中的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2014年，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史学术研讨会”，就提出了对“音乐口述史”概念、性质及研究方法的探析。此外，音乐口述史的方法对个别案例的应用也是研讨会的热门议题之一。2016年，梁茂春教授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口述史方法研究”课程讲学中提出了“音乐口述史”与“口述音乐史”两种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梁茂春教授认为：“口述音乐史”是“音乐口述史”的一个分支，一个子系统。“音乐口述史”包含各种音乐的“口述”研究，而“口述音乐史”只是用“口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当代音乐。①自从“口述史”概念被广大音乐学者所引用，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但是，运用“口述史”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原创民族歌剧研究的尝试目前近乎空白。
在世界歌剧舞台中，中国民族歌剧以鲜明的民族性和影响力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歌剧最早产生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后成为欧洲的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戏剧艺术形式之一。我国作曲家对歌剧创作的尝试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体裁样式。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45年4月在延安上演的歌剧《白毛女》，标志着中国民族歌剧的成熟，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民族歌剧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戏剧性思维是基于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和地域性特色继承发展而来的。将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传统音乐艺术与西方歌剧相结合，早有先例。自20世纪中国民族歌剧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歌剧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并不断加以创新，产生了许多根植于经典、立足于当下的歌剧作品。当然，也有尽量不采取中国民族民间的因素，纯粹以西方歌剧思维进行创作，在歌唱表演中，着重突出西方歌剧中的美声唱法，以宣叙调、咏叹调为主的声乐烘托人物形象，通过合唱和乐队等形式展开丰富的戏剧来源，推动剧情发展，力图实现西方歌剧的中国化。今天，中国民族歌剧在全国各地即将刮起一次新的高潮，是继续遵循传统，还是另辟蹊径？如何将地域性特色与现代音乐技巧充分展现在现代歌剧中？这些问题一直萦绕着中国民族歌剧创作史的发展轨迹。居其宏曾提出当今民族歌剧所面临的困顿：“现如今，宏观文化语境的多元化以及歌剧家的艺术观念和观众审美情趣的多元化，造就了歌剧生态和歌剧类型的多元，当今歌剧只能成为其中一元，而它在40至60年代，中国歌剧群落中众星捧月的主流地位，则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这种客观情势的变化，是不为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的。”①民族歌剧在保持民间素材的基础之上，又能迎合现代社会主流和审美，这不仅是作曲家们面临的现状，也是音乐史学研究者们所需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口述史”的方法引入民族歌剧的发展研究，通过“口述史”的视野来探析民族歌剧在安徽的发展。
二、“口述”歌剧《包青天》的创作
安徽省作为文化大省，地处江淮大地，毗邻长三角，千百年来积淀了许多各具特色的音乐历史文化遗产。而对于安徽省来说，近30年来无一部具有安徽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原创歌剧作品。民族歌剧《包青天》，是2017年由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安徽乐团和安徽歌舞剧院三家联合申报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剧组聚集了全省的优质资源，从选题、编创到成品，历时将近2年，并于2017年11月11日，在安徽合肥大劇院首演。基于笔者的本科专业课导师作为该剧的出品人，笔者本人也作为学校合唱团一员全程参与了歌剧合唱部分的演出。期间借排练及演出休息之余，对创作团队进行采访，以现场录音和文字文本书写的形式记叙了这部歌剧的源起及创作历程，完成了“口述史”方面资料整理。
