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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柏坡精神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证了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和方向性。西柏坡精神蕴含的“赶考”精神、“两个务必”精神、“两个敢于”精神是激励全党、全军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还会遇到诸多挑战和困难，继续承继和弘扬西柏坡精神，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新时代答卷。
[关键词]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1）06-0026-04
一、问题提出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国内解放战争以来的三大战争的相关问题，并对党“进京赶考”提出了诸多具体又具有指导性的举措和意见，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工作的主要方向和奋斗目标，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前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也说明党在全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的清醒头脑和逐步成熟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西柏坡精神“产生于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集中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胜利者图强自律的精神”[1]。因此，避免了党在革命时期成為李自成式的悲剧，毛主席更是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诗中这样勉励共产党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新时代，西柏坡精神所崇尚和践行的精神价值仍然指导着我们奋力前行，西柏坡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化和延续，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不断地创新理论，实现实践与理论有效结合。在新时代，发掘和弘扬西柏坡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因此，加强新时期西柏坡精神内涵的研究和深化，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二、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基础和科学内涵
西柏坡精神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的精神指南，是新时期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和衡量标准，西柏坡精神具有极其悠久而深远的历史渊源。
（一）形成基础
1.实践基础。西柏坡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最早可追溯到井冈山时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从而延续了革命火种，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起到了榜样和带头作用，进而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并指导中国劳苦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斗争，取得中国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奋斗的历程，取得的胜利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实践来源。
2.理论基础。抗战时期召开的瓦窑堡、中共七大等会议以及确立的方针政策，形成的思想理论，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党的七大上，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性，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3.现实基础。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就强调：“辽沈、淮海、平津三战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2]这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解放战争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或者即将掌握政权，今后的工作区域和工作方向也将随之发生转变，“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2]，这就要求党为下一步的工作开展提供理论上、行动上的方针政策。
（二）科学内涵
1.政治内涵。主要表现为对当前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执政内容的谋划以及执政能力的警示作用。就国内战争形势来看，对于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区的解放提出采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模式来解决，并对解放军当前乃至今后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做了精辟论述，即“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2]，定义新政府的组织形式为“工农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领导阶级为“无产阶级”，高瞻远瞩地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共产党在今后的自身建设方面也提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以及对于执政能力和工作作风的要求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
2.经济内涵。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有着清晰认识。对于当时的“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客观准确地分析了其优势与不足，也对掌握当时国民经济的主要阶级做了具体划分。同时，对发展经济既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避免盲目地全面拒绝和接受，而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有生意就得做”，“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在经济建设上提倡“苏联的援助”。
3.外交内涵。在外交策略上，构建了从建国初期沿用至今的基本外交体系，提倡用平等的原则开展外交活动，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利，“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2]。同时，鉴于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对于“承认”问题，“不应急于”且“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的态度，体现了党在即将成为执政党之际的清醒头脑和不急于求成的耐力和定力。在外交、外事活动中，始终坚决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为国家意志，“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2]。 三、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
西柏坡精神自诞生以来，其蕴含的“赶考”“两个务必”“两个敢于”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指向标和照明灯塔，是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新时代，发掘和弘扬西柏坡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赶考”精神的当代价值
“赶考”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讲，“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实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3]。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和超越自我的“赶考”史，但“赶考”永远在路上。2013年习近平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4]在新时代，“赶考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新发展格局，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建设，推动“两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不断把“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这些前所未有的创新实践，会面临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这场新时代的“长征路”，尽管没有草地与战火，但是仍需面对“沼泽与险滩”，仍需征服“娄山关”“腊子口”。“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5]。习近平同志常以此诗告诫党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坚定信念、汲取智慧和力量，仍然需要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承继和弘扬赶考精神。”[6]
（二）“两个务必”精神的当代价值
“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要义。70多年前，毛泽东首次对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警醒，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基于党中央高瞻远瞩地预见到革命即将胜利，但“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7]，更是基于“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识”[8]。而事实上，就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党来说，“革命以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9]。70多年来，“两个务必”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赢得新胜利的精神力量和政治保证，已然为百年大党亘古不变的“传家宝”。新时代，要实现民族复兴，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10]，我们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1]的历史周期率，必须结合新的形势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精神。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12]。
