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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伟大，因为这个漂泊在俄罗斯大地上的不屈的灵魂一辈子没有失去自己的心
2008年8月3日晚，89岁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去世，一颗伟大的心灵开始了永恒的沉思。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离去触动了整个世界。俄罗斯官方给了这位老人最高的评价，总统梅德韦杰夫赞扬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和人道主义者之一”，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称索尔仁尼琴去世是俄罗斯的“重大损失”，一直备受索尔仁尼琴批评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向他致敬。
西方社会也纷纷表示哀悼，虽然索尔仁尼琴在流亡时期和回到俄罗斯后都一直在批评西方的民主。美国总统布什发来唁电表示“悲痛非常”，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唁电赞扬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良心之一”。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索尔仁尼琴在当局眼里是个地道的叛逆。安德罗波夫领导的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一直密切监视着索尔仁尼琴的言行，小至他和同居者斯维特洛娃的生活细节，大至他会见外国记者的详细谈话，克格勃都有及时的报告。
1989年到1990年间，根据当时苏联国家档案委员会领导的指示，总量达105卷的“克格勃”有关索尔仁尼琴档案被付之一炬。这些有关索尔仁尼琴行踪的小报告、密报、形形色色的检举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特工们“辛勤工作”的一部分。
对索尔仁尼琴的“清理”发生在1974年。当年1月7日，俄罗斯大地还覆盖在冰天雪地里，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一个高层领导会议，总书记率先发言：“同志们，根据我们的可靠消息，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和美国出版了他的新小说《古拉格群岛》。还没有人看到这本书，但其基本内容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该怎么对待他。根据法律，我们可以把他投入监狱，他反对苏维埃体系，反对苏维埃的权力。”
后来证明属于前苏联官僚里开明派的安德罗波夫建议将作家驱逐出境。1个月后，勃列日涅夫收到一个简短的备忘录，告知联邦德国准备接纳索尔仁尼琴。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捕，第二天，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羊皮袄被押送上了莫斯科雪里梅耶夫机场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开始20年的流亡生涯。
《古拉格群岛》是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系列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这本140多万字的“大书”写作历时9年，记叙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前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古拉格”就是前苏联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指前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
索尔仁尼琴对前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代专制主义的批评和揭露始于更早的时候。这位北高加索人似乎并不天生就具有挑战权威的反叛精神。如果不是遭遇了一个“莫须有”的政治事件，并亲身体验了“劳改营”生活，他或许会成为国家的一位将军。
1945年2月，正在东普鲁士前线参加对德战争，27岁的苏军大尉索尔仁尼琴突然被捕，原因是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不敬。随后，前苏联内务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但直至1956年才解除流放，1957年，当局宣布他“无犯罪事实”，恢复其名誉。
离开可怕的“劳改营”，他到梁赞市一所中学里任数学老师。在教学的同时，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由于对劳改营生活的亲身感受，他自然就把自己的写作方向定在了描写劳改营生活和揭露斯大林时代的集权主义上。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为肃清斯大林的政治影响，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是索尔仁尼琴第一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小说一发表便轰动了整个国家。此后，前苏联文坛以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为主题的作品大量涌现。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三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但国内政治形势不久就发生了变化，勃列日涅夫上台，加强了对文艺界的秘密审查。1965年3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索尔仁尼琴在前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前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这之后，索尔仁尼琴揭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不允许在国内出版。1968年，这两部小说在西欧发表，引起巨大轰动。1969年，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前苏联官方指责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由于当局的限制，索尔仁尼琴没能到瑞典领奖。当他站在瑞典皇家学院发表自己演讲时，已经是4年后的事情了。
1974年2月，他在联邦德国做短暂停留后，到瑞士旅居了一段时间，1976年，索尔仁尼琴前往美国，定居在佛蒙特。他在这个西方大国一共生活了18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因为寄人篱下而成为西方的工具。他保持独立写作和思考的同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虽然当年美国参议院授予了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在批评给他无上荣誉的西方式民主方面，他仍如当年对斯大林主义批判一样斗志昂扬，并公然抨击西方物质主义和精神空虚。
