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出现了以煤矿为题材的话剧，煤矿话剧的演出活动在鼓舞人民斗志、激发热情、促进民族解放事业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中话剧《炭矿夫》的成功成功演出，就是突出的一例。
　　1928年，由夏衍等人组织、由上海市进步戏剧人士及艺术大学的学生组成了上海艺术剧社，郑伯奇为社长。这个剧社是由中共党组织所领导的戏剧组织，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这一口号。这个剧社一开始排练与演出的就是反映煤矿工人反抗斗争的《炭矿夫》等三个话剧。他们排戏是非常艰苦的，不仅场地简陋，而且还要筹集经费，推销戏票，演员和工作人员还要搭上钱。
　　从1930年1月6日起，一連三天，《炭矿夫》等三个话剧在上海西藏路（虞洽卿路）的宁波同乡会礼堂公演。演出的阵容是：
　　导演：沈端先（夏衍）
　　演员：石凌鹤、王莹、唐晴初
　　装置：许幸之、吴印咸
　　效果：陶晶孙
　　这次演出效果非常好。据夏衍在1957年写的回忆《难忘的一九三〇年》和王莹的两部传记（《马来亚情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版，《洁白的明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及有关话剧史料记载，王莹饰演老矿工女儿格列卿，唐晴初饰演老矿工赫尔曼，石凌鹤饰演其子布尔格。“卖座很好，几乎场场客满”，“绝大部分观众都是进步分子，演出的效果很好。台上演到暴露资产阶级丑恶的时候，台下发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舞台上，工人再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而是已经觉醒了的、不怕流血牺牲的先锋战士”。“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演出后，有的观众对王莹说：“你们的演出太好了！那些控诉资本家的话，说出了我们工人的心声。我们工人要解放，就得进行流血的斗争。正像你们演戏中说的那样，‘要不是用血来洗净世界，那个时候是不会来的’。”有些工人看了戏，受到鼓舞，成了“赤色工会的骨干”。对于《炭矿夫》的公演，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日本记者尾琦秀实和山上正义都作了宣传与推介。正因为如此，演出为国民党当局所查禁。
　　应该指出的是，《炭矿夫》又称为《炭坑夫》，剧本不是中国人的原创，原创者是德国作家米尔顿（1879—1970）。炭坑夫的德文原意就是“矿工”。该剧本于1909年出版。1912年德国无产阶级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发表了以《一部工人戏剧》为题的评论文章。1924年《炭坑夫》再版（吴晓樵《中德文化因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版）。而公演的此剧的翻译者就是当时的左翼翻译家、作家林伯修即杜国庠（1889—1961）。他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1929年翻译的《炭矿夫》剧本，发表在当年的《新流月报》上（见《左联词典》林伯修条，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12月版）。至于该剧本是直接从德文本翻译还是从日文本转译，则需要查证。
　　为什么这次公演要使用外国的剧本呢？用夏衍的话说就是：“第一是当时我们还没有适合的剧本，第二是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在租界上演外国剧本比较保险一些。”
　　在以后的抗日战争时期，话剧《炭坑夫》（《炭矿夫》）曾在江西苏区公演。特别是1937年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曾几次演出了该话剧。但剧名改为《矿工》。这两个剧名不同，但意思相同，后者更直白，易于观众接受。据《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3月版）记载，1937年由中央机关组织的平凡剧团，就曾把《矿工》作为公演的话剧之一。1937年春天和夏天，延安的中央剧团、平凡剧团、战斗剧团对剧本进行了改编与再创作，“把原作中罢工的背景设置在沦陷后的东北。戏剧描写在东北的矿山中，日本资本家不顾中国工人死活，无视安全生产，造成矿山爆炸，老矿工失去了为救人而献出生命的儿子，他领导了矿上的罢工”。“廖承志、朱光、邓颖超、黄华等一些领导干部参加了演出”。“各剧团还经常到苏区各地区巡回演出”。
　　据童苎所辑录的资料（见1984年11月1日《中国煤炭报》）介绍，《矿工》的剧本是“根据回忆重新编写的”。“邓大姐（邓颖超）演女儿，朱光饰儿子，廖承志饰老矿工”。他们“积极排练”，“朴实的演技深深打动了观众，演出时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老矿工看到爱子牺牲、主动充当罢工领导人时，他那威武、临危不惧的姿态，从廖承志的眼神、举止中透露出来，连后台的工作人员也被感动了，他们配合着前台的罢工气氛，跺脚、呼喊，把铁板和铜板敲得叮当响，演出相当成功”。
　　（2019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