打江山不易，巩固江山更不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的血腥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在胜利面前如何使全体党员时刻保持清醒，在全国夺取政权后如何使全体党员经受住“糖衣炮弹”考验，如何使全体党员明白“我是谁”，弄清“为了谁”，弄懂“依靠谁”，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面临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在取得辉煌成就之时，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更要有登高望远、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习近平曾强调：“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着许多“拦路虎”“绊脚石”。在全面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尚未到“功成名就”之时，党仍然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我们还必须有效防范化解政治、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的风险和挑战。
“两个务必”精神是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的概括，反映了共产党人在面临执政考验时深邃的理论承继和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永葆“胜利了的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14]以“我将无我，不负于民”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三）“两个敢于”精神的当代价值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两个敢于”精神的存在，才使得在“大决战”关键时刻，我们党和军队能够敢于“亮剑”。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15]。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党遇到过如此多的困难和障碍，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做出过如此惨烈的牺牲。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中国共产党锤炼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两个敢于”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我们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体现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品质，并深深地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血液中，为建立大而强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些人认为现在可以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些人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没有进取心，政治也很懒惰;有些人为个人考虑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却贪图名利，享乐;有些人习惯于成为“麦克风”或“中转站”“传声筒”，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摇摇头，缺乏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奋斗精神。因此，必须发挥“两个敢于”精神，始终保持“革命进行到底”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西柏坡精神是强党之灵魂、决胜之法宝，经过多年的洗礼，它仍然绽放着时代的光芒。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始终铭记“两个务必”精神，始终做到“两个敢于”，不断升华理想信念，以“赶考”精神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新时代“答卷”。
参考文献：
[1]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开拓进取西柏坡精神[EB/OL].（2019-11-25）[2021-03-08].http：//www.hongsegaodi.com/xbpjsty1127.html.
[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R].人民出版社，1960.
[3]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8-01-06（1）.
[4]刘颖峰.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常走“赶考”之路永不松懈[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3，15（9）：8-12.
[5]赵云长.杨万里忧国诗文本细读[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7，（3）：67-69.
[6]商孝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与时代意义[J].党政论坛，2018，（3）：4-8.
[7]羅文东，周耀宏，李少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2018：399.
[8]阎国文.全面准确把握西柏坡精神的实质内涵和价值意义——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柏坡精神的重要论述[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0，22（9）：23-28.
[9]曹根记.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思想[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0（2）：61-64.
[10]熊秋良.增强忧患意识要一以贯之——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的当代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1）：93-96.
[11]宋才发.制度优势是“中国之治”的根本优势[J].广西社会科学，2020，（2）：20-28.
[12]刘明福，王忠远.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J].决策与信息，2014，（Z1）：8-157.
[13]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大作报告[EB/OL].（2017-10-18）[2021-04-02].http：//www.xinhuanet.com/pditics/19cpcnc/2017-10/18/c-1121819563.htm.
[14]李宗建，张润峰.论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应对“赶考”命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1）：58-68.
[15]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J].人权，2017，（6）：125-144.
责任编辑：王玮玮
[关键词]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1）06-0026-04
一、问题提出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国内解放战争以来的三大战争的相关问题，并对党“进京赶考”提出了诸多具体又具有指导性的举措和意见，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工作的主要方向和奋斗目标，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前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也说明党在全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的清醒头脑和逐步成熟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西柏坡精神“产生于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集中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胜利者图强自律的精神”[1]。因此，避免了党在革命时期成為李自成式的悲剧，毛主席更是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诗中这样勉励共产党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新时代，西柏坡精神所崇尚和践行的精神价值仍然指导着我们奋力前行，西柏坡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化和延续，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不断地创新理论，实现实践与理论有效结合。在新时代，发掘和弘扬西柏坡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因此，加强新时期西柏坡精神内涵的研究和深化，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二、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基础和科学内涵
西柏坡精神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的精神指南，是新时期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和衡量标准，西柏坡精神具有极其悠久而深远的历史渊源。
（一）形成基础
1.实践基础。西柏坡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最早可追溯到井冈山时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从而延续了革命火种，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起到了榜样和带头作用，进而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并指导中国劳苦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斗争，取得中国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奋斗的历程，取得的胜利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实践来源。
2.理论基础。抗战时期召开的瓦窑堡、中共七大等会议以及确立的方针政策，形成的思想理论，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党的七大上，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性，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3.现实基础。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就强调：“辽沈、淮海、平津三战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2]这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解放战争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或者即将掌握政权，今后的工作区域和工作方向也将随之发生转变，“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2]，这就要求党为下一步的工作开展提供理论上、行动上的方针政策。
