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料说，在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顾维钧有一个即席发言，从根本上改变了会议走势，并引发了后来一系列大事变。
　　顾维钧说，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顾维钧的神来之笔道出了孔子、儒家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孔子与耶稣相对待，作为圣地，山东与耶路撒冷具有同等意义。这个判断，最简洁地说出了拙著《中国儒学三千年》的写作旨趣。孔子、儒家，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与生命相关联，是中国文明的根，其意义，其表征，就像耶稣、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灵深处那样，是一体，而不是依附，不是外在。

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

　　从历史学的视角说，孔子并不是儒学的最初创造者。儒和儒学的发生，都在孔子之前很长时间。孔子只是儒家典籍的整理者，儒家思想体系化的创建者。“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道。”因为儒家经典经过圣人手订删减，因而后世儒生一般不会质疑。这从现代学术立场看也有问题。
　　儒的发生大约在殷周之际。在那个天崩地解的大变动时代，官学解体，学术重心下移，渐渐转移至民间。儒的前身大约就是负责礼仪典章的文化管理者，原本依附于殷商王朝的体制，然而殷商王朝成为历史陈迹，殷遗民也因周王朝新兴统治者安排，离开故都，迁往宋国，集中居住，便于管理。旧贵族的文化传统养成不易，去掉更难。这批殷遗民在宋国自得其乐，传承着自己的文明。
　　在漫长的“先周时期”，周人的祖先也在传承着、创造着自己的文明，因而当周人获得全国政权取代殷人时，他们并不是只顾庆贺、狂欢，而是具有更深层的忧患意识。他们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此强大的殷商王朝为什么不堪一击，周王朝如何才能避免殷商王朝的覆辙？
　　思索的结果，我们看到中国历史至此出现了第一次大的转折。用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的研究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宗法社会体系由此建立起来，其要点有：立子以嫡的嫡长子继承制，比较稳妥地给出一个政治权力传承、经济财富继承的基本规则;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又衍生出一系列宗法社会规则，诸如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直至以个人为同心圆的五服制度;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这些制度不仅结束了此前中国社会不伦、无序、混乱，而且确实建构了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周王朝新兴统治者确实有大格局，有长远的考量，特别是周文王姬昌遵从周人祖先教诲，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为周王朝网罗了一大批有用之才。而他的第四子周公旦更是任劳任怨，竭尽全力协助幼主执政，既让周王朝度过建政初年的困难时期，更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构建了一套文明制度。周公之所以被誉为儒家功臣，孔子之所以时常梦见周公，其实都应该从制度层面给予解读。
　　周公主持构建的礼乐制度，主要凭借的还是那些迁徙至宋国的殷遗民。这些遗民拥有丰厚的知识。新朝统治者的礼遇，让他们有了一个传承文明的机会，儒家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产生。

“周秦之变”

　　据太史公《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先人就是迁徙于宋国的殷遗民，属于殷商贵族，拥有知识、教养，深研历来的礼乐制度。
　　从周初至周末，经过800年发展，政治架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诸多方面都获得了极大提升。特别是周王朝政治架构上的双层体制，既有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一个联邦要素，又有每一个诸侯国以诸侯为中心的地方自治。各个诸侯国的体制、运作方式绝无完全相同者，它们之间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相互激励。周天子、周王朝是正义的化身，率有道伐无道，因而各个诸侯国不论国力强弱，在很多时候仍愿意与周天子一起，站在正义一边。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周天子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双层政治架构既维持了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一起去应对新的意外，又让各个诸侯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與特色。
　　然而，周朝的这种体制发展到中途，也遇到了新的问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周王室逐渐式微，诸侯们弱肉强食，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诸侯国，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实就是这些诸侯国在丛林规则中胜出，征服、吸纳、合并了周边一些小的诸侯国。假如周王室仍然能维持一个相对强有力的系统，几大诸侯的政治格局也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毕竟许多事情超出了一个小的诸侯国范围，需要更多诸侯国的联合，诸如治水。可惜的是，到了战国晚期，秦帝国异军突起，以武力征服东方诸国，一统天下，进而废除了具有象征联邦意义的周天子，自为皇帝。
　　秦帝国的统一，对于后世中国确实具有许多意义，但秦帝国以单一架构取代先前的双层架构，完全废除了诸侯国的自治权，天下一统，以郡县替封建，对全国实行垂直管理。一统帝国建立了，相应的问题其实历2000年而并未获得真正解决。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如何协调，地方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保持自己的个性，其实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出路。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殷周之变之后发生的第二次大变动，许多历史学家称之为“周秦之变”。