民族歌剧《包青天》出品人为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舞蹈系主任孙来法教授。2015年11月，孙来法教授主持的“安徽省声乐表演与教学人才团队”入选“2016年度高校领军人才引进与培育计划项目”，获得一笔经费。这笔经费数目并不大，但孙来法教授却想以这笔经费作为创作一部歌剧的启动资金。在与学院沟通后，2016年1月学院举行原创包拯题材歌剧研讨会，特邀安徽省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王长安、王和泉，一级演员、教授曹玉萍，合肥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教授罗可曼等参会，就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研讨，就作品的标题、形式、内容、音乐以及创作等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7年4月，孙来法教授一行携剧本前往北京拜访了我国著名作曲家莫凡老师②。通过与莫凡的研讨后，认为剧本《赤桑》是基于影视或戏曲方面创作的，与歌剧剧本的要求尚有距离。在通过与莫凡的深入聊天中，孙来法得知莫凡早已完成了《包青天》的歌剧剧本写作，当然这还得追溯到多年前莫凡为开封写作另一部音乐作品时，就深入到开封的“包公祠”，从而使得“包公”这一形象印在了莫凡老师的心里。经过多年的酝酿，莫凡于2013年将歌剧《包青天》剧本写作完成。随后孙来法教授向学院汇报了这一消息后，最终确定采用莫凡创作的歌剧剧本进行创作，原剧本另做戏曲或影视使用。
2017年5月，莫凡应邀到合肥考察并指导创作工作。期间，莫凡到合肥包公园进行实地调研后与相关人员举行创作研讨会，就创作进程、排演日程、服装道具、舞美设计、演员遴选等做了专题研讨，并在学院举行歌剧《包青天》主要人物演员遴选。来自安徽省歌舞剧院及安徽省多所高校的近30名青年声乐演员参与遴选，专家组对参加遴选演员进行评议并初步安排相关角色；同时，学院与莫凡签订剧本及作曲创作委托签约协议。6月完成剧本定稿和序幕加前五场的钢琴谱创作，并及时将演唱作业分发给相关声乐演员；7月完成全剧钢琴谱创作；8月完成序幕加前三场的乐队谱创作；9月完成全剧乐队谱创作，随即剧组开始对演员进行演唱指导、音乐小样录音录像、坐唱训练。2017年11月7日晚，原创民族歌剧《包青天》预演在安徽大学馨苑校区艺术剧场开唱，这是歌剧《包青天》在合肥的首场演出；11月9日、10日，在合肥师范学院音乐厅巡演；11月11日、12日，歌剧《包青天》在合肥大剧院举行公演。 三、歌剧《包青天》剧本之“口述”
2018年6月，国家大剧院导演沈亮应邀到合肥，就歌剧《包青天》排演与剧组人员座谈，笔者作为会议记录人员参与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中，莫凡叙述了写歌剧《包青天》的缘由，并与沈亮就歌剧中音乐、剧本、舞台呈现及下一步深入合作进行了探讨交流。
歌剧《包青天》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技巧，遵循了生活的逻辑和人物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吸收了京剧《铡包勉》《赤桑镇》和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的文学元素，把包拯至于情与法的矛盾旋涡之中，使剧中的生活和人物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现实性。
在音乐上，《包青天》借鉴了西洋歌剧如咏叹调、宣叙调、合唱和器乐等手法，讲述北宋时期汴京（今开封）地道的中国故事，有着强烈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安徽地方特色。采用双管交响乐队，交响性强；融入借鉴了徽剧、庐剧、黄梅戏、安徽民歌以及河南梆子等地方元素；特色乐器——唢呐，在重要位置出现，表现包拯刚正不阿的人物形象和精神；人物色彩丰富，“生旦净末丑”角色尽有，人物各有自己的主题，性格鲜明；在交响化的基调上，在关键部位运用板鼓、民族打击乐，采用戏曲板腔体结构，具有强烈的民族性。①在和声方面，大量使用不协和音程与不解决或延迟解决的和弦，目的是更重视和声色彩的效果，用来强调旋律的色彩，调性的变化起到了和声上的明暗对比，其中也不乏运用了大量的经过音、琶音与半音阶的互相交替。有时也采用转调或离调的手法，包括半音阶和声运用上的创作。在半音阶和声运用上，采用西方印象派的各种七和弦、附加和弦、平行进行、不协和无预备进入，包括不加解决或延迟的解决。由此可以看出，歌剧和声进行上使用结合剧情发展的各种具有创造性的调性创作手法。
该剧是根据宋代真实历史人物创作，虽经过千年历史和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淀和演绎，但仍具有历史题材的真实性。为了增强该剧演出的现实意义，在舞台呈现上要追求历史与生活真实性的统一。宋代是传统文学艺术的高峰时期，总体美学追求单纯、极简和素朴，因此，演出的总体美学原则在遵循“再现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追求单纯、简约、大气和质朴；在布景、道具、服饰的处理上追求简约质朴、精致精美的同时，重视历史题材和歌剧样式所带来的厚重。作为首部用歌剧形式演绎的“包公戏”，首先要发挥的是歌剧音乐的魅力、演员歌唱的表现力，同时要重视向千年积淀的戏曲和百种之多的“包公戏”学习，继承和吸纳优秀传统戏曲的精华，去处理剧中的舞台空间与舞台调度，增强歌剧演员的形体表现力，把歌剧的音乐形象视觉化，创造出具有深远历史意蕴与现代审美效果的舞台形象。
四、“口述”对歌剧《包青天》的价值
