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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上海三联书店之约，翻译美国女诗人莎拉·蒂斯黛尔（Sara Teasdale，1884—1933）的诗选。一天深夜，忽然翻译到她的《雪歌》（Snow Song）。译着，译着，忽然觉得这首诗是那么眼熟，诗中的意境就像是我在梦中曾经去过的地方。还是先读一下蒂斯黛尔的这首诗吧：
精灵般的小雪花，小雪花
飘呀，飘呀，你四处飘洒
我是否也可以
像你这样飘洒
轻轻地，轻轻地飘向天涯。
像一颗小小的明星
我要飞舞，我要飘扬
飞近，再飞近
飞到我爱人的身旁
他正穿过风雪走在归来的路上。
我要飞扬，飞到我爱人的身旁
像一片雪花飞扬在狂风中，
我愿意死去，
我愿意死去，
死在他温暖的嘴唇上。
（《雪歌》，陈义海译）
是的，这首诗让我想起了徐志摩（1897—1931），这位我年轻时最爱并且被我选作硕士论文研究对象的中国浪漫派诗人;它让我想起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还是重温一下他的这首诗吧：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飞飏，飞飏，——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飏，飞飏，飞飏，——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飏，飞飏，飞飏，——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雪花的快乐》，据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两位诗人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寄情于雪花，借助于雪花这天地间洁白、圣洁的事物来表达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爱情。蒂斯黛尔希望自己像一朵“精灵般的小雪花”，在天际间飞舞;希望能像雪花那样飞到她爱人的身边，并愿意死在她爱人“温暖的嘴唇上”。徐志摩则在诗中假设，“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要“在半空中潇洒”，要像雪花那样“飞飏”，并最终“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都是雪花，都是在空中飞舞，一个融化在爱人的“唇上”，一个则要融入爱人的“心胸”。“雪花”是纯洁的，但又是冰冷的;“嘴唇”和“心胸”都是温热且多情的——当“雪花”和“嘴唇”“心胸”相遇，爱情被表现得再美轮美奂不过。
东方、西方，中国、外国，诗心居然是如此相通;蒂斯黛尔和徐志摩在雪中“相遇”了。当然，好奇的读者自然会生出进一步的联想：两位诗人彼此间存在影响关系吗？虽然我们目前没有显著的证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展开一番议论。
蒂斯黛尔是美国20世纪初的女诗人。蒂斯黛尔的诗歌深受维多利亚诗风的影响，是20世纪初美国诗坛的“守旧派”。她出版第一本诗集是在1907年，她的诗歌不断赢得声望的过程，也是美国以意象主义诗歌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迅速发展的过程。虽然她的诗在文学史上并没有像庞德、T.S.艾略特那样备受关注，但在20世纪前二十年，她无疑拥有更多的忠实读者。蒂斯黛尔1918年获得“哥伦比亚诗歌奖”（普利策诗歌奖的前身）;庞德的诗集Lustra当年也申报了这个奖项，但评委会最终把这个奖授予了蒂斯黛尔，足见她当时在美国诗坛的地位。然而，随着蒂斯黛尔1933年辞世，随着意象主义诗歌的影响越来越大，现代主义诗歌成为美国诗坛主流，批评家们似乎逐步把蒂斯黛尔淡忘。客观地讲，如果说庞德占据了文学史的不少篇幅，蒂斯黛尔则是占据了公民的书架、普通诗歌爱好者的心房;如果说与蒂斯黛尔同时代的现代派诗人是一直被研究的诗人，蒂斯黛尔则是一直被阅读的诗人。总之，蒂斯黛尔跟徐志摩一样，广受诗歌爱好者的青睐。
还是回到“雪花”吧。蒂斯黛尔的《雪歌》收入她的第二部诗集《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诗歌》，1911年由纽约的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写于1924年12月30日，发表在《现代评论》1925年1月17日（第1卷第6期），收入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1925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可见，蒂斯黛尔于1910年左右写《雪歌》时，肯定没有读过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
那么，徐志摩有没有读过蒂斯黛尔的《雪歌》呢？徐志摩1918年8月赴美，9月入美国卡拉克大学历史系读书;1919年9月入哥伦比亚经济系学习，攻读硕士学位;1921年春，入剑桥大学当随意选课的“特别生”;1922年8月离开剑桥。徐志摩在美国读书和留英期间，有没有可能读到过蒂斯黛尔的诗歌呢？徐志摩从1922到1928年杂译外国诗人多达数十家，其中译哈代最多，但翻译英国前拉斐尔派女诗人罗塞蒂的诗也有几首，而罗塞蒂正好是蒂斯黛尔最热爱的英国诗人之一，到去世之前她都在撰写《罗塞蒂传》。1918至1920年，徐志摩在美期间会不会读到过蒂斯黛尔的诗歌呢？喜爱罗塞蒂诗歌的徐志摩，如果能读到蒂斯黛尔的诗歌，自然也会很喜欢。当然，这些都是我的想象罢了。