（二）科学内涵
1.政治内涵。主要表现为对当前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执政内容的谋划以及执政能力的警示作用。就国内战争形势来看，对于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区的解放提出采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模式来解决，并对解放军当前乃至今后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做了精辟论述，即“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2]，定义新政府的组织形式为“工农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领导阶级为“无产阶级”，高瞻远瞩地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共产党在今后的自身建设方面也提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以及对于执政能力和工作作风的要求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
2.经济内涵。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有着清晰认识。对于当时的“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客观准确地分析了其优势与不足，也对掌握当时国民经济的主要阶级做了具体划分。同时，对发展经济既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避免盲目地全面拒绝和接受，而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有生意就得做”，“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在经济建设上提倡“苏联的援助”。
3.外交内涵。在外交策略上，构建了从建国初期沿用至今的基本外交体系，提倡用平等的原则开展外交活动，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利，“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2]。同时，鉴于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对于“承认”问题，“不应急于”且“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的态度，体现了党在即将成为执政党之际的清醒头脑和不急于求成的耐力和定力。在外交、外事活动中，始终坚决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为国家意志，“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2]。 三、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
西柏坡精神自诞生以来，其蕴含的“赶考”“两个务必”“两个敢于”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指向标和照明灯塔，是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新时代，发掘和弘扬西柏坡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赶考”精神的当代价值
“赶考”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讲，“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实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3]。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和超越自我的“赶考”史，但“赶考”永远在路上。2013年习近平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4]在新时代，“赶考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新发展格局，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建设，推动“两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不断把“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这些前所未有的创新实践，会面临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这场新时代的“长征路”，尽管没有草地与战火，但是仍需面对“沼泽与险滩”，仍需征服“娄山关”“腊子口”。“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5]。习近平同志常以此诗告诫党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坚定信念、汲取智慧和力量，仍然需要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承继和弘扬赶考精神。”[6]
（二）“两个务必”精神的当代价值
“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要义。70多年前，毛泽东首次对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警醒，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基于党中央高瞻远瞩地预见到革命即将胜利，但“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7]，更是基于“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识”[8]。而事实上，就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党来说，“革命以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9]。70多年来，“两个务必”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赢得新胜利的精神力量和政治保证，已然为百年大党亘古不变的“传家宝”。新时代，要实现民族复兴，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10]，我们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1]的历史周期率，必须结合新的形势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精神。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12]。
打江山不易，巩固江山更不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的血腥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在胜利面前如何使全体党员时刻保持清醒，在全国夺取政权后如何使全体党员经受住“糖衣炮弹”考验，如何使全体党员明白“我是谁”，弄清“为了谁”，弄懂“依靠谁”，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面临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在取得辉煌成就之时，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更要有登高望远、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习近平曾强调：“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着许多“拦路虎”“绊脚石”。在全面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尚未到“功成名就”之时，党仍然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我们还必须有效防范化解政治、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的风险和挑战。
“两个务必”精神是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的概括，反映了共产党人在面临执政考验时深邃的理论承继和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永葆“胜利了的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14]以“我将无我，不负于民”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三）“两个敢于”精神的当代价值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两个敢于”精神的存在，才使得在“大决战”关键时刻，我们党和军队能够敢于“亮剑”。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15]。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党遇到过如此多的困难和障碍，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做出过如此惨烈的牺牲。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中国共产党锤炼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两个敢于”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我们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体现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品质，并深深地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血液中，为建立大而强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些人认为现在可以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些人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没有进取心，政治也很懒惰;有些人为个人考虑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却贪图名利，享乐;有些人习惯于成为“麦克风”或“中转站”“传声筒”，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摇摇头，缺乏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奋斗精神。因此，必须发挥“两个敢于”精神，始终保持“革命进行到底”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西柏坡精神是强党之灵魂、决胜之法宝，经过多年的洗礼，它仍然绽放着时代的光芒。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始终铭记“两个务必”精神，始终做到“两个敢于”，不断升华理想信念，以“赶考”精神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新时代“答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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