2018年8月，笔者再次对剧组领导团队进行采访时，得知该剧已被安徽省委宣传部列为2018年安徽省省级重点文艺项目，予以省级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扶持。国家大剧院导演沈亮、中央歌剧院指挥袁丁等国内一流专家应邀加入了主创团队。笔者认为，这部歌剧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民族歌剧以安徽地域性特征为素材，孕育而生的一部原创民族歌剧，更深层次看，这部歌剧也紧密联系着当今社会主题。歌剧《包青天》创新“包公精神”的传承方式，丰富包公文学的文化内涵，以歌剧为载体，以歌唱为主要表现途径，充分运用音乐、戏剧、文学、舞蹈和舞台美术等综合艺术功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千百年来，包拯是铁面无私的化身、清正廉明的典范，是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杰出代表，被誉为“包青天”。歌剧《包青天》将包拯至于“情与法”的漩涡之中、焦点之上，塑造了铁面无私的廉政形象，弘扬“爱国亲民、清心直道、秉公执法”的廉政文化思想。“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歌剧《包青天》在廉政文化氛围的形成、廉政文化行动的自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莫凡在2018年6月的“歌剧剧组座谈会”中与沈亮在提及到他创作的歌剧《雷雨》与《赵氏孤儿》在英国演出时，英国群众观后与中国民众反映之差别。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异是导致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下，对情感表达所认知的不同。中国民族歌剧在观众审美情趣多元化的21世纪，高素质的歌唱演员和精良的歌剧技术装备为歌剧提供较好的发展基础。同样，整个艺术环境对歌剧的要求和评判标准在无形中也會更高。值得一提的是，《包青天》剧组中，演员队伍都毕业于国内外各院校的专业音乐学院，95%以上获得硕士学位。是在全省范围内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演员筛选后，挑选出来的安徽省优秀青年歌唱家和青年教师代表。
一部歌剧作品从成品到成为经典，不可能一蹴而就。歌剧《包青天》作为一部出炉不久的新剧，因为少等客观因素和参考经验的欠缺，在演出中仍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每一个演职员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对作品进行呈现，让前一场出现的问题在下一场的演出中得到及时的修正。歌剧是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包青天》作为一部舞台艺术作品要有完美的呈现，就需要多次的演练和磨合。仅在歌剧编排方面，对于安徽声乐队伍的专业水准、人才培养与锻炼和院校音乐专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创民族歌剧《包青天》正是中国民族歌剧在安徽的一次新的尝试，它既是西方歌剧“民族化”的体现，也是中国经典作品现代化、创新化的写照，是民族歌剧在结合地域性特色的再一次发展。
中国民族歌剧如今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是遵循传统，还是另辟蹊径。一方面，继续吸收地方民间素材；另一方面，依旧借鉴西方歌剧中的创作思维。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歌剧在全球信息化高速发展、社会时代主题和潮流绽放的当下，歌剧已经逐渐成为“高雅艺术”，观众也大多数局限于从事音乐产业链的工作者和部分普通“古典”音乐爱好者。如果民族歌剧依旧还是照搬西方歌剧的框架模式，对于认知西方文化仅存于多媒体传媒的中国大众，无法贴切感受其情感表达，这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
五、“口述史”与地域性音乐史研究
随着“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传播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音乐研究中，通过“口述史”整理出很多在文献中无法探寻的珍贵史料，民族歌剧在安徽的发展，只是地域性音乐发展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音乐形式，如地方戏曲、地方民歌、地方器乐等，这些地方民间音乐应属于民族音乐学的范畴。但如今在音乐研究中，跨学科、跨地区的音乐文化研究比比皆是，尽管有很多的学者一直在强调“口述史”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但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当前，我国音乐“口述史”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研究领域都没有尝试运用“口述史”方法，国内音乐学界对于音乐“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补充中。笔者认为，对于“口述史”不能止步于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口述史”在各类学科中的实践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对《包青天》歌剧创作团队以“口述史”理论和方法研究民族歌剧在安徽的发展，对歌剧创作团队进行口述采访并整理成文本资料。文本资料内容大致可分为歌剧《包青天》的源起及创作历程，创作团队对歌剧《包青天》的梳理与完善，对歌剧《包青天》价值意义及思考三部分。 笔者此次以“口述史”视野对民族歌剧进行研究，将“口述史”作为表达新视角、新观点和新研究趋向的探试。