1978年，索尔仁尼琴受邀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他在演讲中并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普世价值。他拒绝了西方的信仰。他警告道，西方国家将其他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实行民主制度，这是一个错误。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泥潭，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这样的言论让邀请者很尴尬，从此不再敢邀请他来演讲了。
流亡期间，他始终坚信有回到祖国的那一天。1994年5月，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努力下，索尔仁尼琴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涯。他从阿拉斯加飞回祖国，第一站就来到了西伯利亚马加丹——曾经的“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总部，那一刻，他俯身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无比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
经历了多年的流亡和政治迫害，这位老人并没有改变自己所坚守的东西——那就是不被任何权力所俘获。最能说明他这一优秀品质的，还包括他回到俄罗斯后就开始批评叶利钦，他认为叶利钦政权急切草率地推行私有化，结果造成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公开掠夺。此外，他指责叶利钦为了换取地方政权对联邦中央的支持，默许或鼓励分离主义势力抬头，事实上瓦解了俄罗斯国家。他多次在媒体上公开批评俄罗斯政权推行的草率改革有悖道德准则，给俄罗斯社会造成巨大伤害。1998年，索尔仁尼琴出版了新书《崩溃中的俄罗斯》，在书中对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再次大加鞭挞。
在普京上台初期，索尔仁尼琴也一度指责普京对寡头们心慈手软。但随着普京对寡头的打击和对外铁腕外交的展示，索尔仁尼琴一改过去对当政者的批判态度，给予了普京高度评价。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并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奖。在这一点上，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责问他为什么选择妥协：“现在您接受了普京给您的国家奖。他可是克格勃从前的头子啊。”
索尔仁尼琴回答说：“普京不是克格勃侦讯人员，也不是古拉格的劳改营主管。更重要的是，普京用对民族最深的挚爱拯救着动荡中的俄罗斯社会，他成功地制止了部分寡头的恣意妄为、操纵媒体、插手政治。”
其实我们不难理解，批评了一辈子当权者的索尔仁尼琴与普京站到一起，是因为二者共同的“民族主义”理想。普京的铁腕政治风格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不谋而合。
对此，有人也批评他在老年犯了民族沙文主义错误。其实，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流亡，以及对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全面理解，尤其是回国后对于俄罗斯痛苦的现状有了更深解读后，他更深沉地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或许这些并不重要，这位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失去自己的心，他忠诚于心，像一个终生的异教徒一样。
2008年8月3日晚，89岁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去世，一颗伟大的心灵开始了永恒的沉思。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离去触动了整个世界。俄罗斯官方给了这位老人最高的评价，总统梅德韦杰夫赞扬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和人道主义者之一”，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称索尔仁尼琴去世是俄罗斯的“重大损失”，一直备受索尔仁尼琴批评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向他致敬。
西方社会也纷纷表示哀悼，虽然索尔仁尼琴在流亡时期和回到俄罗斯后都一直在批评西方的民主。美国总统布什发来唁电表示“悲痛非常”，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唁电赞扬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良心之一”。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索尔仁尼琴在当局眼里是个地道的叛逆。安德罗波夫领导的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一直密切监视着索尔仁尼琴的言行，小至他和同居者斯维特洛娃的生活细节，大至他会见外国记者的详细谈话，克格勃都有及时的报告。
1989年到1990年间，根据当时苏联国家档案委员会领导的指示，总量达105卷的“克格勃”有关索尔仁尼琴档案被付之一炬。这些有关索尔仁尼琴行踪的小报告、密报、形形色色的检举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特工们“辛勤工作”的一部分。
对索尔仁尼琴的“清理”发生在1974年。当年1月7日，俄罗斯大地还覆盖在冰天雪地里，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一个高层领导会议，总书记率先发言：“同志们，根据我们的可靠消息，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和美国出版了他的新小说《古拉格群岛》。还没有人看到这本书，但其基本内容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该怎么对待他。根据法律，我们可以把他投入监狱，他反对苏维埃体系，反对苏维埃的权力。”
后来证明属于前苏联官僚里开明派的安德罗波夫建议将作家驱逐出境。1个月后，勃列日涅夫收到一个简短的备忘录，告知联邦德国准备接纳索尔仁尼琴。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捕，第二天，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羊皮袄被押送上了莫斯科雪里梅耶夫机场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开始20年的流亡生涯。
《古拉格群岛》是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系列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这本140多万字的“大书”写作历时9年，记叙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前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古拉格”就是前苏联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指前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