蒂斯黛尔1911年出版《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诗歌》，诗名渐起;1915年出版第三部诗集《流向大海的河流》，确立了她在美國诗坛的地位;1917年出版《恋歌》，1918年该诗集获得“哥伦比亚诗歌奖”（普利策奖的前身），她更是诗名远扬。所以，徐志摩在美国或在英国时读过蒂斯黛尔的《雪歌》，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蒂斯黛尔虽然在文学史上一度被现代主义诗歌淹没了，但在中国新诗运动早期还是颇受中国新诗的先驱者们关注的。早在1919年2月，胡适就翻译了蒂斯黛尔诗集《奔向大海的河流》（1915）中的《在屋顶上（组诗）》的第四首，定名为《关不住了》。这首译诗最终刊登在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在新诗的尝试阶段，胡适翻译蒂斯黛尔的诗歌，是想借助翻译尝试结构白话诗歌的格律。此外，郭沫若、胡怀琛、罗念生、叶灵凤等诗人和学者也都翻译或关注到了蒂斯黛尔的诗歌。甚至有学者因此认为，蒂斯黛尔在中国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格律的建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那么，19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首届“哥伦比亚诗歌奖”的蒂斯黛尔，会不会引起在这一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的徐志摩的关注呢？当然，这些都是议论，而非学术上的定论。
就在我快要写完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那喜欢写作的女儿来到我的书房。我让她看看老爸刚刚写下的两首诗，她的反应是：这就像是男女主人公的唱和呀——女主人公渴望融化在“他温暖的嘴唇上”，而男主人公则希望融化在“她柔波似的心胸”。
不管怎么说，伟大的文学作品之间，总有很多通道：有的通道本身就客观存在在那里（存在彼此的影响），需要我们去发现;有的通道则是我们自己打通的。有了这些通道，我们可以把伟大的作品联系起来，连接起来，以获得我们在认知上的全新视角。不管徐志摩有没有受到蒂斯黛尔的影响，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阅读、欣赏，一定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
1910年蒂斯黛尔写《雪歌》时24岁，1924年徐志摩写《雪花的快乐》时27岁。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但他们都在雪中“邂逅”了。1933年1月29日，蒂斯黛尔因为服用过多的安眠药在寓所的浴缸里离世，但仆人打开浴室的门，浴缸里的水还是温热的，不禁让人扼腕叹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南京搭乘一架邮政包机，不幸在济南附近党家庄撞山遇难，定格成文学史上永远的“云游”。
一边翻译蒂斯黛尔，一边停下来写下这段文字，一边唏嘘不已。
2020年8月31日 晚
2020年11月16日 改
精灵般的小雪花，小雪花
飘呀，飘呀，你四处飘洒
我是否也可以
像你这样飘洒
轻轻地，轻轻地飘向天涯。
像一颗小小的明星
我要飞舞，我要飘扬
飞近，再飞近
飞到我爱人的身旁
他正穿过风雪走在归来的路上。
我要飞扬，飞到我爱人的身旁
像一片雪花飞扬在狂风中，
我愿意死去，
我愿意死去，
死在他温暖的嘴唇上。
（《雪歌》，陈义海译）
是的，这首诗让我想起了徐志摩（1897—1931），这位我年轻时最爱并且被我选作硕士论文研究对象的中国浪漫派诗人;它让我想起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还是重温一下他的这首诗吧：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飞飏，飞飏，——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飏，飞飏，飞飏，——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飏，飞飏，飞飏，——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雪花的快乐》，据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两位诗人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寄情于雪花，借助于雪花这天地间洁白、圣洁的事物来表达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爱情。蒂斯黛尔希望自己像一朵“精灵般的小雪花”，在天际间飞舞;希望能像雪花那样飞到她爱人的身边，并愿意死在她爱人“温暖的嘴唇上”。徐志摩则在诗中假设，“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要“在半空中潇洒”，要像雪花那样“飞飏”，并最终“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都是雪花，都是在空中飞舞，一个融化在爱人的“唇上”，一个则要融入爱人的“心胸”。“雪花”是纯洁的，但又是冰冷的;“嘴唇”和“心胸”都是温热且多情的——当“雪花”和“嘴唇”“心胸”相遇，爱情被表现得再美轮美奂不过。
东方、西方，中国、外国，诗心居然是如此相通;蒂斯黛尔和徐志摩在雪中“相遇”了。当然，好奇的读者自然会生出进一步的联想：两位诗人彼此间存在影响关系吗？虽然我们目前没有显著的证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展开一番议论。