在研究过程中经常陷入“困顿”，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 缺乏大量“口述史”方法在歌剧研究的案例用以参考；2. 自身对“口述史”的认知尚浅，写作过程中对于“口述史”方法及运用不成熟；3. 《包青天》是一部以艺术院校为平台进行二度创作的歌剧，整个创作团队仍处于探索阶段，很多“口述”内容仍存在大量的私密性等。本文运用“口述史”方法去探析民族歌剧，仍然是基于音乐学、历史学的研究中开拓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对探究中国民族歌剧、地域性音乐文化、声乐专业技能、人才队伍培养和地方院校音乐学科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其次，随着歌剧《包青天》剧组创作团队不断壮大，对歌剧的打磨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笔者将继续使用“口述史”方法跟进该歌剧剧组，在以“时间”为主体的线性结构上扩充口述文本内容。通过对口述文本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并从“口述史”的研究角度提出建议与意见，希望能借此为安徽民族歌剧音乐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梁茂春，刘鹤红.“口述音乐史”十问——2016年5月梁茂春教授在中国音乐学院讲学记要[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3）.
[2] 梁茂春，郑依萌.“口述音乐史”方法八则——2017年11月30日梁茂春教授在中国音乐学院讲学记要[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8（2）.
[3] 居其宏.民族歌劇音乐创作的往日辉煌与现实危机[J].中国音乐，2013（4）.
[4] 游暐之.歌剧《包青天》“诞生”在故里[J].歌剧，2017（12）.
[5] 刘芬.口述史视野中的北川羌族音乐传承形式调查研究[J].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7，34（3）.
[6] 杨和平，葛兆远.音乐口述史的个案研究——以松阳高腔口述剧本的整理、挖掘、分析为例[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1）.
[7] 陈荃有.对音乐口述资料采编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音乐，2018（3）.
[8] 丁旭东.再论“口述音乐史”的概念内涵与分类——基于与梁茂春教授的对话[J].江汉学术，2017，36（6）.
[9] 臧艺兵.我们也活过：以口述史为证——论口述史在音乐学领域的运用[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7（1）.
[关键词]歌剧；口述史；当代；安徽音乐
一、“口述史”与近现代音乐研究
“口述史”（Oral History）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最早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研究者使用音像设备记录下采访者的口述材料，而后将其梳理与现有文献相结合，整理成口述文本用于相关课题研究。在中国，在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引入“口述史”理论进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在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和音乐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教学及学科发展中。“口述史”的建立和运用，拓宽了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视野，但“口述史”在音乐中的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2014年，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史学术研讨会”，就提出了对“音乐口述史”概念、性质及研究方法的探析。此外，音乐口述史的方法对个别案例的应用也是研讨会的热门议题之一。2016年，梁茂春教授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口述史方法研究”课程讲学中提出了“音乐口述史”与“口述音乐史”两种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梁茂春教授认为：“口述音乐史”是“音乐口述史”的一个分支，一个子系统。“音乐口述史”包含各种音乐的“口述”研究，而“口述音乐史”只是用“口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当代音乐。①自从“口述史”概念被广大音乐学者所引用，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但是，运用“口述史”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原创民族歌剧研究的尝试目前近乎空白。
