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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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至2016年退休,记忆最深的是武汉市5位太婆“退保”改为退休,助推武汉市“五七工”“家属工”参保政策出台的故事。2007年秋,武汉某国企的陈秀英、陈秩英、汪么梅、曾三菊、付久英到武汉市劳动保障局反映她们按照政策参保缴费,到了退休年龄不能领取养老金的问题。
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实行了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后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照此并轨。这个模式的选择和确定过程曲折,我就亲身经历过两次大辩论。辩论一:要不要建立个人账户?1991年国务院决定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肯定了前期各地在筹资端重建社会统筹的经验,但支付端的改革还需要深入探索。
刚过元旦,母亲去医院做心脏起搏器安装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新的起搏器运转良好。除此之外,最让人安心、放心、省心的就属跨省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算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为母亲办理异地就医线上备案后,母亲的外地社保卡就可以在北京的医院直接结算。
在人社部社保中心工作20多年中,我对2003年8月进行的社保统计专项调研印象最深,它推动了全国社保经办系统的数据整理“攻坚战”。1998年“两个确保”工作开展后,统计报表是核定各省财政补助资金的唯一数据来源。在连续几年的财政补助资金下拨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争取更多的补助资金存在统计数据虚报瞒报的问题。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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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大厅是党和政府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是助推社会稳步发展的“稳定器”。在黄河河畔,有一群可敬的社保人,为社保事业辛勤耕耘,奏响社保大厅里的“交响曲”。“叮咚……”随着叫号机提示音的响起,同志们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被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系录取,在大学期间,老师给我们讲《劳保福利》一课,我首次接触到了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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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经历的社会保障工作,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解决“五七工”“家属工”等特殊群体养老保障问题。“家属工”是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为解决用工不足或照顾部分职工家属生活困难,在政府招工计划指标之外自行招用的以职工家属为主的社会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