蒂斯黛尔是美国20世纪初的女诗人。蒂斯黛尔的诗歌深受维多利亚诗风的影响，是20世纪初美国诗坛的“守旧派”。她出版第一本诗集是在1907年，她的诗歌不断赢得声望的过程，也是美国以意象主义诗歌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迅速发展的过程。虽然她的诗在文学史上并没有像庞德、T.S.艾略特那样备受关注，但在20世纪前二十年，她无疑拥有更多的忠实读者。蒂斯黛尔1918年获得“哥伦比亚诗歌奖”（普利策诗歌奖的前身）;庞德的诗集Lustra当年也申报了这个奖项，但评委会最终把这个奖授予了蒂斯黛尔，足见她当时在美国诗坛的地位。然而，随着蒂斯黛尔1933年辞世，随着意象主义诗歌的影响越来越大，现代主义诗歌成为美国诗坛主流，批评家们似乎逐步把蒂斯黛尔淡忘。客观地讲，如果说庞德占据了文学史的不少篇幅，蒂斯黛尔则是占据了公民的书架、普通诗歌爱好者的心房;如果说与蒂斯黛尔同时代的现代派诗人是一直被研究的诗人，蒂斯黛尔则是一直被阅读的诗人。总之，蒂斯黛尔跟徐志摩一样，广受诗歌爱好者的青睐。
还是回到“雪花”吧。蒂斯黛尔的《雪歌》收入她的第二部诗集《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诗歌》，1911年由纽约的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写于1924年12月30日，发表在《现代评论》1925年1月17日（第1卷第6期），收入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1925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可见，蒂斯黛尔于1910年左右写《雪歌》时，肯定没有读过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
那么，徐志摩有没有读过蒂斯黛尔的《雪歌》呢？徐志摩1918年8月赴美，9月入美国卡拉克大学历史系读书;1919年9月入哥伦比亚经济系学习，攻读硕士学位;1921年春，入剑桥大学当随意选课的“特别生”;1922年8月离开剑桥。徐志摩在美国读书和留英期间，有没有可能读到过蒂斯黛尔的诗歌呢？徐志摩从1922到1928年杂译外国诗人多达数十家，其中译哈代最多，但翻译英国前拉斐尔派女诗人罗塞蒂的诗也有几首，而罗塞蒂正好是蒂斯黛尔最热爱的英国诗人之一，到去世之前她都在撰写《罗塞蒂传》。1918至1920年，徐志摩在美期间会不会读到过蒂斯黛尔的诗歌呢？喜爱罗塞蒂诗歌的徐志摩，如果能读到蒂斯黛尔的诗歌，自然也会很喜欢。当然，这些都是我的想象罢了。
蒂斯黛尔1911年出版《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诗歌》，诗名渐起;1915年出版第三部诗集《流向大海的河流》，确立了她在美國诗坛的地位;1917年出版《恋歌》，1918年该诗集获得“哥伦比亚诗歌奖”（普利策奖的前身），她更是诗名远扬。所以，徐志摩在美国或在英国时读过蒂斯黛尔的《雪歌》，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蒂斯黛尔虽然在文学史上一度被现代主义诗歌淹没了，但在中国新诗运动早期还是颇受中国新诗的先驱者们关注的。早在1919年2月，胡适就翻译了蒂斯黛尔诗集《奔向大海的河流》（1915）中的《在屋顶上（组诗）》的第四首，定名为《关不住了》。这首译诗最终刊登在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在新诗的尝试阶段，胡适翻译蒂斯黛尔的诗歌，是想借助翻译尝试结构白话诗歌的格律。此外，郭沫若、胡怀琛、罗念生、叶灵凤等诗人和学者也都翻译或关注到了蒂斯黛尔的诗歌。甚至有学者因此认为，蒂斯黛尔在中国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格律的建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那么，191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首届“哥伦比亚诗歌奖”的蒂斯黛尔，会不会引起在这一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的徐志摩的关注呢？当然，这些都是议论，而非学术上的定论。
就在我快要写完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那喜欢写作的女儿来到我的书房。我让她看看老爸刚刚写下的两首诗，她的反应是：这就像是男女主人公的唱和呀——女主人公渴望融化在“他温暖的嘴唇上”，而男主人公则希望融化在“她柔波似的心胸”。
不管怎么说，伟大的文学作品之间，总有很多通道：有的通道本身就客观存在在那里（存在彼此的影响），需要我们去发现;有的通道则是我们自己打通的。有了这些通道，我们可以把伟大的作品联系起来，连接起来，以获得我们在认知上的全新视角。不管徐志摩有没有受到蒂斯黛尔的影响，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阅读、欣赏，一定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
1910年蒂斯黛尔写《雪歌》时24岁，1924年徐志摩写《雪花的快乐》时27岁。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但他们都在雪中“邂逅”了。1933年1月29日，蒂斯黛尔因为服用过多的安眠药在寓所的浴缸里离世，但仆人打开浴室的门，浴缸里的水还是温热的，不禁让人扼腕叹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南京搭乘一架邮政包机，不幸在济南附近党家庄撞山遇难，定格成文学史上永远的“云游”。
一边翻译蒂斯黛尔，一边停下来写下这段文字，一边唏嘘不已。
2020年8月31日 晚
2020年11月16日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