在世界歌剧舞台中，中国民族歌剧以鲜明的民族性和影响力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歌剧最早产生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后成为欧洲的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戏剧艺术形式之一。我国作曲家对歌剧创作的尝试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体裁样式。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45年4月在延安上演的歌剧《白毛女》，标志着中国民族歌剧的成熟，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民族歌剧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戏剧性思维是基于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和地域性特色继承发展而来的。将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传统音乐艺术与西方歌剧相结合，早有先例。自20世纪中国民族歌剧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歌剧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并不断加以创新，产生了许多根植于经典、立足于当下的歌剧作品。当然，也有尽量不采取中国民族民间的因素，纯粹以西方歌剧思维进行创作，在歌唱表演中，着重突出西方歌剧中的美声唱法，以宣叙调、咏叹调为主的声乐烘托人物形象，通过合唱和乐队等形式展开丰富的戏剧来源，推动剧情发展，力图实现西方歌剧的中国化。今天，中国民族歌剧在全国各地即将刮起一次新的高潮，是继续遵循传统，还是另辟蹊径？如何将地域性特色与现代音乐技巧充分展现在现代歌剧中？这些问题一直萦绕着中国民族歌剧创作史的发展轨迹。居其宏曾提出当今民族歌剧所面临的困顿：“现如今，宏观文化语境的多元化以及歌剧家的艺术观念和观众审美情趣的多元化，造就了歌剧生态和歌剧类型的多元，当今歌剧只能成为其中一元，而它在40至60年代，中国歌剧群落中众星捧月的主流地位，则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这种客观情势的变化，是不为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的。”①民族歌剧在保持民间素材的基础之上，又能迎合现代社会主流和审美，这不仅是作曲家们面临的现状，也是音乐史学研究者们所需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口述史”的方法引入民族歌剧的发展研究，通过“口述史”的视野来探析民族歌剧在安徽的发展。
二、“口述”歌剧《包青天》的创作
安徽省作为文化大省，地处江淮大地，毗邻长三角，千百年来积淀了许多各具特色的音乐历史文化遗产。而对于安徽省来说，近30年来无一部具有安徽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原创歌剧作品。民族歌剧《包青天》，是2017年由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安徽乐团和安徽歌舞剧院三家联合申报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剧组聚集了全省的优质资源，从选题、编创到成品，历时将近2年，并于2017年11月11日，在安徽合肥大劇院首演。基于笔者的本科专业课导师作为该剧的出品人，笔者本人也作为学校合唱团一员全程参与了歌剧合唱部分的演出。期间借排练及演出休息之余，对创作团队进行采访，以现场录音和文字文本书写的形式记叙了这部歌剧的源起及创作历程，完成了“口述史”方面资料整理。
民族歌剧《包青天》出品人为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舞蹈系主任孙来法教授。2015年11月，孙来法教授主持的“安徽省声乐表演与教学人才团队”入选“2016年度高校领军人才引进与培育计划项目”，获得一笔经费。这笔经费数目并不大，但孙来法教授却想以这笔经费作为创作一部歌剧的启动资金。在与学院沟通后，2016年1月学院举行原创包拯题材歌剧研讨会，特邀安徽省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王长安、王和泉，一级演员、教授曹玉萍，合肥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教授罗可曼等参会，就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研讨，就作品的标题、形式、内容、音乐以及创作等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7年4月，孙来法教授一行携剧本前往北京拜访了我国著名作曲家莫凡老师②。通过与莫凡的研讨后，认为剧本《赤桑》是基于影视或戏曲方面创作的，与歌剧剧本的要求尚有距离。在通过与莫凡的深入聊天中，孙来法得知莫凡早已完成了《包青天》的歌剧剧本写作，当然这还得追溯到多年前莫凡为开封写作另一部音乐作品时，就深入到开封的“包公祠”，从而使得“包公”这一形象印在了莫凡老师的心里。经过多年的酝酿，莫凡于2013年将歌剧《包青天》剧本写作完成。随后孙来法教授向学院汇报了这一消息后，最终确定采用莫凡创作的歌剧剧本进行创作，原剧本另做戏曲或影视使用。
