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只牺牲了一位将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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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不论是关于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有大量的成果面世。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日戰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时有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声音。
  一段时间,网上曾流行一篇题目为《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的帖子,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概括来看,这篇帖子的主要说法有两点:其一,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牺牲比共产党大,“国军将领阵亡206人,而共产党方面仅左权将军1人”,“国民党军队伤亡34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其二,国民党的战果比共产党辉煌,“有126名日军将领在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阵亡,另有3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作战,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大规模战役,1117次重要战斗,38万多次小规模战斗……而共产党半个世纪的抗战功绩,仅有平型关和百团大战而已”。该文最后写道:“通过这些数字对比,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因为如果共产党是中流砥柱,怎么可能伤亡人数少、阵亡将领少、消灭日军数量少、击毙日本将领人数少、组织的战役少?”此外,社会上所谓“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大举侵华,使得蒋介石只得停止对红军的‘围剿’转而抗日,给了共产党以喘息进而发展的机会,共产党早已失败”这样的观点也颇为流行。
  应该说,在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对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但近年来又存在否认或低估中共在抗战中地位与作用的倾向,而且以往的研究往往对于两个战场均是采取各自述说的方式,鲜有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
  判断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必以贬损对方为前提,也不能简单地以组织了多少战役、牺牲了多少将领为依据,而应尊重历史事实。客观而论,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战场上伤亡了大量的官兵,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高级将领,如曾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第36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家钰上将等。有人统计,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多达200名左右(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的人牺牲时为校级军官,当时国民党政府为褒奖他们而追授为少将,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低一级军衔追授到上一级,如原本少将追授中将,原本中将追授上将)。他们这些人都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牺牲的,永远值得后人尊敬与怀念。正因为如此,张自忠和李家钰分别在1982年和1984年被国家民政部追授为革命烈士。2009年9月,张自忠还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北京市还有为纪念抗战牺牲的国民党将领而命名的街道,如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
  如果单讲军队伤亡的人数与阵亡的高级将领数量,国民党军队无疑要远远超出共产党军队。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共产党军队,不要说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即便是抗战即将胜利之时,共产党军队经过大发展之后达到了100余万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仍是共产党军队的数倍。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更重要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主要与日军进行的是大规模的阵地战,如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抗战中期的几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滇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抗战后期衡阳会战、桂(林)柳(州)会战、湘西会战等。尤其在抗战前期、中期,日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都要远远强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日军几乎完全取得了制空权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大规模的阵地战,国民党军队必然要付出重大伤亡。而在抗战中,共产党军队除初期的平型关战役、中期的百团大战等阵地战外,主要采取的是游击战的方式。游击战最大的特点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样既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能比较有效地保存自己。而且事实上,共产党军队的规模尤其是武器装备,也不具备与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能力。加上共产党军队主要活动于敌后,这些地方群众的负担很重,有的甚至要承担敌我两面负担,兵源有限,所以抗战中后期还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国民党尽管丢掉了大片国土,但毕竟还掌握着西南、西北地区及中南的部分地区,还可以获得比较充足的兵源。所以相对而言,在全面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伤亡数量包括阵亡的高级将领,远远多于共产党军队,这是事实。
  但同时要看到的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同样付出了巨大牺牲,不能说共产党在抗战中只牺牲了一位将军(指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因为共产党军队仅在抗战之初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之际,国民党政府曾授予一部分八路军旅以上将领以少将至中将的军衔(如朱德为中将加上将衔),后来则根本没有实行军衔制度。但在全面抗战中,共产党军队牺牲的团长以上将领(按照国民党军队的惯例,一般团长为上校,如果阵亡有可能追授为少将)数量亦相当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面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和华中。其中,晋冀鲁豫边区是八路军第129师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行政上划分为4个行署,即4块根据地,分别是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仅冀南抗日根据地,牺牲的八路军旅级或军分区级正职干部就有新七旅旅长、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新八旅政治委员、七分区政治委员肖永智,新九旅旅长、一分区司令员桂干生,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四分区司令员李荣,二地委书记兼二分区政治委员李忠,新九旅副旅长、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一分区司令员、二十五团团长李林,津浦支队政治委员王育民,等等。至于旅级、军分区副职和正团职干部就更多了。因此,不能简单以伤亡人数作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地位与作用的依据。
  有人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网络文章中说,“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其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果真是“游而不击”,进行抗战的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抗战中取得重大发展,军队和党员从抗战之初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一百余万人,根据地由1个发展至19个,根据地人口由一百余万发展至近一个亿,难道老百姓会拥护一支不带领他们抗日的军队吗?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何以发展壮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概其要点,至少与以下因素有关:
  其一,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但以斗争求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斗争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限度,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抗日,因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理解与尊重。
  其二,在全民族抗战之初国民党丧师失地、丢弃大片国土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及时挺进敌后,既避免了与国民党军队可能发生的摩擦与冲突,又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坚持抗战的良好形象,并且由此开辟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的基地。在抗战中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战略战术,坚持敌后游击战,以小胜积大胜。
  其三,采取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如在根据地实施广泛的民主选举,使各阶层群众感受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经济上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并在抗战中后期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和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尽量减轻各阶层的负担,以利于持久抗战等。
  其四,大力发展党的同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创造性地运用整风的方式解决自身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山头主义,党内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全党的完全团结统一。
  (摘自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知识问答》    编著: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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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史蒂芬·比利特(Stephen Billett)教授系全球知名的工作场所学习研究专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育研究院成人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授,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研究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员,新加坡成人学习研究所客座教授,《职业与学习:职业与专业教育研究》期刊创始人和主编;出版专著10余部,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200多篇。自1992年以来,史蒂芬·比利特教授一直从事工作场所学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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