儒家学术与西洋文明相遇

　　殷周之变产生了儒家，周秦之变遏制了儒家。在周秦之变争论最剧烈的时候，力主维持双层政治架构的仍是那些儒家学者，只是秦王朝的统治者没有接受这些儒者的建议，坚定不移地废封建行郡县，甚至焚书坑儒。这是儒学史上最惨烈的一幕，被坑的儒人数不算多，但焚书确实是对文明的摧残，给后来的儒学发展，甚至儒家学术史留下来许多持续争论的问题，后来的所谓“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尤其是清代学术的内在理路，其实都与秦王朝的坑焚之虐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因果关联。
　　我在《中国儒学三千年》中解释了，焚书坑儒的实际结果与动议者、批准者、执行者的愿望完全相反。坑焚之虐反而提升了儒家的地位，推动了儒家典籍更大范围的流行，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学甚至被提升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儒术独尊，一家独大，而且这一坐就是2000年，直至20世纪，儒学的地位才受到冲击。 　　晚近儒学受到冲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变局，即继“殷周之变”“周秦之变”之后中西文明对流引发的大变局。这个变局至今并没有结束。
　　中西文明对流引发对传统价值的再思考，其实是晚近的事情。在中西文明对流之初，中西双方对对方都抱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中国儒学三千年》专门讲述了明清之际那两个世纪中西文明的情形，不论是最早的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王徵，还是稍后的汤若望、南怀仁、梅文鼎、方以智，他们似乎都没有佛教东来之初儒佛之间那样的相互敌视，中国的儒家学者谨记圣人“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对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西哲带来的西洋文明抱着一种急切的学习态度，他们发誓要与西儒合作，用20年时间，将西儒带来的6000部西洋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就像《几何原本》那样。果如此，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生产方式必将为之改变，或许将与西方逐渐同步。同理，西儒也从中国文明中获得了很多过去不曾知道的东方文明，并将之译介回他们的母国。
　　换言之，儒家学术与西洋文明相遇时，并没有感到尴尬，感到事事不如人。但中西文明后来发生问题也是事实。大约三个世纪后，也就是18世纪中期之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给全世界注入新的动力，遥远的东方也被这场工业革命所波及。用后来从事农村建设的专家梁漱溟的话说，引进吸收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的中国，工业文明的好处不妨应有尽有，中国固有的农业文明也会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调整自身。
　　理解这个道理现在当然不是问题，充分工业化的西方反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而继续保有农业文明生产手段的中国反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18世纪、19世纪，甚至20世纪很长时间，人们并不清楚这些道理，因而当中国的工业化缓慢不前，中國不断受制于先发国家的丛林规则，处处吃亏时，一些思想者如陈独秀、吴虞等将中国不前不进的责任推向理念，以为儒家伦理、孔孟之道必须承担中国落后的原罪。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正像贺麟后来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所说，陈独秀等人对儒家、孔子的责难，不仅没有将孔子、儒家打倒，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孔子和儒学的意义。“后五四时代”新儒学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五四新文化极端反传统的反拨。这个思潮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世纪末再度掀起的国学热、儒学热，以及对孔子地位不断重新认同，“孔子学院”也已遍布全球。这些历史细节，书中尽量都予以描述与解释。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学就是一个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的意义，即便儒学不是宗教，但对中国人而言，确实具有准宗教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编辑：臧博）