2017年5月，莫凡应邀到合肥考察并指导创作工作。期间，莫凡到合肥包公园进行实地调研后与相关人员举行创作研讨会，就创作进程、排演日程、服装道具、舞美设计、演员遴选等做了专题研讨，并在学院举行歌剧《包青天》主要人物演员遴选。来自安徽省歌舞剧院及安徽省多所高校的近30名青年声乐演员参与遴选，专家组对参加遴选演员进行评议并初步安排相关角色；同时，学院与莫凡签订剧本及作曲创作委托签约协议。6月完成剧本定稿和序幕加前五场的钢琴谱创作，并及时将演唱作业分发给相关声乐演员；7月完成全剧钢琴谱创作；8月完成序幕加前三场的乐队谱创作；9月完成全剧乐队谱创作，随即剧组开始对演员进行演唱指导、音乐小样录音录像、坐唱训练。2017年11月7日晚，原创民族歌剧《包青天》预演在安徽大学馨苑校区艺术剧场开唱，这是歌剧《包青天》在合肥的首场演出；11月9日、10日，在合肥师范学院音乐厅巡演；11月11日、12日，歌剧《包青天》在合肥大剧院举行公演。 三、歌剧《包青天》剧本之“口述”
2018年6月，国家大剧院导演沈亮应邀到合肥，就歌剧《包青天》排演与剧组人员座谈，笔者作为会议记录人员参与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中，莫凡叙述了写歌剧《包青天》的缘由，并与沈亮就歌剧中音乐、剧本、舞台呈现及下一步深入合作进行了探讨交流。
歌剧《包青天》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技巧，遵循了生活的逻辑和人物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吸收了京剧《铡包勉》《赤桑镇》和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的文学元素，把包拯至于情与法的矛盾旋涡之中，使剧中的生活和人物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现实性。
在音乐上，《包青天》借鉴了西洋歌剧如咏叹调、宣叙调、合唱和器乐等手法，讲述北宋时期汴京（今开封）地道的中国故事，有着强烈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安徽地方特色。采用双管交响乐队，交响性强；融入借鉴了徽剧、庐剧、黄梅戏、安徽民歌以及河南梆子等地方元素；特色乐器——唢呐，在重要位置出现，表现包拯刚正不阿的人物形象和精神；人物色彩丰富，“生旦净末丑”角色尽有，人物各有自己的主题，性格鲜明；在交响化的基调上，在关键部位运用板鼓、民族打击乐，采用戏曲板腔体结构，具有强烈的民族性。①在和声方面，大量使用不协和音程与不解决或延迟解决的和弦，目的是更重视和声色彩的效果，用来强调旋律的色彩，调性的变化起到了和声上的明暗对比，其中也不乏运用了大量的经过音、琶音与半音阶的互相交替。有时也采用转调或离调的手法，包括半音阶和声运用上的创作。在半音阶和声运用上，采用西方印象派的各种七和弦、附加和弦、平行进行、不协和无预备进入，包括不加解决或延迟的解决。由此可以看出，歌剧和声进行上使用结合剧情发展的各种具有创造性的调性创作手法。
该剧是根据宋代真实历史人物创作，虽经过千年历史和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淀和演绎，但仍具有历史题材的真实性。为了增强该剧演出的现实意义，在舞台呈现上要追求历史与生活真实性的统一。宋代是传统文学艺术的高峰时期，总体美学追求单纯、极简和素朴，因此，演出的总体美学原则在遵循“再现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追求单纯、简约、大气和质朴；在布景、道具、服饰的处理上追求简约质朴、精致精美的同时，重视历史题材和歌剧样式所带来的厚重。作为首部用歌剧形式演绎的“包公戏”，首先要发挥的是歌剧音乐的魅力、演员歌唱的表现力，同时要重视向千年积淀的戏曲和百种之多的“包公戏”学习，继承和吸纳优秀传统戏曲的精华，去处理剧中的舞台空间与舞台调度，增强歌剧演员的形体表现力，把歌剧的音乐形象视觉化，创造出具有深远历史意蕴与现代审美效果的舞台形象。
四、“口述”对歌剧《包青天》的价值
2018年8月，笔者再次对剧组领导团队进行采访时，得知该剧已被安徽省委宣传部列为2018年安徽省省级重点文艺项目，予以省级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扶持。国家大剧院导演沈亮、中央歌剧院指挥袁丁等国内一流专家应邀加入了主创团队。笔者认为，这部歌剧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民族歌剧以安徽地域性特征为素材，孕育而生的一部原创民族歌剧，更深层次看，这部歌剧也紧密联系着当今社会主题。歌剧《包青天》创新“包公精神”的传承方式，丰富包公文学的文化内涵，以歌剧为载体，以歌唱为主要表现途径，充分运用音乐、戏剧、文学、舞蹈和舞台美术等综合艺术功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千百年来，包拯是铁面无私的化身、清正廉明的典范，是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杰出代表，被誉为“包青天”。歌剧《包青天》将包拯至于“情与法”的漩涡之中、焦点之上，塑造了铁面无私的廉政形象，弘扬“爱国亲民、清心直道、秉公执法”的廉政文化思想。“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歌剧《包青天》在廉政文化氛围的形成、廉政文化行动的自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莫凡在2018年6月的“歌剧剧组座谈会”中与沈亮在提及到他创作的歌剧《雷雨》与《赵氏孤儿》在英国演出时，英国群众观后与中国民众反映之差别。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异是导致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下，对情感表达所认知的不同。中国民族歌剧在观众审美情趣多元化的21世纪，高素质的歌唱演员和精良的歌剧技术装备为歌剧提供较好的发展基础。同样，整个艺术环境对歌剧的要求和评判标准在无形中也會更高。值得一提的是，《包青天》剧组中，演员队伍都毕业于国内外各院校的专业音乐学院，95%以上获得硕士学位。是在全省范围内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演员筛选后，挑选出来的安徽省优秀青年歌唱家和青年教师代表。