索尔仁尼琴对前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代专制主义的批评和揭露始于更早的时候。这位北高加索人似乎并不天生就具有挑战权威的反叛精神。如果不是遭遇了一个“莫须有”的政治事件，并亲身体验了“劳改营”生活，他或许会成为国家的一位将军。
1945年2月，正在东普鲁士前线参加对德战争，27岁的苏军大尉索尔仁尼琴突然被捕，原因是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不敬。随后，前苏联内务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但直至1956年才解除流放，1957年，当局宣布他“无犯罪事实”，恢复其名誉。
离开可怕的“劳改营”，他到梁赞市一所中学里任数学老师。在教学的同时，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由于对劳改营生活的亲身感受，他自然就把自己的写作方向定在了描写劳改营生活和揭露斯大林时代的集权主义上。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为肃清斯大林的政治影响，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是索尔仁尼琴第一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小说一发表便轰动了整个国家。此后，前苏联文坛以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为主题的作品大量涌现。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三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但国内政治形势不久就发生了变化，勃列日涅夫上台，加强了对文艺界的秘密审查。1965年3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索尔仁尼琴在前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前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这之后，索尔仁尼琴揭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不允许在国内出版。1968年，这两部小说在西欧发表，引起巨大轰动。1969年，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前苏联官方指责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由于当局的限制，索尔仁尼琴没能到瑞典领奖。当他站在瑞典皇家学院发表自己演讲时，已经是4年后的事情了。
1974年2月，他在联邦德国做短暂停留后，到瑞士旅居了一段时间，1976年，索尔仁尼琴前往美国，定居在佛蒙特。他在这个西方大国一共生活了18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因为寄人篱下而成为西方的工具。他保持独立写作和思考的同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虽然当年美国参议院授予了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在批评给他无上荣誉的西方式民主方面，他仍如当年对斯大林主义批判一样斗志昂扬，并公然抨击西方物质主义和精神空虚。
1978年，索尔仁尼琴受邀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他在演讲中并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普世价值。他拒绝了西方的信仰。他警告道，西方国家将其他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实行民主制度，这是一个错误。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泥潭，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这样的言论让邀请者很尴尬，从此不再敢邀请他来演讲了。
流亡期间，他始终坚信有回到祖国的那一天。1994年5月，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努力下，索尔仁尼琴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涯。他从阿拉斯加飞回祖国，第一站就来到了西伯利亚马加丹——曾经的“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总部，那一刻，他俯身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无比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
经历了多年的流亡和政治迫害，这位老人并没有改变自己所坚守的东西——那就是不被任何权力所俘获。最能说明他这一优秀品质的，还包括他回到俄罗斯后就开始批评叶利钦，他认为叶利钦政权急切草率地推行私有化，结果造成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公开掠夺。此外，他指责叶利钦为了换取地方政权对联邦中央的支持，默许或鼓励分离主义势力抬头，事实上瓦解了俄罗斯国家。他多次在媒体上公开批评俄罗斯政权推行的草率改革有悖道德准则，给俄罗斯社会造成巨大伤害。1998年，索尔仁尼琴出版了新书《崩溃中的俄罗斯》，在书中对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再次大加鞭挞。
在普京上台初期，索尔仁尼琴也一度指责普京对寡头们心慈手软。但随着普京对寡头的打击和对外铁腕外交的展示，索尔仁尼琴一改过去对当政者的批判态度，给予了普京高度评价。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并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奖。在这一点上，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责问他为什么选择妥协：“现在您接受了普京给您的国家奖。他可是克格勃从前的头子啊。”
索尔仁尼琴回答说：“普京不是克格勃侦讯人员，也不是古拉格的劳改营主管。更重要的是，普京用对民族最深的挚爱拯救着动荡中的俄罗斯社会，他成功地制止了部分寡头的恣意妄为、操纵媒体、插手政治。”
其实我们不难理解，批评了一辈子当权者的索尔仁尼琴与普京站到一起，是因为二者共同的“民族主义”理想。普京的铁腕政治风格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不谋而合。
对此，有人也批评他在老年犯了民族沙文主义错误。其实，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流亡，以及对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全面理解，尤其是回国后对于俄罗斯痛苦的现状有了更深解读后，他更深沉地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或许这些并不重要，这位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失去自己的心，他忠诚于心，像一个终生的异教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