一部歌剧作品从成品到成为经典，不可能一蹴而就。歌剧《包青天》作为一部出炉不久的新剧，因为少等客观因素和参考经验的欠缺，在演出中仍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每一个演职员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对作品进行呈现，让前一场出现的问题在下一场的演出中得到及时的修正。歌剧是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包青天》作为一部舞台艺术作品要有完美的呈现，就需要多次的演练和磨合。仅在歌剧编排方面，对于安徽声乐队伍的专业水准、人才培养与锻炼和院校音乐专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创民族歌剧《包青天》正是中国民族歌剧在安徽的一次新的尝试，它既是西方歌剧“民族化”的体现，也是中国经典作品现代化、创新化的写照，是民族歌剧在结合地域性特色的再一次发展。
中国民族歌剧如今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是遵循传统，还是另辟蹊径。一方面，继续吸收地方民间素材；另一方面，依旧借鉴西方歌剧中的创作思维。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歌剧在全球信息化高速发展、社会时代主题和潮流绽放的当下，歌剧已经逐渐成为“高雅艺术”，观众也大多数局限于从事音乐产业链的工作者和部分普通“古典”音乐爱好者。如果民族歌剧依旧还是照搬西方歌剧的框架模式，对于认知西方文化仅存于多媒体传媒的中国大众，无法贴切感受其情感表达，这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
五、“口述史”与地域性音乐史研究
随着“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传播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音乐研究中，通过“口述史”整理出很多在文献中无法探寻的珍贵史料，民族歌剧在安徽的发展，只是地域性音乐发展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音乐形式，如地方戏曲、地方民歌、地方器乐等，这些地方民间音乐应属于民族音乐学的范畴。但如今在音乐研究中，跨学科、跨地区的音乐文化研究比比皆是，尽管有很多的学者一直在强调“口述史”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但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当前，我国音乐“口述史”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研究领域都没有尝试运用“口述史”方法，国内音乐学界对于音乐“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补充中。笔者认为，对于“口述史”不能止步于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口述史”在各类学科中的实践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对《包青天》歌剧创作团队以“口述史”理论和方法研究民族歌剧在安徽的发展，对歌剧创作团队进行口述采访并整理成文本资料。文本资料内容大致可分为歌剧《包青天》的源起及创作历程，创作团队对歌剧《包青天》的梳理与完善，对歌剧《包青天》价值意义及思考三部分。 笔者此次以“口述史”视野对民族歌剧进行研究，将“口述史”作为表达新视角、新观点和新研究趋向的探试。在研究过程中经常陷入“困顿”，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 缺乏大量“口述史”方法在歌剧研究的案例用以参考；2. 自身对“口述史”的认知尚浅，写作过程中对于“口述史”方法及运用不成熟；3. 《包青天》是一部以艺术院校为平台进行二度创作的歌剧，整个创作团队仍处于探索阶段，很多“口述”内容仍存在大量的私密性等。本文运用“口述史”方法去探析民族歌剧，仍然是基于音乐学、历史学的研究中开拓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对探究中国民族歌剧、地域性音乐文化、声乐专业技能、人才队伍培养和地方院校音乐学科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其次，随着歌剧《包青天》剧组创作团队不断壮大，对歌剧的打磨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笔者将继续使用“口述史”方法跟进该歌剧剧组，在以“时间”为主体的线性结构上扩充口述文本内容。通过对口述文本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并从“口述史”的研究角度提出建议与意见，希望能借此为安徽民族歌剧音乐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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